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志平

上海内地自来水公司是国人自办自来水公司之始，是上海最早的华商水厂。1897年由粤商投资经营。1909年，该公司收回上海地方自办后，实际上是“官督绅办”。上海道台蔡乃煌曾拨借库款银数十万两，经大清、交通两银行分别交款。既然是借的钱，时间一到，还是要支付本息。但李平书在接办该公司后，添置机器水管，月收水费1.4—1.5万元，除去开支，尚不足以支付欠款125万两之利息。②上海市公用事业管理局编：《上海公用事业（1840—1986）》，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44页。1913年，大清银行因该公司欠款四十万金，屡催无效，在上海地方审判厅起诉请追。③《集议水公司借款问题》，《申报》，1913年11月28日，（125）392。起诉后果，上海内地自来水公司1915年春收归官办。④具体过程可参，《上海内地自来水公司早期经营状况档案》，《档案与史学》1996年第3期，第3—7页；《上海市通志馆等关于上海内地自来水公司概况的一组函件》，《档案与史学》2002年第3期，第12—15页；以及当时《申报》相关追踪报道。然后因营业颇难发达，且水色不洁，关系地方公共卫生，经上海绅商筹议集款，拟将该厂购回商办，规复公司名义。⑤《争办自来水之近讯》，《申报》1915年10月11日，（136）648。上海绅商陆伯鸿与嘉兴商人姚慕莲竞争，最后姚慕莲以银元80万元总价购得，于1915年10月改为商办。⑥《商办上海内地自来水股份有限公司沿革》（1937年），上海市档案馆，档号：Q403-1-99。上海内地自来水公司，上海本地绅商多年来一直意欲自办，为何最后由嘉兴商人姚慕莲购得，值得分析。

一、沪商陆伯鸿争办活动

1913年，在被大清银行起诉后，内地自来水公司股东公推陆伯鸿为股东代表，协商办理，以期保全股东权利。⑦《内地自来水公司股东大会记要》，《申报》1914年11月7日，（131）96。

1915年3月初，陆伯鸿与财政部委派之总办陶兰泉，迭次磋商，商股投本并息六厘，分作五年摊还，由厂按月提银二千两缴存中国银行，由财政部将股单收回，换给证券。①《摊还自来水公司商股之办法》，《申报》1915年3月13日，（133）198。

在1915年春内地自来水公司改归国有后，由财政部派员来沪监督厂务，时阅半载，该厂营业却“不无减色”。8月，陆伯鸿等上海地方绅商准备筹垫资本五十万元，禀请财政部将该厂全部营业改归商办，随后听闻已经得到财政部部长的批准，正在规划，拟恢复公司名义。②《内地自来水仍归商办》，《申报》1915年8月30日，（135）1002。

1915年9月初，正当上海本地绅商满怀信心集股筹款，与该厂总办陶兰泉磋商办理已有头绪之时，突然接到财政部传来的信息——水厂已准归嘉兴绅商姚慕莲商办。③《自来水准归商办后之争夺》，《申报》1915年9月10日，（136）152。在得知嘉兴绅商姚慕莲集款五十万元，并先行呈缴三十万元，获准购买该厂后，④《争办自来水之近讯》，《申报》1915年10月11日，（136）648。上海绅董姚文楠、陆文麓等认为“自來水为全市民命所关”，非其他营业，以客籍承揽，“有垄断把持之意，将来整理无方，勒加水价，势所必至”，通过松沪护军使杨善德、江苏督军齐燮元禀陈财政部，请求归地方自办，“勿任客商垄断把持”。⑤《本地人争办本地自来水》，《申报》1915年9月16日，（136）248；《争办自来水之省批》，《申报》1915年10月13日，（136）680。

1915年10月，在姚慕莲完成交盘后，上海地方绅商并不甘心，继续“激切上陈”财政部要求地方自办。11月，姚文楠、陆文麓禀财政部称，自来水为地方卫生重要事项，有人民生命关系，断不能专以营利为目的，仍求地方自办，以重地方主义而杜垄断。⑥《上海市经董为自来水厂事禀财政部文》，《申报》1915年11月30日，（137）484。除了要求自办，姚文楠等还要求上海地方核议取缔商办办法，指出商办自来水有重要关系“四端”，不可不特加限：

沙陈水浊，有碍卫生；水量不足，有碍消防；水价苛增，有碍生计；押借洋款，有碍地权，均应严定取缔章程。⑦《饬议取缔商办自来水办法》，《申报》1915年12月10日，（137）653。

