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大学 文学院，河北 保定 071002)

辛弃疾为族弟茂嘉共写过两首词，分别是《永遇乐·戏赋辛字送茂嘉十二弟赴调》与《贺新郎·别茂嘉十二弟》。关于上述二词的讨论，虽然从古至今侧重各异，但却始终无法绕开作年问题“另起炉灶”。早期涉足辛词编年的学者，如辛启泰先生、梁启超先生等人认为此二词为辛弃疾在与族弟分别之际所创，作年较早；上世纪中期，邓广铭先生在《稼秆词编年笺注》中以刘过的《沁园春·送辛幼安弟赴桂林官》一词为参考，推断二词应产生于刘过入幕之后和辛弃疾起废之前，均属于辛弃疾隐居瓢泉期间(1194-1202)的作品；随后80年代罗荪先生发表论文，通过辛弃疾《贺新郎》与刘过《沁园春》之间的内容联系，将《贺新郎》之作年推定到了开禧元年(1205)的春夏之交，此时刘过恰在京口访晤辛弃疾，秋时辛弃疾方归隐铅山；直至本世纪初，辛更儒先生以新发现的辛氏族谱、墓志等资料重新修订编年，《永遇乐》与《贺新郎》的创作年份才得以真正分开。

本文即在上述研究背景与历史材料的基础上，挖掘方志、序文与词作内容等线索，以期进一步明确《永遇乐》与《贺新郎》的创作时间，从而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与体悟词作内涵。

一、《永遇乐·戏赋辛字送茂嘉十二弟赴调》作年考辨

依族谱来看[1]1575，茂嘉弟名为辛绩(勣)，与辛词中常出现的“佑之弟”辛助属同辈，是济南辛氏一支中辛弃疾的族弟，题中既标为“十二弟”，可见辛绩排行应在第十二。“赴调”即前往临安听候吏部迁调，因而词中送别一事，应发生在辛茂嘉赴京调选之际。也就是说，此词与辛茂嘉的仕历行踪息息相关。

在《辛弃疾集编年笺注》中，辛更儒先生曾提供过一条珍贵史料，即《闽中金石略》卷七所载福建晋江县清源山一段宋人题名：“庐陵胡仲方，温陵林广叔、高密赵东武、莱阳辛茂嘉，庆元三年(1197)二月中休来游”[1]1576。“莱阳”位于今山东烟台西部。据朱熹的《济南辛氏宗图旧序》，莱州辛氏与辛弃疾家族属同宗关系，所以此处的“莱阳辛茂嘉”，应该就是辛弃疾的族弟辛绩。胡、林、赵、辛四人既然是“中休来游”，那么便极有可能为共事关系，工作闲暇同至清源山一带游历。四人中除辛茂嘉外，唯有胡仲方之行迹可考。胡仲方名榘，按《资政殿学士赠通奉大夫胡忠简公神道碑》所写，其在绍熙三年(1192)曾任“文林郎，监泉州市舶务”[1]1576,辛更儒先生推测：“胡仲方在绍熙三年所任的泉州市舶可能是待阙之职”[1]1576，这样胡仲方五年后与辛茂嘉一道中休，就可以解释通了。虽然这一设想目前尚无可证，不过由此段金石题名，我们至少可以确定辛茂嘉曾就任于福建南部一带，且庆元三年时仍在任上。

