郭子英

（苏州大学 社会学院，江苏 苏州 215123）

自周王室东迁雒邑以后，周天子的威严一落千丈，对诸侯的控制能力逐渐衰弱，西周时期相对稳定的向心发展局面逐步瓦解，社会环境的宽松使得各诸侯国竞相发展自己的实力，弱者以图自保，强者以图称霸天下。

齐国迅速扩张国土，大力发展国力，经过僖公小霸之后，终成就了齐桓公的春秋首霸。而纪国作为齐国扩张过程中第一个被灭掉的诸侯国，对于我们探讨春秋早期各诸侯国之间的复杂关系，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以纪国为切入点，通过探讨纪国灭亡的过程以及齐灭纪的真实原因来理清齐、纪、鲁三国间的复杂关系。

一、齐、纪世仇

纪国是位于齐国东部的一个姜姓古国，周天子重封后成为周的异姓诸侯国之一。“纪国，在东莞剧县。”[1]18剧县在今潍坊寿光附近。齐、纪两国疆界相邻，不可避免地会发生冲突，据《史记•齐太公世家》记载：“哀公时，纪侯谮之周，周烹哀公而立其弟静，是为胡公。”[2]1481由此引发了齐、纪世仇。至于纪侯为何要谮哀公，司马贞在《史记索引》中引宋忠的话解释为哀公“荒淫田游”，由于资料匮乏，对这件事的细节暂时无法作进一步考证，但哀公被杀，确实对齐国造成了很大的影响，给齐国带来了长时间的混乱。哀公死后，周天子立胡公为君，“哀公之同母少弟山怨胡公，乃与其党率营丘人袭攻杀胡公而自立，是为献公。”[2]1482献公、武公在位期间，齐国国内安稳了数十年，直至齐厉公即位后，“厉公暴虐，故胡公子复入齐，齐人欲立之，乃与攻杀厉公。胡公子亦战死。齐人乃立厉公子赤为君，是为文公，而诛杀厉公者七十人。”[2]1482至此，哀公之死导致的齐国内乱终告结束，虽然内乱与纪侯没有直接的关系，但确是因他谮哀公而起。这也为后来的齐襄公灭纪提供了一个合理的借口。

而关于后来发生的襄公灭纪的真实原因，古往今来看法不一。对于史书记载的“纪侯大去其国”[1]177，《公羊传》解释为：“大去者何？灭也。孰灭之？齐灭之。曷为不言齐灭之？为襄公讳也。《春秋》为贤者讳。何贤乎襄公？复仇也。何仇尔？远祖也。哀公烹乎周，纪侯谮之，以襄公之为于此焉者，事祖祢之心尽矣。尽者何？襄公将复仇乎纪，卜之曰：‘师丧分焉。’‘寡人死之，不为不吉也。’远祖者，几世乎？九世矣。九世犹可以复仇乎？虽百世可也。”[3]2226《公羊传》明确将灭纪归结为齐襄公为报世仇的正义之举，而对于《公羊传》所推崇的复仇论，清人高士奇早已提出了质疑，他认为：“哀公荒淫无道者也，其烹于周必有故。纪侯之谮，其果否亦不必辨。但哀公死而立其弟胡公，哀公之少弟山复杀胡公而自立。自哀公至襄公凡十世，而哀公乃其远伯祖也，于不共戴天之义似亦少杀。且襄公鸟兽其行，败伦伤化，忍心害理，彼又岂知有祖宗之雠者，不过假报复之名，以利其土地耳。”[4]173高士奇通过对齐哀公、襄公的品行分析，驳斥了《公羊传》的复仇论，指出襄公灭纪的真正原因在于扩张土地，发展齐国的国力，复仇一说仅是为出兵找的借口。关于齐襄公的品行，《左传》中也曾提到：“初，襄公立，无常。”杨伯峻先生谓襄公“言行无准则，使人莫知所措。”[1]191相较于《公羊传》所推崇的复仇论，笔者也更倾向于高士奇的观点，笔者认为，除了高士奇业已提到的这几点，还有以下原因可对襄公灭纪起到解释作用。

