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海红,叶楚良

(1.山东工商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山东 烟台 264005;2.浙江浙大友创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杭州 310013)

改革开放40多年来,随着社会财富的快速积累,人们的社会财富心态也随之发生变化,出现了“渴望一夜暴富”“炫富”“羡富”“仇富”等非理性现象,这些现象对民众生活的幸福感、满意度及和谐社会的构建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厘清现象背后的原因,及时寻找有效对策,对社会财富持续合理地发展及人们社会财富心态的良好转变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近几年关于“仇富”现象的研究日趋增多,大多数学者从社会贫富差距加大、人们收入分配不公、下岗失业人数增多及相应法律规范不完善等方面展开论述,并提出相应的对策。这些因素是客观存在的,是社会经济发展进程中的正常现象,难以在短时期内消除。而人们的内在因素,如积极的人生观、健康的财富观、合理的需求观和成就观也是不可忽视的因素,文中从 “需求理论”及“模仿论”的视角出发,对“仇富”现象的产生过程及解决对策进行分析和阐述。

一、对“仇富”内涵的理解

对仇富现象的最初解释指穷人对富人群体的仇恨。近几年学者们多倾向于指在社会比较中非富有群体对富有群体、财富及与财富相关联(致富过程、致富后的行为)的符号的怀疑、不满、嫉妒、排斥、仇恨、敌对等复杂心态范围,且对非富有群体及富有群体的界定没有详细的描述或说明。人际互动中的“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说明的是价值观、社会背景、性格特点、态度、职业等的相似会增强人与人之间的吸引力,从而约定俗成地形成不同的群体分层。因此在学术上虽没有明确说明这两个群体的范围和特征,但在社会及人们内心里都有一个大致相近的判断和认知。

仇富心理在中国历史中由来已久,封建社会时期的富人大多都是官员和商人,而他们致富的手段和途径多依靠掠夺民众、滥用权力等,所以杀富济贫被视作正义之举。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人们这种固有的思维模式仍然存在,尤其是先富政策的提出在一定的时间段里使得贫富差距更加凸显,但仇富现象的存在与过去并不完全相同,它的影响力是多方面的。虽对社会的和谐稳定、民众创造财富的积极性等方面有一定的负面影响,但也有其积极意义所在,它引发了新时代人们对自身问题的反思及公平公正的思考,同时也会推动社会文明的建设进程。

二、“需求理论”与“模仿论”视角的仇富现象

需要和人类的生存、发展息息相关,它是个体行动的内因,伴随人一生,学者们对需要研究的结论被广泛应用到管理学、经济学等领域。个体的需要是否能够得到满足,直接影响其情绪和行为反应。

马克思曾说过“任何人如果不同时为了自己的某种需要和为了这种需要的器官而做事,他就什么也不能做”[1]。他把人的需要分为物质需要、社会需要和精神需要。物质需要指人们在衣食住行和社会保障方面的需求,是最基本的需求。“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就说首先必须劳动,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活动”[2]。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的论述指明了社会性是人的本质属性,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物质需要得到满足之后就会产生社会需要,包括交往、劳动、金钱的需要。精神需求是在物质需要和社会需要得到满足之后产生的更高级的需要,是促进个体全面发展最重要的因素,是对科学文化知识、音乐、美术、绘画等艺术形态的追求,是人的自我实现和全面发展的需要。美国学者马斯洛的需要层次论与马克思需求论有相似之处,都认为只有低级需要满足之后,人的高级需要才会出现,不同的是马斯洛把人的需要划分得更为具体,包括生理需要、安全需要、归属和爱的需要、尊重的需要以及自我实现的需要。在马克思需求理论的基础上,西方法兰克福派学者马尔库塞提出了“虚假需求”这一论断,他认为人有许多需要,但并非所有的需要都是个体真正的需求,由此把需要分为真实需要和虚假需要。“只有那些无条件地要满足的需要,才是生命攸关的需要——即在可达到的物质水平上的衣、食、住”才是真实的需求[3],即在不受外部力量的约束和控制下自己自由选择的物品。“为了特定的社会利益,从外部强加在个人身上的那些需要,使艰辛、侵略、痛苦和非正义永恒化的需要,是“虚假的’需要”[3]，马尔库塞认为虚假需求会带来“异化消费”,即在外力的影响下,把他人的需要、社会的需要变成自己的需要,而非自己真实的需要[4]。虚假需要容易使个体迷失在物质的盲目消费中,而且其满足通常需要强大的经济基础做后盾,这部分消费超出了普通民众的现实经济能力。因此在虚假需求和现实经济的冲突下,人们的心理容易失衡,从而引发对富人群体的不满与仇恨。

