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 祁

(厦门理工学院 外国语学院，福建 厦门 361021)

当我们随着“一带一路”关注东南亚时，目光不由被日本妓女“南洋姐”的历史再次刺痛，沉重地落在马来西亚山打根的荒山野坟。这些妓女坟背向祖国日本而隔海“望乡”。她们为什么望乡却不回乡？望乡却背乡而埋？这是一种怎样决绝的姿态和情感！这种沉默的“乡愁”谁能知晓？不同于往常移民文学中的“乡愁”，不同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叶落归根”,山崎朋子的《望乡：底层女性史序章》[1]，记录了山打根八号娼馆的日本海外妓女有乡回不得或不愿回的历史真实：

客死在异乡的日本妓女们的灵魂 (如果真有灵魂的话)一定是想回日本去的 。可是对她们而言，祖国又是什么呢 ? …… 日本对她们来说是幼小时生活过的地方，从心情上讲是怀念的，但从本质上日本又是她们憎恨的对象。[1]180

锋芒直指近代日本国家，何等尖锐而沉痛! 这不仅是一部让人同情流泪的底层女性叙事，而且是一部让人警醒的战争创伤叙事，讲的是另类人：日本海外妓女的悲惨故事。根据史料，我们发现这些被称为“娘子军”的妓女所到之处，几乎是二战时期日本军进犯的地区，她们事实上承担了日本军先遣队的角色：“大东亚战争的地图，实际上在明治中期就在这群‘娘子军’脚下描绘而成。在这些娼妓的尸骨之上，又叠加上了无数无名兵士的尸骨，而这，仅仅相距了 30 年。”[2]95

1978年10 月，由日本社会派导演熊井启根据原著改编为电影《望乡》，在中国上映后引起热烈的反响。时隔40多年后的今天，我们重读它是否依然热泪流淌？是否在流泪后深思，对其文本的真正意义有更深的理解？

一、女性身体与侵略扩张

日本女作家山崎朋子在该著中一针见血地指出：“为推行殖民地政策，近代日本国家彻底地利用了底层的女性。”[1]160这些被迫卖身、被迫牺牲的女人，特别是以阿崎婆为代表的海外妓女“南洋姐”(1)日语原文为“からゆきさん”，直译为“唐人(唐国)行”，指“渡洋女”。据森崎和江的研究，“からゆきさん”的称呼流传于日本明治时期至昭和初期，其原本并非专指外出谋生的娼妓，而是前往唐(中国)、天竺(印度)等海外打工的意思，只是由于明治时期到海外打工的日本男子较少，而海外日本人经营的娼馆却日益繁盛，因此“からゆきさん”逐渐演变成赴海外卖淫求生的日本娼妓的专用代名词。参阅森崎和江《からゆきさん》，東京：朝日文庫，朝日新聞出版社，1976年，第17-18頁。“南洋地区一直是‘からゆきさん’非常重要的接收地和聚集地，为此，中文直接将其译为‘南洋姐’。”(朱忆天《试论“南洋姐”的生存实态及历史定位》，载《南洋问题研究》2012年第1期，第90页)。：

……从幕府末年经过明治期直至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的大正中期，背井离乡到外国去卖身的日本妓女。她们北至西伯利亚、中国大陆，南到东南亚各国，甚至有人到印度、非洲。她们的故乡遍及日本全国，以九州的天草岛、岛原半岛为最多。天草岛原地方自然的、社会的贫困使得这地方产生了那么多妓女。崎律天主堂祭坛前像石像一般祈祷的老农妇对人生苦难的无声控诉恰是“南洋姐”们的心声！[1]4-5

作者清楚地意识到贫困是产生妓女的根源性因素，同时尖锐地批判视女性为经济、政治乃至军事的工具，利用女性身体为男人、为家庭、为国家献身则是日本极端男权主义性别文化及性文化。这恰恰是产生海外妓女的结构性因素。笔者以为，出现大量“南洋姐”的原因，除了朱忆天指出的贫困和地理历史以及文化传统上的根源[3]94，更有近代日本国家殖民扩张主义政策上的导引。从“南洋姐”到昭和时代“满蒙开拓团”的献身女子乃至二战期间的从军慰安妇，一脉相承的女性结构性卖身、献身的历史告诉我们，近代日本国家为发展国内经济、开拓海外市场而默许放任女性到海外卖身，以赚取外币富国强兵，此后为向外的军事政治扩张而鼓吹、欺骗、强迫女性外出卖身献身，成为军国主义侵略的牺牲品。