这就是民国《上海县志》所记载：

时上海市经董姚文楠以自来水关系市政，出水不洁，有碍卫生，水量不足，有妨火政，取价或巨，有关生计，股本不纯，有害主权，迭向当道进言，促公司注意。⑧民国《上海县志》卷11《工程·水电》，上海书店1991年，第192、193页。

这“四端”就是后来上海本地绅商借机刁难指责姚慕莲的有力武器。1916年1月1日凌晨3时，卢家弄盛丰纸铺失火，第一区救火会施救时，水力薄弱，电话通知自来水厂加开水力，以资灌救。三十分钟后，水始喷涌，以至肇成巨灾。之后，上海救火联合会致函责问自来水公司总理姚慕莲称，商办后水管水力还不如以前：

前公司资力浅薄，深夜尚不至乏水，贵执事等办以来，资本富厚，规模宏大，实力整顿，百度维持，自当一洗旧污，力顾大局，而现象如此，敝会同人咸深愤激，不独第一区救火会振振有词也，为此，据情函达台端，迅赐饬知水厂不分昼夜，务使水塔水常满储，以备不虞，并祈力图善后，嗣后对于敝会遇警用水勿令缺乏，免再贻悮，事关地方大局，用敢据以奉闻，务希先行赐复，是所企盼。⑨《救火会责问自来水公司》，《申报》1916年1月8日，（138）104。

虽然第二天就得到了姚慕莲的回复，但上海救火联合会并不满意，认为姚所言“需时七八月，方有效果”是托辞。上海救火联合会致再度致函责问姚慕莲，指出“遇警乏水即为地方之公敌”。⑩《救火会再责公司》，《申报》1916年1月14日，（138）194。

上海内地城厢内外救火联合会是1907年农历八月成立，1910年改称为上海救火联合会。李平书曾任首任会长，毛子坚、穆抒斋为副会长。上海救火联合会可以说是由地方自治领导人加以组织和运营的。救火会以南市居民在日常生活和工作中形成的社会联系为基础，是以实现城市社会的公共职能为目标而结成的组织。它在清末民初的地方自治运动中体现了地方公益，得到了城市居民的支持从而发展壮大起来。以商人为中心，南市居民积极参与，官方也进行支援。中国社会内部从帝政后期成长起来的具有公共性质的事物，以地方公益的形式展现出来。①（日）小浜正子著，葛涛译：《近代上海的公共性与国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第132—174页。上海商界所主导的上海救火联合会及其对城市消防的参与，是近代上海商界市政参与的一个成功的范例，所产生的示范效应十分突出。②方秋梅：《清末民初上海商界的市政参与及其示范效应——以上海救火联合会为中心》，《近代史学刊》2015年第2期，第10—36页。故，上海救火联合会对姚慕莲的责问，表面上是在履行地方自治职责，背后还是体现了上海本地绅商对浙商姚慕莲兴办内地自来水公司耿耿于怀，想借机取缔。

除了借“水量不足，有碍消防”进行发难之外，“押借洋款，有碍地权”则是另一利器，一旦听到有押借洋款的传闻，上海本地绅商便抓住不放，乘机放大影响。1916年8月，上海本地绅士致函陆伯鸿略谓：

内地自来水公司为姚幕莲盘顶之后，未能发达，顷闻姚以该公司股票六十万两托人抵押，已与某公司及某洋行往来接洽，不日即可成交。先生对于该公司曾尽义务，今姚有此举动，先生当有法以制之否，兹搜得草帐两纸，附呈大鉴。③《反对自来水公司之借债》，《申报》1916年8月5日，第11版；注，影印版《申报》刚好把这一天第11版印成了第9版（第141册第577页）。

除函达陆伯鸿，上海本地绅士同时致函上海总商会会长朱葆三，即当时的内地自来水公司总理总董，希望他能阻止姚慕莲的押借洋款活动：

又致朱葆三君函云，报载内地自来水公司总理姚慕莲欲以股票六十万两出抵外款，此事果确是真，以我上海商界大部分之命脉断送于姚之手中，先生职司总董，能有良策以止之，则地方之幸也。④《反对自来水公司之借债》，《申报》1916年8月5日，第11版；注，影印版《申报》刚好把这一天第11版印成了第9版（第141册第577页）。

