窦海元1，刘伟

(1.云南师范大学 高等教育与区域发展研究院,云南 昆明 650500；2.陕西铁路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高教研究所， 陕西 渭南 714000)

蔡元定(1135-1198)，字季通，号西山，建宁府建阳县人。元定“生而颖悟，异于常人”[1]275。八岁时能作诗文，十岁时便可日诵数千言。其父发(1)蔡发(1089-1152)，字神与，号牧堂，建州建阳人，南宋理学家、天文学家、地理学家。，博览群书，在元定少时，便授元定《程氏语录》《邵氏经世》《张氏正蒙》等书，并告知此为“孔、孟正脉也”[2]1979。元定深涵其意，寒窗刻苦，于义理辨析益精。绍兴二十七年(1157)(2)蔡元定从学于朱熹的时间宋史并无明确记载，主要分歧在于刘爚《西山先生墓志铭》一文定为乾道二年，而刘应李《蔡氏诸儒言行录序》定为绍兴二十七年。据蔡元定《临终别文公书》(载于《全宋文》第258册，卷五八一七，第396页)“定辱先生不弃，四十余年，随遇未尝不在左右”，可知蔡元定从学朱子四十余年，故应采纳刘应李之说。，“时建安朱熹为学者所宗，遂师事焉”[1]275。朱熹初见元定，为其学识所震惊，曰：“此吾老友也，不当在弟子列。”[2]1979朱熹与蔡元定，年龄相仿，生长同邑，志趣相投。元定从游朱熹四十余年，为朱熹寒泉精舍、武夷精舍之门人。全祖望称蔡元定“领袖朱门”，可见其在朱熹门人中地位颇高。四方来求学朱熹者，朱熹往往令其先过元定之门。如有疑问，亦是令其先与元定讨论，然后再亲自折衷。朱熹常与元定对榻讲论诸经奥义，直到夜深也无半点睡意。二者于教学乃互相启发，教学相长；于情感则相知相惜，互为师友；于学术则志趣相投，共同维护道学之正统。

一、问学切磋之乐

朱熹对蔡元定之学识非常赞赏，“四方来学者，熹必俾先从元定质正焉”[2]1979。又因元定勤苦治学，精通易、乐律、天文和地理之学，故朱熹在门人弟子中，最爱与元定切磋学问，他常说：“造化微妙，惟深于理者能识之，吾与季通言而不厌也。”[2]1979对于一些晦涩难懂的古书古语，他人不能以句，元定却可以“爬梳剖析，细入秋毫，莫不畅达”[2]1979。朱熹尝与人说：“人读易书难，季通读难书易。”[1]276朱子教人之法因人而异、因材施教，缘元定家学渊源，故其于元定使用之教学方法当以讨论法为主，讨论的内容也多为元定擅长的历法、音律之学等。

