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铭松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中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和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文化自信从哪里来？文化自信源于“古”而成于“今”。文化自信源于“古”，是指向历史的文化自信；文化自信成于“今”，是指向现实的文化自信。

一、文化自信的历史文化根基

中华文明是“世界唯一同根同种同文且以国家形态持续至今的伟大文明。”[1]坚定文化自信，就要对“源自于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历史所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充满温情和敬意，并结合时代要求，推动其“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让中华文化展现出永久魅力和时代风采”。如何“推动中华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这个问题有多维的解答，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有这样几点始终凸现在我们视野，也是文化自信的历史文化根基。

（一）大一统的天下观

中华文化有追求大一统的传统，大一统理念深深根植于中华民族的文化血脉中，影响了几千年来中国人对家国命运的思考。在当代，大一统的天下观为中国多民族国家的统一，为中华民族共同体、中华文化共同体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大一统要求国家统一。追求国家统一是中华文化的核心价值。大一统首先是中国疆域版图的统一，其人文范围和地理范围在历史上不断扩展，最终形成了现代中国的基本疆域格局。中华帝国起源于秦朝的大一统，此后的中国疆域呈现阶段性的扩大和缩小，并受“历史周期律”的影响经历了反复的分裂和统一，到清代最终以大型“超多民族国家”的形态继承了帝国疆域的基本轮廓。几千年来，中国大地上虽然有不同政权的分分合合，但追求统一始终是主流。无论是汉民族还是少数民族建立的王朝，都以“统一寰宇”为最基本的政治目标。如果有谁放弃统一的旗帜，就会背离人心，成为逆流，就会在外攻内叛中土崩瓦解，为历史所唾弃。现代中国的大一统，集中体现为现代“超多民族国家”的建构。最关键的一个问题是国家统一问题。在当代，我们追求国家统一、制止“疆独”“藏独”“台独”的决心不容怀疑。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的：“我们有坚定的意志、充分的信心、足够的能力挫败任何形式的‘台独’分裂图谋。我们绝不允许任何人、任何组织、任何政党、在任何时候、以任何形式、把任何一块中国领土从中国分裂出去！”[2]

大一统主张民族融合。中国自古就是一个多民族国家，要实现大一统，必须解决“夷夏”的矛盾。大一统一是强调中国是各族人民共同缔造的，中国疆域内的各民族皆是“中国人”。二是强调各个民族的不同特征和差异性，“中国、戎夷，五方之民，皆有其性也，不可推移”（《礼记·王制》）。三是强调处理民族关系的基本原则是“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在漫长历史过程中，中国各民族交流、融合，形成了多元一体的民族关系。随着历史的发展，边区各族和中原汉族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密切，形成了一种相互依存的关系。正是因为大一统，中华民族历经沧海桑田而生生不息。一部中华民族史就是一部中华大一统的发展史。中国现代“民族观”依然带有传统中国的印记，强调共性而非差异，追求统一而非分裂。当前，我们要“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反对操弄族群意识，搞所谓的“民族自决”。要“加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促进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3]

大一统的制度设计有效解决了像中国这样超大型国家有效治理的问题。中国疆土、人口、农耕规模太大，只能实行大一统的“中央集权”，才能够实现国家的有效治理。这一制度形成于秦汉之际，经后世的不断完善、发展，形成了大一统政治秩序的基本格局。皇帝制度、郡县制、科举制度、乡绅治理等制度的形成和完善，标志着作为中华文明典型特征的大一统秩序的成型，有效解决了国家政权和制度上的统一。需要指出的是，大一统的这种“中央集权”，是“集权为民”的开明专制，有以民为本的政治立场，是选贤于民的开放政权，实行养民生息的弹性统治。

大一统的道义基础是“文化本位”。大一统强调文化伦理、道德教化，为“中央集权”赋予道义的基础，为统一国家的文化整合做出了努力。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以“独尊儒术”的方式修正秦制度，进一步阐发了公羊学说的大一统思想，建立了一整套适应中央集权体制发展需要的政治理论。事实上，中国几千年以来是一个文化共同体，而不完全是一个政治共同体。不管什么朝代，不管是不是征服民族，也不管中间有多长多短的分裂，只要到了这块土地上，就会被中华文化同化，认同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华文化。所谓“征服者被征服”，指军事征服的结果是征服者的文化皈依和文化进步，而不是被征服者的文化毁灭、中绝。当前建构中华民族文化认同，一方面要保留各民族文化的特点，另一方面要建构中华民族共同的文化认同，培育“中华文化共同体意识”。