在盲目追求虚假需求的过程中,“模仿”这一现象发挥了助燃剂的功能。模仿是人们相互影响的常见方式,是个体受他人的影响仿照他人,使自己与他人相同或相似的现象。法国社会学家塔尔德是最早研究模仿现象的,他认为模仿是最基本的社会现象,并提出了模仿的规律[5]:(1)下降律。即社会下层人士具有模仿社会上层人士的倾向[5]。富有阶层(暴发户、明星、商业成功人士等)在社会群体中容易被看做社会上层人士, 他们的言行易被民众模仿。如有民众认同“有钱可以任性”的观念,羡慕富人挥金如土的行为,模仿富人追求品牌的消费观,这些思想行为不但与勤俭节约的社会正能量相违背,而且如马尔库塞所论述的，虚假需求的无法满足容易导致非富有群体的矛盾心态,即一方面渴望自己能像富人群体那样；但另一方面虚假需求实现不了时，容易引发对富有群体的仇恨、嫉妒。(2)几何级数律。在没有干扰的情况下,模仿一旦发生,就以几何级数的速度增长,并快速地蔓延[5]。随着科技的快速发展,各种新闻媒体尤其网络的影响力渗透到生活的各个方面, 人们能快速便捷地知晓当下的社会信息,尤其是富有阶层的负面事件, 使得民众的情绪被唤醒或激化,对此类事件的关注程度迅速提升并不断叠加,人们的不满情绪相互感染,仇富者的人数不断增加。

三、仇富现象的解决对策

“仇富”现象的解决从社会方面来说，可以通过逐步减少贫富差距及收入分配差距,积极创造就业机会,提供公平竞争的平台,加强道德建设和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加大脱贫攻坚力度等举措,同时富有群体及非富有群体需从自身出发寻找问题,从内外两方面因素同时入手,有针对性地性解决问题。

1.树立正确的财富观和人生观

财富和人生是互有关联的两个主题,个体在追求人生价值的过程中离不开财富,财富是个体成功的重要标志之一,财富观是人生价值观在财富方面的具体体现。当前的经济是一个以创造财富为导向的机制,因此辩证看待财富、合法获取财富、理性使用财富、注重精神追求是人们应具有的健康财富观和人生观。

首先对待金钱要有理性的态度。根据需求理论的划分,金钱是最基本的需求,每一个社会人的生活都离不开金钱,它是人们进行物质交换的一种“媒介”。离开它,我们最基本的衣食住行需要都无法实现,因此不能谈钱色变、规避谈钱,或者把金钱等同于低俗、丑陋、罪恶。但同时,又不能把金钱“万能化、神圣化”,把追求金钱的富有作为人生的唯一目标,以获取金钱的多少作为人生的全部意义,视金钱为衡量人生价值的唯一标准,这就把人生过程物化了,容易滋生出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的人生观,导致人生价值导向的偏离。如某电视节目中出现的“我情愿坐在宝马车里哭,也不坐在自行车上笑”的言论是拜金主义的典型代表,他们认为金钱可以主宰一切,有了金钱就能拥有一切,借助金钱来体现自身的优越感,这些思想是我们应该摒弃的。

其次我们要倡导精神追求的人生观。在中华传统优秀文化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领下,人们要认识到除了物质追求外,理想信念的树立、道德修养的提升及社会责任意识的培养是个人价值更主要的体现,在追求低级需要的同时也要向高级需要努力。人生价值是自我价值和社会价值的统一,我们在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同时应积极为社会做贡献,创造社会价值。致富者要秉承“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的伦理原则,致富过程要合理合法合乎良心,致富后的行为要得体自控,杜绝铺张浪费,有正确的消费观,多做一些扶贫救助、社会公益事业,勇于承担社会道义和责任,对社会的良性发展产生积极的影响。此外,要倡导“不以富为贵,不以贫为贱”的社会风气,“高富帅、白富美”是当今流行的话语,我们要对“富”字有深刻全面的认知,不能粗浅理解为物质财富的丰厚,能经受住虚假需求的诱惑,要强调品德、文化、思辨、价值的富有。通过正确价值观的引领,帮助人们由注重追求物质财富向多元价值追求的转变。