其一，从地缘角度来看，位于齐的北方是山戎（即北戎），齐僖公时期“北戎伐齐，齐使乞师于郑。郑大子忽帅师救齐”[1]123。这表明当时山戎的实力十分强大，齐国根本无力主动北伐扩张国土。齐的南（西南）方是鲁国，春秋初年的鲁国国力与齐国尚在伯仲之间，齐国自然不敢贸然进攻。从地缘角度来看，齐国扩张的突破口只能是在东方，而且齐国的东方只有纪、杞等小国，非常适合齐国进行扩张。如果齐国能够吞并纪国，其疆域便可直达渤海沿岸，这样齐国就有了十分稳固的大后方，可为其进一步称霸中原提供稳定的基础。

其二，近年来鲁北地区的考古资料表明，齐国吞并纪国当与纪国占有丰富的海盐资源有重要关系。在今山东寿光以北地区，考古工作者发现了多个商周时期的制盐业遗址，如大荒北央遗址[5]、郭井子遗址[6]等。从地理位置上来看，这些遗址大多位于今寿光以北40公里之内，寿光地区在古纪国的中心位置附近，而寿光以北地区也没有其他的诸侯国，当时渤海沿岸的制盐业当多为纪国所控制。齐国自立国始便重视海盐业：“太公至国，修政，因其俗，简其礼，通工商之业，便渔盐之利，而人民多归齐，齐为大国。”[2]1480但由于春秋初年齐国疆域距离渤海沿岸较远，其制盐的规模必然不会很大。加之当时很难在制盐技术上进行重大突破，而齐国想要扩大盐场的规模，必须吞并盐场资源丰富的纪国。只有如此，齐国才能独占渤海沿岸的盐场资源，为齐国的进一步对外扩张提供殷实的经济基础。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襄公灭纪更多是出于现实的原因，世仇不过是其出兵的一个借口。

二、纪、鲁联合

纪国与齐国相邻，一直为齐国所觊觎，而纪国自身的国力不足以抗衡齐国，想要保住国家必然要寻求外力的帮助。在山东半岛有能力为纪国提供庇护的只有鲁国，纪国自然要把外交重心放在联合鲁国上。纪国先是积极地与鲁国联姻，“九月，纪裂繻来逆女”，“冬十月，伯姬归于纪”[1]22。和鲁国联姻后纪国还是不放心，又积极地和周边国家结盟。“纪子帛、莒子盟于密。”[1]22纪国一系列的对外活动很是成功，但这样就真的足以自保了吗？

齐国吞并纪国本就是多年以来的梦想，再加上纪国频繁的外交活动，彻底惹恼了齐僖公。在桓公五年（前707）的时候，齐僖公终于忍不住想试探一下纪国的实力，“夏，齐侯、郑伯朝于纪，欲以袭之”[1]112。齐国、郑国都是当时的大国，正常来说怎么会联合起来去会见一个小国呢？显然是有阴谋在里面的。对此杨伯峻先生说：“齐、郑大国，齐僖、郑庄且当时雄主。纪，小国耳，竟联袂来朝，其别有用心可以知之。”[1]112

对于齐国的别有用心，纪国也是心知肚明的，便急忙去寻找鲁国的帮助。至于鲁国为何愿意帮助纪国，笔者认为应有以下几点：

首先，虽然春秋初年业已出现礼崩乐坏的局面，但鲁国作为周公的封国，是姬姓“宗邦”，诸侯“望国”，当时尚保留了较多的礼乐传统，深谙“亲亲”之道的鲁国，对于姻亲的求助自然不能置若罔闻。同时，这也是鲁国作为诸侯“望国”应有的表率之举。

其次，春秋初年的鲁国，国力和齐国尚不相上下。童书业先生曾说：“春秋初年，鲁只一败于齐，而四败宋、两败齐、一败卫和燕。直至齐桓称霸前夕，鲁之国势尚甚强，不亚于齐。”[7]这证明春秋前期的鲁国国力与齐国相较确在伯仲之间，这是鲁国能够帮助纪国的重要原因。

最后，鲁国帮助纪国有自己的战略目的。春秋初期，无论鲁国多么重视礼乐传统，都无可避免地要为了自己的国力发展而走上开疆扩土的道路。早在隐公二年（前721）就已发生了“无骇帅师入极”[1]22，一事，桓公时期又多次发生对周边小国的征伐之事，如“九月，入杞”[1]91，“杞侯归，乃谋伐之”[1]97，“秋，伐邾”[1]130。鲁国帮助纪国可以有效地牵制齐国的扩张。

