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佳佳

慈善事业是民间社会主体开展的旨在帮助社会困难成员的救济行为体系，它体现了人类社会的良知，对于维护社会稳定，培育良好社会风尚等具有重要的积极作用。中国慈善事业的发展“往事越千年”，但直到晚清才开启近代转型过程。随着当代中国社会问题的凸显及其对慈善事业发展的呼唤，同时由于学界关于近代社会研究的不断深化，晚清慈善事业成为学界的重要研究对象。近十年来，关于晚清慈善问题的研究在慈善人物、慈善组织、慈善活动、宗教慈善、地域慈善、慈善与媒体关系等方面出现了一批重要的研究成果。本文在梳理该领域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试图归纳出若干值得进一步关注的问题，以供学界同仁批评和讨论。

一、慈善人物研究

近代以来，战乱频仍、灾荒不断，窳败羸弱的清政府不能及时有效应对，为挽救社会危局，一些地方有识之士开始主动承担起稳定社会秩序、赈济各类灾害、教养困难人群的责任，从而在中国近代史上出现了一批有重要影响的慈善家，他们在中国慈善事业的近代转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慈善家个体研究。在晚清慈善群星中，余治（1809—1874年）、冯桂芬（1809—1874年）、郑观应（1842—1921年）、谢家福（1847—1897年）、施善昌（1828—1896年）、盛宣怀（1844—1916年）等是目前学界较为关注的几位。王卫平认为余治“以劝善为己任”，在改革乡约、编演戏剧、编写蒙养教材、编纂刊刻善书等方面做出了较大贡献，但他的慈善活动并没有展现出时代性的变化，仍属于传统慈善。①王卫平：《晚清慈善家余治》，《史林》2017年第3期。刘昶从传播方式的角度，详述了余治在编纂善书、绘图募捐、创作善戏等方面所做的多样化努力与创新，认为正是这种多样化增强了他在慈善活动中的动员能力，成就了他慈善“活动范围广”“事业规模大”的特点。②刘昶：《劝善与传播：简述余治慈善传播方式的多样化》，《江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3期。陈才训专门研究了余治的“善戏”创作活动。③陈才训：《余治的“善戏”创作与清代劝善运动》，《北京社会科学》2014年第10期。冯桂芬和余治年龄相仿，在江南开展慈善事业过程中和余治有深入接触，相比余治，冯桂芬的慈善活动已经出现新的时代性特征：一是扩大救助对象范围，不以道德为救助依据；二是创办洗心局等新型慈善机构，从以养为主转变为教养兼施。黄鸿山和王卫平认为冯桂芬的慈善理念和实践出现变化，主要因为其1860年避居上海期间受到西方思想的影响以及太平天国战事的巨大震撼。①黄鸿山、王卫平：《晚清思想家冯桂芬近代慈善理念的确立及其实践》，《江海学刊》2009年第1期。郑观应是维新思想家，也是晚清著名的慈善家，所著《盛世危言》有专篇论述慈善。陆文学高度评价了郑观应的慈善思想，认为其慈善思想的核心内容在于两点：一是国家应对“穷民”承担更多责任；二是希望国人多行善举，多出慈善家。②陆文学：《何以“中华未能？”——论中西文化交映下的郑观应慈善公益思想》，《电子科技大学学报（社科版）》2012年第2期。郑观应还是一位虔诚的道教徒，因此道教积德立功的观念对其有重大影响，③马平安：《长生、济世及一统：郑观应与近代道教》，《世界宗教研究》2017年第1期。他的慈善思想具有明显的因果报应观念。谢家福是晚清义赈的主要发起人之一。靳环宇认为他为义赈组织的运行奠定了基本制度和规范，对于晚清和民国时期的慈善组织运作具有范式意义。④靳环宇：《谢家福与晚清义赈制度的创立》，《西部学刊》2013年第3期。施善昌是十九世纪末主持义赈的核心人物，也是吴江施氏家族的核心人物，但由于各种原因，鲜有关于施善昌慈善事业的专论。靳环宇和周秋光从总体上对施善昌的办赈经历和特点及其对中国十字会的成立所做的贡献进行了梳理，可以说填补了这方面的空白。⑤靳环宇、周秋光：《施善昌与晚清义赈》，《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1期。盛宣怀是洋务派著名人物，并在外交、教育、工商业发展和慈善等多方面有重要影响，但由于历史原因，其在晚清义赈和慈善事业发展中的贡献被淹没在档案中。近年来，随着研究的深入，盛宣怀慈善事业开始受到学者的关注。如刘畅认为盛宣怀的慈善活动在较大程度上推动了近代慈善事业的发展，并对民族发展、文化传承、国家富强做出了贡献。⑥刘畅：《盛宣怀与近代慈善业发展史》，《兰台世界》2015年第10期。关于盛宣怀慈善活动的研究有助于还原其本人形象，从而使历史评价更加客观公允。除了这些在中国慈善近代转型中引领潮流堪称领袖的人物外，也有学者对应宝时、陈雨亭、刘绍宽、石赞清、朱葆三等人的慈善活动和思想进行了论述⑦杨斌：《石赞清与晚清湖南水上救生事业》，《贵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5期。陈可畏：《应宝时与晚清江浙的慈善事业》，《浙江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6期。孙邦金：《动物福利与建设慈善社会——从刘绍宽论西人禁止国际禽羽贸易谈起》，《温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3期。林伟龙、林伟钿：《晚清潮州商人的慈善活动——以陈雨亭为例》，《韩山师范学院学报》2013年第1期。应芳舟：《朱葆三慈善事业述论》《浙江海洋学院学报（人文科学版）》2008年第1期。，这反映了晚清慈善人物研究的深化和拓展。