《朱子语类》中记载了朱熹与元定讨论历法之语。朱熹认为天下万事万物皆有定法，故“古书历书亦必有一定之法”[3]35，只可惜今之亡矣。蔡元定对老师的观点表示赞同，他亦认为天运无常但有定，就算有差亦是常度，“皆可推而不失矣”[3]35。并且二者皆认为古之历法今之亡矣的原因在于后之造历者论述太过于精密反而多出差错，“其为数窄狭而不足以包之尔”[3]35。朱熹与蔡元定二人对周易亦有较多探讨。如讨论气与数之先后，季通曰：“理有流行，有对待”，并且认为应“先有流行，后有对待”[3]99。按“流行者气，对待者数”，蔡元定的意思乃为“先有气，后有数”。而朱熹并不赞同元定的说法，他觉得很难说明先有后有。又如对伏羲八卦之探讨，朱熹问蔡元定，“康节之数，伏羲也曾理会否？”[4]319元定给出了肯定答案，但朱熹并不如此认为，他引《史记》“伏羲至淳厚，作易八卦”之语，认为伏羲淳朴，不曾理会康节之数。关于象数与义理之关系，朱熹认为，象数在先，义理乃是随着人类对象数认识之不断深入而生成。伏羲作八卦之时，人类认知还未发达到如此，故曰“伏羲淳厚，不曾理会康节之数”。再如二人对如何学易之交流，季通认为，“看易者，须识理、象、数、辞，四者未尝相离”[4]363，只有这样才可以做到触类旁通。朱熹对此说大为赞同，事物之间本就盘根错节，联系紧密，学习要做到融会贯通，举一反三方可。对于蔡元定擅长的乐律之学，二人讨论也颇多。朱熹很是欣赏蔡元定在乐律学上的造诣，说元定“理会乐律大段有心力，看得许多书”[4]911，故与其探讨乐律知识，有时还“不耻下问”。如他向蔡元定讨教“空围五分是否等于经三分”，元定回答说：“古者只说空围九分，不说经三分”。朱熹又问到：“算到十七万有余之数，当何用？”元定回答说：“以定管之长短而出是声。”[4]911除此之外，还有对形、气、性的研究。蔡元定写信于朱熹，问到《中庸》序中所说“人心形气”是为何意，朱熹告诉蔡元定：“形气非皆不善，只是靠不得。”[4]217对于这一点，元定与其师朱熹不谋而合，他认为形气是否为善，要看出自何处，若出自道心，则为善，不由道心，则为恶。所以形气需要养，“养得则为浩然之气，不养则为恶气”[4]217。这与朱熹理学提倡的静心养气、存心养性一脉相承。朱熹又说到，“性主于理而无形，气主于形而有质”，又因性依理而生，则性无不善；气因形而有质，“故私而或不善”[5]307。理乃天理，私为人欲，此正是天理人欲之别也。朱熹与元定讨论、切磋之内容，都不外乎理学之范畴，其学术主张之根本亦是遵循了朱子理学之道。

朱熹与蔡元定于事理之根本看法是一致的，但在具体事物上仍会有一定差异，故二人经常在一起探讨，互相启发，共同进步。对二者而言，能相与切磋学术，乃人生一大乐事。蔡元定西山精舍与朱熹云谷书院遥相对峙，二人商定于各自书院建灯台一座并悬灯于此，以此灯为信号，灯亮则表无事，灯暗则表有疑，从而约定次日相见研讨。朱熹与元定经常对榻讲论诸经，以至废寝忘食，乐以忘忧。朱熹晚年写信与元定，希望能够再与元定切磋学术，“以尽余年，实所愿望”[5]319，并感叹“平日相聚，未知其乐，别后乃觉阙事，可叹可叹”[5]326。然人生终不能尽如人意，蔡元定于庆元四年(1198)先朱熹而去，朱熹悲痛不已，想到过去与元定一起切磋学问的乐趣，不禁感叹“同志之乐”[6]250已不复存，哀哉哀哉。

二、学术同趣之志

据《宋史》记载，蔡元定“生平问学，多寓于熹书集中”[7]12876。朱熹注释《四书》《易》《诗传》和《通鉴纲目》，“皆与元定反复参订，《启蒙》一书，则属元定起稿”[7]12876。朱熹与蔡元定在学术上的合作，根本的原因在于朱蔡二人志趣相投的学术追求。蔡元定门人翁易记载：“晦庵有功于斯道，以用力于《六经》、《语》、《孟》、《学》、《庸》之书，先生(蔡元定)与之讨论贯并驰其功焉”“朱熹疏释《四书》，因先生论辩有所启发者非一”[8]10-11。可见，朱熹于理学取得之成就应有蔡元定辅助之功。二者之学术同趣，由此可窥见一二。