尽管“南洋姐”离乡背井只是为了摆脱穷困，只是出于个人或家人的原因，但她们不自觉地成了国家侵略扩张的工具，客观上为近代日本国家的海外扩张开辟了道路。在人贩子的一手操纵下她们被拐卖到海外卖春，而以她们为对象的日系杂货商、和服店、照相馆、理发店、医院等随之陆续登场。卖春收入的一部分或是汇款给故乡亲人，或是借给当地其他日本人投资橡胶园等以扩大资本运作。朱忆天认为：“‘南洋姐’在改变自身命运的同时，也有力地带动了近代日本迈进南洋的步伐。通过她们的先期开拓和耕耘，进入大正时代(1912—1926)，南洋成为日本社会各阶层广泛关注的对象，并形成、提升为一种关注南洋的国家层面的共同意识。”[2]93因此，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的日本领事报告和新闻报纸等正式文献资料中，“南洋姐(からゆきさん)”被称为“娘子军”，其作用非同小可。她们不但是日本的国家“资本”，而且是殖民扩张的“工具”。山崎朋子写道：“海外妓女对近代日本对抗西欧列强的政治、经济、军事策略来说，还是非常必要的存在。”[1]161悲剧在于，她们既是向外侵略扩张的“加害者”，同时又是身心备受摧残的“受害者”。

二、女性身体与“耻感文化”

古今中外，父权通过对女性身体的支配、规训、禁闭、压迫使之驯服，从而使国家/权力/男人的欲望得到无限的膨胀。在日本海外妓女身上，我们看到近代日本国家通过权力控制女性身体，通过女性身体行使权利进行侵略扩张。女性身体是与生俱来的，是生命的“命”，一旦被权力控制利用，就只剩下“命”而失去“生”的意义。

20世纪末以来，对“身体”的关注成为现代和后现代的一个重要议题。福柯对身体研究的最突出贡献是，明确了身体“是文化性的，联系着丰富复杂的社会文化和意识形态话语”，成为“一种被分裂与规训的肉体”[4]33。可以说，身体承载着历史印记，诠释着被权力摧毁的过程。汪民安在论述国家对身体的控制时亦尖锐地指出，这时“身体再也不是自我的财产，不是自己能主宰的对象，我们的身体处于一种复杂而矛盾的关系之中”。[5]49

“复杂而矛盾”的身体突出地表现在：女性身体先是被利用，被榨干油脂后便被抛弃被唾弃而得不到认同。其“复杂而矛盾”在于：男权社会既离不开女人身体又要嫌弃女人身体的这一悖论，以及“双重性道德”。山崎朋子在《望乡：底层女性史序章》揭示的正是女性身体被利用被摧毁的这个“复杂而矛盾”的过程：

……明治结束，日本资本主义基本确立，尤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渔翁得利，在政治、经济、军事上强大起来了,于是政府发出关于海外卖春妇的禁止令。

……(但因大正期)爆发了东南亚华侨抵制日货的运动，废娼令暂未执行……国家暗中奖励海外妓女的工作，靠她们摆脱出危机。

就这样，日本国家度过了南洋华侨抵制日货的风浪，作为第一次大战的战胜国在东南亚获得稳定地位。从此下决心推行废娼令，但对废娼后的新生政策并没作出任何安排。日本国家将各地的妓女送上船, 送到长崎后遣散走, 对于她们回故乡后如何生活全然不管不顾。所以，不少年老的妓女无以谋生只好自杀。[1]161

国家对女性身体的支配控制是先利用后废弃：当日本资本主义原始积累基本完成后，政府下了取缔娼妓令，但因大正期危机不了了之，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日本政府在“耻感文化”的压力下开始取缔海外妓女，但“没作出任何安排”，无法生存的妓女们只能自杀。