二、家族背景与浙商群体支持：姚慕莲竞购成功原因分析

1915年，上海本地绅商满怀信心，集股筹款，准备购回内地自来水公司商办，谁知被突然出现的浙商姚慕莲购得。究其原因，除了姚慕莲出价比陆伯鸿高20万两，且先行呈交30万两之外，⑤上海市公用事业管理局编：《上海公用事业（1840-1986）》，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44页。姚慕莲的竞购似乎走的是上层路线，前期活动上海本地绅商一无所知，一直到财政部发函同意姚慕莲商办才知晓。这极有可能与姚慕莲家族背景有关，他与盛宣怀有姻亲关系。⑥注：上海图书馆“盛宣怀档案知识库”有数封他们之间关于家事的通信。

另外一个问题，姚慕莲为何能短时间内筹集巨额资金，特别是先行呈交30万两？这可能有两方面原因：一是姚慕莲家境殷实，嘉兴姚氏明代以来就是当地的名门望族，在上海有多处房产；二是，姚慕莲并不是一个人在竞购，他背后有实力强大的浙商群体。

1915年10月22日，在交盘过后，财政部在《申报》刊发广告称，“由姚商慕莲、徐商冠南等承购”。⑦《部办上海内地自来水厂广告》，《申报》1915年10月22日，（136）819；1915年10月23日，（136）835；1915年10月24日，（136）851；1915年10月25日，（136）869；1915年10月26日，（136）885；1915年10月27日，（136）901；1915年10月28日，（136）907。实际上，徐冠南是竞购及经营内地自来水公司的重要人物，交盘后的“所有营业事务均归徐冠南主持”。①《内地自来水厂今日交盘》，《申报》1915年10月22日，（136）828。徐的财力也非同一般，民国时有报刊称，“徐在沪房产甚多，南京路大纶附近，皆其产业”。②《谈徐冠南君》，《上海画报》1927年第274期，第4版。

1916年，内地自来水公司董事名单中，除了姚慕莲、徐冠南，还有谢纶辉、刘梯青、陈一斋、朱葆三（朱佩珍）、严渔三。③《自来水公司与市经董往来函稿：为传闻公司抵借洋款事》，《申报》1916年11月21日，（143）387。1918年，内地自来水公司董事除姚慕莲，还有徐棠、严廷桢、朱佩珍、谢纶辉、朱五楼、陈泳清、严乐贤、刘安泩。④《申明自来水加价原因》，《申报》1918年3月13日，（151）186。谢纶辉、朱葆三（朱佩珍）一直是核心成员。这些人都是近代浙商重要人物。

1896年12月，清廷批准盛宣怀开办中国通商银行。盛宣怀指派总董9名招股筹办，其中有浙商严信厚、叶澄衷、朱葆三及客籍杭州的粤商刘学询，浙籍绅商几乎占了二分之一。在通商银行500万两股本中（先收半数，1898年收足），盛宣怀占绝对优势，严信厚也以5万两投资成为大股东。叶澄衷、朱葆三、刘学询的投资额虽然尚不清楚，但既为总董，是该行首批大股东无疑。此外，浙帮钱庄上层分子也是该行商股的重要来源。通商银行的业务经营权，实际上从一开始就掌握在浙江帮之手，通商银行也成为浙江商帮尤其是浙帮钱业资本向银行资本转化的开始。⑤陶水木：《浙江商帮与上海经济近代化研究（1840—1936）》，上海三联出版社2000年，第62、63页。

1902年，上海成立商业会议公所，成员的地域分布以浙江籍占主要比重，其中尤以宁波府属各县的商人居多数。大多数人均捐有不同职级的官衔，有的还曾实授过官职。1904年5月，上海商业会议公所正式改组为上海商务总会。1912年2月27日，上海总商会正式成立。⑥徐鼎新、钱小明：《上海总商会史（1902—1929）》，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1年，第37—183页。上海总商会在上海具有相当的权威性，各业公会、下层商会大都能瞻其马首，应其号召。行业公会及马路商会的一些头面人物往往是总商会的会董；总商会的意志、决议精神，通过个人及媒体传达渗透至下层商会。⑦樊卫国：《激活与生长：上海现代经济兴起之若干分析（1870—1941）》，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400页。

