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辉 高飞艳 兰 乐

(西北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陕西 西安 710127)

0 引 言

2011年，经国务院批准，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联合下发“营改增”试点方案，目的是加快税制体制改革，进一步减轻企业税负，调动各方的积极性，促进服务业的发展以及产业和消费的升级，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早在我国“营改增”正式推行之前，我国学者就对西方最优税收理论及其最新进展[1]23-32、分税制改革的评价[2]5-15、国内外税制理论[3]53-61+126、“营改增”的必要性[4]39-41和预期成效[5]66-80、税制改革与公司价值[6]65-75等展开了深入讨论，这为后续研究提供了具体依据。尤其是“营改增”正式实施以来，学术界对“营改增”带来的经济效应进行了大量有针对性的研究，覆盖“营改增”的经济增长效应、财政收入效应、社会福利效应、税负效应、产业结构调整效应、企业技术创新效应等方面。为此，在分析和探讨了世界各国增值税改革的实施效果之后，以“宏观效应——中观效应——微观效应”为框架，对国内已有研究进行了全面回顾和分类梳理，以期深化对“营改增”经济效应研究的认识。其中，宏观效应包括“营改增”的经济增长效应、财政收入效应、社会福利效应、税负效应；中观效应包括“营改增”的产业结构调整效应；微观效应包括“营改增”的企业技术创新效应。最后通过总结已有研究的不足，提出未来研究需要进一步拓展的方向，最大限度地释放“营改增”的政策红利。

1 国外增值税改革的经济效应研究

增值税因具有中性、征收的普遍性和连续性以及在财政收入上的稳定性和及时性等特征，而被世界各国所青睐。自从法国成功实施增值税改革以后，世界各国逐渐认识到增值税的优越性，20世纪80年代以来，全球税制结构变迁的总体趋势之一就是扩大增值税范围。截至2011年，全球有166个国家和地区开征了增值税。国外虽然没有进行“营改增”实践，但对于增值税内部改革产生的效应却进行了持续的探讨。例如，一些研究从宏观层面考察了增值税改革对法国[7]115-124、南非[8]224-236、加拿大[9]85-97、肯尼亚[10]159-190、尼日利亚[11]112-143等国家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也有研究考察了增值税改革对家庭税负和福利的影响。Delfins Mama K，Sherman R等利用CGE模型分析了南非增值税改革对居民收入分配及福利的累进性影响，结果发现，低收入家庭的福利损失更大和增值税的累退性。[12]1-12Emtran M S、Stiglitz J E考察了部分国家增值税改革效应，发现税基的扩大降低了家庭劳动意愿。[13]599-623Ajitava Raychaudhuri，Suip Kumar Sinha等通过对印度两个主要联邦州的调查数据分析，得出印度在2005年4月1日开展的增值税取代销售税的改革更有利于穷人福利的增加。[14]1-19Carbonnier C研究了法国汽车和不动产维修增值税改革对家庭税负的影响，发现增值税扩围提高了税负水平。[15]1219-1229Brita B和Birger S.等分析了挪威2001年增值税改革政策，发现相比标准的统一税率增值税，改革后的增值税制度导致社会福利部分损失。[16]368-392也有对增值税改革进行的跨国比较研究，如Alley Q,Bentley D.等对比分析了英国与新西兰和澳大利亚税收改革实施的政治背景差异。[17]21-53

目前，随着各国增值税改革实践的不断深入，增值税制度也不断完善，通过分析国外学者关于增值税改革的经济效应研究结果，能够强化人们对增值税的认识，同时也为我国“营改增”提供了丰富且有价值的国际经验。

2 国内“营改增”的经济效应研究

2.1 “营改增”的宏观效应研究

(1)“营改增”的经济增长效应研究。“营改增”主要通过减轻企业税负来调整需求结构，优化消费、投资和出口三者之间的关系，合理分配资源，从而带动我国经济增长。一方面，“营改增”的“减税效应”可以激励投资主体增加对高端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的投资，优化投资结构，从而促进经济增长。另一方面，由于增值税具有税收中性的特点，能够促使企业在使用资源时做出最优选择，从而提高资源配置效率。