2.转变不合理的认知

美国心理学家埃利斯的ABC理论认为人的情绪困扰和不良行为结果C不是源于外界事件本身A,而是源于个体对这一事件的看法和评价B,即对事件的不合理认知的影响。如果个体对外在世界及事件的认知是合理的,他就可能愉悦地生活,反之容易产生情绪困扰和行为问题。仇富心理的产生受民众不合理观念的影响,常见的有:

财富的平均主义:受历史上“平均主义分配模式”的影响,人们习惯于“均贫富”思想和“吃大锅饭”,这种认知观念已经不适宜当前经济发展的规律。平均主义思想首先容易引发社会懈怠现象,即群体一起完成一件任务时,个人所付出的努力比单独完成时偏少的现象[5],因为个体的责任意识和被评价的焦虑会减弱,他会认为“干多干少最终得到的都一样”,在群体活动中的行动力就会下降,这不利于工作效率的提升和人生价值的创造。所以,“平均主义”思想要不得,但这种思想在民众内心又根深蒂固,一旦打破平均,尤其财富差距加大时,有些民众心理失衡而产生仇富的心态。我们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期阶段,不但需要政治文明和文化文明的进步,也需要经济文明的进步,我们要尊重财富而非仇视财富[6],要清醒地认识到平均主义思想只会导致共同贫穷。

金钱罪恶观:传统财富观中存在呈现为两个极端的错误倾向,即金钱崇拜和金钱罪恶论,持金钱罪恶论者常视金钱为粪土,有钱人都是恶人需要惩治。这一观点在传统社会的畸形社会心理作用下,衍生为一种奇怪的杀富济贫思想。这种观念经过历史的发展变迁,在当下也不合时宜了,因为金钱并不是一切罪恶的根源,杀富济贫表面看是为了实现社会公平,实际上是一种消极的、泄愤的不成熟做法。外在世界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对于外在环境所存在的一些问题,需要社会、国家及相关政府部门加以解决。作为个体,我们能做的不是自怨自艾、批判指责,而是以主人翁的姿态主动投入到社会经济发展的洪流中,献言献策,把“仇富”心态转化为推动社会公平竞争环境的建设及财富的创造。

共同富裕是我们的目标,而先富只是手段,我们要摒弃平均主义、杀富济贫等错误的观念,理解贫富差距是改革开放发展进程中不可避免的。

3.运用合理的自我防御机制调整不良心态

自我防御机制指当个体面对挫折和焦虑时采取的自我保护机制,个体的自我防御机制丰富多变,有积极的亦有消极的策略。“为富不仁”运用的是投射策略,即把自己内心的不良情绪投射到他人身上。“富人虽有钱但没文化”是文饰策略,是人们运用最多的一种策略,即通过“合理化”的解释缓减内心的焦虑,维护自己的尊严。

非富有群体对富有群体的仇恨、嫉妒、投射等心理属于消极的情绪反应方式,无论对于社会、富有群体还是自身都是非常不利的。建议他们采用积极的自我防御机制来调整自我的心态，具体为：(1)升华策略。是一种积极的调节方法,把自己不被社会允许的冲动或欲望,用比较符合社会规范,或者用更崇高的、具有建设性的、有利于社会和本人的方式表达出来的一种防御机制[7]。非富有群体的自立自强、奋发向上的精神就是实现了精神的升华,把精力放到了一个有社会价值的目标上。(2)转移策略。当个体遇到难以克服的困难或负面情绪较多时,可将自己的注意力转移到其他感兴趣的事情上。非富有群体在创造财富的过程中如果屡遭挫折,可通过转移策略寻找自己感兴趣的、擅长的领域。

4.消除刻板印象,理性对待媒体报道信息

人际互动中,常会出现一些人际偏差,如“情人眼里出西施”“爱屋及乌”“农民朴实，商人奸诈”等,这些人际偏差会影响良好关系的建立。刻板印象是人际偏差中的一类,指人们通过过去的经验形成对某类人或某类事物的一种概括固定的看法,并把这种看法加以推广应用。

