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维宁

（武汉大学 湖北·武汉 430072）

《原道》是刘勰《文心雕龙》的第一篇，位居“文之枢纽”部分之首。这一篇重要的开篇之作论述了“文”的本原问题，表现了刘勰文论最根本的观点和主张，是其他篇目的理论基础，是《文心雕龙》理论体系的核心。

《原道》一篇中，共出现 20 个“文”字。关于“文”字的训释材料有许多，如《周易·系辞下》：“物相杂，故曰文。”[1]《说文解字》：“文，错画也，象交文。凡文之属皆从文。”[2]《礼记·乐记》：“五色成文而不乱。”[3]《原道》篇第一句第一字便是“文”：“文之为德也大矣”，可见“文”是统领全篇乃至全书的主题。这全篇第一个“文”字，具有极高的概括性。

《文心雕龙》是一本论文的理论著作，而《原道》位居首篇，因此，厘清《原道》篇中的各个“文”字的含义，对梳理《文心雕龙》中刘勰所构建的文论体系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道之文”

“道之文”是《原道》篇中一个重要的概念，全篇以“道之文”为开头，后以“道之文”为结尾，并认为文之所以具有教化等功能，“乃道之文也”，可见刘勰的“道之文”这一概念兼具自然与社会的双重属性。

全篇开头“文之为德也大矣，与天地并生者何哉？ ”这一句中，刘勰指出，“文”是与天地并生的，以此来显示“文”的重要性。“何哉？ ”刘勰接下来解释了这个定义的缘由，并引出了“道之文”：

此处的 “道之文”，包含了天地之间的自然现象，如：日月的光辉所代表的天文现象，山河的交错所代表的地理现象。那么这里的“道”，应为自然，即古人认知中的“天地玄黄，宇宙洪荒”，这里的“文”，便是一个宏观的概念。

而后，刘勰从微观的角度，论及了“人”的“文”：

“惟人参之，性灵所钟，是谓三才。为五行之秀，实天地之心。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

“天地人三才”出自《周易·系辞下》：“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才而两之，故六。六者非它也，三才之道也。”[1]将人与天、地的地位等同，那么“人”的“文”也与天文、地理一样，是顺应自然而产生的。刘勰也以此理论强调了《文心雕龙》一书论文的重要性。接着他讲道：“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这里谈的是“人”的“文”的产生由来，由“心”产生“言”，由“言”形成“文”。《礼记·礼运》曰：“人者天地之心也，五行之端也。”[3]可见，人的“心”也是顺应天地而产生的，而“文”产生的根源在于“心”，所以“文”的最原始的来源乃是自然，这就是“自然之道”。

接着刘勰又从人以外的其他世间万物的 “文”来论证：“傍及万品，动植皆文。”龙凤、虎豹等动物和草木等植物都有美丽的纹饰彩绘，刘勰认为这些花纹“夫岂外饰，盖自然耳”，将动植的“文”的根源也归于自然，与人的“文”同属“道之文”的范畴。

除了视觉上的 “文”，刘勰认为听觉上也存在“文”，如山林、泉石之声，能使人产生美妙的感受的，都可称之为“文”。刘勰对于文章中听觉和谐的追求，也可在《文心雕龙·声律》篇中得到印证。“故形立则章成矣，声发则文生矣”，这里，刘勰将“章”与“文”两个概念并列等同。《说文解字》：“章，乐竟为一章，从音，从十。十，数之终也。”[2]可见“章”之本义与声音、音乐有关。

总之，这里的“文”，是指自然界中万物与生俱来的、令人感到愉悦的色彩或声音，是无意识而为之的“文”。而“有心之器，其无文欤？ ”中的“文”，则强调了“有心”，乃是有意识而为之的“文”了。由此刘勰也引出了后文的“人之文”。

传统的地理水纹记号主要以地图图例为主，不能满足我国水利建设的需要。世界各地的地理水纹记号大同小异、种类繁多，我国的现代地理水纹记号虽然与之有诸多相似之处，但也有不少差异。地理水纹记号覆盖面比较广，内容比较丰富，种类比较繁多，而针对水利的水纹记号又具有不规范、不全面等特点，不利于我国水利现代化的建设。

刘勰从宏观与微观的角度阐释了“道之文”，认为“文”包含了视觉与听觉的感受，并将世间万物无意识所产生的“文”与人心所生的有意识的“文”的根源都归结于自然，解释了“文”的原始来源。

二、“人之文”

刘勰由“有心之器”而生的“文”，引出了“人文”的概念。“人文之元，肇自太极”，刘勰将人类有意识的“文”的根源由宏观的“自然”具体到了“太极”之上。而《易》象、庖牺、仲尼等例，乃是人们对太极有意识的阐发而形成的典籍篇章，是“人文”的具体体现，此处的“文”，相当于《情采》篇中的“情文”：“五性发而为辞章”，则应有篇章、文章之意。

“而《乾》《坤》两位，独制《文言》。言之文也，天地之心哉！ ”黄侃《文心雕龙札记》中解道：“《周易音义》曰：文言，文饰卦下之言也。正义引庄氏曰：文谓文饰，以乾坤德大，故皆文饰以为文言。案此二说与彦和意正同。”[4]可见，这两句当中的“文”，含有文饰之意。那么这一句，刘勰强调的是语言的文采，即人类有意识的对语言进行的雕琢，“言之文也，天地之心哉！ ”语言具有文采，是符合天地自然的规律要求的。然而下文中所举例的“河图”“洛书”，却带有明显的神话迷信色彩，刘勰将其归为“神理而已”，则似乎并不是在谈论“人文”的范畴了。可以说，刘勰过分强调了“自然神理”对于人所创作的“文”的作用，“表现了刘勰在其所论的问题上，存在着唯物与唯心的矛盾。”[5]这体现了刘勰思想观念上的局限性。

