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今超

（兰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兰州 730000）

五四运动百年之际，久经磨难的中华民族终于迎来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迎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百年之前，中华民族内忧外患，遭受了前所未有的苦难，中国人民苦苦寻求救国救民之路。1915年，陈独秀创刊《新青年》，冲破儒教纲常的思想牢笼，用大量篇幅宣传马克思主义和俄国十月革命的经验，在中华民族发展史上开启新篇章。1919年5月4日，3000余名青年学生走上北京街头，齐聚天安门，痛打章宗祥，火烧赵家楼。青年学生的呐喊声影响至全国，多个阶层纷纷声援五四运动，形成罢工、罢课、罢市的“三罢”高潮；斗争如燎原之火蔓延至国外，留法的青年学生纷纷响应五四运动，发起勤工俭学运动。五四运动作为具体事件，已经成为历史的过去式，但五四精神保存了五四运动的历史记忆，使五四运动的形象没有被时间所掩盖。五四精神的内涵不是狭窄的，正如李大钊所述，“每年在这一天举行纪念的时候，都加上些新意义。”［1］379在五四运动百年之际，探讨五四精神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精准对接，进一步阐述五四精神的当代价值，意义深远。

以往学界从各个不同角度对五四精神的有关内容作了解读与研究，其中主要关注五四精神思想政治教育功能的开发利用以及青年学生弘扬践行五四精神的路径优化，很少关注五四精神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内涵创新与价值旨归。鉴于此，本文拟通过梳理百年来“五四”时人与“五四”后人对五四精神的历史传承，以说明在五四运动百年之际挖掘五四精神时代内涵的重要意义，并围绕五四运动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内在联系、五四精神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内在契合以及中国共产党与五四传统的内在传承展开论述，以进一步明晰五四精神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价值旨归。

一、五四精神在百年进程中的历史传承

早在五四时期，上海《时事新报》主编张东荪在《“五四”精神之纵的持久性与横的扩张性》中就已经明确提出五四精神这一概念。在百年历史进程中，“五四”时人和“五四”后人都曾尝试给五四精神以历史定位和意义阐释，使“五四”的精神遗产在传承中实现发展、超越与转化。

（一）“五四”时人对五四精神的展现

五四时期，亲身经历过五四运动的“五四”时人开始有意识地通过界定和保存五四精神的方式来表达他们对五四运动的评价、对社会变革的追求、对民族危亡的担忧以及对政治局面的看法。五四运动发生以后，社会各方对其评价褒贬不一，甚至出现对五四运动污名化的趋势。为给五四运动正名，“五四”时人或作为五四运动的领导者、参与者，或作为五四运动的旁观者、评论者，基于不同的政治立场和话语体系对五四精神予以朴素界定。作为历史的剧中人，他们置身于五四时代，通常从五四运动的直接目的出发，把五四精神界定为直面民族危亡的担当、行动和牺牲精神，以此表达“五四运动反对的是卖国政府，是勾结帝国主义出卖民族利益的政府，是压迫人民的政府”，［2］561以此彰显五四运动是一场伟大的反帝反封建的群众爱国运动。作为湖南学生运动的领导者，毛泽东曾用“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3］390来概括五四精神，体现了五四先驱“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的爱国担当精神；北京大学学生领袖罗家伦作为五四运动的参与者，把五四运动的精神归结为“学生牺牲的精神”、“社会裁制的精神”以及“民族自决的精神”，指明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发起五四运动的直接目的是实现社会裁制和民族自决；陈独秀将五四运动的精神归结为“直接行动”和“牺牲精神”，表明五四运动是“人民对于社会国家的黑暗，由人民直接行动，加以制裁，不诉诸法律，不利用特殊势力，不依赖代表”［4］8的一场群众运动；张东荪则将五四运动的精神概括为“雪耻除奸的精神”，充分说明五四运动反抗帝国主义侵略与改造当时腐败不中用的政府的目的。

