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志梅

（天津师范大学 文学院，天津 300387）

有清一代，文坛总体倾向于追求、讲究雅正，不但诗、词、文等雅文学领域如此，就是小说、戏曲等向来被目为小道的通俗文学也纷纷赶潮流，向着文人学士的书斋迈近，出现了文人从事俗文学创作的高潮，并产生了一些巅峰之作，如大家耳熟能详的《长生殿》《桃花扇》《儒林外史》《红楼梦》等。影响所及，与广大民众的文化生活联系最密切的说唱文学之一—弹词，也在悄悄地“雅化”着。在清代，坊本弹词的流行正值书场弹词方兴未艾之际。因此，我们在考察清代弹词雅化的过程时，不能不强调其显著的商业性特征，即清代的弹词是由一种融娱乐、文学、商业等特性于一身的书场文学，逐渐雅化至文人学士们所喜爱的案头文学的。考虑到弹词的消费特点，按照其消费方式的不同，我们将清代弹词大体分为三类：说唱艺人在书场里演唱的底本（大部分是讲唱过录本）、书坊主面向读者整理出版的坊本、文人创作自娱娱人的文本（多是手抄本）。由于消费群体的要求不同，决定了这三类弹词的“生产者”的兴趣点不同，从而形成了清代弹词风貌中判然有别的书场气、书坊气、书斋气。当然，这三类弹词间或也有交叉，从而使它们之间有了某些联系，但总的来说是各自独立的，每一类都有着自己清晰的发展线索，随着它们各自的发展趋势及相互消长的态势，清代弹词完成了由书场曲艺渐变为案头文学的雅化历程。在这个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弹词的“出身”地—书场、书坊、书斋—对各类弹词不同风貌的形成起了决定作用。笔者对书场弹词和书斋弹词已经另文论述①参见拙作：《清代书场弹词之基本特征及其衰落原因》，《齐鲁学刊》2003年第5期，第80—84页；《论清代“书斋”弹词之理性特征及其生成原因》，《明清小说研究》2007年第2期，第204—215页。，这里只就清代坊本弹词雅化的三个特征作一简单论述。

一、以抢占市场为目的的题材雅化

清代初年，经过一段时间的恢复，一些城市及乡镇日益繁荣起来。到乾隆时期，扬州、苏州、南京、杭州等都已发展成为具有相当规模的工商业城市。扬州“四方豪商大贾，鳞集麇至。乔寄户居者，不下数十万”（《乾隆淮安府志》卷十三《盐法》）①转引自拙著：《清代弹词研究》，齐鲁书社2008年版，第26页。。苏州也已经是“郡城之户，十万烟火”，“四方往来千万里之商贾，骈肩辐辏”（《皇朝经世文编》卷三十三，沈寓：《治苏》）②同①。的商业都市。而南京在雍正年间就已是“五方杂处，街市宽阔，巷道四通八达”，每到夜间，秦淮河上“客船游船，往来不断”，“一更二更，街市灯火不断，正买卖吃食之时”（《雍正朱批谕旨》第十二函第六册《雍正七年三月，江南安徽布政使噶尔泰奏》）；③同①。又据甘熙《白下琐言》卷二载，乾隆年间，利涉、武定两桥之间“茶寮酒肆，东西林立”；书坊在状元境“比屋而居者有二十余家”，都是江西人所开，“虽通行坊本，然琳琅满架，亦殊可观”。④同①。此外，江浙地区的乡镇的经济也很快恢复发展起来，“居民日增，货物并集，亦颇繁盛”（《乾隆震泽县志》卷四《镇市村》）⑤同①。，成为联系城市与农村的纽带。