慈善家群体研究。晚清慈善家多因地缘、业缘或其他社会关系形成具有一定影响的群体，如以余治为中心包括冯桂芬、郑观应、李金镛、谢家福、严佑之、经元善、熊其英等人的江南慈善家群体。冯氏与余治的关系前文已有所介绍，兹不赘述。郑观应曾称余治为“老友”，二人可称忘年交。余者如谢家福诸人皆为余治弟子。黄鸿山和王卫平认为：晚清江南慈善家群体的慈善活动范围广、规模大、办法新、社会动员能力强，在赈灾、保婴、慈善教育等方面贡献甚多，影响巨大，而余治等人将从事慈善事业作为自我实现的主要途径则预示着“职业慈善家”的出现。⑧黄鸿山、王卫平：《晚清江南慈善家群体研究——以余治为中心》，《学习与探索》2011年第6期。由于他们当中的许多人为江苏籍，并开办实业，也被一些学者笼统地称为“江苏实业家”群体。郑传龙和姜新重点关注他们在清末维新期间的慈善事业，认为他们在积极改变公益慈善理念。改革慈善内容、改造慈善公益形式等方面推动了中国慈善公益事业从传统走向现代。⑨郑传龙、姜新：《维新时期江苏实业家慈善公益事业述评》，《武汉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1期。总体来看，晚清时期实业家和商人群体从事慈善活动的越来越多，如晚清徽商对徽州社会救济事业的扶持。⑩张小坡：《论晚清徽商对徽州社会救济事业的扶持——以光绪三十四年水灾赈捐为例》，《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5期。兰天祥认为其原因有三：一是社会发展的需要；二是商人经济实力增长的需要；三是商人在内外因素促动下对自身的认识改变。①兰天祥：《近代商人从事慈善活动的原因分析》，《贵州社会科学》2008年第4期。