辛亥革命后，近代浙商在上海的金融资本迅速发展起来，并逐渐形成银行、保险、信托等新式金融资本和钱庄资本相融合的浙商金融集团。这一财团基本上掌握了上海的金融业。浙江商人不但是上海总商会的创办者，而且从一开始就在这一组织中占有重要地位，长期掌握着上海总商会的最高实权。十九世纪后期和二十世纪初期，上海的浙江籍买办大大超过了广东籍买办。叶澄衷、施善昌、经元善、虞洽卿、朱葆三和其他买办，不但在生丝贸易和买办职业方面压倒了广东人，而且在实际上已经控制了上海总商会。⑧梁元生著，乐嘉译，陈曾年校：《十九世纪中叶上海商界地区性集团之间的竞争》，《上海经济科学》1984年第1期，第55页。1917年，上海钱业公会成立后成为上海最具实力和影响的同业组织之一，浙江帮钱业集团的强大实力在这一组织中得到了充分反映，完全控制了钱业公会的领导权。⑨陶水木：《浙江商帮与上海经济近代化研究（1840—1936）》，上海三联出版社2000年，第234—239页。在钱庄业中，从1912至1935年，浙江帮钱庄长期占上海汇划钱庄数的65%以上，最低的1924年也占60%；浙江帮钱庄的资本额始终占上海汇划钱庄资本总额的70%左右，最低的1926年也占62.52%。而且通过相互开户、联合清算、联合准备和经理人员的相互投资，浙江帮钱庄形成内部联系密切的钱业集团。⑩冀春贤、闫国庆：《浙商与中国近代金融制度的变迁》，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8年，第60页。浙商钱庄为近代银行提供资本、人才，由此直接或间接地控制了多家中国近代银行。中国、交通、浙江实业、浙江兴业、上海商业储蓄、四明、中国垦业等银行，实际控制权一直由浙江银行家所掌握。①祝太文：《近代上海的浙商钱庄》，俞祖华、耿茂华、李绪堂主编：《中国近现代史专题研究》，中国言实出版社2014年，第190—197页。

交盘时姚慕莲付给财政部的50万两，就是“先由中国、交通两行汇缴清楚”。②《自来水厂实行交盘》，《申报》1915年10月23日，（136）844。

三、宣传、改进、拉拢、回应：姚慕莲竞购成功后的应对措施

1.信用宣传。

为表明竞购内地自来水公司并非为了一己私利，在交盘后的第二天（1915年10月22日）始，姚慕莲连续一周在《申报》上发布启事，表示不用人唯亲，留用原公司所有有能力之人：

上海内地自来水厂敝公司承购后，蒙合资各股东开会推举鄙人为董事会长，兼任一切营业事务，任重材辁，深虞陨越辞不获，已勉为担任，惟远近亲友介绍人材之函，积有百余封之多。查，公司内外各执事不过二十余人，抑且悉系熟手，倘无过失，未便率行更易，力不从心，实难位置方命之衍，尙祈原鉴容暇，再行函复，特先登报布达，此启。③《姚慕莲启事》，《申报》1915年10月22日，（136）819；1915年10月23日，（136）835；1915年10月24日，（136）851；1915年10月25日，（136）869；1915年10月26日，（136）885；1915年10月27日，（136）901；1915年10月28日，（136）908。

此外，姚慕莲还持续一周在《申报》上发布声明，承诺公司继续承认之前议定的一切旧帐，建立公司信誉：

上海内地自来水厂兹由本公司集资向财政部订约承购，改归商股商办，于本月廿一日盘交，所有前清上海道经营时于宣统元年间所招商股十万五千七百二十两，又李东来堂、广西官银号、江苏省立第二师范学校、天后宫四项存款，均照本年春间部定办法，由本公司继续承认，特此登报声明。④《商办上海内地自来水有限公司广告》，《申报》1915年10月22日，（136）819；1915年10月23日，（136）835；1915年10月24日，（136）851；1915年10月25日，（136）869；1915年10月26日，（136）885；1915年10月27日，（136）901；1915年10月28日，（136）907。

2.酌减水价，改进设备，增加供水。

水价是用户最关心话题之一。姚慕莲接办前，已着手调查用户门牌，核对水价。在城厢内外各用户查对后，将旧时黑色字号之门牌改换白色红字，分天地元黄字号编定，俾易查考。⑤《内地自来水厂将改换用户牌号》，《申报》1915年10月5日，（136）552。交盘后，姚慕莲依照上海公共租界自来水公司章程办理，并在各处添设水龙头，推广营业，其水费向房东方面接洽并收以期便利。⑥《商办自来水之计划》，《申报》1915年10月20日，（136）796；亦可参，《自来水厂实行交盘》，《申报》1915年10月23日，（136）844。当时公司每月约可收入水费一万六千余元，姚慕莲将水价酌量减轻，以广招徕而图振兴。⑦《内地自来水厂之价值》，《申报》1915年10月25日，（136）878。