“自鸟迹代绳，文字始炳。”仓颉模仿鸟兽形迹创造了文字，代替了原始的结绳记事，于是人类用以记事的手段变得更清晰、具体。相较于用原始的方法记事的《三坟》，有了文字以后的唐、虞时代的文章，就得以传承，且文意更为丰富，这里刘勰强调的是文字对于文章表情达意的功用。

接着，刘勰谈到“逮及商周，文胜其质”，提到了“文”与“质”的关系。孔子在《论语·雍也》篇中也曾谈论“文质”的关系：“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6]虽然孔子谈论的是人格方面的问题，但可见“文质”应该“彬彬”，即文采和质朴应当配合适当，这才符合传统儒家观念。但刘勰此处似乎对商周时期文章“文胜其质”持褒扬态度，称其“英华日新”，然而在《文心雕龙·情采》中，刘勰对“文”与“质”的关系是这样论述的：

“是以‘衣锦褧衣’，恶文太章；贲象穷白，贵乎反本。夫能设模以位理，拟地以置心，心定而后结音，理正而后摛藻，使文不灭质，博不溺心，正采耀乎朱蓝，间色屏于红紫，乃可谓雕琢其章，彬彬君子矣。”

可见，刘勰的“文质观”也是与孔子一致，认为应当“文质彬彬”。那么《原道》篇中所谈及的商周时期“文胜其质”，则更多侧重于“文”的发展过程。即到了商周时期，人们对文采的重视度提高，使得文采胜过了质朴，因而刘勰对这种情况十分赞赏。

在论述“人之文”，即人们有意识创作的典籍篇章时，刘勰笔下的“文”的含义就更偏向具体的“文章的文采”、“文字”等。刘勰肯定了文字的发明对于人类文章的写作、保存及流传的作用，对于文章之中文采的作用，他也是十分肯定的，虽在《情采》篇中强调“文质彬彬”，但对于商周时期“文胜其质”的现象，刘勰也是明显持褒扬态度的。

三、“圣之文”

“爰自风姓，暨于孔氏，玄圣创典，素王述训”，在论述完“人之文”后，刘勰又将“文”的范围具体到了“圣之文”，即先贤圣人所作之文。

刘勰认为圣人所作之文，“观天文以极变，察人文以成化”。这句话出自《周易·贲卦》：

“《彖》曰：贲，亨。柔来而文刚，故亨。分，刚上而文柔。故以‘小利有攸往’，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1]”

这里提到的“天文”、“人文”中的“文”字该作何解，中华书局2012年版王志彬译注《文心雕龙》中写道：

“在《文心雕龙》的不同篇章中，‘文’具有不同的含义：一是指文字、文学、文章、文采；二是指学术、文化、文明；三是指一切事物的形状、色彩、纹理、声韵、节奏等。[5]”

那么此处的“人文”，则与“人文之元，肇自太极”的“文”有着细微的差别：后者应指人所创作的文章，而前者则包含了社会文化、风俗文明等，不仅仅是文章的含义。至于“天文”，则可解为自然界万物的形态规律等。

“故知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而明道”，这里的“文”则可理解为“圣之文”，即圣人所作的典籍篇章。这个“文”既和“人之文”有关，属于人所作文章；又与“道之文”有关，因为“圣之文”由“道”而成，又反过来说明了“道”。黄侃认为这里的“道”：“即万物之情，人伦之传，无小无大，靡不并包。”[4]这个“道”包含了“天地人三才”之道，与“道之文”的“道”含义一致。

于是，刘勰指出了文章的教化功用：“辞之所以能鼓天下者，乃道之文也。”这里的“辞”乃引用《周易·系辞上》：“极天下之赜者存乎卦，鼓天下之动者存乎辞。”[1]可见在《周易》的原文中，“辞”是与“卦”相对应的，仅指对卦象的说明文字，而刘勰《原道》篇中将其含义扩大为了文辞、文章，应与上文的“文”含义一致，即圣人所作的“旁通而无滞，日用而不匮”的典籍文章。为什么文章能有这样“鼓天下之动”的功效，则是文章归根结底是“道之文”的缘故。这便使得“道之文”除了自然属性之外，兼具了更为重要的、能够影响人的社会属性。

结 语

《原道》篇中，刘勰认为“文”是与天地并生的，宇宙万物有“文”，人也有“文”，这里面包含了“文”与“道”的关系。随后，刘勰追溯了“人文”的产生与发展，论及“文”的教化之功用，归根于孔子的典籍，最终体现了其“宗经”思想。

由《原道》篇的行文脉络来看，刘勰主要以“道之文”“人之文”“圣之文”为线索，逐层阐释。“道之文”的部分中，刘勰从宏观与微观的角度，将世间万物无意识所产生的 “文” 与人心所生的有意识的“文”的根源都归结于自然，解释了“文”的原始来源。“人之文”的部分，刘勰笔下的“文”就由宇宙万物的宏观概念转而偏向具体的 “文章的文采”“文字”等，肯定了文采在文章中的积极作用。“圣之文”的部分，刘勰将“文”的范围具体到了先贤圣人所作之文，即《文心雕龙》核心所宗之“经”，而将圣人的经典又追本溯源到了“道之文”，同时也点明了“道之文”所兼具的自然、社会双重属性，实现了文章的首尾呼应，形成了一个严密的理论系统。

《原道》篇中的“文”丰富多样，不同含义的“文”，都在书中其他篇目有所体现，《原道》篇所居“文之枢纽”之首，具有重要的理论奠基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