本尼迪克特指出，日本“耻感文化”中有一种制约人的外在力量：“羞耻是对别人批评的反应。一个人感到羞耻，是因为他或者被公开讥笑、排斥，或者他自己感觉被讥笑。不管是哪一种，羞耻感都是一种有效的强制力。”[6]154当年由于“耻感文化”，日本的女人们听从了男人、国家、权力的驱使走上海外卖身之途；如今还是这种“耻感文化”却令她们有乡回不得或不愿回，以自杀了却无尽的痛苦。东南亚华文文学研究者金进在《电影“望乡”的背后》中指出，耻感文化“有两层含义: 第一，日本一路自强兴国，不甘落后于世界，潜意识中有着民族危机感，甚至是自卑的心理，以自己的落后与愚昧为耻辱；第二，正因为不能容忍自己的落后，而具有一种强烈的自尊，这种自尊让它很多时候看不清自己的位置，对国家发展如此，对国民的态度亦如此。电影《望乡》的历史本身正是千百个被日本 “耻感文化”遮蔽掉的故事之一”。[7]158先是因为不满不耻于穷困，她们被利用而远走海外赚取外汇“富家强国”；后因不耻于被人指指点点，她们或自杀或隐名埋姓或……

背向祖国“望乡”的妓女坟是山崎朋子战争边缘叙事的基本意象。尽管背向祖国之妓女坟客观上是“由于地形的缘故这样建墓而已”(2)本多勝一认为，这些坟墓处于陡峭的山坡上，墓的朝向只能向着山下，如果向着山上墓碑就会挨着地面。(参见『ルポルタージュの方法』)すずさわ書店，1980年)。，但客死异邦的妓女们因种种原因没有选择权，能入土为安、背向祖国“望乡”已是不幸中的万幸！从背向祖国“望乡”的妓女坟我们可以看到，女作家的叙事从“山打根八号娼馆”对海外妓女悲惨命运的深切同情，转到“山打根的墓”对军国主义扩张的深刻反思，她与这些妓女坟取同一决绝的姿态和情感，给本民族的爱国主义立场一个勇敢的“认罪”姿态。

妓女坟是女性身体之坟，象征着“废墟”。“废墟”与现代性“荒原”同一意象。“望乡”的“现代性”正表现在这里。女作家“喊裂了嘴巴也无济于事”，表现出对“现代性荒原”的绝望；绝望的叙事又是何等的执着。这是一种现代性绝望的挣扎。英美诗人艾略特用干枯的不生育的“荒原”象征贫困的文明和枯竭的生命力[8]55-64，鲁迅的“野草”亦长在文明坍塌的“废墟”之上。张闳指出，鲁迅《野草》中的第三个基本的空间意象即是“密室”，它属于私人化的空间，是一个“密闭和逼仄”的空间[9]9。其封闭的极端形式即死亡之坟。鲁迅对于“坟”有着特别的兴趣, 曾在野草丛生的“坟”头边照相并以《坟》命名自己的文集。无独有偶，在山崎朋子的这部战争边缘叙事中，背对祖国望乡的“妓女坟”亦是一种“密闭和逼仄”的“密室”，“耻感文化”下这些女性的身体被封存在绝密的死亡空间，被压在石头下，掩藏于荒原野草中，长年被窒息而失语；只有“望乡”的意识执着不屈，从中挣脱而出飞越海洋。女作家对这一私人化空间的挖掘，是“底层女性史”的“序章”，也是战争边缘叙事的“终章”，更是对日本“耻感文化”的无情鞭挞。

为什么背向祖国日本却死也要“望乡”？很容易理解的是这些妓女背井离乡之后的思乡。乡愁本来是所有海外叙事/移民文学的母题，可以说是一种人类共有的乡愁。但是这些海外妓女虽然是为了家人为了故乡而远走异邦，却得不到故乡祖国的认同：她们幼小的身躯曾经一天被几十个男人蹂躏，其苦非常人尤其是男人所能理解，欲哭无泪，难以言说！女性身体被利用被蹂躏，而后国家政策说“废娼”，“丑业”被废但“耻感文化”难废。海外妓女们虽然离开了卖春生涯，但身体和精神上的病痛却因“耻感文化”被遮蔽被忽略而得不到治疗，身体和精神上的苦痛长期地深深地折磨着她们。正如《望乡：底层女性史序章》中所言：

经过千辛万苦回到日本的海外妓女之中，一定有无数人年轻时在异乡感染了梅毒，经过几十年后发病致死或现在还挣扎在死亡线上…… 阿崎婆就是其中的一个。——对于原子弹受害者来说他们不知何时发病，发了病也没办法治，在他们眼里，二战结束二十七年的今天，战争还没有结束。同样面对过去曾是海外妓女的人来讲，海外妓女的生活也仍未结束。[1]104