出于以上几点考虑，鲁桓公对纪侯的求助欣然应允，纪、鲁联合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保护了纪国，也在一定程度上牵制了齐国的扩张。

三、齐、鲁冲突

纪、鲁联合使得齐、纪两国之间的矛盾转化成了齐、鲁两国之间的冲突，由此展开了齐、鲁两国之间对纪国的长期争夺。在春秋初年，齐、鲁两国的关系就时好时坏。杜注云：“春秋前，鲁与齐不平。”[1]53由此可见齐、鲁之间关系并不融洽，但是在鲁隐公即位以后，郑庄公的小霸之势使得齐、鲁双方关系开始改善，并逐步形成了齐、鲁、郑三国同盟的局面。

齐、郑本就有旧好，又在隐公三年（前720）“冬十有二月，齐侯、郑伯盟于石门”[1]27。三国同盟形成的关键在于鲁国如何处理与齐国、郑国的关系。隐公即位以后，因为曾战败为郑所俘而恶郑，在外交上便更加倾向于郑之敌国宋国，经常同宋国一起进攻郑国，“翚帅师会宋公、陈侯、蔡人、卫人伐郑”[1]38，此时的郑、鲁关系处于敌对状态。隐公五年（前718），郑国进攻宋国，宋使求救于鲁国，由于宋使欺瞒战况，知道真相的鲁隐公“……怒，乃止”[1]50。鲁宋同盟由此开始破裂，郑国抓住机会及时拉拢鲁国，“六年春，郑人来渝平，更成也”[1]52。同年，齐、鲁关系也走向缓和，“夏，盟于艾，始平于齐也”[1]53。次年，“齐侯使夷仲年来聘，结艾之盟也”[1]58。再加上“郑伯请释泰山之祀而祀周公，以泰山之祊易许田”[1]62，三国关系逐步进入升温期，直到“十年春王正月，公会齐侯、郑伯于中丘。癸丑，盟于邓，为师期”[1]73。由此，齐、鲁、郑三国同盟正式形成。

由于郑庄公最先展现出小霸之势，三国同盟基本以郑国为核心，主要目的也是讨伐宋、卫两国，“夏五月，羽父先会齐侯、郑伯伐宋”[1]73。次年“秋七月，公会齐侯、郑伯伐许……许庄公奔卫”[1]79。此时同盟关系展现出十分牢固的状态，进入了三国同盟的蜜月期。即使鲁国出现了小规模的内乱，也并没有影响到同盟国之间的亲密关系。在鲁桓公即位的第二年，“三月，公会齐侯、陈侯、郑伯于稷，以成宋乱”[1]90。次年，“秋，公子翚如齐逆女。修先君之好”[1]106，齐、鲁两国结为姻亲之国后，由于双方有共同的敌人，关系始终较为平和，后来因双方国力的发展，摩擦逐渐产生，而加剧双方矛盾的关键正是纪国。

纪国为了能够自保，除了不断加强同鲁国的联系，还寄希望于能够凭借周天子的威严来迫使齐国放弃吞并自己的想法。于是纪侯在桓公六年（前706），两次前往鲁国朝见桓公，希望鲁国能够帮自己去寻求周天子的帮助。“冬，纪侯来朝，请王命以求成于齐。公告不能。”[1]108据《左传》记载，隐公、桓公都未曾朝拜过周天子。隐公时期郑、鲁之间的一次田地交换，更是能说明此时的周、鲁关系。“郑伯请释泰山之祀而祀周公，以泰山之祊易许田。”[1]58鲁国把王畿之内朝拜周天子所用的土地都换给了郑国，可以得知当时周、鲁之间已经很少往来了。

虽然桓公对纪侯所请“告不能”，但最终纪国还是和周王室结上了姻亲关系。“祭公来，遂逆王后于纪，礼也。”[1]127对于鲁国一次次帮助纪国，齐国自然不能置若罔闻。桓公十年（前702），齐国便参与了一次针对鲁国的进攻。《左传》记载：“冬，齐、卫、郑来战于郎，我有辞也。”《左传》紧接着对“有辞”进行了解释：“初，北戎病齐，诸侯救之，郑公子忽有攻焉。齐人饩诸侯，使鲁次之。鲁以周班后郑。郑人怒，请师于齐。齐人以卫师助之，故不称侵伐。”[1]139鲁人坚持以王爵来排列各国顺序而惹恼了郑国。当时的郑国正处于庄公小霸的时期，自然不能轻易地咽下这口气，由此便拉上齐国一同侵鲁。次年齐、郑关系进一步亲密，“十有一年春正月，齐人，卫人、郑人盟于恶曹”[1]139。形势对鲁、纪两国来说十分不利。而郑庄公的去世，使得齐、鲁、郑三国同盟彻底瓦解，由此便开始了齐、鲁两国间直接的冲突。