在设备方面，姚慕莲等认为旧有水池已不适用以致出水浑浊，因邀各股议决，一律改造新式。与杨树浦砌造水池之辛和记订约，并在城壕等处添置水筜水塔，昼夜赶造，不久即告竣。⑧《内地自来水之整顿》，《申报》1916年1月11日，（138）148。

为进一步增加供水能力，向慎昌洋行定购新机一座。由于一战及纽约厂罢工风潮，至1916年12月初新机才运抵上海。内地自来水公司日夜饬匠赶装，三四星期即装好试车。⑨《内地水公司新机到齐》，《申报》1916年12月7日，（143）677。在高昌庙内添开沙漏池一只，较诸旧有之池加大。

正因为这一系列措施，当时新闻媒体对姚慕莲经营的上海内地自来水公司评价还是比较高的，称商办以来姚慕莲对于添购机器，加开水池，添埋细管等事，“无不极力扩充”，按部进行。

3.拉拢上海本地绅商。

姚慕莲连续一周在《申报》上发布不用人唯亲的启事，除了宣传自己意欲经营好公司之外，很明显还有拉拢上海本地人的意味。姚慕莲深知自来水公司地处上海，“系地方商业中一分（份）子”，①《内地自来水厂允尽义务》，《申报》1916年9月20日，（142）321。想要经营好，离不开本地绅商支持，“公司营业须与地方绅商共同规划”，以期妥洽。②《联络情谊之宴会》，《申报》1915年11月1日，（137）10。姚慕莲欲仿照租界，直接向房东收取水费，也是希望能得到地方绅士的赞许。③《商办自来水之计划》，《申报》1915年10月20日，（136）796；亦可参，《自来水厂实行交盘》，《申报》1915年10月23日，（136）844。1915年11月1日，姚慕莲在沪北设筵柬请上海各当道以及绅商各界会宴，以联情谊。④《联络情谊之宴会》，《申报》1915年11月1日，（137）10。这个联谊，显然是希望上海本地绅商支持内地自来水公司的发展。

而支持地方消防事业，也有拉拢的含义。上海庙园准备装设水管，原定四寸后改作六寸，两相比较，工料约多费洋二千元左右。除救火联合会会长贴洋一千元外，其余不敷之数，姚慕莲表示由内地自来水公司承担。⑤《内地自来水厂允尽义务》，《申报》1916年9月20日，（142）321。

4.及时回应上海本地绅商的责难。

1916年1月，针对上海救火联合会的责难，姚慕莲及时进行了详细的回应，指出公司已经做了很多努力，但因积病难返，需要时间。⑥《自来水公司宣布内容》，《申报》1916年1月9日，（138）120。姚慕莲所言是可信的，如当时国内的自来水厂所需关键设备都系进口。上海自来水公司在一战期间订购的机器，至1920年方始交到。⑦《上海自来水污浊之救济法》，《实业杂志》1920年，第30号，第107页。

对于1916年8月初姚慕莲准备将股票60万元抵借洋款传闻，姚慕莲认为此种论调毫无价值，不欲有所置辩；但内地自来水公司股东会认为这种传闻对公司名誉大有关碍，于是迅速在《申报》上刊登声明，指出此系“诬蔑”“无根无据”，公司股票均归股东各自收执，非姚慕莲一人所能出抵。

经内地自来水公司股东会登报声明，有关抵借洋款的传闻暂时平息，但几个月后风波再起。1916年11月初，有人向上海市经董陆文麓报告，内地自来水公司抵借洋款二十万。陆文麓随即致函诘问姚慕莲并威胁，如查出有以公司名义在外抵借，“即以借款半数提充地方公益之用”。“抵借洋款”是当时的政治红线，不得不认真对待。1916年11月19日下午，内地自来水公司召开全体董事会议，谢纶辉、姚慕莲、徐冠南、刘梯青、陈一斋、朱葆三、严渔三当即决定函复陆董，以明真相。⑧《自来水公司与市经董往来函稿：为传闻公司抵借洋款事》，《申报》1916年11月21日，（143）387。