（二）重民本的仁政理念

重民本的仁政理念是文化自信的又一根基。中国传统民本思想的意蕴有三：一是以民为主。“民比天大”，它训诫统治者“民之所欲，天必从之”以及“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这样的思想使得最高统治者要实行德治、仁政、王道，要想人民之所想。中国文化里的圣贤，“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是为亘古不变的人民思考命运的。二是为民做主。这是对于治国者而言的，要求国家统治者为民做主。“天惟时求民主，乃大降显于成汤”。那么什么样的人才配为人民之主呢？“皇天无亲，惟德是辅”。统治者要牢记，“天之生民，非为君也；天之立君，以为民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牢记民心向背才是政治统治兴衰的关键。三是由民做主。也就是由人民当家做主，人民自己就是国家的主人。这三层含义，贯穿了中国政治治理的始终。虽然在体制层面上，中国古代社会没有出现现代意义上的民主制，但从文化学的角度看，“民主”的思想在中国人的心目中从不陌生，它从哲学规律上俯瞰历史兴亡，以民本思想制约君民关系。

汲取中国传统重民本的仁政理念精华，可以为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价值支撑。其要义一是以民心为依归。民心是执政、政权的根基，民意来自对当前和局部利益的直接认知。争取民心的过程就是平衡局部利益和共同利益、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发展利益与秩序利益的过程。“中国模式”代表了一种特殊而且出色的利益平衡形式。二是建构中国现代民本主义的民主理念。这种民主理念包括以民主肃清“君主民本”思想，实现现代意义的民主；“选贤与能”、完善的官员遴选机制；先进、无私、团结的执政集团；独特的政府分工制衡纠错机制。三是执政为民。汲取中国传统治国理政哲学的核心——“民本”，可以为中国共产党的执政找到依归：执政为民。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反复强调的，要“以人民为中心”“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全党同志一定要永远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永远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4]。

（三）济天下的家国情怀

中华文化孕育了胸怀天下的家国情怀。中国传统社会最重要的社会根基，是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法制度。在宗法制度下，“家”是中国人社会生活的基础，也是历代统治者建立统治秩序的基础。孟子曰：“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这就高度概括了中国传统社会的实质。由家庭到家族，再集合为宗族，组成社会，进而构成国家，这种家国同构、家国一体渗透到中国古代社会生活的深层。这是家国情怀的文化基础。

重责任的“家伦理”是家国情怀的特点，强调个人处于特定角色时对其他人承担的责任，核心是“让”“和”。就家庭伦理而言，“父慈子孝”“无限责任”是重要特点。父母对孩子有抚养、教育、帮助孩子成家立业的无限责任，一生牵挂；子女有赡养父母、给父母养老送终、尽孝、光宗耀祖的无限责任，一世眷恋。就政治伦理而言，“伦理道义”“无限责任”是重要特点。首先，依照“伦理道义”客观地形成了对国家稳定和整体利益最大化、对“百姓”承担着无限责任的执政集团、“政府”。其次，“家国同构”使政府尤其是主政者在施政之时始终面临“家”与“国”，或曰“小家”与“大家”之间的明确张力，这就呼唤政府施政应秉承“公心”。“公心”本质是以理性制约情感与利益，“公心”的失去也将成为主政者失去权力的原因。

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感是家国情怀又一特点。家国同构，家国一体，由对祖宗父母的孝，扩展到对家族乡里的敬，再扩展到对国家社稷的忠，这是爱国主义产生的深厚文化渊源。人们把祖国比喻成母亲，把孝亲心上升为爱国心，把爱乡情放大为爱国情。这种爱国情，发端于对生于斯、长于斯的故乡、亲人的眷恋，也萌生于对祖国的疆土、历史文化、人民的钟爱和依恋。

二、文化自信的现实依据

坚定文化自信，就要充分肯定“熔铸于党领导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中创造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突出成就，肯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对于实现民族复兴梦想、推进人类文明互鉴的积极意义，确信“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应该而且一定能够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在实践创造中进行文化创造，在历史进步中实现文化进步”[5]！

（一）“激活”中华传统文化的革命文化

坚定文化自信，需要充分肯定革命文化的突出成就。革命文化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和人民大众为主体培育创造的中华民族特有的文化形态，并具有独特的文化价值。它的诞生与中国革命联系在一起。20世纪初的中国，国家和民族处于危难之中，处于被西方殖民、被列强瓜分的状态，陷于即将亡国、亡种、亡教的地步，陷入“三千年未有之变局”，大大打击了中国人的文化自信。贺麟先生曾经敏锐地指出：“中国近百年来的危机，根本上是一个文化的危机。”[6]面对中国文化的危机和西方文化的冲击，当时的士大夫如曾国藩等，提出一个折中的办法叫“中体西用”。但是，历史有它独特的轨迹，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勃兴，中国文化再也没有重新回到以儒家文化为主流的轨迹。

但中华文明有一个特点：一旦遭遇外侮，就会迸射出自强之光。最惨痛的沉沦造就了最辉煌的崛起。近代的文化危机、人心危机、社会危机、民族危机、生存危机一道，激起了轰轰烈烈的新文化运动、人民革命，并发展为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近现代中华民族与中华文化的曲折道路、动荡不安，不是无事生非，不是自毁瑰宝，而是绝地求生、悲壮救亡，是面对“亡国亡种”的危险而从头收拾旧山河旧文化的趋势使然[7]。