（二）“五四”后人对五四精神的发展

五四精神在百年历史进程中不断被赋予、增添了许多新的含义与内容，呈现出丰厚内涵。对于“五四”后人而言，五四运动虽已成为历史的过去式，但从所处的时代环境和各自的政治立场出发，走近“五四”，与“五四”进行对话，使五四运动和五四精神得以延续传承。一方面，对于“五四”后人而言，阐释解读五四精神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尤其在革命年代，对五四运动和五四精神的解说与诠释是各政治力量争夺意识形态话语权和争取青年力量支持的阵地与堡垒。我们党作为五四精神的直接继承者，年年纪念五四运动，并在周期性的纪念活动中阐释五四运动、塑造五四精神、弘扬五四传统。另一方面，“五四”后人对五四精神的阐释与当时的政治发展需要密切相关，在不同时期对五四精神的理解各有侧重。五四纪念之初，“此时国外列强之压迫，国内旧思想之反攻，都日甚一日”，［5］123党在这一时期的主要任务是组织工农运动和学生运动反抗外国资本帝国主义的压迫与北洋军阀的倒行逆施。党意识到“五四运动之精神仍有发挥之必要”，［5］并把五四精神视为反帝反封建的价值典范，使五四精神的时代内涵与党的中心任务契合起来。随着国内主要矛盾的转变和中心任务的调整，为有效实现政治动员，激发青年参加革命和建设，党更侧重强调五四运动的救国精神与革命精神。改革开放以来，为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党开始着重强调五四运动的爱国性质，并以爱国、进步、民主、科学为主要内容概括五四爱国运动的主旨精神。

在百年历史进程中，中国共产党十分重视对五四精神和五四运动进行解读与弘扬，五四精神随着时代的前进也不断被赋予了新的内涵意义。五四精神在不同时期的历史样态表现出如下特点：一是时代性，即其内涵须符合时代主题，要以时代发展要求与历史发展趋势为基准实现意义的转化；二是政治性，即其内涵须契合阐释主体的发展需要、政治立场与中心任务；三是开放性，即五四精神的内涵不是固定不变的，在不同历史时期有不同的时代内涵。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这个新时代和五四运动一百周年之际，要实现五四精神的话语创新，赋予五四精神在新时代的价值阐释。

二、新时代背景下五四精神的基本内涵

以爱国、进步、民主、科学为主要内容的五四精神在新时代展现出了新的丰富内涵。五四运动一百周年之际，以时代性、政治性为标准进一步挖掘五四精神的基本内涵，实现五四精神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精准对接，对于发扬五四精神，激励中国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一）济世报国、救亡图存的爱国精神

