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 良

（苏州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江苏 苏州 215002）

陈云同志在革命生涯中，曾经参加过白区的工人运动、农民运动，曾从事地下斗争，参加过武装起义，指挥过军事斗争。无论在革命根据地，还是在新中国建立之后，他曾长期从事组织工作和经济工作，是党内著名的经济管理专家。

陈云同志虽然没有从事文艺工作的经历；作为党的领导人，也没有分管过文艺工作，但他非常重视思想宣传工作，很喜欢和知识分子交朋友。

陈云同志是上海人，小时候经常随舅父去书场听书。他听了书，能讲给家人和同学听，而且讲得很生动。没有钱，他还常常一个人去书场站着听，因为那不要钱。到上海工作后，他也听过书。陈云同志爱好文艺，曾向一个道士学拉胡琴，后来又学会吹笛子、吹箫、弹琵琶。

戎马倥偬的革命战争期间，陈云同志不得不放弃听书，直到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他才恢复听书，并以曾经指导苏州评弹工作为全国文艺界所熟知。“自从1962年北戴河会议和中央八届十中全会上，陈云同志因支持包产到户主张分田到户受到不点名批评以后，加上身体时好时差，实际上就离开了最高决策和实际工作岗位。从那时起到1966年6月，他绝大部分日子都在外地疗养。在这期间，他常听少年时代就很喜欢听的评弹，并用心研究起这门独具特色的民间艺术来。”[1]陈云同志恢复听书之后，“在这之后的30多年中，他听的书之多，在全国恐怕是独一无二的，评弹界尊之为‘老听客’。陈云同志还广泛地接触各种流派的评弹艺人，同他们一道研究发展评弹的问题”[2]。

陈云同志经常一边听书，一边找评弹艺人和从事评弹工作的干部开展座谈、调查，共同研究评弹及其发展。陈云同志和苏州评弹界的频繁接触、亲密来往，都记录在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出版的《陈云和苏州评弹界交往实录》一书中。后又经补充，收录在古吴轩出版社2014年出版的《建国后苏州评弹历史资料选辑》中。

陈云同志有关苏州评弹的谈话、通信，曾选编为《陈云同志关于评弹的谈话和通信》，1983年由中国曲艺出版社出版，1997年由中央文献出版社进行增订后重版。该书出版时，中共中央宣传部曾发出通知，要求全国文艺界学习此书。通知指出，陈云同志对评弹工作发表的意见，对整个文艺界、整个社会主义文艺事业都是重要的，是对新中国建立后的文艺工作及经验教训的科学总结，是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的重要文献。

我们学习陈云同志就评弹艺术发表的意见，从而认识他的文艺思想。陈云同志的文艺思想具有新的时代特色，有着深刻的思想价值和广泛的现实意义。

一、关于文艺为人民服务

革命战争期间，革命军队和革命根据地的文艺工作是整个革命工作的一部分。文艺工作的任务，主要是向群众进行宣传，组织群众，团结人民，打击敌人。争取革命战争的胜利是人民大众的最高利益，因此，文艺工作的政治目标是为政治服务、为革命战争服务。1943年3月10日，陈云同志在延安向文艺工作者作报告，要求文艺工作者首先要明确自己的革命工作者这一身份，从事文艺工作是党内的分工，要求文艺工作者不要搞特殊化。[3]在当时，陈云同志的文艺思想应该是毛泽东文艺思想的组成部分。

当时，共产党尚未掌握全国政权，除了革命根据地，还有国民党统治区和其他地区，还有民间的、进步的文艺及文艺工作者。因此对延安提出的文艺主张，存在着不同的认识和意见。新中国成立后，在革命队伍里仍然有不同的文艺主张和认识。对于文艺思想上的不同认识和不同主张，应该采用民主讨论的方法、用曾经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法来提高认识，提高文艺思想水平，建立社会主义的文艺理论体系①在全国第四届文代会上，胡乔木同志曾宣告，今后不要再提文艺为政治服务、文艺从属于政治。但是，没有对此展开充分讨论。。