姚慕莲要求当面对质的回复并没有让陆文麓的怀疑消释。陆文麓再次致函姚慕莲，称“水公司既无借款之嫌疑，不妨示以担保之证据”，要求公开公司抵借证据。姚认为陆干涉公司内部营业，进行了驳斥，指出“此后前途倘再以不伦不类之言来相诘责”“不再答复”。⑨《自来水公司与市经董往来函稿：为传闻公司抵借洋款事》，《申报》1916年11月21日，（143）387。

由于姚不愿公布公司抵借情况，上海本地绅董认为这是“闪烁其词”。之后，上海市经董陆文麓，绅董姚文楠、穆湘瑶、吴馨、黄庆澜等继续致函姚慕莲，声称关心借款情况并非想干涉公司内部营业，而因为“饮料关系全市卫生”，且以前受过抵借洋债之痛苦，故询问真相。⑩《询问自来水公司借款之真相》，《申报》1917年1月6日，（144）76。姚慕莲坚持不再答复“不伦不类之言”。上海本地绅董想通过抵借洋款来发难姚慕莲，没有达到目的。

总之，通过信用宣传，酌减水价，改进设备，增加供水，拉拢上海本地绅商，及时回应上海本地绅商的责难等，姚慕莲的经营活动逐渐得到了上海绅商各界的认可。

1917年3月14日下午，上海绅商各界陆伯鸿、朱志尧、姚紫若、沈志贤、叶鸿英、王文典、钱贵三、卫芝山、苏筠尚、顾馨一等，假沪杭车站附近沈家花园设席，特请松沪护军使卢子嘉、特派交涉员朱兆莘、沪海道尹徐鹤仙、电报局长汪子实、淞沪警察厅长徐辅溯、上海县知事沈韫石、地方审判厅长袁麟伯、地方检察厅长林仲立、英廨谳员关烔之、法廨谳员聂榕卿、烟洒公卖局长史允龙、委员谢惠塘，在这一设席中，也宴请了姚慕莲，并绅商朱葆三、虞洽卿、沈联芳、吴畹九、穆抒齐、莫子经、陆崧侯、黄涵之、毛子坚、顾棣三、徐冠南、徐恩元①虞洽卿（1867—1945年），浙江慈溪人；沈联芳（1870—1947年），名镛，字联芳，浙江湖州吴兴人，著名实业人士；徐恩元，字荣光，浙江湖州吴兴人，1885年（清光绪十一年）出生，曾任中国银行总裁（1916年6月—1917年6月），参（美）费维恺著，虞和平译：《中国早期工业化：盛宣怀（1844—1916）和官督商办企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第12页。等，饮宴一时，“觥筹交错”，直至午后始“宾主尽欢而散”。②《官僚与绅商之酬酢》，《申报》1917年3月16日，（145）285。

很明显，这次宴请是上海本地绅商与姚慕莲、徐冠南等浙商的一次和解。之后，上海本地绅商陆伯鸿成为上海内地自来水公司的名誉董事。③上海市公用事业管理局编：《上海公用事业（1840—1986）》，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44页；《上海公用事业志》编纂委员会编：《上海公用事业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0年，第157页。几年之后，姚慕莲在新闻媒体报道中的身份已不再是浙江嘉兴客商，变成了“沪上地方绅董”。④《大富贵旅馆明午开幕》，《申报》1924年2月28日，（199）1109。

四、结 论

1915年姚慕莲能够成功竞购上海内地自来水公司，力压以陆伯鸿为代表的上海本地绅商，极有可能与姚慕莲家族背景有关，他与盛宣怀有姻亲关系，走上层路线；同时，除了姚慕莲家境殷实，他背后还有实力强大的浙商群体参与其中。

当然，姚慕莲能够顺利经营内地自来水公司，还与他的个人能力分不开。面对上海本地绅商的竞购与发难，姚慕莲多种应对措施及时有效，最终获得了上海本地绅商和官方的认可，成为他们眼中的上海人。如此以来，上海本地绅商又开始参与内地自来水公司的经营投资。沪商对浙商的认同，应该与当时大环境有关。随着上海形象的稳定，移民居留的时间和公共舆论的整合作用，到民国初年移民对上海的认同已成普遍现象。⑤熊月之：《“上海人”的形成及其认同》，《东方历史评论》2016年5月1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