海外妓女们一直想得到“身份认同”而不得。她们想家却因文盲而不会写信读信。她们想妈妈只能像阿崎那样偷偷留下妈妈亲手织就的土布改成的褥子。她们为家人背井离乡，赚了钱给家人盖房子，自己回了家却无处可居，只能躲进破旧的小土屋。女性主义者主张女人要有自己的房间，才能有自由的私人化空间。阿崎婆的“小土屋”虽是自己的，却是一个精神窒息的空间 ，一个梦魔的空间。阿崎婆的家，这一“小土屋”的意象，象征着未亡人的“女性身体”。这身体伤痕累累，虽回到家却无家可归，无乡情可言，无亲情可恋。阿崎婆的儿子不愿与母亲同住，媳妇不愿探望婆婆。孤独的阿崎婆只能与猫作伴。从猫的身上我们看到未泯灭的人间之爱。这是活着的女性身体之“望乡”。也许人们难以想象和理解，身份认同的焦虑竟贯穿海外妓女的一生。就算生命结束了，依然透过坟墓也要望乡，背对祖国也要望乡。这种对爱国主义的解构，尖锐得令人心酸。

三、女性身体的“底层性”

“我”，作为整个故事的参访者、亲历者及叙述者，肉体与内心也经受着煎熬及惩罚。女性身体被穷困的命运折磨而又无力抗拒和逃避的巨大痛苦，使《望乡》有不同于其他作品的“悲剧性”。这种悲剧性不仅仅通过妓女的“性”使其悲痛，而且通过妓女的“底层性”使其深刻：

我以为，近代日本百年历史上作为资本与男性的附属物被损害的是民众女性。民众女性中处境最惨的是妓女，妓女中特别悲惨的是“南洋姐”，因此在某种意义上她们可以作为日本女性的“原点”。这就是我选中她们，而不是选丝织业纺织业女工、农妇、女矿工、保姆来做考察而书写底层妇女史的原因。[1]8

山崎朋子抓住了“原点”，即女性身体的“底层性”这一女性史研究的关键。

我很希望海外日本妓女的墓地能一直保存下去。这些日本女性的存在证明，阶级社会中存在着“阶级差别”和“性差别”这两大差别。能将这控诉声传给后代的东西，没有比妓女墓更好的了。她们的墓是日本底层女性史的重要证言之一。[1]277

没有比研究海外妓女更能接近现代性了。海外妓女是现代社会阶级差别和性别歧视的最好见证人。女性原本就被以男性为中心的现代社会压在底层，而妓女被压在底层的最底层。她们被蹂躏被遮蔽进而污名化。

为了接近“底层性”，山崎朋子不但以女性意识去探讨女性史，而且以“女性身体”去触摸底层的真实性。她从战后繁华起来的东京来到天草，走进阿崎婆的“小土屋”，走近这位底层女性的内心，融入阿崎婆代表的“原点”世界，看到日本的近代化带给阿崎婆的只有痛苦，阿崎婆在山林中离群索居，似乎只有乡土和“猫”才能让她平静，抚慰她毕生的伤痛。我们看到，恰是这一“底层性”，使女作家获得从身体到心的体验。

许多反思日本近代历史的文学作品，都有远离都市现代文明，回归原始的倾向。其实，这种回归不是一种简单的还乡，更不是一次新鲜的旅游或“猎奇”，不是表面化的作家访谈或“田野调查”；回归不仅是语言的陌生化，而且是一场心灵的碰撞。夏目漱石曾经用《我是猫》来看日本的现代性，晚期又用《心》来反思现代性，从“猫”到“心”颇有深意。山崎朋子沿着夏目漱石开辟的日本文学之现代传统，对女性身体“底层性”的体验与探索，具有深刻的现代性意义。文化觉醒是对背向祖国的妓女坟的最好祭奠，文化觉醒是一种深刻的文明进步。

四、中日文学关系中的战争创伤叙事

日本女作家山崎朋子以真实的战争边缘叙事，揭示背对祖国“望乡”的妓女坟控诉国家主义殖民扩张的罪恶，表明一个日本作家对侵略他国的“认罪”态度。在该著的最后一节“东南亚与日本”的后记中，她沉痛地写道：

