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晓丽

(西安科技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陕西 西安 710054)

一、历史唯心主义的洞穴假象与工人的“唯物主义宿命”

囿于历史唯心主义的洞穴，在马克思批判维度介入之前的资本主义制度中，“理性”和“资本”合力呈现出一个单向度的世界。在理性形而上学的“梦境”①在马克思看来都是“梦中人”。比如《路易·拿破仑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所描述的那个“癫狂的、无可选择地设想自己生活在古代法老的时代，不能撇开找金子这种固定观念的英国”人和“沉溺于青天大老爷梦，无论如何不能摆脱对拿破仑的追念的法国农民、陷入‘议会梦’无法自拔的法国资产阶级”。[参考：《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473页]《德意志意识形态》也有一个梦幻般的开篇：“被幻想控着，并致力于同重力的幻想作斗争的德国‘好汉’。”(参考：《德意志意识形态》节选本，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4页)中，“生而自由、平等”的人摆脱了上帝“无处不在”的庇护和“利维坦”的恐吓，享受着现世的幸福和灵魂的安宁。在资本承诺的世界里，人、大自然的潜能被最大限度地开发出来，科学技术、技术理性所支撑的实证主义、分析哲学和奉行的“分析合理化”所激发的巨大生产力曾信誓旦旦地许诺了人间天堂的幸福和繁荣。

然而，在现实世界中，天堂与地狱共在，工人过着与其“理性”本质不同的“非理性”生活，“自由”“平等”不过是其不得不出卖自己劳动力的宿命符咒：人创造了世界，却无法在其中感觉到自己是人。曾借用“古希腊罗马语言”编织的“摇篮”[1]471孵育了资产阶级政权并赋予其统治合法性的意识形态家们死守着理性的宫殿，却亲眼目睹他们所坚信的“自由、平等、博爱”被当权者毫不犹豫地用“步兵,骑兵,炮兵”[1]509代替。他们一面控诉、诅咒资本家的忘恩负义，一面继续为“虚幻的共同体”编织着“温情脉脉的面纱”，直到最后，宣称代表公正的法律也显示出其荒谬性：“在一般词句中标榜自由,在附带条件中废除自由……”[1]484种种迹象表明，资本主义政治国家已不打算再遮遮掩掩——它不是理性的化身：无论是法国“肥头肥脑的波拿巴”、英国的克伦威尔、抑或是“狡诈的德国威廉四世”都充分证实了这一点。不过，理性意识形态的迷雾和政治国家的虚伪本质所造成的异化灾难并不是人们承受的灾难的全部，资本主义制度有其独特之处：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的分离。马克思在《论犹太人问题》中对此有极为精辟的论述。

在市民社会的日常生活中，“人作为私人进行活动，把别人看作工具，把自己也降为工具，成为外力随意摆布的玩物”[2]30。资本毫不掩饰地“把人的尊严变成了交换价值……用公开的、无耻的、直接的、露骨的剥削代替了由宗教幻想和政治幻想掩盖着的剥削”[1]34。技术理性与高科技在实证主义层面实现了“内部联姻”，将世间的一切包括人、自然等“座架”为资本服务的客体，而创造了财富的工人不仅一无所有，更因无法获得自我认同和社会身份认同显示为青年黑格尔派所刻画的“惰性的物质”[3]119。与史无前例的生产力水平高度发展相伴的是一个困扰已久的悖谬：“为什么现代社会在拉伯雷的笑声中产生，却伴随着工人肚子饿得咕咕叫的唯物主义？”当时，无论是意识形态家还是意识形态批判家、古典政治经济学家、法学家、空想社会主义的庸医们都试图为资本主义制度的怪病“望闻问切”，开出“灵丹妙药”。然而，当灾难深重的工人阶级服下“解药”后，不仅没有摆脱“西西弗斯式”[注]西西弗斯是希腊神话中的人物，西西弗斯触犯了众神，诸神为了惩罚西西弗斯，便要求他把一块巨石推上山顶，而由于那巨石太重了，每每未上山顶就又滚下山去，前功尽弃，于是他就不断重复、永无止境地做这件事……诸神认为再也没有比进行这种无效无望的劳动更为严厉的惩罚了。的命运诅咒，反而病症加重。而马克思则为异化病症给出了自己的诊断。

纵观马克思奋斗终身的新闻报刊事业，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和对积极否定维度的引导和领导像一条红线一样贯穿始终。基于历史唯物主义场域，马克思的阶级理论揭示了工人阶级悖论性悲惨处境的历史根源，论述了工人阶级革命成功的可能性和必然性，形成了无产阶级的话语体系。