五四运动是“一场以先进青年知识分子为先锋、广大人民群众参加的彻底反帝反封建的伟大爱国革命运动”。［6］巴黎和会上的外交失败以及北洋政府的卖国行径点燃了中国人民的爱国火种。五四运动以“外争主权，内惩国贼”为口号，高举起济世报国、救亡图存的爱国主义伟大旗帜。爱国主义不仅是五四学生运动发生的直接原因，而且贯穿五四运动始终，使五四运动得以扩散发展成为一场声势浩大的群众运动。因此，爱国主义是五四精神的核心。中华民族历来具有深厚的爱国主义精神追求，“爱国主义自古以来就流淌在中华民族血脉之中，去不掉，打不破，灭不了。”［6］与以往不同的是，五四运动的爱国精神不仅继承了以往爱国主义的传统和精髓，而且表现出独特的价值意蕴和本质的进步性，其独特性和进步性体现为五四运动实现了由传统爱国主义向现代爱国主义的转型，这一转型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五四运动实现了爱国精神与马克思主义的有机结合，将爱国主义推向至新的历史阶段和历史高度；二是五四运动实现了爱国精神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有机结合，是中国近现代史上第一次广泛发动群众，包含社会不同阶层的爱国运动，启发了全国上下民众的爱国之心和意识觉悟。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对每一个中国人来说，爱国是本分，也是职责，是心之所系、情之所归。”［6］一方面，爱国主义作为中华民族团结奋斗、自强不息的精神纽带，在任何时候都不能丢掉。“只要高举爱国主义的伟大旗帜，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就能在改造中国、改造世界的拼搏中迸发出排山倒海的历史伟力。”［6］传承五四爱国主义精神，对于坚持和发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至关重要。另一方面，爱国主义作为历史范畴，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表现形式。“爱国主义的具体内容，看在什么样的历史条件之下来决定”。［2］520五四时期，“爱国主义集中表现在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体现了一种救亡图存的民族忧患意识。”［7］但由于当时反动当局与国外势力的严厉压制，人们的爱国诉求没有合法的疏通渠道，只能走向街头游行示威，采取罢课、罢工、罢市的方式表达爱国情感。五四运动一百周年之际，中国已经进入新的发展时期，不仅成功实现民族独立与人民解放，而且建立健全了人民当家作主的制度体系，畅通了政治参与的路径与渠道。爱国主义诉求的形式和内容也相应有所改变、调整和创新。一是爱国主义的具体内容有所调整，“当代中国，爱国主义的本质就是坚持爱国和爱党、爱社会主义高度统一。”［6］二是爱国主义的表现形式有所变化，即应该通过合法的政治参与渠道理性地、正确地表达爱国热情。

（二）迎难而上、挺身而出的担当精神

五四运动是“一场中国人民为拯救民族危亡、捍卫民族尊严、凝聚民族力量而掀起的伟大社会革命运动”。［6］五四先驱在国难当头的历史关头义无反顾地担当起救国救民的历史使命，展现了迎难而上、挺身而出的担当精神。首先，五四先驱率先承担起启发中国人民实现全面觉醒的历史重任。辛亥革命失败以后，走投无路的中国人民在苦闷之余开始思考以往先觉者所进行的救国斗争为什么总是屡遭失败这一现实问题。他们把原因归结为当时国民“若观对岸之火，熟视而无所容心”，［4］134因此开始着眼于改造国民性，试图以打倒孔家店、攻击儒教意识形态的文化救国方案来激发中华民族的伟大觉醒。其次，五四先驱英勇担当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重任。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梦想。然而，以往的救国斗争基本都以失败告终，没有使中华民族走向复兴之路。因此，五四运动的缘起就在于为实现中华民族的复兴梦想寻找新的出路。五四先驱为实现这一伟大梦想，在国家和民族生死存亡的危难时刻挺身而出，奋起抗争。再次，五四先驱自觉担当起辨明真理、重新估定一切价值的历史重任。在寻求救国出路的过程中，不同思想倾向的先进知识分子之间的营垒出现明显的分化。他们在改良主义、实用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等种种救国方案中进行仔细比较，最终相当多的知识分子开始觉醒，不约而同地选择了科学社会主义这条正确的救国出路与复兴道路。

五四运动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在探索复兴道路过程中所自发掀起的一场伟大社会革命。但由于没有先进政党的领导，这场伟大社会革命未能完成民族复兴的历史重任。中国共产党一经成立，就继承了五四传统与五四精神，挺身而出担当起了五四时期的历史重任与历史使命，为中华民族走向复兴找到了一条正确道路。近百年来，党带领中华民族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使中国人民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正如五四时期一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也是一个攸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间节点，面临着重大挑战、重大风险、重大阻力、重大矛盾。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切视探索尝试为畏途、一切把负重前行当吃亏、一切‘躲进小楼成一统’逃避责任的思想和行为，都是要不得的，都是成不了事的，也是难以真正获得人生快乐的。”［6］概言之，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要成事，不能依靠坐而论道的清谈者和怕见风雨的“泥菩萨”，而要紧紧依靠起而行之的行动者和攻坚克难的奋斗者。应对民族复兴道路上可能出现的艰难险阻和惊涛骇浪，特别需要中国人民有所作为，以迎难而上、挺身而出的担当精神继续承担起五四时期没有完成的历史使命，积极投身改革开放新的伟大社会革命，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充满活力、充满后劲、充满希望，使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成为现实。