城镇经济的繁荣、市民的富裕和有闲阶层的聚集，大大刺激了消闲文化的发展，茶寮酒肆、集市码头都是弹词艺人经常出没的地方，甚至文人、富豪之家的宴会都要召集艺人弹唱。乾隆年间，“杭州宴会，俗尚盲女弹词”[1]。《红楼梦》第五十四回中，元宵节家宴后请了两个女先儿唱弹词[2]，就是这个风俗在小说里的反映。由于娱乐市场的大量需求，清初一些书坊（多是民间书坊）看到有利可图，遂大量刻印弹词书目。苏州、杭州、南京、北京等地的书坊主甚至自己改编旧本，或为弹词唱本作序，在封面标明“新刊”“新刻真本”等字样，并在书中增加说明性文字，以招徕顾客。从清初历代皇帝不断下令禁毁“淫词小说”（弹词包括在内）的“圣谕”也可以看出，当时社会上的弹词小说是非常流行的。仅康熙朝就曾五次下令禁毁“淫词小说”，可见其时唱本之盛行。康熙二十六年（1687），刑科给事中刘楷请求“除淫书”的奏疏称：“……自皇上严诛邪教，异端屏息，但淫词小说，犹流布坊间，有从前曾禁而公然复行者，有刻于禁后而诞妄殊甚者。臣见一二书肆刊单出赁小说，上列一百五十余种，……贩买于一二小店如此，其余尚不知几何……”[3]21康熙朝民间通俗小说（包括弹词）的风行由此可见一斑。另外，康熙年间，弹词就已经流传到北京，还有满人学唱，蔚然成风。孙丹书《定例成案合钞》卷二十六《杂犯》载：“近见满州演戏，自唱弹琵琶弦子……今应将此严禁，如不遵禁，仍亲自唱戏，攒出银钱约会，弹琵琶弦子者，系官革职，平人鞭一百。”[3]25所谓“亲自唱戏，攒出银钱约会，弹琵琶弦子者”，即指学习演唱弹词。而此后乾隆年间又出现了大量的弹词刻本，这些都说明弹词唱本、书板依旧在民间流传，并未灭绝。

在现存清代弹词文本中，其来源大多数是书场与书斋里的“产品”，但很多作品由书坊主整理出版后，大部分沾染上“书坊气”而成为“另类”，所以也就有了独立出来的必要。根据版本情况，这些坊本可分为初版书、修改再版书两大类。初版书的来源多数是流传民间的旧抄本或书场过录本、家藏秘本。这些书一般都流传未广，从未刊刻过。书坊主为了扩大书目种类，抢占市场，总是“不惜重价以购之”[4]176。这些旧抄本因未经刊刻需要“重加修饰”才能出版，而整理工作一般由书坊主自己完成。如琴雅外史就曾声明：“本阁碧玉环，乃古人传留书稿，因于闲暇时，考定其出处关节……”[4]322有的则是请文人删削、整理，如《风筝误》就曾被书坊主人“就正名人，重加润色”[4]300过。除了封面上的广告，书坊主一般还要在序里说明刊刻原由、发现稿件的经过等。初版书的序通常由书坊主自己撰写，也有请人以朋友身份代笔的，以增加可信度。如《玉蟾蜍》序云：“……旷观海上石印既出，雷厉风行，大抵皆如野乘稗官、淫词小说……千古雷同，尽是寻常之蹊径。曾忆余友有家藏旧本《玉蝉奇缘》……久欲启韫匮之藏，传诸于世，惜友人靳密为怀，是为怂恿再三，爰承首肯。”[4]190-191这就无形中抬高了此书的身价，使读者一看封面、序言就激起买书的欲望。

对那些经文人之手的抄本，书商在整理时，一般都要对其进行删改、增补。因其语言的书面化、内容的文学性都与坊本要求接近甚至相同，所以修改整理的幅度并不很大，不过是将其因年久日深而致墨迹模糊、虫蠹咬蚀之处补全而已，有的甚至可以原封不动地进行刊刻。这样的坊本大多文辞雅顺，意趣横生，可读性很强，而且其中融入了文人的审美意识和价值观念，比较适合文化层次较高的文人读者的口味。对此类书稿，书坊主是很欢迎的。他们往往不遗余力地搜罗，得之如获至宝，马上出版。对于文人创作的案头弹词更是青睐有加，而且同一种弹词往往会被几个书坊同时刊刻，如《廿一史弹词》，在乾隆三年（1738）、六年（1741）、五十一年（1786）分别被视履堂、玲珑山馆、资善堂刻印过，其中视履堂曾在乾隆三年、五十一年两次刻印；乾隆五十一年视履堂、资善堂同年刻印。必须指出的是，此书早在乾隆四十三年（1778）就被列入江宁布政使所公布的《违碍书籍目录》黑名单了。如果不加禁止，此书的坊间翻刻尚不知要红火到什么程度。