二、工人阶级革命成功的条件、可能性和历史必然性

在马克思生活的时代，历史唯心主义的洞穴牢笼将工人在时空中禁锢，蒙上一层悲剧性的宿命论色彩。基于历史唯物主义的时空场域，马克思在新的历史起点和逻辑体系中为无产阶级正义作出辩护。正如海登·怀特所说：“当马克思将资产阶级的历史置于悲剧情节时，无产阶级的历史便被置于一个更大的喜剧结构内，其结果包括了一切阶级的消解，以及将人类转变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4]不同于资本和理性辞藻堆砌的单向度社会，在马克思呈现的双重向度社会中，一方面是资本，它作为整体的肯定方面要维护这个整体；另一方面是与其共生共灭的无产阶级，是其对立内部的不安，是已被瓦解并且正在瓦解的私有财产，作为整体的否定，意在消灭这个整体。在马克思看来，工人阶级革命的成功，无产阶级正义的实现不仅需要新时空观和一套全新的话语体系——历史唯物主义哲学，而且还需要哲学和政治的现实承担者——无产阶级政党。

(一) 历史唯物主义——无产阶级哲学

历史唯物主义作为无产阶级的话语解构了资本主义理性意识形态话语，打破了其构筑的宿命论，为工人阶级革命的成功提供了一套独立的、统一的、可以获得自我认同和身份认同的新话语体系。如果说工人阶级的现实革命是从地下到天上，那么思想和语言的力量将是从天上到地下的革命。正如“巴别塔”的故事所预示的：若仅仅有从下到上的建筑物，新的秩序也会因为从上到下的摧毁而功亏一篑。新哲学最大的特点是其理论的彻底性，这种彻底性保证了思想不仅具有理论高度，更具有转化为现实维度的可能性，当“思想要力求趋近现实时，现实也应该力求趋近思想”[2]13，这种双向趋近才是思想从抽象下降到具体的必备环节。用马克思自己的话说：“只有彻底的思想才能把握群众——而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能变成物质力量。”[2]11作为终身致力于新闻实践的革命家，马克思深知阶级意识在革命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工人革命的持续活力和最终源泉在于唤醒其阶级意识。他这样写道：“随着工业革命的发展，资本改造世界的深度和广度不断加深，经济危机的频发，伴随着的是工人阶级队伍逐渐壮大……但只有当群众组织起来并为知识所指导时，人数众多才能起决定胜负的作用。”[5]工人因处境的悲惨被迫反抗，说明其已经具备推翻资本主义制度的内动力和必要性，但若是要工人意识到他不能求助于历史权利，而只能求助于人的权利……这显然就是阶级意识的觉醒，觉醒的工人才会认识到造成自身处境的真正原因并积极参与到改变现实中去。显然，在马克思这里“无产阶级是作为工人阶级的本质规定被嵌合在逻辑之中的”[6]。那么，工人阶级怎样才能形成阶级意识自觉呢？答案是历史唯物主义哲学的介入：“历史唯物主义的认识论或方法论并不是工人阶级作为阶级所天然固有的，而是通过哲学介入和不断革命斗争逐步具备的”[7]73，“哲学把无产阶级当作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地，无产阶级把哲学当作自己的精神武器”[8]467。马克思在他奋斗终身的新闻战线上所作的最重要的工作之一，就是引导和领导工人阶级形成自我意识和阶级意识，完成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

(二) 无产阶级政党建设

从19世纪40年代到19世纪末，马克思恩格斯就着手总结各国无产阶级政党建设和革命斗争的经验教训，创立了马克思主义政党学说。马克思恩格斯意识到：阶级意识不会自发地完整地同步地产生在工人阶级之中。在《哲学的贫困》中有这样一段论述：“经济条件只是把大批的居民变成工人，资本的统治为这批人创造了同等的地位和同等的利害关系，所以这批人对资本来说已经形成了一个阶级，但还不是自为的阶级。”[2]654由于工人阶级最初在思想上受资产阶级的影响，因此，他们不仅将自己视为资本主义社会的组成部分，而且就连对危机的反应都纯粹按照资本主义经济的规律进行。因此，无产阶级政党的功能正是让工人阶级摆脱直接否定进入阶级意识自觉的阶段。马克思强调，无产阶级政党是无产阶级斗争的启迪者和领导者。“无产阶级是资本主义持续危机的产物和促使资本主义走向危机的那种趋势的执行者，无产阶级……执行着私有制因产生无产阶级而给自己做出的判决。”[3]44恩格斯曾经说过：“要使无产阶级在决定关头强大到足以取得胜利，无产阶级必须组成一个不同于其他所有政党并与它们对立的特殊政党，一个自觉的阶级政党。”[9]而“共产党不同于一般的工人组织，胜过其余无产阶级群众的地方在于他们了解无产阶级运动的条件、进程和一般结果”[10]。对此，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卢卡奇在《关于组织问题的方法论》中明确指出，共产党的使命正是让“未被意识到的”“隐藏着”的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被意识到并“变得明确起来”[7]12。可见，对于马克思恩格斯来说，政党在此发挥着哲学和政治的双重功能，让历史命运的承担者工人阶级能意识到自身的使命并自觉担负完成这种使命。在完成使命后，他们不会像黑格尔的“英雄人物”那样成为“干瘪的空壳”，反而会随着革命消灭自身，实现人的全面解放。“历史本身就是审判官，而无产阶级就是执刑者。”[1]581

