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铁山

（四川工商学院人文学院，四川 眉山 620000）

秦灭六国这桩历史公案历来被史论家所津津乐道。对于这段历史，似乎已有定论。然而从这段历史事实出发，探讨前朝得失，以为当世之鉴，也便有了不同视域下的不同观点与不同结论。苏洵、苏轼、苏辙三父子同时有同题《六国论》传世，自是千百年来文坛佳话，然而，这三篇佳作不论从立论、阐释，还是从史料分析、观点传达上，都有着独立的态度、独特的表达、独有的风格。这恐怕是后世学者更感兴趣、也更多谈及的话题。

关于秦灭六国史实的论述可以说是代有佳篇，学者通常认为汉代贾谊的《过秦论》为开其先河者。《过秦论》是一篇史论，共分上中下三篇。其中写得最好、影响最大、被后代选本引录最多的是上篇。它最早附见于《史记·秦始皇本纪》篇末，列为第二篇;后来褚少孙补《史记》，又把它单独附在《陈涉世家》的篇末。《汉书》《新书》《文选》也都选录了这一篇。在今传贾谊所撰《新书》第一卷中，则明确标出它是三篇中的“上篇”。

《过秦论》的主旨在于分析“秦之过”。上篇通过对秦国兴盛历史的回顾，指出秦国变法图强而得天下，“仁义不施”而失天下。中篇指出秦统一天下，结束了多年的战乱，本来处在很好的形势中，但秦始皇没有制定出正确的政策，反而焚书坑儒，以暴虐治天下。秦二世继位，不仅没有改正原先的过失，反而变本加厉，最终导致王朝的覆灭。下篇则承接前文，指出在“诸侯并起，豪俊相立”之际，如果子婴能改变原来错误的政策，“闭关据厄”“荷戟而守之”，是可以“安土息民”，徐图发展，甚至恢复国家的统一的。但秦王朝钳口闭言的一贯政策，导致上下“雍闭”，最终难以逃脱灭亡的命运。贾谊正是以“观之上古，验之当世，参以人事，察盛衰之理，审权势之宜”，主张“去就有序，变化因时”，已达成让汉室“旷日长久，而社稷安矣”(《过秦论·下篇》)的目的。

清朝著名的桐城派代表人物方苞评价：“此篇论秦取天下之势，守天下之道。其取之也虽不以仁义，而势则可凭，且谋武实过于六国，此所以幸而得也。乃既得而因用此以守之，则断无可久之道矣。此所以失之易也。秦始终仁义不施，而成败异势者，以攻守之势异也。”鲁迅在《汉文学史纲要》中评价其为“疏直激切，尽所欲言”的“西汉鸿文”。

笔者最近仔细阅读《过秦论》发现，三苏的《六国论》虽各有风采，但其立论所本，却都是来源于贾谊的论断。苏轼的“养士说”遵循着“诸侯并起，豪俊相立”的人才作用，苏辙的“识势说”来源于“去就有序，变化因时”的自然法则，只有苏洵的“赂秦说”跳出了“过秦”的范畴讨论六国的得失，但在总结这一历史教训时，也仍然是“闭关据厄”“荷戟而守之”，以“安土息民”的观点的衍伸。《过秦论》和《六国论》，前后时隔千年有余，然而同体异构，流传千古，同为文苑奇葩。然而值得注意的是，三苏的三篇《六国论》论题更为集中，论述更为犀利，各有所本又充分延展，正所谓“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展现了三苏作为思想家、史学家与文学家的各自风采。

