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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视角下的个人破产制度研究

2019-02-19刘恒

社会科学动态 2019年5期
关键词:制度

刘 恒

引言

2018年10月24日,最高人民法院周强院长在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上所作的《关于人民法院解决“执行难”工作情况的报告》 (以下简称《工作报告》) 中指出,实践中,许多当事人及社会公众认为生效法律文书是以国家信用作背书,只要有生效文书就一定要执行到位,要求法院兜底、承担化解一切风险的“无限责任”。从世界各国通例来看,“执行不能”案件都属于当事人应当承担的商业风险、法律风险、社会风险,并非法院执行不力所致,需要通过个人破产、社会救助等制度机制予以解决,不属于申请执行的范围,不能进入执行程序。“执行不能”案件处理的司法困境呼吁着个人破产制度的产生。

理论上,我国缺乏解决个人破产的理论基础。2007年6月1日,新的《企业破产法》颁布实施①,该法明确规定调整所有形式的企业法人破产,排除了企业法人以外的非企业法人、个体工商户、农村承包经营者、个人合伙、自然人等民事主体。李曙光教授称,该部《企业破产法》最多也只能算是“半部破产法”。②其原因在于,成熟市场经济国家的破产法,一般包括公司破产、其他法人破产和个人破产三项内容。

实践中,为解决执行不能案件,我国《民事诉讼法》第三产业257条第5款规定,作为被执行人的公民因生活困难无力偿还借款,无收入来源,又丧失劳动能力的,人民法院裁定终结执行。2008年,中央政法委和最高人民法院在全国范围内联合举行全国集中清理执行积案活动,重点解决债务人有财产或部分财产而未能执行的案件,部分被执行人有财产但却因种种原因得不到执行以及部分无财产可执行的案件则成为法院执行的难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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