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工商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重庆 400067)

政党的形象塑造，是指政党为在社会公众中树立符合自身需求的形象而采取的措施及取得的效果。作为近代社会发展的产物，政党自产生以来就在国家政治生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政党要实现其既定目标，都需要在公众心目中树立良好的政治形象，因而，在社会公众中塑造良好的政治形象就成为每一个政党不可或缺的重要任务。

抗日战争是近代以来中国抗击外敌入侵取得的第一次完全胜利的战争，也是中国共产党(以下简称“中共”)在革命时期迅速壮大、为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奠定基础的关键时期。抗战期间，中共不仅在敌后战场取得了辉煌成就，也在国人面前树立了一个团结、抗日、民主的先进善治政党形象，为此后解放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坚实基础。相较于中共军事、组织、根据地建设等方面研究成果较为丰富的现状，对于抗战时期中共形象塑造的研究却相对匮乏。本文拟对抗战时期中共形象塑造研究的兴起缘由、研究现状以及未来研究可能的趋向等问题逐一分析和探讨，以期对抗战期间的中共党史研究及抗战史研究有所裨益①。

一、兴起缘由：对执政党形象塑造研究的历史审视

历史研究的目的既在于厘清历史本身的来龙去脉以传承学术的内在价值，也有因现实需要而对历史的重新审视，对抗战时期中共形象塑造的研究即源于后者。由于政党形象塑造如此重要，国内外对此都有相当的研究。相较于国外较早的学理性研究，国内有关政党形象塑造的研究起步相对较晚，在研究路径、研究范式等方面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而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欧洲遇到的重大挫折，更引起了中共的高度警惕。吸取历史经验，进一步加强党的建设成为中共面临的重要课题。党的形象是党的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也促使学界对政党形象问题更加关注。

十六大以来，政党形象塑造研究逐渐成为中共党建研究的热点。学者们在探讨树立良好政治形象对于中共作为执政党的重大意义时，作为历史回溯，对于历史时期的中共政党形象有所涉及。2003年，李君如在其《中国共产党执政规律新认识》一书中将“执政党形象关系到人心向背和党的命运”作为专章从五大方面加以阐述，在学界产生了较大影响。该书第二章特别指出：“我们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具有漫长的执政历史和丰富的执政经验的政党，我们研究共产党的执政规律，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要研究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史及其提供的历史经验，从而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研究今天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该书对中共革命时期局部执政历史②有简要的概述〔1〕。何鹏程《长期执政条件下的政党形象塑造》一文对中共长期执政下形象塑造的价值、路径、构成要件等进行了探讨，并回溯分析了中共在成为全国性执政党之前的形象塑造历史〔2〕。汪如磊在分析中共执政形象问题时，认为中共在局部执政时期先后树立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重视民主法制、代表工农劳苦群众利益的执政形象〔3〕。可以说，在涉及中共执政形象塑造研究的大量著作文献中，对于历史时期中共形象塑造或多或少都有所提及。

正是源于对当下中共执政党形象塑造问题研究的重视，引发了对历史时期尤其是抗战期间中共形象塑造的关注，促使学界加强了对抗战时期中共形塑的研究。前述成果和其他大量研究中共执政党形象塑造的著作或论文，因关注点在当下，对于抗战期间中共的形象塑造研究或是略有提及，或是简要概述，未有专门的分析和研究，但相关概念、方法无疑为抗战期间的中共形象塑造研究奠定了一定基础。

二、多点开花：抗战时期中共形象塑造研究概貌

抗战史无疑是中国近代史研究的重点和热点之一，尤其是对抗战期间中共历史的研究，具有中共党史与抗战史研究的二重属性，且二者皆为学界研究的“显学”，长期以来颇受关注。如果说对中共执政党形象塑造的研究在十六大以后逐渐成为党建研究的热点，对抗战时期中共形象塑造研究的升温则出现在最近十年。张萍较早对抗战期间中共的形象问题进行了论述，认为中共在局部执政地区采取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举措，树立了亲民、效率、廉洁的正面形象，为全国范围内的执政奠定了基础〔4〕。