围绕“营改增”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已有研究主要从两个方面进行了探讨。一是从宏观角度分析“营改增”的经济增长效应。赵迎春、田志伟等结合2007年中国社会核算矩阵(SAM)表，通过构建多部门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模拟测算了扩围改革对宏观经济各方面的影响，结果显示：在保持各个行业税负不变的情况下，对全行业进行“营改增”总体上可改善宏观经济各项指标，如GDP、进出口、总投资、居民收入和消费、就业等都可以得到相应增长。[18]43-46胡怡建、田志伟基于上海试点的相关情况，分析了“营改增”对企业税负、财政收入、经济增长、结构调整、产业转型、居民福利的内在影响。[19]38-43石中和、娄峰则构建了中国“经济-能源-环境-税收”的动态CGE模型，系统分析了“营改增”及其扩围对我国宏观经济、行业增加值、能源消费结构、节能减排等的影响及其动态累积效应。[20]105-118二是选择一种或几种经济效应做具体分析。王宁、史明霞研究指出，“营改增”的经济增长效应主要是通过需求结构调整效应和资源配置效应来实现的，它可以消除产业细分带来的重复征税问题，引导服务业向高端化和精细化发展，尤其是增强高端服务业的国际竞争力，从而起到优化出口结构的作用。[21]65-68

(2)“营改增”的财政收入效应研究。许多学者着眼于“营改增”对财政收入效应的短期影响，认为“营改增”的全面实施在减轻企业税负的同时也造成了地方财政收入的减少。许文分析指出，“营改增”显著减轻了企业税负，但同时地方财政收入也遭到了削减，而且地方财政的减收效应更明显。[22]18-19张新、安体富通过统计分析认为，短期内“营改增”的财政减收效应显著，会对地方财政收入产生较大冲击，应该及时通过收入调节机制进行缓冲。[23]9-13

也有个别学者对财政收入的长期效应进行了分阶段研究，但是目前针对财政收入的长期效应研究较少。崔丹、刘明慧的研究发现，短期内由于市场需求价格弹性与供给价格弹性均较小，“营改增”税制将会大幅度地削减中央财政与地方财政的增值税收入；中期内通过“营改增”的价格变动效应与1之间的比较来分析短期财政配置效应；长期内“营改增”后的财政收入配置格局将呈现出中央财政收入与地方财政平均收入的持续性增长。[24]77-80许梦博、翁钰栋等的研究为“营改增”的财政收入效应提供了经验数据的支持。[25]86-88该研究通过构建CGE模型进行测算发现，在行业内静态税负不变的情况下，全行业“营改增”短期内使得增值税和原来营业税的税收收入减少3.21%，总的税收收入减少1.21%。长期来看，“营改增”对财政收入有一定的提升作用，总的税收收入会增加0.77%。另一方面，“营改增”也会对税收收入结构产生影响，增值税和营业税的税收收入每减少1.36%，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的税收收入将增加1.87%。

(3)“营改增”的社会福利效应研究。“营改增”作为“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税制改革，其社会福利效应也备受关注。何辉、李玲等发现，1995—2011年我国增值税具有负的福利效应，而且负效应呈逐年增加的态势，由此加剧了社会的不平等。为缩小居民收入差距,促进福利分配公平化，建议降低基本生活消费品的增值税税率，全面推行“营改增”。[26]36-43

“营改增”虽然对调节高收入作用有限，但对于提高低收入者购买力具有一定促进作用。“营改增”的结构性减税效应有利于大力支持服务业、小微企业和创新型科技企业发展，创造更多就业岗位，从而通过扩大就业来提高低收入者收入。胡怡建、田志伟研究发现，“四大行业”(建筑业、房地产业、金融业、生活性服务业)的“营改增”缩小了农村居民之间的收入分配差距，使得城镇居民与农村居民的实际收入都有所提高，城镇居民平均收入增长1.1%，农村居民平均收入增长0.64%，并且农村居民的基尼系数下降了0.52%。[27]7-12

另外“营改增”也可以通过减轻企业的税负、降低生产成本，从而影响消费品的价格，使中低收入者从中受益。葛玉御、田志伟等从收入和消费双重视角分析了“营改增”的收入分配效应，研究发现，“营改增”产生的收入效应和消费效应均提高了包括城乡在内所有居民的收入水平,且缩小了城乡之间收入分配差距。[28]23-33潘常刚通过构建中国税收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对“营改增”的居民福利效应和公平效应进行了研究，结果显示：居民总体的税负有所减轻，福利有所提升，尤其是中低收入者的福利得到了提升，这在一定程度上缩小了福利差距。同时生活性服务业“营改增”对居民福利水平的改善明显优于生产性服务业，其带来的商品价格降低所产生的效果大于对居民要素收入的影响。[29]51-57