三、工人阶级的当代处境与无产阶级的存亡

20世纪70年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结构发生了深刻的调整，随着资本越来越猖獗地按照自己的面貌来改造世界，工人阶级的处境发生了深刻变化，随之而来的各种“工人阶级消亡论”“工人阶级泛化论”出现在西方理论界，对马克思无产阶级理论造成了严重挑战。为了能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新阐释马克思主义的当代价值，对新的历史主体的忧虑和重构是西方马克思主义致力于解决的重要问题。比如拉扎拉托的“非物质劳动”、奈格里的“生命政治”、哈特和奈格里的“诸众”、鲍德里亚的符号政治经济学、高兹的新主体、马尔库塞的“大拒绝”等。还有很多学者宣称无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已经不复存在，比如埃米尔·莱德勒、C·W·米尔斯、大卫·洛克伍德、西奥多·盖格、A·吉登斯等。

纵观各种新式的“灵丹妙药”，之所以未能真正解决现实问题是有如下原因的。首先，他们依旧局限于历史唯心主义视域，对资本主义进行了孤立而直观的分析，如马克思当年批判的政治经济学家、意识形态家们一样，他们完全没有清楚地洞察社会内部的真正的事实和运动。比如，马尔库塞的“单向度”诊断不过是对资本主义的片面而直观描述，因此，他只能寄希望于那些不抱希望的被排除在制度之外的人们。其次，缺乏整体视域。没有从世界范围内分析资本主义的新变化，局限于资本的某个阶段或者某个国家资本主义的发展。在《共产党宣言》和《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以世界眼光观察世界历史发展进程，他这样写道：“创造世界市场的趋势已经直接包含在资本的概念本身中”[11]，而“无产阶级只有在世界历史意义上才能存在，就像共产主义——它的事业——只有作为‘世界历史性的’存在才有可能实现一样”[8]87。习近平总书记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正是对马克思这一思想的最为精辟的理论继承和发展。再次，混淆了马克思的工人阶级和无产阶级概念。在各种混淆中，马克思的工人阶级和无产阶级概念之间的张力被消解。最后，对马克思关于工人阶级贫困的误解。其实在马克思那里，体现工人阶级贫困的本质特征的既不是绝对的经济贫困，也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相对贫困，而是相对贫困的一种特殊形式，即具有悖论性的贫困。悖论性贫困产生于结构化了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经济关系，即雇佣劳动制,因而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特有的制度性贫困。事实上，马克思对工人阶级历史使命的指认，工人阶级之所以成为无产阶级的现实革命力量的“选民”是由工人阶级“因其所是”的否定性和“因其能是”“因其应是”的创造性否定来确定的，而且依据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论述，无产阶级力量的存在与否、是否强大是由资本所决定的，它是资本的伴生物，与其共生共灭。

四、“工人阶级消亡论”的本质

工人阶级是否真的消亡？今天是否可以通过劳动再次指认工人阶级作为无产阶级革命的现实主体？回答这两个问题，首先需要说明的是为什么会有“工人阶级消亡论”。首先，工人阶级消亡论是金融资本驱逐工业资本向全球转移造成的假象。早在《法兰西阶级斗争》中马克思就发现了资产阶级分化的可能，即分化为金融资产阶级和工业资产阶级。用沃勒斯坦的话说，在老牌资本主义国家，金融资产阶级仰仗金融资本的控制扼杀工业资产阶级的发展，制造业向全球转移，其结果是西方国家的工人自我意识的瓦解，致使西方的很多学者产生了“工人阶级消亡”的假象。其次，工人阶级消亡论是工人阶级无法形成独立的意识形态话语的直观表征。正如马尔库塞在《单向度的人》中揭示的那样，今天资本权力的泛化和分析哲学对话语体系的侵蚀，导致无产阶级无论是在政治领域还是在日常生活中都丧失了独立的话语体系。布洛维也曾指出，今天工人阶级在唯一有胜算的领域——意识形态领域也缴械投降了。由此，重建社会主义话语体系，突破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话语体系的包围正是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建设的当务之急。最后，对马克思“总体工人”理论没有深入理解。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在机器大工业造成的分工细化过程中进行劳动的工人是“总体工人”，总体工人即结合工人。因分工从事不同工序的局部操作的工人被称为“总体工人的器官”，所有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参加商品生产的人，从工人到经理、工程师都属于生产劳动者的范围[12]。综上，若工人阶级今天依旧是无产阶级使命的现实指认，那么，伴随工人阶级消亡论兴起的所谓“中产阶级”又是一种怎样的存在呢？