朱熹于易学之成就主要见于其所著《周易本义》和《易学启蒙》二书。与《周易本义》相比，朱熹对《易学启蒙》更为满意，并且认为看罢《易学启蒙》，此外其他，皆无须理会。他在与友人的书信中说到：“熹向来作《启蒙》，正为见人说得支离，因窃以为《易》中所说象数，圣人所已言者不过如此。今学《易》者但晓得此数条，则于《易》略通大体，而象数亦皆有用。此外纷纷，皆不须理会矣。”[9]185朱熹认为《易学启蒙》可弥补前人对象数研究不足之憾，可见其对该书之肯定。而令朱熹如此满意之著作，乃由其与蔡元定合力完成。《宋史》中明确记载《易学启蒙》一书属于蔡元定起稿，证明该书是由蔡元定先行起稿，后由朱熹修改、润色而成。二人对《易学启蒙》一书的编定，探讨颇多。如朱熹于信中与蔡元定讨论揲蓍之法：“《启蒙》近又推得初揲之余不五则九，其数皆奇，而其为数之实五三而九一之，应围三经一之数。第二三揲之余不四则八，其数皆偶，而其为数之实四、八皆二，亦应围四用半之数。是三揲之次，亦已自有奇偶之分。若第二三揲不掛，则不复有此差别矣。如何？”[5]313从中可以体会到朱熹商量、讨论的语气。更有一点可证明元定于《易学启蒙》一书所费之功颇深，此便是朱熹在《易学启蒙》一书中提出的“河十洛九”(3)河图、洛书，是两张由黑白点组合构成的图，黑点组合表示偶数，白点组合表示奇数。其中一张图包含一至十十个数字，另一张图包含一至九九个数字。蔡元定称十数图为河图，九数图为洛书，即“河十洛九”之说。引自：庹永“蔡元定对河图洛书的区分——兼论蔡氏父子的范数之学”，《周易研究》,2010(6):43-48.观点。起初，朱熹并不认同“河十洛九”之说，而是主张“河九洛十”，但最后纠正过来，亦是元定之功。朱熹在给蔡元定的信中写到：“前日七八九六之说，于意云何？近细推之，乃自《河图》而来。即老兄所谓《洛书》者。欲于《启蒙》之首增此一篇，并列《河图》、《洛书》以发其端。而揲蓍法中，只自大衍以下，又分变卦图别为一篇，此卦以后虽不画卦，亦列卦名，庶几易检。幸为录示也。”[5]315此可证明，朱熹在蔡元定的帮助下改变了自己的最初看法，其《易学启蒙》中所持“河十洛九”之观点正是蔡元定本意。

朱熹与蔡元定在学术上可谓互帮互助，志趣相投。蔡元定著《律吕新书》，朱熹为其作序，对元定乐律学贡献大为肯定。淳熙十四年(1187)正月初一，朱熹俯首几案，而桌子上摆放的正是其爱徒蔡元定《律吕新书》之终稿。读罢，朱熹不禁直呼有幸读到此书乃“千古之一快也哉”！并断然接受元定委托为此书作序。朱熹一边作序，一边回忆起他与元定探讨该书编撰之种种情节：“钟律之篇大概原于盛编，而其先后不同。盖但用古书本语或注疏，而以己意附其下方，甚简约而极周尽，学乐者一览可得梗概。其他推说之泛滥，旁证之异同，不尽载也。当俟归日面呈，决求订正耳。”[5]313淳熙十三年(1186)，朱熹写信给元定，认为《律吕新书》之注释可谓简约周尽，并希望能够与其当面探讨以求订正。朱熹认为《律吕新书》第一章《律吕本原》论述围径说之语殊不分明，并提醒元定“此是最大节目，不可草草”[5]324。对于《候气》一章的编排朱熹认为并不合适，于是便写信与元定商量：“《候气》章恐合移在第四、五间，盖律之分寸既定，便当埋管候气，以验其应否？”[5]324朱熹进一步提出自己的建议，认为《审度》《嘉量》《谨权》三章不应当放在《候气》之前。从《律吕新书》最后的成书来看，蔡元定当是采取了朱熹的建议，将《候气》篇置于《审度》《嘉量》和《谨权》三篇之前。《审度》篇“生于黄钟之长”下，朱熹认为应改为：“以子谷秬黍中者九十枚度之，一为一分，凡黍实于管中，则十三枚而满一重，积九十重则千二百枚而满其龠矣。故此九十枚之数，与下章千二百枚之数其实一也。十分为寸。”[5]325从成书来看，亦据朱子意改。朱熹又曰：“《嘉量》章龠、合、升、斗、斛皆当实计广狭分寸。”[5]325《律吕新书》云：“量者，龠合升斗斛，所以量多少也。生于黄钟之容，以子谷秬黍中者一千二百实其龠，以井水准其概，以度数审其容。一龠积八百一十分。合龠为合，两龠也。积一千六百二十分。十合为升，十升为斗，十斗为斛。”[2]1995-1996可见，朱熹对该书所提之建议，元定都仔细推敲，择有用之而采纳。蔡元定于乐律取得之成就，不得不说朱熹助力颇多。正如四库全书《律吕新书》提要所言：“盖是书实朱蔡师弟子相与共成之者”。