那么《永遇乐》题中的“赴调”入京一事，便应发生在辛茂嘉于福建地方任职期满之际。而通观《永遇乐》全词,不难发现这是首宣扬家风与勉励族弟的佳篇。

烈日秋霜，忠肝义胆，千载家谱。得姓何年，细参辛字，一笑君听取。艰辛做就，悲辛滋味，总是辛酸辛苦。更十分，向人辛辣，椒桂捣残堪吐。

世间应有，芳甘浓美，不到吾家门户。比着儿曹，累累却有，金印光垂组。付君此事，从今直上，休忆对床风雨。但赢得，靴纹绉面，记余戏语。[1]1574

上阙以自己的姓氏为切入点，言辛家虽世代艰辛，却始终铭记忠肝义胆的初心，且风雨无悔。用笔恳切，掷地有声！下阙则以煊赫人家为比较，从反面立意来警戒族弟：切勿学那些腰缠金印的小辈们攀附权贵的行径。同时又以诙谐之语勉励其勇往直前，光耀门楣！对比以往书写送别的诗文词赋，辛弃疾此篇《永遇乐》的立意无疑显得严肃而又意味深长。那么为何他会在茂嘉弟即将赴京之际，谈到家谱、家训这类深刻的话题呢？

众所周知，族谱是记载血缘与世系繁衍的重要证明，在社会的政治、经济及文化生活中都发挥着极大作用，所以修订族谱便成为维系家族血脉的大事，尤其在宋代取消官方修订族谱的传统后，随之而来的便是民间修谱风气的兴盛。在南宋国土分崩、家族离散的形势下，人们对于家族维系与宗谱修订愈加重视。作为南宋著名的爱国词人，辛弃疾自然也不例外。依民国修订的《铅山鹅南辛氏宗谱》和2006年发现的《菱湖辛氏宗谱》来看，朱熹曾在临终前月为辛弃疾手撰的《济南辛氏族谱》作序。在这篇序文中朱熹写到：“戊午，公(辛弃疾)复起就职，来主建宁武夷冲佑观，益相亲切。庚申之春，同游武夷山中”，随后在游览的过程中，朱熹由“水之源流”探讨到世系的支脉繁衍，辛弃疾感触颇深，于是邀请朱熹为自己新制的宗图作序。文末落款：“时宋庆元庚申二月戊午，新安朱熹题。”[2]根据宋史，庆元四年(1198)辛弃疾复职主管建宁冲佑观。而朱熹此时也正在建宁府建阳考亭附近居住，虽然宋代的奉祠之职按例不用亲往其地供职，但是辛弃疾此时的铅山住处与建阳地区相距仅二百来里，按古代车程也不过一天，两人间走动增多，关系日厚，自在情理之中。依照《旧序》，辛弃疾早在“庚申之春”，即庆元六年(1200)二月前就已经“窃制宗图”，并欲以此来“诏诰从人”，使其知源流、辨疏戚，“承传久远，以叙尊卑。”[2]

诏诰，多用于君臣、父子之间，此处当指对族中后辈的训诫与勉励，恰与《永遇乐》全词的思想内容相关照。据此，《永遇乐》便极可能是一篇诏诰之词，且就写在辛弃疾将家谱示与族弟的过程中。由此观之，词中的“千载家谱”便是实写，而“烈日秋霜，忠肝义胆”则是辛弃疾面对刚正勇毅的宗族先辈所发出的由衷慨叹。“得姓何年”之语在词中本略显突兀，既不与勉励族弟的前后文意相通，又偏偏以问句形式出现，也不应答便另起“细参辛字”数语。从行文思路讲，这种写法未免过于跳跃，不似自问自答，倒更像是在询问旁人。如果此词创作于辛弃疾与族弟共览家谱之际，那这句兀自插入的“得姓何年”就可能真是辛弃疾对茂嘉弟的一番发问了。