二、慈善组织和机构研究

晚清是中国慈善开始近代转型的关键时期，这种转型不仅体现在慈善家的思想理念中，也体现在慈善家借以实现慈善理想的慈善组织和机构中。总体而言，晚清慈善呈现出传统与近代交相辉映，专门机构与综合组织共存发展的整体格局，既有基于中国传统救济模式的善会善堂，也有引进西方现代模式的红十字会，既有在发挥全国性核心作用的义赈组织，也有地方性的慈善组织和针对某一社会问题专设的诸如洗心局之类的组织。从慈善转型视角看，黄建圣和马宁发现，受到西风东渐和中国社会剧变的影响，传统善会善堂在运转模式、社会功能、慈善理念、慈善内容等方面出现了新的特点，开始向近代慈善组织转型。②黄建圣、马宁：《晚清善会善堂向近代慈善组织的转型》，《南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3期。黄鸿山认为洗心局和迁善局等近代慈善组织的出现表明晚清慈善组织已经开始采取监禁、强迫教育和强制劳动等手段，以达到矫正和改造道德不良者思想的目标，从而与传统慈善组织“肉体”救助明显不同。③黄鸿山：《“拯救灵魂”的努力：晚清洗心局、迁善局的出现与演变》，《史林》2009年第4期。黄鸿山和王卫平更进一步指出，在“教养兼施”的旗号下，晚清“教养局”“教养工厂”等机构的广泛设立，从语源学的角度看，是后来“劳动教养”的滥觞。④黄鸿山、王卫平：《从“教养兼施”到“劳动教养”：中国劳动教养制度起源新探》，《河北学刊》2010年第3期。除此之外，有学者对不同地方、不同类型的慈善组织进行了专门论述。林秋云对沪北栖流公所进行了专题讨论，认为栖流公所除了承担各种善举外，还具有近代监狱的职能。⑤林秋云：《“变质”的慈善：晚清沪北栖流公所初探》，《清史研究》2017年第4期。胡忆红研究了湘潭县积谷局，认为积谷局在赈济贫乏和保障积谷方面承担了重要的责任，同时也积极介入保甲、团练、祭祀等地方事务，成为晚清湘潭基层社会的控制者，反映了近代民间慈善组织社会功能的扩张过程。⑥胡忆红：《晚清民间慈善组织湘潭县积谷局研究》，《求索》2011年第7期。黄雁鸿探讨了晚清澳门华人慈善机构同善堂的创立背景。⑦黄雁鸿：《晚清澳门华人慈善机构同善堂的创立背景》，《中国文化研究》2009年第1期。傅亮和刘玉斌对晚清时期红十字会本土化的过程和特点进行了梳理总结，认为初期的中国红十字组织并没有承担救护伤兵的职能，实际上只能救护难民。⑧傅亮、刘玉斌：《清末民初红十字会的本土化》，《苏州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4期。蒋露初步对中国红十字会医院创设的背景和过程进行了梳理。⑨蒋露：《晚清至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中国红十字会医院（1904—1927）》，《湖南工程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1期。周秋光和王猛发现：从晚清开始中国慈善救助的主体开始由政府转为民间慈善组织；慈善组织的善款来源、救济范围和救济区域都表现出广泛性；救济手段也运用了电报、电话、报刊媒介等先进方式。⑩周秋光、王猛：《近代中国慈善组织：转型背景下的运作机制及其内外关系与作用》《求索》2014年第1期。

三、慈善活动研究

慈善组织开展的各类活动对于慈善组织功能的标识和发挥、慈善理念的传播、困难人群的救济以及社会秩序的稳定等有着重要意义，是研究慈善问题的关键切入点。从活动主题看，目前学界主要关注义赈、义演、书画助赈、彩票发行等。