媒体是中共形象塑造的重要载体，因此，通过媒体研究抗战期间中共形象塑造是学界重要的研究路径。张卫波认为，抗战期间，中共相当重视报刊的宣传作用，报刊的创建和发行一定程度上实现了体系化，达到了宣传中共政策、澄清不实事实、批驳错误观点、表明抗战决心、提供舆论支持的目的，使中共坚持持久抗战的正面形象日益深入人心，这是中共在抗战期间获得壮大发展的重要原因〔5〕。《新华日报》是抗战时期中共在大后方唯一公开合法的党报，学者们也试图通过《新华日报》分析中共形象塑造问题。刘兴旺等学者认为，《新华日报》采用新闻、论战、纪念、副刊、广告等多样化的报道策略，体现了立足读者、情感攻心、怀柔谋略、巧用外力的传播特点，充分展示了中共客观、公正、团结、包容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形象，有效提升了中共在国统区的知名度，提高了国统区民众对马克思主义政党的认同感〔6〕。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高层领导人自然也是《新华日报》报道的重点对象，梁宗翠、马玉林就对《新华日报》上中共高层这一群体的出现频率、特点、技巧等做了较深入的分析〔7〕。有学者认为，中共形象主要包括中共领导人、中共武装力量、中共政权三个方面的形象，中共就是力图通过《新华日报》塑造中共形象，引起全国民众齐心抗战的共鸣，以达到让国人认同中共的目的〔8〕。此外，中共还通过《新华日报》大力宣传陕甘宁边区取得的巨大成就，从而塑造了中共是具有先进理论与丰富实践的善治政党形象〔9〕。

抗战期间，延安是中国革命的圣地。不少外国记者到延安采访报道，留下了大量关于中共形象的素材，为抗战时期中共的国际形象塑造研究提供了难得的材料。有学者认为，毛泽东对于到延安的国外媒体高度重视，通过多种举措，促使国内外尤其是英美等西方国家对中共的真实政治形象及在抗战中的重要作用和地位有了更客观的认识〔10〕。也有学者关注以埃德加·斯诺、安娜·路易斯·斯特朗以及艾格尼丝·史沫特莱为代表的“三S”著名国际友人在抗日战争期间对中共形象的宣传、建构起到的重要作用和贡献〔11〕。李金铮认为，外国记者革命叙事中的中共形象内涵极为丰富，中共以民为本的形象使外国记者记忆深刻〔12〕，知行合一的形象也给外国记者留下了深刻印象〔13〕。罗徽对延安时期中共政治形象建构的分析，在目前学界对延安时期中共形象塑造的研究中颇有代表性③。此外，李嘉树、牛军、朱鸿召等从新闻报道、中共外交关系、延安日常生活等层面论述了外国记者对延安的报道及印象④。

除记者外，作为抗战时期中共重要的团结对象，开明士绅对延安及根据地的参访也对中共形象塑造多有助益。兰雨彤即以晋西北士绅参观团为个案，探究了抗战时期中共形象塑造的新形式，认为其拓展了中共形象内涵〔14〕。陈艳飞则从文本视角对抗战时期中共形象塑造进行了分析，认为中共通过多种方式，成功构建了理念形象文本、行为形象文本和视觉形象文本等形态丰富的文本体系，提供了关注文本的原初语境、精准文本的形象定位、强化文本的受众分析等经验启示〔15〕。