全国革命胜利以后，革命的任务从解放全中国转变为建设新中国。文艺工作的任务及其队伍也发生了变化。原先数量很多的文工团已成为全国文艺工作者队伍中的少数，更多的是职业文艺团体，包括民间职业剧团、班社，以及大量的民间职业艺人、工艺艺人。这些文艺工作者队伍，推动了百花齐放的文艺事业的形成与发展，形成了广泛的、活跃的文艺队伍及文艺市场，满足了广大群众的文艺生活、娱乐及欣赏需求。文艺事业也成为一个行业—服务性行业②参见周扬：《文艺也是服务性行业—在中国曲协在京理事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转引自《陈云和苏州评弹界交往实录》，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138页。，文艺通过市场为群众服务。文工团也面向社会，逐渐改制，通过市场为群众服务。

文艺参与市场、进入市场，就具有了商品性。文艺通过市场分配产品，为群众服务。陈云同志说，群众是买了票来听书的，通过市场，培养文艺工作者；通过市场，文艺工作为人民大众服务。文艺脱离市场，就脱离群众。在当前商品经济的社会条件下，脱离市场，文艺队伍中会出现不演出的“演员”“艺术家”，不写作的“作家”。

文艺是精神产品，有意识形态属性，又有通过市场实现其为人民服务的商品属性。社会主义文艺应该有思想教育作用，要充分利用市场机制，激励文艺工作者密切联系群众，用优秀的、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作品，满足他们的欣赏、娱乐需求。好作品才能受到人民大众的欢迎，群众性和市场性应该一致。

陈云同志曾说：“群众喜欢的书，不一定就是好的”，“衡量书目的好坏要从能否教育人民、对大多数人是否有好处来考虑”[4]64。因此，陈云同志要求，以对人民群众有益为首要标准，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市场性、商品性放在第二位。但是，也要重视市场价值，尤其是要通过市场密切联系群众和社会；脱离市场，将脱离群众。要重视文艺作品和人民群众的密切关系，市场性包括群众性。紧密联系群众的文艺，才有市场，才能形成产业。

市场机制对维护、促进文艺事业，推动文艺创作，有着巨大的推动和激励作用。现在，有一些文艺部门和文艺工作者，创作无指标，任务无定额；不计成果效益，不计成本产出，演员演多演少、演好演差一个样，没有奖勤罚懒机制，养懒累瘦了不少人，对评弹艺术的传承发展不利。为了应急，有的听书不要钱，但从长远来看，对评弹的保护很不利。

在革命战争年代，文艺的任务以自上而下的贯彻宣传任务为主，利用包括传统文艺、民间文艺在内的各种文艺形式来宣传革命任务、党的号召和各项政策，是不需要市场的文艺。而进入市场的文艺，群众对文艺有要求，有自下而上的各种欣赏、娱乐需求。陈云同志说的寓教于乐，是让人民群众通过娱乐和艺术欣赏，达到启迪心智、陶冶心灵的目的。宣传是灌输，文艺是感染。如果说文艺也是一种宣传，那么不是所有的宣传都是文艺。如果说利用文艺形式进行政治宣传仍然是一项任务，那么文艺的主要任务还是要用优秀的作品感染人、感化人，陶冶心灵。艺术感染，美的感化，是文艺的特殊作用，不同于灌输。急功近利的文艺创作，以题材为主题，以标语、口号为思想性，粗制滥造的作品看似“文艺”，实则不然。没有艺术性的作品，不是文艺作品。①毛泽东同志过去也说过：“另一种偏向就是太强调革命性而忽视艺术性。只要是革命的东西，哪怕是标语口号式的作品也是好的，甚至不像样的东西也好，只注重作品的革命内容，不注重艺术形式问题，只强调文艺的革命性，而忽视革命文艺的艺术性，这种认识也是一种偏向，没有艺术性，那就不叫文学，不叫艺术。”（1942年5月28日的一次讲话）