义赈是晚清民间士绅发起的救荒行动。学界关于义赈的研究从整体性和地区性时段性两个方面展开。整体性研究方面，许多学者对晚清义赈的兴起原因、活动特点、历史价值、道德意义和历史局限等进行了梳理，取得了共识；①黄祐：《晚清时期民间义赈活动探析》，《广西社会科学》2008年第12期。冷兰兰：《晚清义赈：举措、动因及伦理价值》，《伦理学研究》2013年第6期。贺永田、石莹：《试评晚清义赈》，《延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3期。但也有一些争论仍在继续，如许多学者将“丁戊奇荒”期间江南士绅前往苏北赈灾的行动视为近代义赈的开端，而朱浒认为此次行动在本质上仍是江南自明清以来地方性救荒传统的某种延伸，因此作者强调在理解近代中国的社会变迁时，要高度重视内在传统资源的能动作用。②朱浒：《“丁戊奇荒”对江南的冲击及地方社会之反应——兼论光绪二年江南士绅苏北赈灾行动的性质》，《社会科学研究》2008年第1期。义赈之所以能够发挥重大作用离不开较之传统救灾体制先进的制度设计，而这一制度的创立与谢家福等慈善家有直接关系。靳环宇认为：谢家福主导创立的晚清义赈制度，既包括宏观层面的三位一体的义赈组织制度，也包括微观层面具体保障义赈组织运行的募捐制度、宣传制度、公信制度、局厂制度、褒奖制度等。这些制度对于晚清和民国时期的慈善组织运作都具有范式意义。③靳环宇：《谢家福与晚清义赈制度的创立》，《西部学刊》2013年第3期。赖祥周和刘志鹏专门探讨了晚清义赈组织的政治整合功能，认为义赈组织在价值整合、国家整合方面取得了显著功效。④赖祥周、刘志鹏：《晚清“丁戊奇荒”中乡村义赈慈善组织的政治整合功能探究》，《南方农村》2014年第5期。分时段分区域义赈研究方面，郝平和翟军对丁戊奇荒中山西和河南两地的赈灾行动进行了比较，发现除了官赈以外，河南以义赈为主，山西以洋赈为主。⑤郝平、翟军：《丁戊奇荒之晋豫比较——以豫为中心的考察》，《开封大学学报》2011年第3期。董传岭认为：在晚清山东赈灾活动中，民间与国家的良性互动与合作，使民间赈灾活动在晚清山东赈灾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成为官赈的必要补充。⑥董传岭：《晚清山东的民间赈灾活动》，《历史教学（高校版）》2009年第11期。

随着研究视角的多样化和研究范围的扩展，作为戏剧史重要研究对象的义演逐步进入到慈善研究和近代社会史研究视域。刘兴利认为：伶人义赈是中国传统慈善救济事业发展演变的自然产物，并非“舶来品”。⑦刘兴利：《伶人义赈非“舶来品”——与朱浒先生商榷兼答孙玫教授》，《民族艺术》2015年第5期。晚清时期，中国的义演中心有两个，分别是京津地区和上海。张秀丽和岳鹏星认为：在京、津地区慈善义演的产生主要源于惠兴女学事件，其演出的目的主要是助学，与上海地区慈善义演主要用于筹款赈灾不同，⑧张秀丽、岳鹏星：《剧资兴学：清末京津地区慈善义演的发源》，《音乐传播》2017年第1期。郭常英和蒋泽航认为：1906至1907年间发生的“徐海水灾”实现了义演南北呼应、协同共举的一致性，掀开了中国慈善义演从多元并立到南北联动的全新一页。⑨郭常英、蒋泽航：《南北并举：清末“徐海水灾”筹赈中的慈善义演》，《音乐传播》2017年第3期。郭常英和岳鹏星在另一篇文章中着重探讨了都市义演活动的兴起原因和成效以及在构建社会网络过程中的积极作用，认为义演促进近代慈善事业的转型。⑩郭常英、岳鹏星：《寓善于乐：清末都市中的慈善义演》，《史学月刊》2015年第12期。刘怡然从社会学的角度分析了晚清上海剧场义演在构筑新型社会关系方面的重要作用，认为上海的剧场义演既是社会政治变迁的产物，也影响了社会结构和政治生态的变化。⑪岳鹏星和郭常英强调慈善义演顺应着时代的变迁，包涵着极其丰富的现代性内容，构成了时代场景中的重要一环。⑫岳鹏星、郭常英：《晚清都市空间中的慈善、娱乐和社群认同——以慈善义演为视点》，《广东社会科学》2017年第5期。总体而言，关于晚清慈善义演的研究方兴未艾，还有很大扩展空间。