而由《辛弃疾信州词与信州生活》[3]一书看，辛弃疾隐居瓢泉期间对于家族谱系的格外关心，与当地乡民的家族观念密不可分。如鹅湖山下的周氏家族，就曾因三世同堂而远近闻名，甚至得朝廷旌表，辛弃疾亦为此先后赋《最高楼·闻前冈周氏旌表有期》等多首诗词，以表钦羡。由此看，谪居瓢泉的岁月应该是辛弃疾修订家谱的黄金时期。而由前文所述，辛弃疾与朱熹早在庆元四年(1198)便已熟识，以朱子文章之造诣，倘若家谱在此前完成，那么辛弃疾直至庆元六年朱熹抱恙之际，方才邀其作序，便明显不合情理。所以从辛氏宗谱完成到庆元六年(1200)的武夷之游，前后应相隔不远。可惜陆九渊为辛氏族谱所作旧序目前尚不得观览，由现存与家谱相关之信息很难推断出其确切的完成时间，只能大致估算在庆元五年(1199)秋冬成稿。考虑到辛茂嘉此次入京赴调职务未定，兄弟二人再次相聚不知何年等实际情况，那么此次相聚无论家谱是否完成，辛弃疾应该都会将之示与族弟，以承家风。且从《永遇乐》中“千载家谱”之语看，此时家谱至少应是接近成稿的状态。由此，辛茂嘉的离任时间便成为考辨此词作年的关键。既然辛茂嘉是在庆元三年(1197)二月中休出游的，那么其上任时间最晚应不超过该年之春。按南宋基本“三年一易”[4]的传统进行约算，其离任时间最晚也该在庆元六年(1200)夏。所以《永遇乐》的作年便大体应在辛氏宗谱成稿到茂嘉弟最晚离任期间，即庆元五年(1199)秋至庆元六年(1200)夏这一时间段内。此时辛茂嘉刚好在福建一带仕任期满(约为三年)，须按例入京，便特意于赴调途中前往铅山稼轩居处或武夷冲佑观附近，访晤族兄辛弃疾，随后赶往临安听从吏部调任。

二、《贺新郎·别茂嘉十二弟》作年考辨

辛弃疾写给茂嘉弟的另一首词，便是被陈廷焯称“沉郁苍凉，跳跃动荡，古今无此笔力”[5]，被王国维赞“章法绝妙，且语语有境界”[6]的《贺新郎·别茂嘉十二弟》，现将全词摘录于下：

将军百战身名裂。向河梁、回头万里，故人长绝。易水萧萧西风冷，满座衣冠似雪。正壮士、悲歌未彻。啼鸟还知如许恨，料不啼清泪长啼血。谁共我，醉明月。[1]1731

此词因笔法特异新奇，情感沉郁悲凉，而广为历代词评家所关注与称道。但也正由于其词风之悲、构思之妙，使得词意难明，以致历史上关于词作内容、用典意图等问题的探讨长久以来未曾停歇。其中一并被纳入讨论范围的，还有刘过的一首《沁园春·送辛幼安弟赴桂林官》：

天下稼轩，文章有弟，看来未迟。正三齐盗起，两河民散，势倾似土，国泛如杯。猛士云飞，狂胡灰灭，机会之来人共知。何为者，望桂林西去，一骑星驰。

离筵不用多悲，唤红袖佳人分藕丝。种黄柑千户，梅花万里，等闲游戏，毕竟男儿。入幕来南，筹边如北，翻覆手高来去棋。公馀且，画玉簪珠履，倩米元晖。[7]

因为这首词也是送别辛弃疾族弟之作，通观辛弃疾作品又只有送茂嘉族弟一篇语涉凄凉，与该词慨叹惋惜之意相符。遂而古今学者多将二词所述作为一事来看待，认为“茂嘉以得罪遣徙，故有是言”[8]。

罗荪先生也认为，从辛词引“易水萧萧西风冷，满座衣冠似雪”之典，和刘词“离筵不用多悲”之语来看，二词“当作于同一宴会”，且刘词写“送辛幼安弟”，“而不直称被送者之名”,可见刘过与辛茂嘉并不熟络，应是源于辛弃疾的关系,方才参与了此场离筵，并赋词相送[9]。关于辛、刘二人的交往情况，按邓广铭先生所考，应始于嘉泰三年(1203)刘过至辛弃疾幕下为官。随后开禧元年(1205)辛弃疾“在镇江守任”期间，刘过曾至“京口访晤”，约莫在“春夏之交”[10]90。那么送别茂嘉弟一事，定然发生在辛、刘相识到刘过逝世的时间段内，即嘉泰三年(1203)至开禧二年(1206)间。