朱熹著《易学启蒙》,蔡元定著《律吕新书》，能看到师徒二人或互相研讨，或互相问难，或互相督促，志趣相投，彼此成就，留下千古佳话。

三、师友相爱之情

朱熹与蔡元定师生情感非同常人，可谓亦师亦友，相交相知。晚年的蔡元定，因庆元党禁被贬道州，临终前写信于朱熹，以不能相见为恨。回顾二人从游相交四十余载，风雨同舟，不离不弃。蔡元定为朱熹择地葬母，举家搬迁，党禁时牵连被贬，死于贬所；朱熹亦不避党禁危险，为蔡元定送别净安寺，得知元定去世，三致诔文，以寄哀思。师生情感之深，着实可歌可泣。

乾道六年(1170)，朱熹母亲祝夫人去世，朱熹委托元定为其母择取墓地。“朱子葬母祝令人之地，得自西山”[10]289。蔡元定择地建阳县崇泰里天湖之阳寒泉坞安葬朱熹之母。选择墓地，安葬亲人，此等大事，一般都委以自己的至亲之人协助办理。而朱熹选择蔡元定，足以见二人之关系已如亲人一般。安葬朱熹之母毕，蔡元定又帮助朱熹在墓地附近修建了寒泉精舍，以便朱子守丧之用。自此，朱熹讲学与著述之重心逐渐由崇安县五夫里迁至建阳县崇泰里。蔡元定甚至为了照顾朱熹的生活，不烦举家搬迁，由麻沙镇迁到崇泰里后山村。“文公自五夫里迁居考亭，筑书堂于云谷。而文节(4)文节乃蔡元定谥号。亦自麻沙卜居后山，筑室西山。”(5)引自:何乔迁《谭阳文献蔡氏卷引》，载于《谭阳蔡氏九儒书》，建阳:福建省建阳市蔡氏九儒学术研究会,2000年，第12页。蔡元定为了朱熹，不惜举家搬迁，告别自己久居之故里，其对朱熹的尊敬、关爱之情由此又可窥见一二。元定搬来之后，朱蔡二人便商定于云谷书院和西山精舍建筑灯台，“有所疑难尝悬两灯相望”(6)同上。，第二天两人便会相聚一处，共同研讨，有时甚至数日不归，直到把问题研究透彻才肯罢休。黄斡在《书蔡西山家书》中写到：“公(蔡元定)之来，先生(朱熹)必留数日，往往通夕对床，不暇寝。”[11]282可见朱蔡二人经常讲学论道，通宵达旦，乐此不疲。朱熹与元定能够相交相知如此之深，一定程度上源于二人学问上的共同追求。除了相与研讨学问结下深深之师生情，蔡元定还于朱熹事业之最高峰提醒其保持清醒，自爱自重。庆元元年(1195)，宋宁宗即位，拜赵汝愚为相，召朱熹为焕章阁待制兼侍讲。这是朱熹入仕以来所得之最高职位，也应该是他最为春风得意之时。而此时的蔡元定看到政局并未稳定，又深知福祸相倚之理，不由为朱熹担忧。于是写信给朱熹，说到：“想风云际会，上天将与斯文，而大受先生以辅佐之，命也。今者文旌归速，是必有相抵牾者。偶望自爱，以膺重任，使天下咸仰清光、被厚泽，定至愿也。”[12]392元定在信中，既表达了自己对朱熹的祝福，也将“兴斯文”之重任寄与朱熹，但最重要的还是对朱熹担任此职之深深担忧。蔡元定对朱熹之情已远超出一般师生，深揉在这情里的还有朋友间心心相惜之感。果如元定所料，没过多久，赵汝愚被罢相位，朱熹亦被罢讲筵一职，重归建阳。此时的朱熹深觉自己受人污蔑，欲上书辩解，蔡元定劝阻朱熹，以免招致更大的灾祸。朱熹听从了元定的劝解，将奏稿焚烧，并更号遯翁，以表达自己欲隐居深山专心著述之意。