书画助赈也是晚清慈善活动的重要构成。学界对书画助赈的研究从多方面展开，如谢圣明从书画社团发展的角度强调慈善性质的书画助赈社团是近代书画社团的滥觞，促进了传统文人雅集向功能性互助合作的方向发展。⑬谢圣明：《助赈书画社团——近代书画社团的滥觞》，《艺术百家》2013年第S2期。陶小军结合广告业的发展认为，助赈活动的社会公益性助推鬻艺启事完成了由公益广告到销售广告的转变。①陶小军：《“助赈启事”与晚清书画鬻艺活动——以〈申报〉相关刊载为例》，《文艺研究》2017年第9期。高俊聪从媒体与书画助赈的关系角度，重点分析了《申报》对书画助赈兴起的促动作用。②高俊聪：《〈申报〉与晚清书画助赈的初兴》，《郑州轻工业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5期。另外，早在晚清时期，中国已有通过彩票发行筹资赈灾的做法。刘力认为：晚清本土彩票最初兼有公益性和社会性，③刘力：《社会与公益——浅析中国近代彩票与传统射彩的区别》，《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2期。赈灾旗号既为晚清彩票的合理化提供了道义支撑，也在一定程度上规避了因其“迹近赌博”而可能招致的官厅禁令，④刘力：《晚清“义赈”与中国近代早期彩票》，《云南社会科学》2009年第6期。但最终由于清廷的衰微和社会控制力的下降，晚清彩票逐渐背离“为诸善举”的初衷泛滥成灾而遭遇禁绝。⑤刘力：《“为诸善举”至“迹近赌博”：近代社会变迁中晚清彩票业的流变》，《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14年第1期。由此可见，彩票真正实现社会公益的目的必须有稳定有力、廉洁高效的政府管控和支持。

四、教会慈善研究

近代以来，晚清政府在帝国主义坚船利炮下的被迫开放引发了西方教会的大量来华，他们中的一些团体和教士充当了帝国主义的帮凶，但也有一些教会组织和传教士目睹中国人民的苦难而参与到慈善事业中，应该给以客观评价。周秋光和曾桂林认为：西方教会慈善经历了殖民传教色彩逐渐淡化而趋向世俗化的过程，他们举办的慈善事业客观上对近代中国社会也有较明显的积极影响。⑥周秋光、曾桂林：《近代西方教会在华慈善事业述论》，《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1期。贺永田和吴赘指出：尽管传教士们的慈善事业主观上抱有实用主义的传教动机，但在客观上帮助了众多需要帮助的中国民众，并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国近代慈善事业的转型。⑦贺永田、吴赘：《晚清基督教慈善事业述论》，《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5期。许晓云、温乐平通过对西方教会在九江的慈善活动梳理也认为，西方教会在九江创办了新式教育、西式医疗、慈幼恤老等慈善公益活动推动了近代九江社会的转型。⑧许晓云、温乐平、刘秀君：《施善与传教：西方教会在九江的慈善公益事业》《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6期。西方教会团体往往分属于不同的教派，因此也有学者对不同教派慈善活动进行梳理。如⑨张大海：《互动与博弈—李提摩太“丁戊奇荒”青州赈灾分析——以《万国公报》为中心的考察》，《宗教学研究》2010年第1期。周玲和唐靖论述了柏格理及循道公会在昭通所做的公益事业，指出他们的活动客观上促进了滇东北地区社会的发展，但这些事业毕竟属于外国教会管辖，其动机常不可避免地招致中国官民的共同质疑。⑩周玲、唐靖：《柏格理及循道公会在昭通所做公益事业论述》，《学术探索》2012年第7期。在教会慈善活动中，慈善医疗和教育受到的关注度较高。李传斌⑪李传斌：《晚清教会医院慈善医疗演变述论》，《安徽史学》2015年第6期。和陈占山⑫陈占山：《西方教会在潮汕的医疗慈善活动与影响》，《汕头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6期。分别梳理了晚清教会医院慈善医疗的演变以及潮汕地区的教会医疗慈善活动。曾桂林认为传教士创办的孤儿院、盲童及聋哑学校开展的教学活动，开启了近代中国的慈善教育。⑬曾桂林：《近代中国慈善教育事业的历史考察》《井冈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1期。也有学者对著名传教士的慈善活动进行专题研究。李喜霞和罗文通过考察李提摩太从事慈善活动的动因、方法及其个人慈善观念的转变等，认为洋教思想和观念成为近代中国社会慈善思想的一个来源。⑭李喜霞、罗文：《论李提摩太的宗教慈善活动及其理念——以《亲历晚清四十五年》为中心的考察》，《宁夏社会科学》2014年第5期。张大海认为李提摩太青州赈灾改变了李提摩太的慈善理念，使以他为代表的传教士开始对中国晚清社会进行另一种启蒙工作，促进了中国的近代化进程。由此可见，总体上学界对于教会慈善的评价已然趋向正面。