我的这趟旅行使我强烈感到海外日本妓女也是日本侵略亚洲的一员。对于海外日本妓女是日本侵略亚洲的初期的“肉体资本”这个问题，我原只是从理论上认识到而已，前著《山打根八号娼馆》显然是把海外妓女作为被害者来写的。这回踏上北婆罗洲、新加坡等地，从众多的所见所闻中感到，海外妓女曾经成为日本侵略亚洲的先遣队。多亏这趟旅行，使我能站到东南亚人的立场上理解问题。这意味着，这本书不仅供奉死在异国他乡的海外日本妓女之魂，而且也奉献给东南亚各国的人们——作为曾用军靴践踏过你们的国土，而今又实行资本侵略的日本民族之一员，向你们谢罪了。[1]278

应该说这一谢罪是相当真诚而有力量的。虽然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山崎朋子还只是一个少女，“并没有直接责任”，但她意识到“我的同胞践踏了东南亚各国”，“在东南亚各国人民的眼中，日本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侵略者，是战败后又继续资本侵略的一个民族。因此，即便个人对海外日本妓女的不幸寄予满腔同情，但从民族的政治立场来看，它毕竟是日本侵略亚洲的一环。于是，我向着近百年岁月中深受过日本侵略政策之苦的东南亚各民族请求说，请保存日本底层女性史的证言——海外妓女墓地吧，就算我喊裂了嘴巴也无济于事。”[1]277

然而，即便“无济于事”也还要说，不得不说，不说就不得安宁。作为“人间”的责任感促使山崎朋子拿起笔：“日本国家战败以来三十年并没有向东南亚诸国的民众谢罪，事实上对恶行虐迹轻描淡写，所以对涂炭东南亚人民犯下的罪行并没有认识。”[1]275-276她翻山越岭寻找海外日本妓女荒凉的墓地：“一方面想起死在东南亚各地的日本底层女性，另一方面想到受日本经济侵略之苦的东南亚各国的民众，我的心情异常复杂和沉重。”[1]277-278她反对以任何理由拆迁妓女墓。这些背向祖国日本而“望乡”的妓女坟，不仅是日本底层女性史悲惨命运的重要证言，而且是战争之殇不可磨灭的罪证。“望乡”这一战争边缘叙事无疑代表着日本文化界对本民族命运的反思。

对一个作家来说，爱国是作为公民个体的“底线”。但所爱之国必须是正义之国，和平之国，而非侵略之国，非涂炭人民之国。“望乡”对狭隘民族主义的解构，赢得了中日人民的一致认同。

1974年根据山崎朋子《山打根八号娼馆》改编的电影《望乡》公映后，引发了日本国民对自身历史的反省；1978 年10 月《望乡》在中国上映，和《追捕》一起掀起了日本电影热，虽一度被视为“黄色电影”、“反动落后”的电影受到批判，但刚走出“文革灾难”的巴金两度举笔为《望乡》辩护[7]158。巴金的“忏悔”精神与山崎朋子的“认罪”意识异曲同工，触发了中日两国反省自身的开始，使人性与现代性在中日文学中得到彰显及深化。40年来这一战争边缘叙事通过电影热播与译著畅销，突破了中日之间固有的政治纠葛及其共有的男权意识形态，在中日文学关系中获得不可忽视的意义。从身体的“原点”出发，去寻找人类救赎的资源和希望。这是《望乡：底层女性史序章》这一文本不同于其他战争叙事的意义所在。

笔者在该著的译后记中写道：“去年(1996年)秋天，参加日本城西国际大学与中国社会科学院亚洲太平洋研究所共同举办的‘中日女性学/女性文化研讨会’时，聆听了电影《望乡》的原作者、女性史学家山崎朋子的报告……看似纤弱文雅的山崎朋子，发言铿锵有力，富有感情。听众席里有人哭了起来。(另起一段)我不由想起小时候看过的电影《望乡》。事隔多年，依然历历在目。那时对妓女们有家不得回或不愿回是不理解的，现在才体会到这种望乡是何等沉痛。所有的妓女的墓碑都背对日本，这是对日本资本主义国家的无声的控诉和无情的叛逆！”[1]309-310这部中文译本一晃已过20多年，但这些文字还淌着血泪望着我们，背对祖国的“望乡”之坟还在遥望大海。

2018年，适逢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订40周年，重读这部战争创伤的另类叙事，探讨女性身体到人类灵魂等问题，进行一系列更深层次的反思，无疑将推进更为贴近历史、深入人心的国际文化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