此时的朱熹有些心灰意冷，老病残躯，壮志未酬。随之而来的庆元党案，理学被诬伪学，理学家被称作逆党，更是让朱熹一派遭受到了极为沉重之打击。蔡元定作为“朱门领袖”，又与朱熹之关系十分亲密，故受到“党禁”牵连，谪贬道州舂陵。蔡元定与其子蔡沈乘舟就贬所，过净安寺，朱熹出寺门迎接元定，虽深为元定忧虑，但他最知元定其人定不惧此，于是也便没有嗟劳之语，担忧之绪亦是掩在了心里，遂“以连日所读《参同契》所疑扣蔡”[2]1999，蔡元定亦应答洒然如从前。离别之际，朱熹与弟子把酒送别元定，众人皆醉，触景生情，不禁低声啜泣，为元定惋惜，然而蔡元定却面无惧色。众人皆劝元定歇息几日再上路，而元定不为所动，认为事已至此，唯有欣然接受。于是带其子毅然上道，杖屦而行，脚为流血，仍面不改色。朱熹不禁感叹“友朋相爱之情，季通不挫之志，可谓两得之矣”[2]1979。蔡元定来到贬所，有学者慕名而来求学，有人劝其“宜谢生徒”，而元定并没有闭门塞窦将求学而来者拒之门外。他说：“彼来求学，何忍拒之？若有祸患，亦非闭门塞窦所能避也。”[2]1979并贻书训诸子曰：“独行不愧影，独寝不愧衾，勿以吾得罪故遂懈。”[2]1979我们可以从蔡元定的身上看到一个伟大的儒者的形象：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之从容；不畏权势，不惧非议之气度；传道济民，托斯文于不坠之担当。蔡元定终因疾病于庆元四年(1198)离世。朱熹得知蔡元定去世之噩耗，悲痛不已，朝向道州方向，哭泣长号，三致诔文，以深表其哀。朱熹本想亲自为元定送丧，却无奈于身体大病，遂不能前往。他派遣自己的儿子朱埜“奉香烛茶酒往祭柩前”[6]250。朱熹于其子前行之时，痛哭流涕，哀嚎不已：“呜呼季通！而至此耶！精诣之识，卓绝之才，不可屈之志，不可穷之辩，不复可得而见矣。”又感叹“天之生是人也，果何为耶？”想到与元定于西山与云谷之间往来问学之情景，而今却不能亲自迎接季通英灵之归来，朱熹不禁哀思：“西山之巅，君择而居。西山之足，又卜而藏。而我于君之生，既未得造其庐，以遂半山之约；至于今日，又不能扶曳病躯，以视君之返此真宅而永诀以终天也。”[6]250蔡元定去世之时，朱熹为自己无法亲自为元定送丧而深怀遗憾，“并游之好，同志之乐，已矣已矣，哀哉哀哉！”[6]250两年后，这位理学大师也离开了人世。

朱蔡二人交往之种种，不管是蔡元定为朱熹择地葬母、修建书院、举家搬迁、激流勇劝；还是朱熹对蔡元定悬灯解疑、对榻研思、送别萧寺、三致诔文，都让我们感受到了二人之间的惺惺相惜与高情厚谊，而这种情感定因其深刻而伟大而万古长青，世代赞颂。

朱熹与蔡元定以道相交，志同意合，彼此成就。不管是在平静岁月里的相守，抑或是风雨中的不弃；不管是于学术上的争论，抑或是于生活上的互助，二人始终患难与共，风雨同舟。

当下师生关系的紧张，不得不让人思考，和谐师生关系的构建之路是否可从古代师生的相处之道中吸取有益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