乾隆年间，文人创作、改编的弹词也比以前多。乾隆二十六年（1761），源汾居士所撰《中秋记》付梓。乾隆三十七年（1772），陈端生开始创作《再生缘》，仅写至第十六卷就因为遭遇丧母之痛而辍笔，直到乾隆四十九年（1784）才在家族亲友的鼓励下开始撰写第十七卷，不久因为抑郁、疾病而亡，《再生缘》遂成未完之作。乾隆五十年（1785），戴玉亭写毕《灯月缘》，乾隆六十年（1795）重抄。乾隆五十一（1786）至五十四年（1789），香雪山樵写成《花月梦》。乾隆六十年（1795），朱珠士所撰《十玉人传》付梓。另外，海芝涛所撰《倭袍传》、橘中逸叟所编《来生福》、野园主人所编《桃柳争春》等，虽然不能确定具体的写作年代，但从现有的资料来看，都是乾隆年间首次出现的弹词刻本。对那些从弹词艺人手中购得的说唱底本、过录本，书坊主为了节省篇幅，会将其中大量的穿插删掉，但表现书场弹词基本特点的开篇、结语还保留着，如“后来智远为皇帝，三娘昭阳掌正宫。自古好人遭苦难，苦尽甜来福自增。磨房产子书一本，唱与诸公散散心”[5]281等。对唱本的语句、情节等一般都要改动，即所谓的“另换关节，修饰莱词”[4]307。经过这样的修改，在整体上已经比书场弹词雅致多了，可读性增强，具有了文本价值。经文人、艺人改编的唱本，有裕德里居士改编的《玉鸳鸯》、杏桥主人改编的《大双蝴蝶》、周殊士改编的《珍珠塔》等，这些经过加工再创作出来的本子，要比在民间流传时精致、有条理得多，更具有可读性，这就为弹词唱本的案头化创造了条件。

乾隆年间的弹词出版业是很兴旺的，保存到现在的弹词版本比较多，大约有四五十种。其中首刻本、新坊本，如《玉鸳鸯》《九丝绦》《龙镜》等都是新书目，当然更多的是重印本、翻刻本。这些版本有民间书坊刻本、手抄本，亦有官坊本。其中，民间书坊刻本所占比重最大，以苏州、杭州书坊居多，如云龙阁在苏、杭两地都有书坊，所刊《玉蜻蜓》《白蛇传》等弹词都是影响很大、流传极广的唱本。可以说，清代弹词唱本从这个时期开始逐渐脱离它的讲唱文学的基本环境，开始向新的生存领域进军了，并逐渐与文人创作弹词一样，成为更广泛意义上的一种文学样式，这也是弹词民间唱本由俗到雅的必然之路。

二、以扩大市场为要务的形式雅化

再版难度最大的是那些久在民间流传的手抄本。这些 “鄙俚盲词”长期在民间流传，已经与下层百姓的审美趣味水乳交融，难以离析，所以有的书坊主干脆不加修饰，原文照排。餐花馆主人对《黄金印》的整理就是这样的，其《黄金印•序》云：

《黄金印》一书，传播已久，从无刊集。偶拾熊氏抄稿，鄙俚盲词，无心增删。口语相传，可悦人耳，是以戏付之梓，候同人翻正。以供博雅君子遣兴之一助耳。[4]296

这种不负责任的出版态度使大量的弹词文本以 “不惟句语不丽，亦抑粗俗荒谬”[4]157的面貌出现在读者面前，让人不堪卒读。而且一版既出，二版、三版均照初版模式翻印。特别是石印技术引进并盛行之后，出版商更将原来市面上流行的弹词唱本翻印殆尽，这些“不修边幅”的初坊本遂得以保留真面目。这些粗糙低劣的初坊本影响了读者对整个坊本弹词的印象，却无意中给后来的出版商留下了改善文本、以新版旧书赢利的机会。书坊主推出的新版旧书一般有两个改善方案：或改善文本质量，他们广泛搜求真本，重加校对，把原来错讹舛误的地方去掉；或请人“重为另换关目，再加修饰”[5]381，使旧书换新颜，实际上就是文字的润色加工。在旧作的整理中，这种改编占了大多数，如废闲主人对《十五贯》《大红袍》的改编即属此类。