陈云同志很重视文艺的教育作用，他说：“文艺是意识形态的东西。”[4]80但文艺有自己的特性，他重视研究文艺的特性、评弹艺术的特点和规律，注重提高评弹艺术的水平，以满足群众的要求。陈云同志说：“要懂得听众的心理。他们来听曲艺，首先是为了文化娱乐的需要，不是来上政治课。……思想教育的目的要通过艺术手段来达到。”[4]49优秀的艺术作品应该有动人心魄的艺术力量，粗制滥造、急功近利、盲目创新，不会有好作品。

二、关于传统艺术的传承以及保护和创新发展

在革命阶段，在没有取得全国政权之前，继承传统、推陈出新方面的实践比较少。新中国成立前夕，在研究入城后各项政策时，对各地演出的戏曲剧目如何进行取舍曾有过规定。《人民日报》1948年11月23日的社论《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旧剧改革》中说：“改革旧剧的第一步工作，应该是审定旧剧目……我们必须确定审查的标准，我们要以对人民的有利或者有害，决定取舍。”“大体上可以分成有利、有害和无害三大类。”这时的政策比较宽松。到20世纪50年代后期，文艺思想及政策趋“左”，将传承与创新对立，将艺术形式政治化，评弹出现“斩尾巴”，排斥长篇书目，把传统书目斥为封建主义“尾巴”，一概停演。②“文革”期间，把传统文化、艺术都说成是“封、资、修”，这和毛泽东历来的分析不一致。如毛泽东曾经说过：“应该充分地利用遗产，要批判地利用遗产。所谓几千年的文化，是封建时代的文化，但并不完全是封建的东西。有人民的东西，有反封建的东西，要把封建主义的东西与非封建的东西区别开来。封建主义的东西，也不全是坏的，也有它发生、发展和灭亡的时期。我们要注意区别发生、发展和灭亡时期的东西。当封建主义还在发生发展的时候，它有很多东西还是不错的。反封建主义的文化，也不是全部可以利用的。封建时代的民间作品，也多少带着封建统治阶级的影响。”（《1960年12月24日接见古巴妇女代表团和厄瓜多尔文化代表团时的谈话》，参见《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2页）

20世纪五六十年代，陈云同志开始恢复听评弹。当时的政策受“左”的思想影响，所以，出现了“斩尾巴”的情况。陈云同志强调反对历史虚无主义，强调保护传统书目，强调要经过整理，把传统书目传承下去。他肯定了一批传统书目，认为它们有积极意义，如弹词《珍珠塔》批判势利，有积极意义；他又认为弹词《玉蜻蜓》中的金张氏，可以基本肯定。他认为，评话中的演义类书目，可以视同下层群众的历史教材，对传统书目应该经过不断的整理、提高，传承下去。对内容无害、艺术上有益的书目，要整理、传承；即使内容有害，但艺术上有特色的书目，也要记录保存下来，适当加以运用。

陈云同志对评弹艺术的传存保护有一句名言：“评弹要像评弹。”[4]80评弹艺术的改革创新，不能改掉评弹艺术的特点，必须要保持其艺术特点和艺术形式的稳定性。现在不少所谓的“创新”，“新”在努力不像评弹。离开了传统艺术形式的特点，“创新”成为了“变异”。如果评弹向戏曲转化，就谈不上传承和保护。传承与创新为同一事物的两个侧面，没有创新，不能长久保护传统；传统保护不好，也谈不上传统基础上的创新。陈云同志在1960年12月曾经说过：“全国解放已经十年了，如果再过十年，还是老样的《珍珠塔》，我们是不光彩的。”[4]36整理是为了出新，出新才能传承保护。有代表性的传统书目不断被淘汰，是评弹衰落的表现，苏州评弹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应不断整理传统书目，保护好传统艺术形式，要在积累基础上提高，在传承基础上创新，而不是通过所谓“创新”导致“变异”。评弹应该保护在书场之中，演出应以长篇为主。

三、关于评弹研究

陈云同志喜欢评弹，还研究评弹，并指导苏州评弹艺术的发展，这体现了陈云同志对党的事业的关心和责任心。之所以研究评弹，是因为他从小喜欢听书，了解评弹，并且评弹这种群众喜闻乐见的民间传统文化和艺术培养了他热爱乡土、热爱传统艺术的感情。