(4)“营改增”的税负效应研究。“营改增”推行的目的是为了打通抵扣链条，消除重复征税，从而降低企业税负。因此，自“营改增”试点开始，税负变化就成为学术界和实务界关注的重点。已有研究就“营改增”对税负的影响进行了大量研究，总体来看主要有三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营改增”的减税效应明显。封云鹏通过分析“营改增”对小规模纳税人税负的影响，发现“营改增”显著降低了小规模纳税人的税收负担，有效地促进了小微企业的发展。[30]28-29刘金科、谢鋆通过构建投入产出价格模型，利用上市公司的年报数据，综合考察了生活性服务业“营改增”后的税负效应，结果显示：一般纳税人企业税收负担平均下降了约3.5个百分点。[31]34-39黄丽萍运用增值税和营业税税负率测度了“营改增”后我国总体税负的变化，发现“营改增”降低了我国的总体税负。[32]62-66

第二种观点认为“营改增”的减税效应存在行业差异，有些行业税负降低，有些行业税负不降反增。田志伟和胡怡建在CGE模型基础上，利用投入产出表对税负进行测算，测算结果与上海市“营改增”扩围试点过程中交通运输业税负不降反增现象相符。[33]29-34袁雪飞通过建立数学模型分析得出，试点企业的减税效应与试点企业的规模和所处行业之间存在较大关系，“营改增”对有形动产租赁业和大部分现代服务业试点企业的减税效应明显，而对交通运输业试点企业的减税效应非常有限。[34]120-123王玉兰和李雅坤利用2011年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并且公开披露年报的47家以交通运输服务为主的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研究发现：在企业不购置固定资产的情况下，交通运输业的税负不降反增。[35]41-45

第三种观点认为“营改增”对税负并没有明显的作用，既没有增税也没有减税。董根泰以浙江省大中型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发现：“营改增”对制造业和建筑业企业的税负并没有显著影响，既没有显著降低大中型企业税收负担率，也没有显著提高大中型企业税收负担率。[36]94-104

综上所述，目前关于“营改增”对税负的影响，学术界仍然没有一致的结论。究其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仅考虑了“营改增”对整体税负的影响，忽视了“营改增”对税负影响的行业差异；二是样本选择造成研究结论的差异，“营改增”发挥作用的前提之一是企业购买商品和劳务收到的是可抵扣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但对于一些组织结构和经营模式均不规范的企业而言，多数不具备一般纳税人资格，因而无法取得可抵扣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从而导致其税负不降反升。

2.2 “营改增”的中观效应研究

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表现是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现实经济中，影响产业结构变迁的因素复杂多样，而财税政策无疑是其中的关键因素之一，产业结构升级进程与财税政策密切相关。梁强、贾康通过回顾1994年全面工商税制改革对于我国产业结构优化调整的相关效应，提出了全面推进“营改增”改革和促进产业结构优化的基本思路。[37]37-48总之，“营改增”对产业结构调整的效应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通过打通二、三产业之间的增值税抵扣链条，减少重复征税，促进资源在产业间流动。吴金光、欧阳玲等以上海市为例，运用TRAMO/SEEATS方法对“营改增”的政策效应进行了实证检验，并认为总体上“营改增”试点阶段改革对经济结构的调整效应并未充分发挥，但长期效应值得期待。[38]81-86孙正采用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以“营改增”为主线索的流转税改革提高了第三产业的比重，降低了第二产业的比重，优化了行业之间的资源配置，促进了产业结构的升级。[39]70-84

(2)有利于推动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通过打破税收制度障碍，促进产业之间分工和协作深入，尤其是制造业企业的专业化分工带来的服务型外包需求的增加以及“营改增”对生产性服务业的减税作用二者相结合会极大地促进生产性服务业的快速发展，从而有利于推动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陈钊、王旸利用2008—2014年中国上市公司的数据检验了“营改增”对于促进制造业和部分服务业专业化分工的两种可能。[40]36-45+59范子英、彭飞采用三重差分法评估了“营改增”对企业减税和分工的影响，发现其有效地推动了跨地区的分工与协作。[41]82-95李永友、闫岑研究发现，“营改增”后制造业企业出现了以非制造业业务收入占比下降为标示的分工深化现象，而且生产性服务业的“营改增”也极大地促进了制造业以生产率提升为标示的转型升级，这也有利于产业结构的转型优化。[42]18-31

总之，有关“营改增”对产业结构调整的作用机制是清晰的，但实证研究还有待进一步加强，且2016年5月1日起“营改增”才全面落地，因此，前期研究的样本数据会有所限制，这也为今后采取更丰富的样本进行深入研究提供了机会。