五、“中产阶级”神话

1812年的《牛津英语辞典》中已有对“中产阶级”(middle class)的定义，在理论上是相对于资本主义社会结构中的上层——资产阶级和下层——工人阶级而论的。马克思恩格斯对中产阶级的重视不逊色于对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重视。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由于其成员的流动性和不稳定性问题，其社会地位的过渡性问题和政治上的摇摆性、保守性、附属性、补充性等问题，导致现实中并不存在一个具有独立的阶级意识、实现了阶级融合的“中产阶级”。因此，他们基于不同的历史语境，分别使用“中间阶级”“中等阶级或中间等级”(middle class ，Mittelklasse)等概念对“中产阶级”问题展开论述：如在《共产党宣言》中使用的是“中间等级”[1]42，而在《资本论》中则使用的大多是“中等阶级”和“中间阶级”[注]参见：陈培永的《重新解读马克思的“中产阶级”概念》一文。陈文认为阶级是在资产阶级革命胜利之后才出现的历史现象，资产阶级消灭了等级，将其转化为阶级问题。因此，“中间等级”和“中间阶级或中等阶级”处于不同的历史阶段，在资产阶级革命之前叫做“中间等级”，之后叫做“中间阶级或中等阶级”。(《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8年第3期第58-60页)。基于马克思恩格斯对“中产阶级”的经典论述和当下的社会现实，可以看出“中产阶级”并非社会进步的中坚力量。

首先，“中产阶级”概念模糊。中产阶级是一个边界模糊的群体，社会生活中的中产阶级边界是不确定的，而在经济上则显示出脆弱性和敏感性，与无产阶级无本质区别。其阶级意识附属于资产阶级，在政治态度上表现出矛盾性和复杂性，他们将随着历史的发展及危机的爆发而归于无产阶级队伍。

其次，文化的多重性和中间性。尽管中产阶级竭力向上层阶级靠拢，但却因受制于自身收入水平，只能在廉价物品中寻找所谓的“别致”，以此将自己与“下层社会”虚幻地区别开。如哲学家埃利亚斯所说：“与民众相比，他们可谓精英，但在那些宫廷贵族的眼中他们仍属于下等人。这种地位特征使中产阶级潜意识中渴望通往下层的大门应该紧紧关闭，通往上层的大门永久敞开，但他们又不敢设想摧毁阻碍他们上升的围墙，因为害怕自己与下层人民之间的那堵墙也会在这场风暴中一起倒下。”[13]由于没有独立的阶级意识，他们绝不是新工人阶级或者新的阶级，其存在并不是社会两级分化的指示器，更不能控制社会的两级分化。在中产阶级的前卫消费镜像背后所展现的只是基于其敏感的社会阶层地位之上的现实理性，他们不受制于需求经济，但受制于“欲望和梦想经济,他们是消费场中的表演者，透视出其渴望获得上层阶级的地位而未能成功的努力”[14]。正如坎贝尔所言：“现代化的文化逻辑不只是在计算与实验活动中表现出的理性逻辑，它还是激情和源于渴望的创造性梦想的逻辑。”[15]

最后，特定时代的意识形态产物。二战后，美国向世界展示了资本主义天堂的选民形象——中产阶级大同社会。中产阶级神话是美国“人人生而平等”的意识形态迷雾，是美国人意识形态中大多数人对自我的社会身份的虚幻认同。若仔细分析就会发现这种身份认同中，唯一相同的地方就是为资本服务。此外，这个概念没有任何的稳定性。“这个阶级不过是政府反复制造的虚假同质性，是科技大同社会的乌托邦梦想的现实版，其内部的不稳定性和显示出的平静的意识形态表象不过是意识形态的新变化而已。”[16]

综上，“工人阶级消亡论”和“中产阶级崛起论”不过是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产物，是丧失身份认同并屈就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话语体系获得的对现实的虚假感觉的直观表达。而中产阶级对富裕、科技、教育的迷信则是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平等主义神话”的现实支柱。

今天，“抽象”依旧统治着世界，资本依旧按照自己的面貌改造时空的每一个角落，包括虚拟世界。激发马克思阶级思想中所蕴含的积极否定性力量，对于突围资本主义意识形态话语霸权，发出无产阶级自己的声音具有极为重要的理论和政治意义，也将为新时代中国在人类命运共同体中肩负起社会主义大国的理论和政治担当提供一定的理论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