一

北宋的文坛领袖欧阳修评价当时还是一介布衣的苏洵的文章时说:“吾阅文士多矣，独喜尹（洙）师鲁、石（介）守道，然意犹有所未足，今见子(苏洵)之文，吾意足矣。”尹洙和石介都是欧阳修极为欣赏的文章之士，多次为文夸赞他们的才华，尹洙英年早逝，欧阳修还曾专门为其撰写墓志铭称其“为文章，简而有法。博学强记，通知今古，长于《春秋》。其与人言，是是非非，务穷尽道理乃已，不为苟止而妄随，而人亦罕能过也”。尹、石二人又都是欧阳修倡导古文运动的实践者与追随者。但当欧阳修读到了苏洵的文章之后，才发现尹石二人毕竟“意犹未足”，而苏洵则极大的满足了他阅读的意趣，“吾意足矣”。足见欧阳修对苏洵的评价之高。的确如此，苏洵为文，奔腾纵横，势如江河。见识深远，议论透彻，老辣深沉，足警当世。欧阳修所指苏洵之文自然包括我们要谈到的《六国论》。《六国论》出自《嘉佑集》卷三，是苏洵所著的《权书》中的一篇，《权书》共10篇，都是史论的性质。苏洵的这篇文章并不是简单地就事论事，而是借古讽今，告诫北宋统治者不要采取妥协苟安的外交政策。

《六国论》开宗明义指出“六国破灭，非兵不利，战不善，弊在赂秦”，苏洵认为六国之所以灭亡，不在于它们的武器不锐利，也不在于它们仗打得不好，而是在于他们一味地拿土地作为贿赂，向秦国乞求和平。“赂秦”就是贿赂秦国。这实际上是削弱自己力量，助长敌人的侵略野心，促使自己走向毁灭。所以说“赂秦而力亏，破灭之道也。”然而事实上又并不是所有六国都向秦国奉献土地，而那些没有“赂秦”的国家也破灭了的，原因何在？苏洵作了这样的回答:“不赂者以赂者丧。盖失强援，不能独完。”因此，归根结底，“赂秦”是六国破亡的关键点。

苏洵在探讨“赂秦”国家的行为时语出深沉，读来颇感沉痛:“思厥先祖父暴霜露，斩荆棘，以有尺寸之地，子孙之不甚惜，举以予人，如弃草芥，今日割五城，明日割十城，然后得一夕安寝”，只顾眼前的暂利益，轻易地把前辈辛勤创有的国土随便割让给秦国，但是这种行为只能是暂时偷安，“起视四境，而秦兵又至矣”，秦国并不因为得到奉献的土地而停止进攻。所谓“奉之弥繁，侵之愈急”。秦国的侵略欲望根本没有止境，这是秦国侵略者不可改变的本质。一味妥协，只能激起它的更大的侵略野心。“以地事秦，犹抱薪救火，薪不尽，火不灭。”前人的总结绝非妄语。

读到这里我们才看到，苏洵的剑锋所指，已经由六国的败亡转向了现实，更令他沉痛的是，北宋王朝正在一步步的重蹈六国之覆辙。

宋朝建国后，宋太祖片面地接受唐朝藩镇割据，尾大不掉的教训，采取了“虚外实内”的政策，削弱边关的实力，调集重兵回守京城。结果造成边关空虚，辽国屡屡犯之，边患不断。宋太宗继位后，曾两次派兵击辽，均遭失败；两次进攻幽州，企图夺回幽云十六州，又遭败绩。真宗景德元年(1004年)，辽大兵压境，直逼澶州城下(今河南濮阳)，威胁汴京开封。情急之下，宋与辽签定了“澶渊之盟“，开始了屈辱之旅:答应向辽输岁币银十万两，绢二十万匹。到了仁宗庆历二年(1042年)，辽再次要挟，宋又增加币银十万两，绢十万匹。第二年(1043年)，西夏也来要，又是赐岁币银十万两，绢十万匹，茶三万斤。真可谓“后狼止而前狼又至”（清蒲松龄语）。苏洵对此痛心疾首，他借古喻今，纵横恣肆，痛陈利弊，对当权者进行规劝，希望其改弦易辙，增强国力，与敌斗争。苏洵的这些政治主张显然没有引起当权者的注意，结果不幸为苏洵所言中:就在苏洵死后六十年，终于发生了“靖康之变”(1126年)，北宋重蹈了六国的覆辙，为后起的金所灭，徽、钦二帝被俘，客死异国他乡。