2.3 “营改增”的微观效应研究

创新是推动一国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的活力源泉。科技创新能力作为一国的核心竞争力已日益成为世界各国综合国力竞争的决定性因素。税收作为财政政策的一种，对于企业行为起着重要的调节作用，因而采用税收激励政策来提高本国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已成为各国的共识。“营改增”一方面通过减轻企业税负、增加企业收入，从而增加创新投入。另一方面通过创新投入的技术设备进行进项税抵扣，从而降低研发成本，使企业不断创新。

我国有关“营改增”影响企业技术创新的研究，大都是从“营改增”对企业研发投入或技术创新带来的影响入手的。任爱华以河北省为例，通过实证分析“营改增”对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发现“营改增”能有效提高企业的科技创新能力。[43]74-76龚强、王璐颖等从创新成本的角度出发，通过构建古诺竞争模型，对比分析了政府征收营业税和征收增值税下企业的创新成本，发现征收增值税更加有利于激励企业进行创新。[44]41-47+59周密利用2009—2016年我国上市公司数据，采用双重差分固定效应模型评估了“营改增”对企业研发创新的政策效应，研究发现：“营改增”显著激励了企业研发投入，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政策效应更加明显。[45]18-25王桂军、曹平则从专业化分工的角度，实证分析了“营改增”对中国制造业企业自主创新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结果发现“营改增”通过促进专业化分工降低了制造业企业的自主创新意愿，但提高了其技术引进水平。[46]4-19

另有一些研究在考察“营改增”对企业技术创新影响的基础上，进一步分析了政策效应对不同企业的影响程度。袁建国、胡明生等发现，“营改增”对企业技术创新的激励效应对先行试点企业、非国有企业、政府补助较多企业以及适用低增值税税率的企业更为显著。[47]44-50栾强、罗守贵指出，与大企业相比，小微企业受政策冲击的影响更大，并且自我调整能力也相对较弱。[48]87-95

张本照、逯婧对“营改增”作用的时间效应，包括即时效应和短期效应进行了分析，并深入研究了这两种效应背后的改善动因是否可持续，结果表明：即时效应对应的研发投入改善主要源于企业的超常规研发和政府的直接补助，但这种改善难以持续，而短期效应对应的研发投入改善则是企业的理性选择，且在未来具有可持续性。[49]27-31但也有一些学者研究发现，“营改增”对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并不显著。袁从帅、刘晔等通过实证研究表明：“营改增”使企业总投资显著增加，但是设备类固定资产以及部分无形资产的投资并没有明显变化，而且“营改增”在一定程度上有益于企业研发投入，但是影响并不显著。[50]3-13孙吉乐利用研发和技术服务业、信息技术服务业两类行业上市公司的数据研究发现：“营改增”对企业研发的作用效果不显著,规模越大的企业研发力度越小。[51]180-181总之，关于“营改增”是否会推动企业创新的问题还应进行深入的讨论。

3 未来研究展望

通过对我国“营改增”经济效应的研究和整理，从经济增长效应、财政收入效应、社会福利效应、税负效应、产业结构调整效应、企业技术创新效应等方面，囊括了宏观效应、中观效应和微观效应等三大视角，为后续研究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并通过对已有“营改增”的经济效应研究成果进行梳理和总结，客观地分析了目前“营改增”的政策效果，进而总结经验、找出问题，为不断深入的“营改增”改革和增值税制度的完善提供理论建议，更好地实现税制改革的目标。

当前我国对“营改增”进行的分析和总结还略显不足，特别是关于“营改增”对产业结构影响的研究还较少，这与我国利用“营改增”助推产业结构升级的政策初衷有所偏离。虽已有文献开始关注“营改增”对专业化分工的影响，如陈钊和王旸[48]36-45+59；范子英和彭飞[49]82-95等，但也仅是研究“营改增”是否使企业的业务发生变化以及这些变化发生的前提条件，并没有深入到产业内部，全面、深入地研究“营改增”对产业结构升级的作用机理与影响效果，为“税制改革的产业结构调整效应”命题找到来自“营改增”的证据。因此，深入剖析“营改增”对产业结构升级的作用机理，以此构建相关理论模型，应用实际经济数据对“营改增”影响产业结构升级的效果进行综合、系统的评价，则是在“营改增”中需要重点关注的问题。

同时，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未来关于“营改增”经济效应的探讨还可以从以下方面进一步拓展：一是利用全面“营改增”后的数据与改革之前的数据进行对比，分析“营改增”对我国企业整体税负和经济运行的影响；二是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通过实证研究分析全面“营改增”后不同行业的发展变化；三是研究“营改增”对社会生活的影响，如“营改增”是否有利于促进居民收入水平、提高消费水平等；四是研究“营改增”对我国财政收入的长期效应以及对税制体制的长期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