在清代弹词发展的高峰期—嘉庆、道光年间，坊刻本的再版雅化风气达到极盛，出现了专门修改坊间弹词旧本的文人，废闲主人马永清就是其中之一。据他在《落金扇》序言中称，曾修改过旧本弹词四种。马永清从事弹词修改的初衷乃是为“排愁解闷”，但也不排除“著书但为稻粱谋”的生计尴尬。他在修改本的序言中屡屡提及自己的身世经历：

予自束发以来，即好南词，凡见闻有心得者，无不笔之于书……忆自少而及壮，随家君历游楚、蜀、豫、粤任所，未遂所怀。年来家运坎坷，近更无聊，斋门抱瑟，以致胸中抑郁，未得稍伸……[4]320

从序言中可以看到，马永清乃一落魄宦门子弟，言语中不胜秋江琵琶之慨。在他“搜剔枯肠，斟酌再四”修改的弹词旧本中，大多数都是“向有古本”“向有坊本”的旧本弹词，因“词中关节不符”或“舛谬固多”与访得“实迹”、偶得“真传”不符，需要“另换关节，再加修饰”。[4]320其中所云当然不免夸饰之词，但他的修改着眼于词句、关节却说明这些旧本弹词已经在他手中作了文字技术处理，与原来自然状态的民间弹词的荒芜面貌不一样了。从现存文本来看，这些经过废闲主人“再加修饰”的弹词确实比那些未经修饰的初坊本雅顺一些，但总体风格还是不能与文人创作的弹词相比较的。

再版的另一个方案就是重镌新板。一些旧板因年代久远，版藉漫漶，鲁鱼豕亥，错讹百出，不可卒读。因此书坊主必须另觅藏本，重换书板。为了在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书坊主们在推出新书时，往往双管齐下。由于许多书坊主本身就是文人，他们的审美意向是偏重雅文学的。在修改旧本时，当然要把对“下里之言”的鄙视和修改欲望体现出来，至少声明此次改版已经可以雅俗共赏，以赢得“博雅君子”的顾盼。像苏州环秀阁坊主竹窗主人对《风筝误》的修改、再版就是这样的情况，他在序言中说：

风筝误坊刻甚伙，其摹绘情节，不惟句语不丽，亦抑粗俗荒谬。今春有故友来，示余一善本，……余爱之，遂录存其稿，又就正名人，重加润色，窃欲梓行，以公诸同好……重镌新本，俾天下之弹唱者，亦将弃荒诞而宗雅丽者矣。[4]157

废闲主人对《十五贯》的修改也是缘于对流行的坊刻本的不满：

《十五贯》一书，原系山阳实迹。每阅坊本舛谬固多，予戊寅春游于吴门，偶得真本并熊家族谱，细查原版古本，竟不符矣。己卯夏“重为删改，另换关目，再加修饰……”[5]381

这些经过修改、整理后的新版旧书，文人气渐浓，一些市井粗俗之笔尽皆删去，在整体风格上要比原来的清丽、雅致，与清初文人创作的通俗小说的风格接近了。当然，这样的修改风格也与坊本服务对象的扩大有很大关系。

随着书坊印刷业的不断扩大和唱本弹词在社会上的日渐流行，大部分的再版旧本书的读者已由原来那些市井粗解识字之徒扩展到读书阶层（包括闺阁）。为了兼顾各个阅读层次的欣赏水平和阅读期待，必须对旧本进行文学技术处理。大多数书坊主或改编者在新版旧书的序言里都提到了该书的再版总旨，诸如“付之枣梨，以付里阎其赏，闺阁消闲之本”[4]129，“敢望知音之辈，消闲永昼”“用遣同调之人，和以丝弦”[4]131，“以供博雅君子遣兴之一助耳”[5]381，等等。在此基础上，有的书坊主甚至把满足文人的阅读期待放到了首位，提出了“庶几风气挽回，有益于世”[4]131的用世之望，要读者“不必以传奇观之，直可奉为劝惩之书，寓目深省可也”[4]139。将以娱乐、消闲为主要特征的弹词坊本的教化作用夸大到如此地步，未免有矫枉过正之嫌，却符合广大读书阶层的阅读习惯和审美心理。书坊主的这些有明显倾向性的服务宗旨说明了坊本弹词的读者范围、层次、比例的变化趋势，这种变化趋势是坊刻本走向雅化的内驱力。

