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继锋，陈庆道，赵 辉

（1. 山东科技大学文法学院，山东青岛266590；2. 青西新区社会治理中心，山东青岛266590）

十八大以来，在社区治理引起中央高度重视（1）的同时，社会治理重心下移也成为社会治理新命题。然而，社会治理重心下移到哪里，如何实现重心下移是首先需要回答的问题。对于前者，十九大明确提出：推动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社区是社会最基层，社会治理重心无疑是要落到社区。对于后者，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全国人大十二届三次会议上海代表团审议时指出：“把精干力量下沉，完善有序流动的机制，推动服务和管理力量向基层倾斜”；十九届三中全会也明确指出：“推动治理重心下移，尽可能把资源、服务、管理放到基层”。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和完善城乡社区治理的意见》指出：要“推动管理和服务力量下沉”，“探索建立基层政府面向城乡社区的治理资源统筹机制，推动人财物和责权利对称下沉到城乡社区”。可见，社会治理重心下移不仅仅是资源和任务下沉，更意味着社区功能强化和治理有效性提升。［1］在社会治理重心下移背景下，实现治理有效性提升，可谓意义重大。只有实现党领导人民对国家的有效治理，才能增强认同和自信，形成强大合力，有效应对我国改革发展挑战，进而彰显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2］治理有效性是衡量治理体系运行是否适应并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是否具有现代化水平的重要标准。有效的基层治理才能破解社会难题，管控和化解基层风险，维护基层和谐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