抗战时期，中共形象塑造路径多元，学界研究的切入点也各有千秋。有的学者从红色文艺着手研究中共形象塑造⑤，如石瑾以《东方红》这一脍炙人口的歌曲为切入点，探讨延安时期党群关系的变化以及对中共政治形象塑造的重大意义，确实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16〕。利用国耻纪念也是中共塑造形象的重要路径。熊斌等学者认为，抗战期间，中共在举行国耻纪念活动时，注重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既呼吁团结，又坚持斗争，一定程度上提升了中共的政治形象〔17〕。“七一”是中共的重要纪念节点，抗战期间，中共通过印发指导宣传文件、举行纪念大会或集会、出版纪念专刊或专辑、发表社论或纪念文章、创作文艺作品及其他(包括各级组织或单位发的贺电)途径，塑造了一个善于总结经验、坚持集体领导、实事求是、与时俱进以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政党形象〔18〕。夏松涛认为，延安时期的展览会也有力提升了中共形象，“展览会是透视社会发展的一面镜子，这面镜子折射了延安形象的转变，也折射了中国社会的变迁”〔19〕。国民参政会是抗战时期中共在大后方形塑政党形象的重要政治舞台，有学者认为，中共在国民参政会上成功地塑造了团结抗日的支持与合作者、反对投降与分裂的抗争者、民主政治与发展的引领者等多重形象〔20〕。

组织与信仰是一个政党的生命力所在，理论建构在中共形象塑造过程中同样发挥了重要作用。郑永年认为，对于中共而言，“其生存和发展不仅取决于其组织建设，更取决于其意识形态方面的建设”〔21〕。王建华认为，“描绘革命蓝图，建构革命形象是政党赢得社会认同的主要方式，也是政党获得生存与发展的重要途径”，“中共通过新民主主义理论建构，实现了理论创新，也塑造了崭新的形象”〔22〕。

值得注意的是，党史党建研究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在历史叙事基础上体现现实关怀，因而抗战期间中共形象塑造的当代价值或启示也是学界论述的重点之一。孟财、杨宁梳理了中共成立以来中共形象的建设历程，提出三条可资借鉴的经验：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中共形象建设的灵魂；不断推动经济社会发展是中共形象建设的根本；与时俱进推进党的建设是中共形象建设的主线。在此基础上，作者提出了新时期中共形象建设的建议：深化政党服务理念；增强政党公关意识；完善政党沟通机制；发挥现代传媒作用〔23〕。贺宇等人认为，中共在延安期间继承了过去重视形象塑造的优良传统，国内外形象得到很大改善，从根本上体现了中共的先进性，其成功的形象塑造对于根据地发展和自身壮大都有很大作用，具有重要的当代启示意义〔24〕。赵耀宏认为，“执政形象是由执政的价值取向、执政的路径选择和执政的绩效展示决定的，三者是执政的本质与现象、过程与结果相统一”。中共在延安局部执政时期，以陕甘宁边区为“一切工作的试验区”，把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和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作为价值坐标，通过推行各种举措塑造和展示了中共在陕甘宁边区执政的民主、廉洁、亲民、为民形象〔25〕。

运用传播学、公共关系学等学科研究抗战时期中共形象塑造问题是近年来的显著特点。熊忠辉从形象传播的必要性、传播策略、传播媒介三个方面介绍了延安时期的中共形象传播〔26〕。李艳从历史学、传播学、公共关系学等多学科研究视角，对中共延安时期局部执政形象的塑造进行了较为全面和深入的分析，认为中共立足于中国革命实践，把党的宗旨贯穿于局部执政过程之中，塑造了良好的局部执政形象，增强了中共的号召力，扩大了中共在海内外的影响〔27〕。

三、白玉微瑕：现有研究述评

综上，学界对抗战时期中共形象塑造的研究已有相当成果，从概念、方法、视角等方面为今后的深入研究奠定了基础。但若仔细爬梳，可发现现有研究尚有一定不足，还有进一步提升和挖掘的空间。

一是从研究的领域来看，对抗战期间中共形象塑造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根据地，对中共在沦陷区、大后方⑥的形象塑造研究相对不足。抗战期间，中国形成了中共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国民党控制的大后方、日伪控制的沦陷区三大政治板块。大后方并非国民党所独有，而是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最重要的舞台，它既是中国抵御暴日入侵的最后战略基地，也是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成败的关键，是抗日战争期间除根据地以外中共最重要的活动舞台。中共在大后方的历史既是抗战时期中共党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史研究的重要内容，因而中共在大后方的形象塑造也就具有全局意义。