郑庄公去世以后，郑国发生了长期的君位争夺战，在平定郑国内乱的过程中，各国关系经历了全新的组合，鲁桓公在外交上大有作为。桓公十二年（前700）“公会杞侯、莒子盟于曲池”，“秋七月丁亥，公会宋公、燕人盟于榖丘”，“丙戌，公会郑伯，盟于武父”。[1]144次年，齐、鲁之间便爆发了直接冲突，“十有三年春二月，公会纪侯、郑伯。己巳，及齐侯、宋公、卫侯、燕人战。齐师、宋师、卫师、燕师败绩”[1]147。这次战争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齐、鲁两国间对于纪国的争夺当是原因之一，并且作为当事国的纪国也参与了这次战争。齐国的战败使其不得不正视鲁、纪联盟的实力，使得齐国无法在短时间内吞并纪国。在此之后，虽然齐、鲁之间矛盾很多，但谁也不敢贸然发起战争，于是双方的关系再次趋向缓和。

齐僖公的去世给齐、鲁之间关系转变带来了新的机遇，刚刚即位的齐襄公对鲁国展现出了和平友好的一面。鲁庄公也抓住机会在外交上积极拉拢齐国，“公会齐侯于艾”[1]153。鲁桓公还希望能够作为中间人调和齐、纪之间的长期矛盾，“十七年春，盟于黄，平齐、纪”[1]161。然而，此时齐、纪之间的关系早已不是一次盟会所能调和的，齐、鲁之间的关系也远没有齐、鲁、郑三国同盟时期稳定，盟会同年齐、鲁便再次发生疆域冲突，“夏，及齐师战于奚，疆事也”[1]161。

即使齐、鲁之间因为疆事发生冲突的次年，鲁桓公就带着夫人文姜亲赴齐地会见齐襄公，“十有八年春王正月，公会齐侯于濼。公与夫人姜氏遂如齐”[1]163。按照礼乐传统来说，国君出行夫人是不能与之同行的，因此在鲁桓公出行之前，鲁大夫申缛曾极力劝阻桓公：“女有家，男有室，无相渎也。谓之有礼。易此，必败。”[1]164在齐襄公私通文姜之事为鲁桓公所知后，桓公怒斥文姜，文姜将此事告知了齐襄公，襄公在一次与鲁桓公聚会之后，“使公子彭生乘公，公薨于车”[1]165。此事让我们再次看清了齐襄公的人品，不仅私通自己的妹妹，还为了一己之欲而暗害一国之君，也佐证了灭纪决不是为了复世仇这一观点。《诗经》中的《南山》《敝笱》《载驱》等篇也嘲讽了此事，序云：“《南山》，刺襄公也。鸟兽之行，淫乎其妹。大夫遇是恶，作诗而去之。”[3]352

桓公之死的草草了事，让我们看到了此时期的鲁国国力已大不如齐国，早已没有了兴兵问罪的实力，这也预兆着鲁国无法继续充当纪国的保护伞，襄公灭纪，指日可待。

四、襄公灭纪

庄公即位时鲁国国力已不及齐国，再加上庄公为文姜之子，与齐国是甥舅之国，此时襄公所顾虑的便只有纪国与周王室的姻亲关系了。为了能够顺利实现灭纪的目标，齐国也同纪国一样，努力拉拢周王室，在庄公元年（前693）迎娶了王姬，作为主婚的仍然是鲁国。同年冬天，齐襄公便按捺不住侵伐纪国，“齐师迁纪郱、鄑、郚”[1]171。在齐国的强大压力之下，庄公三年（前691）“秋，纪季以酅入于齐，纪于是乎始判。”杨伯峻先生注解到：“判，分也。纪分为二，纪侯居纪，纪季以酅入齐而为附庸国。”[1]175