三、迎合政府文禁，表里不一的主题雅化

坊本雅化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突出弹词的教化功能，这几乎成为书坊主整理出版弹词唱本的主要理由。众所周知，清代的文禁是非常频繁、严厉的。自顺治以降，文字狱迭兴，各种禁毁圣谕更是不绝如缕。朝廷对民间流行的通俗读物的思想性尤为关注，因为小说唱本“所关于风俗者非细”，“犹恐小说淫词，煽惑愚民，蛊诱士子”[2]24-25，几乎每一位皇帝登基后都要将前任的禁毁饬令重申一遍，除颁布禁令外，还设局销毁书板，查封书肆，永绝后患。这样的活动在嘉庆、道光、同治三朝尤其频繁，这三个朝代的政府对民间坊刻、市场上流行的通俗读物的打击不遗余力，不仅禁毁饬令连番颁布，而且还设立了淫词小说回收院。几乎每一次查禁都要“将书版全行收毁，不准再行编造刊印”[3]79。一些地方官员也视这些通俗读物如洪水猛兽，多次在地方开展禁书、毁板活动，在这方面，江苏地方官员的“政绩”最为显著。因为江苏乃弹词唱本的发源地，所禁书目中也就以此类为多。如江苏巡抚丁日昌在同治七年（1868）查禁的淫词小说书目中，就有一多半是弹词唱本。但由于“收毁淫书，搜罗必难遍及，况利之所在，旋毁旋刻”[3]160，私下里依旧刻印不止。为了迎合时局的文禁，有人发出了删改淫词小说的倡议：

欲罗列各种风行小说……间有可取者，尽可用删改之法，拟就其中之不可为训者，悉为改定，引归于正，抽换板片，仍可通行。所有添改之处，则必多引造作淫词及喜看淫书一切果报，使天下后世撰述小说者，皆知殷鉴，不致放言无忌……抽换淫书一法，洵足以济毁禁之穷，标著作之准，宜约集同人，筹款设局，汇集各种小说，或续或增，或删或改，仍其面貌，易其肺肝……荡瑕涤垢之余即训俗型方之选，此世道人心千秋大局，固非寻常操选家区区小补者比也……古今来著述家无虑数千百万，而传者不及万中之一，转不如各种演义小说、唱本歌词，辗转翻刻，风行海内，人人心中其故实，此等书大可就其中用意增删，汰其不可为训者，而换其足资惩劝者，于意义则术等点金，于本书则功同完璧，刊板之费无几，而于世教实大有裨益……[3]160

这个建议非常符合书商的利益。只要打着改编的旗号，就能谋求更大的利益，同时又能搪塞政府的搜查，何乐而不为呢？因此很快就掀起了一个改编、改造旧本弹词的热潮。书商们积极整理、改编前代流传下来的民间唱本，许多再版旧本的序言里都有一番忠孝节义的议论，声明这部弹词是经过删改的，已经没有了诲淫诲盗的瑕疵，而增添了教忠教孝的关节，大大有益于风俗人心。

在嘉庆以前，一般的书坊主只要在序言里声明此书有益于世道人心即可，对于小说内容倒无需作太多改动。如康熙五十九年（1720）刊《刘成美忠节全传•序》，素心主人即云：（该书）“尽忠、尽孝、尽节、尽烈，近乎人情，合乎天理。犹之班班信史，昭垂忠孝之大端，福善祸淫之果报，尽于此矣。但未知作者何人，抄传日久，不无舛讹。今得古本，考订详备，汇成二十五卷，付之剞劂。”[4]223乾隆十二年（1747），姑苏千钟书屋重刊此书时，也是原封不动地翻印了康熙本。