从现有研究来看，除沦陷区因中共资料最为缺乏、对中共在沦陷区的形象塑造研究尚未涉及外，由于抗战时期中共局部执政地区资料相对丰富完整，且有从局部执政到全面执政的关联，所以学界给予了较多关注，研究成果相对更加丰富。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对于抗战期间中共在大后方的形象塑造的研究则相对不足。从内容来看，对延安执政期间中共的形象塑造研究，既有从展览会、农民形象建构等视角切入的局部研究，也有诸如“延安时期中共政治形象的建构”的系统性研究。对中共在大后方的形象塑造研究，既有研究成果不仅数量偏少，而且较为零碎，缺乏体系化的研究，尚未有硕士和博士论文以中共大后方形象塑造研究为主题，也凸显了这一领域研究的薄弱。

加强中共在大后方的形象塑造研究，从学术价值的层面来讲，有助于提升抗战时期中共“软实力”的研究。此处借用约瑟夫·奈提出的“软实力”概念，更能生动直观地说明抗战时期中共大后方形象塑造研究的意义所在。既有研究比较注重中共的“硬实力”，如党员人数、军队人数、军事装备、控制区域、政权设立、机构组建等，这些都主要集中在根据地。在大后方，中共有组织、有高层领导、有媒体、有公共政治平台，虽然没有军队和根据地，但中共在大后方维护和发展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推动了抗战文化的繁荣，在大后方民众中树立了良好的政治形象，与国民党的形象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众所周知，抗战期间国民党的军事实力远超中共，但国民党抗战中后期在大后方的政治形象比抗战初期大为褪色，声望逐渐下降。政党形象的塑造自然离不开“硬实力”作后盾，但“硬实力”并非一定与“软实力”相匹配，政党实力与政党形象所呈现出的非线性复杂关系本身就是一个值得研讨的问题。

加强中共在大后方的形象塑造研究，也有助于开拓中共南方局研究的新视野。提到中共在大后方的历史，自然离不开南方局。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学界对中共南方局的研究成果相当丰硕⑦。如果要进一步深化对南方局的研究，则离不开研究视野的转换或创新，从形象塑造的角度研究中共南方局，即是一种新的探索和尝试。设立于重庆的中共南方局不但担负着与国民党中央交涉的重任，也担负着在大后方宣传中共政策主张、树立中共良好公众形象的重任。抗战期间中共的政治形象在国内外得到极大的正面提升，研究南方局在这一过程中起了何种作用、做过哪些努力、取得哪些成效，可以为我们重新审视南方局历史提供新的视角。

二是研究的方法相对比较单一，多学科交叉融合研究的成果较少。政党形象塑造是一个系统工程，因而其研究也涉及较多学科：探讨政党自然要涉及到政治学相关理论；厘清基本事实离不开历史学的研究方法；分析中共高层大量的人际交往涉及到公共关系学；研究新闻媒介的布局与运用必须具备传播学的相关知识。抗战时期中共形象塑造研究也需要多学科相互交叉融合，仅仅具备某一学科的知识背景很难有深入和全面的研究。譬如，传播学的学者比较擅长运用传播学的相关理论对媒体的传播策略进行分析，但可能缺乏历史学的深厚功底，无法全面掌握抗战时期复杂的国际国内背景，有可能陷入纯技术的分析；历史学的学者可能对于这一段历史梳理得比较清晰，但若缺少相关学科支撑，又易流于一般的内容描述。正是因为存在跨学科的难度，一定程度上也制约了目前对这一课题的深入研究。

三是从研究使用的材料来看，中共方面的材料相对丰富，而“他者”材料稍显不足。研究抗战时期的中共形象塑造，自然需要使用中共方面的大量材料。从语意来分析，形象更多是客体对主体的印象，需要从“他者”视角予以观察，不能仅限于主体自身的“自语”状态。也就是说，抗战时期中共形象塑造的成效研究不仅要用中共自己的材料，还需要“他者”材料的配合。使用“他者”材料不仅仅为了丰富研究材料，更重要的是可以从第三方的视角检视中共形象塑造的效果，使研究成果更具有生命力和说服力，推动这一领域向纵深发展。