五、区域慈善研究

晚清时期，西潮东渐，沿海得风气之先，慈善事业的发展较之他地为善，也是目前学界关注度最高的地区，因此与晚清慈善事业发展的不平衡对应的是慈善研究的不平衡。周秋光和曾桂林论述了近代港澳台地区的慈善事业的发展，认为由于西方慈善观念不断渗透，港澳台地区的慈善事业体现出中西慈善文化碰撞与交融的特点：一是教会慈善组织传入与发展，使得三地的慈善组织“西化”色彩日益浓郁；二是受闽粤善堂影响较深，华人慈善团体蓬勃兴起且与内地联系紧密。①周秋光、曾桂林：《近代港澳台地区的慈善事业述论》，《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6期。周淋燕从兴起背景、发展历程、主要特征和社会影响等方面论述了晚清华东地区的慈善发展。张宗鑫初步考察了晚清山东慈善事业，认为受传统的以养济院为核心的救济系统开始瓦解和外国传教士影响而来教会慈善的发展，山东慈善开启了艰难的转型。②张宗鑫：《晚清山东慈善事业探析》，《临沂大学学报》2011年第5期。李茹在近代化视野下考察了晚清长江上游地区的慈善事业，认为不同于沿海地区社会力量的推动，长江上游地区的新式慈善事业几乎皆得益于政治力量的推动，显现出强烈的政治因素。③李茹：《略论晚清长江上游地区的慈善事业——置于近代化视野下的审视》，《绵阳师范学院学报》2010年第7期。许德雅对晚清时期西北地区慈善事业的发展进行讨论，认为作为传统慈善延续和发展的常态慈善和灾荒救济仍然是这一时期慈善事业发展的主流，该地区慈善事业的发展明显滞后于同时期京津地区和江南地区，但它同样起着缓解社会矛盾、稳定社会秩序等作用。④许德雅：《晚清时期西北地区慈善事业述评》，《宝鸡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4期。由此可见，中国慈善事业于晚清时期出现了全国范围内的近代化转型，但由于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沿海地区的慈善得风气之先而独占鳌头，内陆地区落后于沿海地区。

六、媒体与慈善关系研究

慈善事业的传播和慈善影响的扩大需要借助一定的媒介。晚清以来出现的近代报纸因为销量逐步扩大、种类逐步增多、读者覆盖人群广泛而为慈善传播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平台和载体。《申报》是近代中国影响最大的报刊媒体之一。自1872年创刊之后以各种形式刊载了大量关于慈善救济事业的文章，内容涉及灾荒介绍、救荒方式探讨、西方救济行动介绍、中西方救济模式对比、募捐启示、募款公告等。《申报》馆本身也成了义赈的一个重要的活动据点。因此，《申报》和慈善的关系特别是《申报》与晚清义赈的关系，成为学者关注晚清慈善发展的重要着眼点。郭恩强以传播的关系视角为切入点讨论了《申报》对新社会关系与交往方式的意义，认为《申报》与赈济组织之连接传输，私人圈子社会交往的扩展等密不可分。⑤郭恩强：《作为关系的新闻纸：〈申报〉与晚清义赈》，《新闻与传播研究》2016年第6期。杜涛重点分析了《申报》的灾荒新闻，认为在持续不断的灾害报道中，《申报》走出了一条参与救灾与促进报业发展双赢的道路，对中国近代灾害新闻和慈善事业的兴起发挥了积极的作用。⑥杜涛：《晚清〈申报〉的灾害新闻》，《社会科学辑刊》2015年第3期。总体而言，学者普遍认为：报纸媒体对晚清慈善事业的发展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在此过程中，报纸也因为报道灾情而受到关注得到发展。另外，还有学者对于报纸、慈善、商业市场的形成有所论述。⑦皮国立：《中西医学话语与近代商业——以〈申报〉上的“痧药水”为例》，《学术月刊》2013年第1期。高俊聪：《＜申报＞与晚清书画助赈的初兴》，《郑州轻工业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5期。