我们现在看到的坊本弹词，在介绍整理出版缘起的序言里，大都要指责时下流行的弹词有“不顾伦纪，适启人之荡心，深为可鄙”[4]181的毛病，强调本坊刻本“忠贞贤孝，彝伦纲常，无不兼备”[4]162，其所寓劝惩之意“亦非无益于世道人心”[5]190，438。这些言论附于卷首，似乎表明书坊主是一个社会责任心很强的人，但翻阅里面的内容，却发现与他所批评的“深为可鄙”者并无两样，至多是增加了一些有关纲常教化的情节或言论。但这些新增内容游离于原书情节之外，空洞的说教与文本迤俪的言情叙事、夸张的想象描写形成了强烈的反差，造成了小说整体风格的驳杂、混乱，读来颇有些“挂羊头卖狗肉”的感觉。像《六美图》《大金钱》《刘成美》等书的再版整理本，都有这样的毛病。之所以会有这样尴尬的情形，与这些序言多是书坊主请文人代笔有关。文人经世致用的阅读期待加入这些娱乐消闲读物中，自然显得头巾气十足。其最深层的原因则是由当时的出版文化背景造成的。序言多是书坊主为逃避政府文禁而作的表面文章，仓皇之下当然无暇顾及原作的精神风貌，因此这种表里不相称的现象就成为清代坊本弹词的一个突出特征。

嘉庆之后的书坊主在整理旧本时却“动真格”了，一改原来的敷衍面貌，变得“一本正经”起来，表现出强烈的“教化众生”的责任感，他们多对原著进行增删，有的硬是将本来风花雪月的言情故事改造成了宣扬忠孝节义的教科书，如顾光祖等人对《白蛇传》的修改就颇为露骨。本来，《白蛇传》在乾隆年间就已经有了相当的发展，除了“东调”“宋调”之外，还有陈遇乾所创造的陈调《义妖传》。这些本子的一个共同点就是都倾向于摒弃原本《雷峰塔》里白蛇的妖气，而将其变成一个美丽专情的女子，许仙也由原来的胆怯贪生的小市民变成了一个对白蛇生死以之的钟情种子。这样的形象塑造在陈调《义妖传》里已经相当成熟。但顾光祖却为了迎合当局的口味，竟将纲常教化的呆板说教嵌进与之口味完全相反的浪漫情爱故事中去，把整个文本的审美趣味弄得不伦不类。①虽然此本没有流传下来，但现在所见的嘉庆十四年（1809）坊本《义妖传》，是顾光祖等人依据陈遇乾原本修定的，基本主题倾向还保留得很完好，尽管其中被顾光祖主观改造了不少，但并未融入到文本中去。关于顾序本《义妖传》的得失，拙作《弹词〈白蛇传〉的经典化历程》（载《戏曲与俗文学研究》2017年第3期，第135—139页）中有详细论述，可参阅，此处不赘。他在《义妖传•序》中云：

有小唱义妖传者……询其底稿之源，得陈遇乾先生原本，信乎有之，故得词句平和，其中关节，迥出一工。于是顿发狂心，遂得一抒痴性。……低唱缓歌，尽是现身说法。……且能醒悟凶暴悍戾之妇。蛇形畜类，尚有多情敬夫如天；何况人生化教之下，反失伦常，能不自愧！籍此箴规凶悍，得回人心；庶几风化挽回，有益于世也。[4]131

将缠绵炽烈的生死之情点化成了“敬夫如天”“箴规凶悍”的闺阁教科书，把一个柔媚多情的白娘子树为谨遵三纲五常的典范，显然有些怪模怪样。然而这却是编写者费尽心思才装点成的。以成功的“现身说法”，宣传封建道德，维持风化人心。虽然因为突出教化功能而使某些整理、改编后的旧本弹词有些“走样”，但在客观上也确实改变了这些弹词的面貌，多少纠正了过去民间弹词因过于追求娱乐功能而出现的鄙俚趣味，使它们的整体气质比过去显得雅致多了。

综上，坊本雅化虽然是书坊主基于消费市场的商业行为，但无意中引导、培养了读者对弹词文学教化功能的重视和阅读期待，淡化了对弹词作为说唱文学的娱乐要求，这实际上是在将弹词从口头文学逐渐向案头文学推进。弹词可读性的增强为它开拓了更广阔的消费市场，使它走入书斋、闺阁，赢得广大士子、佳人的青睐，许多人因阅读弹词而激起了写作兴趣。可以说，坊本弹词的雅化是清代文人弹词创作的一个主要诱因，是弹词创作由书场走向书斋的一个必要中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