那么，是不是没有这方面的实证材料呢？细加查证，其实是有很多例证的。比如，关于抗战期间中共新民主主义理论吸引中间知识分子的问题，作为蒋介石心腹的唐纵就认为：“这是中共很大的一个转变，这一个转变在中国收到很大的效果，后方许多工商界和国民党内部失意分子，过去对于共产党恐怖的心理，已完全改观”〔28〕。唐纵虽使用了“失意分子”“恐怖”等带有强烈个人感情的词语，但仍然肯定了中共这一政策的成功以及中共形象在工商界的改观。对于延安及边区取得的成就，国外记者有大量记载，中共方面更是有相当丰富的材料，国民党人士其实也在不公开的材料中有较为客观的记载。1942年，郑延卓以赈灾名义赴延安，认为中共“对经济工作极为注重，农工生产年有增加——公务人员尚称安定，至民众方面，因共党取之有道，似不甚苛扰，共党亦颇买好民众，经多方考询，似尚无怨言”⑧。类似的材料很多，如果我们能运用多方材料对中共形象的塑造成效予以证明，则中共形塑研究的学术性和客观性必将大大增强。

从上述材料也折射出当下中共形象塑造研究中一个还未涉及的重要问题：形象塑造成效评价体系的构建问题。形象塑造是实实在在的工作，从采取措施的角度相对容易阐述清楚，但要从结果和实际成效的角度看却有相当难度。社会公众对于抗战时期中共的印象既有客观分析，又往往带有一定的主观感情，是主观与客观的结合，二者相互交织。战争时期不比当下有很多计量统计，也鲜有对政党印象的问卷调查，无法拿出百分比，让数字说明问题。因此，构建一个合理的抗战时期形象塑造成效评价体系，对于中共形象塑造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否则，我们的研究就易陷入“自语”状态。笔者以为，构建合理的抗战时期形象塑造评价体系，至少可以从两个维度加以考虑：一是文本支撑，即有实实在在的文字材料说明。在这方面，对于中共方面材料的运用相对较为充分，但第三方材料的运用不够，还有深挖细掘的空间；二是行动支撑，即公众或组织可能没有留下任何文字材料，或者其文字材料并不是正面叙述中共，但其实践活动又可以证明是受到中共某一政策或行动的感召或影响。只有将二者相结合，对于抗战时期中共形塑的效果才能有相对客观的描述和印证，才能提升中共形象塑造研究的学术性。

四、结语

综上可见，中共在大后方的形象塑造研究可能是以后研究的一个重要方向。加大对中共在大后方形象塑造的研究，既是对中共大后方党史研究的加强，又彰显了抗战时期中共全国性、全局性的大党特征，有助于推动抗战期间的中共党史研究。同时，政党的形象塑造既需要实力做后盾，又与实力呈非正比关系，实力能否转化为政党所需的政党形象，往往与主观预想并不相符。当年中共在大后方掌握的资源有限，却能取得大大超越其现实力量的成就，何以如此？政策、媒体、人事等因素在政党形象塑造过程中发挥了怎样的作用？前述种种疑问，均可从中共在大后方形象塑造的研究中得到些许启发或思考，也可充分体现党史研究的以古鉴今和资政育人作用。加强对抗战时期中共在大后方的形象塑造研究，无论从学术层面还是现实借鉴方面，都有其重要的价值与意义，可谓“春有百花秋望月，夏有凉风冬听雪”，是未来研究可期之领域。

政党作为“现代民族国家中最有效的政治实体”〔29〕，形象问题关乎其合法性与正当性，其重要性无论在历史时期还是当下都不容忽视。抗战时期中共通过理论建构、实践推行，既实现了实实在在的发展和壮大，也在根据地和大后方提升了此前中共在公众心目中的形象。通过拓展研究领域，深入挖掘材料，注重学科交叉融合，构建合理评价体系，可以进一步推动抗战期间中共政党形塑的学理化研究。通过这一研究，我们可以更加深刻地理解抗战期间中共壮大乃至革命胜利的多维面相，管窥中国革命的成功要诀，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深化革命时期中共党建的内涵与外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