苏洵的《六国论》把六国灭亡的原因归结于“赂秦”，显然失之偏颇。六国灭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根本原因是秦国经过商秧变法的彻底改革，确立了先进的生产关系，经济得到较快的发展，军事实力超过了六国。六国灭亡是由于不思改革进取，不采取富国强兵之策，从而陷入落后挨打的境地，被历史所淘汰。当然也有战略、策略（包括“赂秦”）等方面的种种原因。这一点苏洵并非不知。但是这篇文章属于“史论”，其目的并不是进行史学的分析，而是借史立论，以古鉴今，选择一个角度，抓住一个问题，进行深入的论证。结尾处才发出这样的呼喊:“夫六国与秦皆诸侯，其势弱于秦，而犹有可以不赂而胜之之势；苟以天下之大，下而从六国破亡之故事，是又在六国下矣”。假如大宋政权也一味地委曲求全，懦弱忍让，那还不如最终告亡的六国呢。

所以明代"文坛四杰"中的重要人物，也是明代著名的"前七子"之一的何景明说:“老泉论六国赂秦，其实借论宋赂契丹之事，而卒以此亡，可谓深谋先见之识矣。”

二

如果说苏洵像一位深谋先见的政论家，那么苏辙更像一位从发展趋势上有着总体把握的战略家，他的《六国论》从“韩魏附秦”招致六国相继破灭的角度，批评六国之士的“虑患之疏，而见利之浅，且不知天下之势”，最终灭于秦，是大势所趋。清代学者沈德潜说:“厚韩魏以摈秦，此即苏秦说赵之说也。子由窥破此旨而畅言之，觉天下大势确不可易。老泉论其弊，子由论其势。”（《唐宋八家文读本》卷二十五）道出了父子二人的差异所在。

苏洵的《六国论》语气沉稳遒劲，意味辛辣而隽永。结尾一段以“夫六国与秦皆诸侯，其势弱于秦，而犹有可以不赂而胜之势，苟以天下之大，而从六国破亡之故事，是又在六国下矣”收束，讽喻时政，字挟风雷，沉着老辣，令人彻骨铭心。苏辙的《六国论》则是另一种风味，虽承袭乃父所论之“势”，但行文简捷，开宗明义，纵横捭阖，势如破竹，开头一段便以纵横家的口吻直奔主题:“愚（诸本做“尝”，宋递修《栾城后集》本做“愚”，今从之）读六国世家，窃怪天下之诸侯，以五倍之地，十倍之众，发愤西向，以攻山西千里之秦，而不免于灭亡。常为之深思远虑，以为必有可以自安之计。盖未尝不咎其当时之士虑患之疏，而见利之浅，且不知天下之势也。“起首即如长江大河，浑浩流转，气势磅礴，激情澎湃，正如爱新觉罗·玄烨在《古文渊鉴》中所言:“洞彻当时形势，故立论行文爽健乃尔”，与苏洵的沉着冷峻形成巨大反差。

纵观战国历史，六国“以五倍之地，十倍之众”的绝对优势，却相继为秦所灭，其根源正是当政者“不知天下之势”。那么当时的“天下之势”是什么？

从地理位置上说，秦与诸侯争天下者，在韩、魏之郊野。“韩、魏塞秦之冲，而弊山东之诸侯，故夫天下之所重者，莫如韩、魏也”。于是秦国采取各个击破的原则，“范睢用于秦而收韩，商鞅用于秦而收魏，昭王未得韩、魏之心，而出兵以攻齐之刚、寿，而范雎以为忧”。正是韩魏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构成了秦之大忌。若韩、魏不附，乃是其腹心之疾；对山东之各诸侯国来说，韩、魏是他们理想的屏障。所以在七雄相斗的形势下，韩、魏的地位就显得特别重要。这就是当时起决定作用的“天下之势”。

当秦军采取近交远攻的策略，越韩过魏而攻燕赵，韩魏本可趁其后，形成威胁，然而韩、魏屈于秦之淫威而归附于秦从而葬送燕赵，是“不知天下之势”；但事实上韩、魏本身势孤力弱，面对如虎狼之师的秦国，却没有自保的能力。而山东诸侯四国也是“不知天下之势”而不助韩、魏抗秦。正由于六国都不能正视天下之势，以致秦人得以东指而“天下遍受其祸”。

各诸侯国均为自己构想“自安之计”，不识“天下之势”，“背盟致约，以自相屠灭”，以致“秦兵未出而天下诸侯已自困矣”，从而自食恶果，相继灭亡。文章至此，以一声哀叹戛然而止，让人生出无限的叹息。吴楚材、吴调侯在《古文观止》卷十一中说:“是论只在‘不知天下之势'一句。苏秦之说六国，意正如此。当时六国之策，万万无出于亲韩、魏者。计不出此，而自相屠灭。六国之愚，何至于斯。”?