而在此之前，北方在“金大定二十九年至明昌五年(1189-1194)连续发生旱灾”[11],百姓饥馑连年，金政府却仍横征暴敛，致使民生凋敝，起义不断，数十万饥民“流徙在唐、邓、颍、蔡、寿、亳间”[12]，亦有许多不堪重赋的中原民众南渡入宋。开禧元年(1205)，宋使李壁自金归朝后，更是直言“赤地千里，斗米万钱，与鞑为仇，自有内变”[13]。在此背景下，南宋以韩侂胄为首的主战派开始筹谋北伐事宜，辛弃疾也在嘉泰三年(1103) 被重新启用，并于次年正月得韩侂胄召见。

而今来看，这些史料与刘过《沁园春》[8]中的“正三齐盗起，两河民散……狂胡灰灭，机会之来人共知”数语，是基本吻合的。随后的“何为者，望桂林西去，一骑星驰”，则表达了刘过本人对于辛茂嘉贬谪桂林一事的痛心与惋惜。结合下阙中“入幕来南，筹边如北”之语，辛茂嘉在抗金过程中，应是能够发挥重要作用的，很可能便是辛弃疾原本“北伐”设想中的“左膀右臂”，可惜未及参与，就被调往桂林。“馀”即剩余之意，“且”即暂且，“公馀且”也就是劝慰辛茂嘉暂且放下未完之志，身在桂林不必牵挂北伐诸事。此处“画玉簪珠履”，应是借用辛弃疾《水龙吟·登建康赏心亭》[1]559中“玉簪螺髻”之写法，代指祖国的大好河山。而“倩米元晖”同样也是对《水龙吟》中的“倩何人唤取，红巾翠袖，揾英雄泪”的仿写，“倩”可以解释为雇请，“元晖”则是北宋书画家米芾长子米友仁的字。米友仁世称“小米”，以书画造诣之深而备受高宗的赏识优待，甚至一度官至兵部侍郎等职，此处刘过很可能是想以米元晖绘画之妙，来标榜辛弃疾用兵之神，同时寄寓江山恢复指日可待的美好愿景。

思及开禧元年(1205)三月辛弃疾曾因“坐谬举”而被降两官，同年六月又“以言者论列，与宫观”[10]92，若茂嘉弟是在开禧元年(1205)春夏之交赴任桂林的，那么此时在京口访晤的刘过对于恢复之事的态度，应该远没有《沁园春》中这般热情高涨与意气昂扬。而据《咸淳临安志》[1]1576卷五十一中所记，辛绩曾在杭州仁和县出任县令，可惜离任时间与历任任期均已难详。由前文推测，仁和县令应是辛绩期满赴京后所得的调任，因而其出任时间大概在庆元六年(1200)。虽然直至宁宗嘉定九年(1216)方有“京官知县必以三年为任”[4]的硬性规定，但此前除特殊调动外，京官知县的仕任年限也基本都在二至四年之间。由此推之，辛茂嘉应是在嘉泰二年(1202)到嘉泰四年(1204)间被调往桂林的。既然辛、刘二人嘉泰三年(1203)才真正相识，那么茂嘉弟赴桂林任时，只有嘉泰三年当年符合刘过刚好在稼轩幕下，可能参与离筵的情况。又由《贺新郎》一词中“鹈”“鹧鸪”与“杜鹃”等暮春名物及“春归”一词来看，此次送别应在春夏之交。《离骚》中“恐鹈之先鸣兮，使夫百草为之不芳”[14]句与辛弃疾题下自注，亦可为之佐证。综上，辛弃疾此篇《贺新郎》的创作时间当约在嘉泰三年(1203)三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