七、研究展望

整体而言，近年来关于晚清慈善的相关研究正呈现迅速增长的发展势头，并取得了一系列可观的研究成果，出现了地域集中化趋势。如从现有研究者的地域分布来看，苏沪地区高校如苏州大学、上海师范大学和湖南师范大学是主要集中地，可以看做是晚清慈善研究的重要基地。然而现有研究存在一些问题，如研究主题不平衡，内容仍需扩展；研究方法较为单一，尚需综合创新；区域选择不平衡，有待扩充深化等。为此，需要在以下几方面继续着力。

首先强化慈善史料搜集整理。史料的搜集整理是历史研究的基本工作。晚清慈善作为中国慈善事业发展史的关键一环，是社会史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尽管改革开放以来众多学者在慈善史料的编纂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但大量的慈善史料如慈善组织的章程、慈善人物的日记和来往信函，相关报纸和档案记载的慈善活动等散见于全国各地的图书馆、档案馆。这些丰富的史料搜集整理需要耗费大量的时间精力，必须实现学术界的跨地区合作，从而实现分专题、分类型的史料编辑和出版。

其次拓展现有研究内容和范围。通过近十年对晚清慈善人物和组织的研究，晚清慈善活动图谱梗概已经基本成型，但仍需进一步细化，以期达到对其全面的了解：一是加强区域慈善研究。晚清慈善虽以江南慈善的发展最为繁荣，但晚清慈善是一个各地区慈善活动共同组成的整体，目前的研究偏重多江南地区的慈善活动，应该加强对中西部地区慈善活动、慈善组织、慈善人物的研究；同时为避免出现地方叙事碎片化现象，还需将地方慈善嵌入全国慈善的整体视野下，通过与沿海地区慈善活动等的对比寻求其异同点。二是深化慈善人物研究。目前对于慈善人物的研究总体上仍略显单薄，尚有一些在近代慈善事业发展中有重要影响和地位的慈善家没有进入研究视野，如同是晚清江南慈善家群体重要成员的严佑之、熊其英等，在近代上海慈善史上占有重要席位的葛绳孝，近代著名丝织商慈善家陈煦元、南浔刘氏刘镛刘锦藻父子等，不一而足。为扩大人物研究范围，必须加强史料搜集整理工作，综合奏章、地方志、族谱、信件、个人著述等相关记载勾陈其生平行善事迹及慈善活动影响。除此之外，学界对于已经纳入研究视野的慈善家的关注点重在其生平事迹的梳理，对指导其慈善行为思想理念挖掘不够深入。由于生活环境、区域文化和经济发展水平、生平时限等各不相同，各类慈善人物绝非仅有单一同质的整体面向，而是有着各种不同思想及感情的鲜活人物。以此来看，还需加强对各类慈善人物的比较研究。

再次创新研究方法。晚清慈善既非对中国传统慈善的完全继承，也非对外来慈善的简单模仿，而是中外各种慈善理念和慈善行为综合碰撞的产物。有必要通过比较研究的方法对同时期中外慈善人物、慈善组织的活动进行综合对比，从而加深对近代中外关系、中西文化交流、近代中国社会的认知。同时，由于晚清慈善掺杂着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社会等各类影响因素，因此，晚清慈善研究并非某个单一学科的领地，必须综合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文化学、宗教学、艺术学等各类学科研究方法，开展综合性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