许多论者认为苏辙的《六国论》不及乃父，主要是他并未涉及现实，因而缺乏战斗性。然而当我们从六国君臣的不识大势而尽失江山这一分析中，不难看出苏辙对于当权者的提醒与劝诫之意，显然具有着警醒的作用。

其实，苏洵苏辙两篇《六国论》探讨的是同一问题，选取的是不同的角度。正如清代学者储欣所指出:“老泉论六国之异在赂秦，盖借以规宋也。故言激切而淋漓。颖滨论天下之势在韩魏，直设身处地为六国谋矣，故其言笃实而明著。两作未易议优劣也。”（《唐宋十大家全集录·东坡先生全集录》卷五）。倒是苏辙敢于借旧题言新意，不落乃父窠臼，直言自己的观点，正表达了苏门一派勇于创新的学术态度与学术精神。

三

历代史家在说到《六国论》时，很少提及苏轼的《六国论》。这是因为苏轼此篇原题为《养士论》，是探讨六国久存而秦二世即亡，关键在于秦不能有效使用知识分子（士）以及各类人才（侠），致使人才流落民间，被百姓拥戴，最终成为反秦的中坚力量，秦至二世而亡。苏轼对这一历史教训的分析也是从六国入手，后之研究者也就把它并作六国问题探讨类，于是也就有了今天三苏三篇《六国论》的文坛佳话。明朝的李桢也有过一篇《六国论》，文中只提到二苏（苏洵、苏辙）曾论六国，不曾提到苏轼。明末清初的大才子金圣叹首次把苏轼拉进来，他在评价苏辙的《六国论》时说:“看得透，写得快。笔如骏马下坂，云腾风卷而下，只为留足不住故也。此文在阿兄手中，犹是得意之作。‘三苏'之称，岂曰虚语？”（《天下才子必读书》卷十五）由此可见，三苏同作《六国论》的说法最早出现在明末清初。

于是，苏轼的《六国论》不论从选材上、立意上，还是叙述方式上都与其父其弟大不相同，显示出了一代文豪的大家风范。

然而，苏轼提出的问题是值得重视的。六国为秦所灭，这是不争的事实，然而秦国的速亡也是不可避免，原因何在？苏轼作了对比分析，突出强调了“士”的作用。他列举了越王勾践、魏无忌、齐田文、赵胜、黄歇、吕不韦、魏文侯、燕昭王、太子丹、田横等人“皆致客无数”，“靡衣玉食，以馆于上者，不可胜数”的史实，来说六国久存皆为“养士”之功。而秦始皇“既并天下，则以客为无用”，“故堕名城，杀豪杰，民之秀异者散而归田亩”，这一人才流向，直接导致“向之食于四公子、吕不韦之徒”，“辍耕太息以俟时”，起而反秦，是迟早的事儿。尽管秦国之乱是在秦二世，根源却在于秦始皇不重人才，如果善用人才，则“秦之亡不至若是其速也”。正是由于秦始皇将有用之才逐出朝廷放之民间，“纵百万虎狼于山林而饥渴之”，才酿成二世而亡的历史悲剧。

苏轼正是从史实出发，从正反两方面论证，强调了“养士”的作用，这对于当朝统治者是有一定的警醒意义的。

苏轼的《六国论》另辟蹊径，不说六国之灭而谈秦国速亡，补足了苏洵苏辙只讨论六国失势而不注重长治久安之策的缺欠，同时，他所论“任法而不任人，谓民可以恃法而治，谓吏不必才，取能守吾法而已”，把矛头直指以王安石为首的“变法派”借变法之名行排除异己之实的错误行为，具有着鲜明的现实批判意味。让我们更加深了对苏轼人格的认识。假如说苏洵苏辙两篇《六国论》是“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的观点展示，那么，苏轼则颇有告诫统治者“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的深长意蕴，拳拳之心，溢于言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