（三）解放思想、追求真理的批判精神

五四运动是“一场传播新思想新文化新知识的伟大思想启蒙运动和新文化运动”，［6］展现出了解放思想、追求真理的批判精神。为使中国早日进入文明富强之境，“先进的中国人，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8］159近百年的“西学东渐”成果汇聚于20世纪，为五四运动实现伟大觉醒奠定了思想基础。20世纪初，一批先进知识分子通过“打倒孔家店”的方式，动摇了儒教意识形态的统治根基，掀起了一股思想解放的潮流。各式各样的政治主张、思想流派与学术团体不断涌现。对于多元的社会思潮，五四先驱并不是全面移植、全盘吸收，而是秉持追求真理的精神以思想论战的方式进行甄别与批判。他们不仅对传统儒教的价值进行重新估定，而且对西方思潮也逐渐产生怀疑，开始意识到“东方思想固然不切于实际生活，西方思想亦未必尽是，几多之部分，亦应与东方思想同时改造。”［3］86基于解放思想追求真理的批判精神，空泛的民主主义的噩梦被彻底惊醒，一批先进知识分子开始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逐渐成为左翼派别。然而，思想界还充斥着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思潮，知识分子们犹如“隔着纱窗看晓雾，社会主义流派、社会主义意义都是纷乱的，不十分清晰的”。［9］430左翼知识分子通过阐明科学社会主义的真理性及其与中国实际的契合性，完成思想转型，成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思想格局与五四时期相比，既有相异之处，也有相同之处。一方面，科学社会主义在五四时期刚刚崭露头角，而如今已经成为我国的主流意识形态。另一方面，无论是在五四时期，还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科学社会主义都受到了各种反马克思主义思潮的责难和挑战。甚至如今这种刁难更加变本加厉，更加猖狂，更加隐蔽。“一个政权的瓦解往往是从思想领域开始的，政治动荡、政权更迭可能在一夜之间发生，但思想演化是个长期过程。思想防线被攻破了，其他防线就很难守住。”［10］465因此，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严峻形势要求新时代中国人民，特别是中国青年能够坚持立与破的辩证统一，保持明辨是非的判断力和思考力。一是能够秉持解放思想追求真理的五四批判精神，旗帜鲜明反驳谬误，对各种社会思潮进行甄别与估定，发现其中隐含的虚假性、欺骗性。二是能够在辨明真理的过程中树立远大理想，始终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念、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信心。

三、五四精神的当代价值旨归

五四精神是中国人民在探索中华民族复兴之路的过程中所自觉开创的。作为价值存在的五四精神保存了五四运动的历史记忆，其内涵与中国共产党建党创业精神息息相关，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息息相关，是中国人民伟大创造精神、伟大梦想精神、伟大奋斗精神、伟大团结精神的集中表现。

（一）五四精神是新时代驱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磅礴力量

五四运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在中华民族走向复兴的历史征程中具有极其重要的里程碑意义。五四运动百年来的历史，见证了党矢志不渝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奋斗历程。五四精神作为五四运动的价值存在，延续了为民族复兴而砥砺奋斗的伟大传统，为新时代驱动中华民族加速迈向伟大复兴积累了势不可挡的磅礴力量。距离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目标越近，就越需要有一股强大的精神力量来凝聚人心。五四运动百年之际，正值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关键阶段，既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又要乘势而上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同时在前进道路上还面临着诸多“阻力板”和“绊脚石”。跨越中华民族复兴道路的激流险滩，迫切需要以五四精神的磅礴之力坚定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实现民族复兴的志向和信心。因此，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新时代弘扬五四精神的主题和使命，激发五四精神驱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伟力是纪念五四运动一百周年所肩负的重要责任。为此，一方面，在理论层面要阐释清楚五四运动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逻辑，为五四精神的动力转换提供理论支撑；另一方面，在实践层面要借助五四运动一百周年、新中国成立七十周年这两个历史契机加强舆论宣传工作和思想政治工作，同心共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