刻板印象的影响力具有双重性,同一群体由于长期生活在相似的环境中或从事着相同的社会活动,其心理和行为特征具有共性的特质。因此,刻板印象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它能帮助我们简化认知过程。但也有消极意义,因为个体间是有差异的,建立在有限经验基础上形成的刻板印象会阻碍我们对个体的具体分析。非富有群体对富有群体多持怀疑、否定的态度,形成的刻板印象包含三个层面:对富有阶层人格特质的认知有“有钱人唯利是图”“有钱人就是任性”;对富有阶层行为的看法有“人有钱了就会变坏”“有钱人不捐钱就是无德”“高调炫富”“缺乏爱心和责任感”等;对富有阶层总体印象的刻板有“官商勾结”“富人的钱都是肮脏的”“物质丰富,精神贫乏”“权钱勾结”等[8]。

要想消除这些刻板印象,需要坚持具体个体具体分析,理性对待各种与财富有关的信息和社会事件,要冷静思考事情的是非曲直,减少先入为主、先声夺人的主观判断。正确对待网络,提升自身的网络言行素养,不要把网络当做宣泄自己负面情绪的工具,更不要被网络的不实言论或过激情绪所迷惑,对问题要有理性的认知力。

5.富人群体要规范自己的言行

根据相关研究,目前我国社会贫困或相对贫困人数占比仍然比较高,财富主要集中在占比较少的富有群体。依据模仿论的规律,富人群体通常在社会经济和政治中发挥着重要的影响力,他们的言行在某种程度上被民众所监督、评判甚至效仿。仇富和炫富两种心态同时存在于社会结构中,部分富有者抱有“暴发户心态”,由过去的“害怕露富”变为现在的“斗富炫富”,容易导致其过度炫富、无节制挥霍等行为,相关资料显示中国已成为全球奢侈品消费的主要市场。富有群体把富有、成功等同于过度消费,通过过度消费显示自己的社会地位和拥有的社会财富,从而把自己和其他社会阶层划分边界,同时借助相似消费行为获得群体内身份的认可和归属,因此这种炫富并不是为了满足自身的真实需要,而是价值观的偏离。对此,富有群体要形成文明的消费观,树立正确的成就观,在创造财富的过程中把享受所获得的财富结果调控在合理范围内,防止过度消费和资源浪费。在追名逐利的过程中,精神需求显得尤为重要,物质财富好比人的外衣,而精神财富则是人的内涵,两者一致才是真正的成功。那些真正凭自身才能为社会做出突出贡献而致富的人、真正有着强烈社会责任感的富人,始终是受到人们尊敬和爱戴的。所以,富有群体要在社会树立自身的正面形象,发挥积极榜样示范作用,从物质和精神两个层面上获得民众的尊重和认可。

6.构建和谐的贫富关系

“仇富”现象的存在加剧了富有群体与非富有群体间的关系冲突和矛盾,如果二者关系能得以改善,这对于仇富现象的消除无疑是有利的。在马斯洛的需要层次论中,尊重、人际互动是人的基本需求,双方应从大局观出发,以社会整体利益为基点,消除彼此间的误解,规范好自身的行为,互相尊重与支持,平等待人,让彼此感到安全、舒适和真诚,即使社会层次差别大的群体也能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富有群体不能因他人财富少而嘲笑、歧视,要尊重其他群体,并通过良好的言传身教影响自己的下一代;非富有群体也不要因财富少而自卑、自怜、嫌贫,更不要通过仇视、贬低、批判富人来求得心理平衡,反而要自强,通过劳动致富、科学致富逐步改变贫困的处境。双方要互帮互助,富有群体所具有的敢于挑战、善于把握机遇、较强的应对挫折能力是值得非富有群体学习的,二者在新型的贫富关系中共同创造社会财富。

财富问题一直是人们是非善恶争论最大的一个社会问题,社会的发展离不开财富的积累,也关乎到人们幸福生活的实现。仇富是客观存在的社会现象,我们既不能一味地批判或放大其负面影响,又不能视而不见,要采取有效措施进行疏导解决而不是对问题的掩盖和堵截。

制度并不是万能的,如果民众对自身的问题缺乏认识,再好的制度理念在实施过程中也会困难重重甚至失效。所以在新时代下我们应把握社会发展的特点,深入了解人民群众的内心诉求,通过政策引导、社会伦理的重建、民众合理需求的满足、仇富情绪的合理宣泄及健康财富观与人生观的树立,从社会机制及个体完善两个层面共同发力加以解决,无疑有利于经济文明建设及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