直到此时，鲁庄公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同年“冬，公次于滑，将会郑伯，谋纪故也。郑伯辞以难”[1]176。庄公本想联合郑国一同援救纪国，然而此时郑国内部不稳，无力与强齐为敌。没有得到郑国援助的鲁国，无法独自对抗强齐，再加上纪伯姬的去世，使得纪鲁之间的姻亲关系也终结了，鲁庄公彻底地放弃了援救纪国。自此，纪国失去了所有的保护伞，纪国无力独自对抗强齐，庄公四年（前690），“纪侯不能下齐，以与纪季。夏，纪侯大去其国，违齐难也”[1]179。至此，齐襄公终于实现了灭纪的目标，同时结束了齐、鲁之间长达几十年的对于纪国的争夺。

虽然“春秋无义战”[8]，但长期的分裂割据势必会影响到社会的发展。襄公灭纪之后不仅扩张了领土，还占有了纪国的渔盐之利，为后来齐桓公称霸提供了殷实的物质基础。从另一方面来讲，襄公灭纪推动了胶东半岛同山东腹地的一体化进程，密切了彼此之间的交流联系，为山东地区的经济文化发展提供了便利条件。

纪国被灭的主要原因在于齐、纪之间实力差距太大，纪侯本身并没有值得诟病的地方，因此学者们大都对纪侯给予了很高的评价。高士奇对于纪侯十分同情，他认为：“纪侯之所以去，而季之苟延血食与酅，亦不得已之权也。然其情实可悲矣。”[4]173高闶也认为纪侯已经拼尽全力抵抗齐国：“以纪之微而捍齐之强者十有七年，亦纪侯忧畏咨谋之攻也与？”[9]2483顾栋高评价纪侯道：“春秋诸亡国之中，惟纪侯无所失道……既得延宗社之祀，又不苦战以残民命，此与太王之去邠何异。”[9]2487

而对于鲁庄公面对襄公灭纪的不作为，学者们的评价就没有那么好了。高士奇认为：“纪、鲁世为婚姻，又共歃盟，不能救纪，何望于郑？……鲁即能为缨冠之救，何益成败？”[4]173顾栋高在《春秋大事表•春秋宾礼表上》中也引家铉翁之说：“夏会于郕，冬又来朝，纪之求鲁至矣，卒不能有益。《春秋》责鲁坐受邻国之朝，莫之或拯也。”[9]1566高士奇、顾栋高等人的观点是有一定道理的，鲁国作为纪国的亲戚之国，确实没有担负起尽力保护纪国的责任。但是我们也不能一味苛责鲁庄公，毕竟此时的鲁国在国力上确实已经不如齐国强大，再加上没有得到郑国的援助，鲁庄公作为一国之主必须要顾全本国利益，因此庄公对于援助纪国之事可以说是有心无力了。

五、齐强鲁弱

西周初年，“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3]463。此时，作为姬姓“宗邦”、诸侯“望国”的鲁国极具政治优势，对周边国家影响力颇大，是王权的典型代表。自平王东迁，周王室地位渐趋衰落，作为周王室卵翼之国的鲁国自然深受牵连，襄公灭纪时，鲁国的无可奈何显著地反映出了其影响力的下降。

王权没落使得诸侯争霸得以成为时代潮流，齐桓霸业进一步加大了齐、鲁两国间的力量差距。齐国成为诸侯霸主之后，鲁国逐渐失去诸侯大国的政治地位，鲁国的宗主特权让位于齐国的诸侯霸权，逐渐沦为齐国的附属国，齐强鲁弱的局面就此确定。

纵观整个春秋早期，齐、鲁两国间冲突与调和并存，整体上是由和到战再到和，由于两国间直接性战事较少，加之彼此频繁的交往和复杂的利益关系，齐、鲁两国间的争霸并未以一方的陨落而告终，而是以鲁国屈服于齐桓霸业而结束。

春秋早期齐、鲁两国关系不仅是当时列国间最为重要的双边关系，而且也代表了异姓诸侯国与姬姓诸侯国之间的关系，反映出在春秋时期影响各国关系的主要因素早已不是西周时期的宗法分封与血缘关系，国家的实力和利益变成了影响双边关系最为重要的因素。代表王权的鲁国逐渐让位于代表霸权的齐国，这不仅表明齐、鲁之间关系的转变，更体现了周王室地位的日趋衰落，预兆着“礼乐征伐自诸侯出”[3]2521的春秋霸权时代的来临。齐桓霸业，使王权屈从于霸权，在意识形态上有力地冲击了人们的天命观念和宗法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