窦玉鹏

（中共山东省委党校［山东行政学院］新动能研究院，济南250103）

新中国70 年来的政策试点实践表明，中国政策试点的核心方法是有益经验外推，即主动对具有重大影响的公共政策进行局部试验亦或吸纳局部地区政策创新有益经验，经上级政策制定主体评估、调整形成更具普适性政策以在更广泛区域展开实施。政策试点内含“创新—学习—扩散”政策机制与由点到面渐进辐射式政策过程，是经验理性与技术理性互补融合的政策模式。

政策试点从实践探索走向学理研究得益于对中国改革开放伟大成绩取得原因的探寻。德国学者韩博天等认为，中国经济腾飞的核心机制在于通过规划与政策试点的链接实现“顶层设计”和“摸着石头过河”的有机结合，降低政策创设的不确定性和成本［1］。周望从历史文献资料、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相关著作入手对政策试点的历史演进进行了梳理，将其阶段划分为土地革命时期、抗战时期、解放战争时期，并以此为基础对政策试点发展演变规律进行了宏观分析［2］。

随着近年来国家治理方式和技术的实践创新，与政策试点有关的历史资料在国家治理实践中频频提及，比如毛泽东同志在《长冈乡调查》中关于政策试点的论述，以及在“枫桥经验”中对政策试点方法应用的批示，但学术界从政策试点角度进行理论关注较少。此外，无论中国政策实践还是中国政策试点理论与实践的互动都日新月异，以往的理论研究已经无法同步于政策实践、交叉理论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