（二）五四精神是新时代建设党内政治文化的重要资源

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日渐得到关注，逐渐从政治文化格局的边缘走向中心，为党的创建提供了思想前提与历史基础。因此，五四运动与我们党的政治文化具有内在的逻辑关联，把五四运动及五四精神作为建设党内政治文化的重要资源符合历史需要。此外，五四精神也是党内政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一，我们党是五四精神的直接继承者。很多党员都曾经历过五四时期，受到过五四精神的感召与五四运动的熏陶，还有一些党员是五四精神的开创者，在五四运动中曾发挥过中流砥柱的作用。其二，我们党是五四运动纪念的先行者。党以五四运动纪念活动为契机，基于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对五四精神加以阐释和解读，成为五四精神的实践者和诠释者。其三，五四精神作为青年的符号象征，对青年党员的价值取向、精神风貌、行为作风表现具有引导、塑造和规范作用。因此，把五四精神作为新时代建设党内政治文化的重要资源也符合逻辑事实。把五四精神纳入党内政治文化建设，不能只是停留在概念上和口头上，必须要找准切入点和着力点。一是要在理论层面提供合理性论证，尤其要“把研究五四精神同研究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统一起来，同研究党领导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中创造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统一起来”，［11］在此基础上重点挖掘五四运动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明确党是五四运动和五四精神的当然继承者。二是要着力强化全党同志对五四精神的政治认知，不断开发五四精神对于党员干部的价值导向功能和政治引领功能。三是要做好谋篇布局，把五四精神教育摆上重要议事日程，尤其要把五四运动与五四精神渗入党性教育，以培育夯实党员干部的党性修养。四是要深入挖掘五四运动的相关历史资源，加强对五四运动史料和文物收集、整理、保护，为党内政治文化建设提供同五四精神相关的历史素材。

（三）五四精神是新时代新青年砥砺奋斗的精神动力

五四运动是一场以先进青年知识分子为先锋的伟大爱国革命运动。百年以前，数十万名青年学生英勇地出现于运动先头，以匹夫有责的担当精神、新鲜活泼的创新精神、自信自立的奋斗精神担负起民族重任，表现出自主、进步、进取的精神力量，使五四运动能够以青春潮流席卷全国。五四青年所开创的五四精神逐渐成为一代又一代中国青年接续奋斗的精神动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今天，新时代中国青年处在中华民族发展的最好时期，既面临着难得的建功立业的人生际遇，也面临着‘天将降大任于斯人’的时代使命。新时代中国青年要继续发扬五四精神，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己任，不辜负党的期望、人民期待、民族重托，不辜负我们这个伟大时代。”［6］因此，纪念五四运动一百周年的关键在于以五四精神为旗帜动员新时代新青年投身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伟业。一是要加强对于青年的五四精神教育，尤其要围绕五四运动开展爱国主义教育，围绕理想信念和使命担当开展人生观教育，特别要向青年人讲清楚五四运动对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重要意义，讲清楚五四精神的历史传承与当代价值，以引导广大青年在五四精神激励下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砥砺奋斗。二是要抓好新时代党的青年工作，加强对广大青年的政治引领，实现五四精神与党的青年工作的紧密结合。党的青年工作要切实担负起政治责任，当好知心人、热心人和引路人，要把五四精神的传承作为重点任务贯彻落实，切实引导青年认识五四运动、发扬五四精神。三是要认真总结五四青年运动的根本经验，大力弘扬五四运动永久奋斗的伟大传统，在此基础上深刻把握当代中国青年运动的发展规律，以推进新时代中国青年运动谱写出新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