陈云同志说过：“曲艺这种有历史传统又有群众基础的艺术，应该好好发展。”[4]44又说评话“是中国说书艺术的一个方面，要重视”[4]5。“评弹的语言是说书艺术中比较精炼、细腻的一种，特别是具备了说表的特点。这一艺术形式要发展，必须更深入工农群众。”[4]4

陈云同志是作为一个热爱这门艺术的老听客来研究评弹艺术的，他是最早提出要研究评弹艺术特征和发展规律的倡导者。苏州评弹的发展过程中，很早就有“现身说法”和“说法现身”的认识，但是，区别两个“现身”，并且最早提出评弹艺术应明确区别于其他艺术的“质的规定性”的是陈云同志，虽然他不是专门研究文艺理论、评弹历史的。

陈云同志曾经说“评弹要像评弹”，是强调评弹艺术的特征，即“质的规定性”。陈云同志说：“各种形式的文艺，都各有质的规定性。”[4]39“评弹的表现方法与戏剧、小说的表现方法是不同的。戏剧、小说、评弹三种不同的艺术形式，有不同的艺术规律。”[4]32他还说：“各种东西都可以改进，评弹也可以改进，但不能改掉评弹的特色。”[4]79所以，“评弹要像评弹”旨在强调要保持艺术形式的稳定性，不断积累提高，充分体现评弹艺术的特征。评弹的语言应以叙述者语言为主，现在说书变成以角色语言为主，化装为角色说书，还自以为是“创新”！这种“变异”只会让评弹不像评弹。没有了艺术形式的稳定性，也就没有了苏州评弹，更谈不上评弹的保护和传承，这是那些“创新”论者、支持那些“创新”的人所始料不及的。

四、关于贯彻艺术民主和创作自由

陈云同志总是认真听取演员的意见，鼓励他们就创作和传统书目的整理大胆发表意见，根据自己的认识去创作和整理传统书目。虽然陈云同志也发表自己的意见，但他总是让演员自己作主，从不强加于人，提倡创作自由、艺术民主。如他在参加整理《珍珠塔》的讨论时，曾经说过：“大家动手，各人唱各人的《珍珠塔》，百家争鸣。出来的东西愈多，愈是容易改好，可以把好的东西都吸收进来。”[4]37他在听了几个不同的改本以后说过自己的看法，而后他又说：“不要因为我和周扬同志说了这些意见，使整理工作受影响。并且各个方面的意见都应该考虑。不妨经过几次不成功的试验，这些试验无疑将对《珍珠塔》的整理有帮助。”[4]47

在讨论弹词《玉蜻蜓》的过程中，陈云同志曾同意一种全部否定金张氏的改法，后来，他经过多次调查，改变了看法：“前两年，我曾认为金张氏可以全部否定。但如把金张氏全部否定了，全书，至少‘金家书’就不能说了，艺人和群众很难接受。”[4]67陈云同志不但改变了自己的看法，而且强调不要害怕改变自己的认识。

陈云同志主张，对各种艺术问题，先要发动群众讨论，领导不要急于发言，以免阻碍言路。他认为艺术上的问题，应该让艺人去讨论解决。

陈云同志把艺术事业看作群众自己的事业，身体力行地发扬民主，和群众一起讨论，既不代替，又不强加于人。他重视理论研究，强调评弹的发展要符合自身的特征和规律，百花齐放，传承创新。陈云同志的文艺思想，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和指导作用。

“评弹要像评弹”是陈云同志指出的传承保护评弹的必由之路，也凝结了他爱护评弹的由衷之情，这也符合评弹发展的科学规律。

爱护艺术，钻研艺术，遵守艺术规律，才能传承保护好评弹。如果不热爱艺术事业，不掌握艺术规律，心目中只有艺术中的自己，怎么能相信他可以做好传承保护工作呢？

研究陈云同志的文艺思想，将促进评弹艺术的保护工作。我们要适应时代的变化，不断发展和提高自身的文艺思想以及对评弹的认识，做好评弹的传承保护与发展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