根本扭转这一困局、“激活”中华传统文化的，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

革命文化所迸发出的文化动力，是文化自信的新动因。五四运动后，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先进文化的代表，创造性地提出了先进的革命理论，进而内化为先进的政治思想，并付之于革命的政治实践，生成了中国共产党人特有的政治文化：中国革命文化。

中国革命文化是以马克思主义为基础的形成于独特中国革命道路的革命理念和革命文化，是20世纪中国文化最为夺目的文化景观之一，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文化成果，是中国革命胜利的文化支撑和强大精神动力，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优质基因，为我们党、人民军队、民族奠定了先进文化根基。中国共产党在当代最伟大的历史成就之一，就是再造了中华民族的精神信仰。也正是这群有信仰的共产党人，领导中国人民走出了甲午战争失败的阴影。“长征精神”等革命文化迸发出生生不竭、代代不息的文化动力，使我们充满坚定的文化自信，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中国共产党人领导中国人民“不忘初心、继续前进”。因此，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既是中国先进文化的积极引领者和践行者，又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传承者和弘扬者。”[8]

近百年来中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发生了巨变，而从文化学的角度看，最重要的事件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促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次历史性飞跃，形成了伟大的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也是中华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交锋、吸收、融合的过程，是中华传统文化把马克思主义这一外来文化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激活”和改变了中华传统文化。

（二）支撑民族复兴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

坚定文化自信，还要肯定文化价值观对于实现民族复兴梦想、推进人类文明互鉴的积极意义，确信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一定能创造文化的新辉煌。

文化的核心是价值观，坚定文化自信，就要肯定文化价值观对于实现民族复兴梦想的积极意义。中国正走在民族复兴的路上，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军事实力逐渐强起来，国际影响力逐渐大起来，正赢得世界越来越多的关注，并带给国人越来越多的自信。然而提到当代中国文化，一些人似乎缺少底气，不那么自信。当代中国的发展进步，如果抽去文化价值观的因素，如何讲清中国的崛起？民族复兴更是离不开文化力量的支撑和推动。

民族复兴的价值支撑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当代中国精神的集中体现，凝结着全体人民共同的价值追求”[9]，是民族复兴的价值支撑。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从国家、社会、公民三个层面概括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当代中国社会必须长期遵循的最重要的准则，它是决定社会成员行为选择和价值判断的核心理念，具有相对稳定性和普适性的特点，具有广泛的文化价值意义，对解决当下部分社会成员中存在的信仰危机、价值紊乱问题，对整合社会多元价值，都具有重要意义，可以为民族复兴提供重要价值支撑。

三、坚定文化自信，推进人类文明互鉴

坚定文化自信，要肯定当代中国一定能在推进人类文明互鉴中，再创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新辉煌。

中国的崛起是否是和平崛起、文明崛起？西方世界疑虑，周边国家担忧。能否化解这些疑虑、化解中西文明冲突，考验着各种文明和各种文化之间理性沟通与价值判断的能力。

西方文明“普世主义”导致文明冲突。在我国实现民族复兴进程中，某些西方势力将所谓的“人权”“自由”“民主”“平等”等当作“普世价值”，加以推广，以期最终改造我国的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以期兵不血刃，不战而胜。这是西方文明的傲慢和偏见，他们“身体已进入21世纪，而脑袋还停留在过去，停留在殖民扩张的旧时代里，停留在冷战思维、零和博弈老框框内”。历史和现实都表明，傲慢和偏见是文明交流互鉴的最大障碍。

中华文明的这些基本价值，可以为人类共同进步提供重要价值支撑。比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平等的基础；“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发展的基础；和而不同——民主的基础；以德服人的王道——和平的基础；“天下为公”——全球正义的基础。这五点可以归结为儒家的“仁”道。“仁”就是人类普遍价值最根本的原理[10]。

在当代，“没有哪个国家能够独自应对人类面临的各种挑战，也没有哪个国家能够退回到自我封闭的孤岛。”[11]全球化的问题需要从中国文明中寻找力量，化解难题，弥合分歧，形成共识。在欧美金融危机爆发之际，国际有识之士就曾深刻地指出：“世界需要中国，以审视自身的意识形态、政治和社会模式；中国也需要世界，以完善自身的社会政治模式。”显然，要应对诸如环境破坏、种族冲突、恐怖极端主义等全人类共同面临的重大挑战，只有中华文明与西方文明携起手来，才能更有效地找到正确出路[12]。正因如此，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强调“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出“要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13]，并再次向世界传递中国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决心和方略：“中国人民的梦想同各国人民的梦想息息相通，实现中国梦离不开和平的国际环境和稳定的国际秩序。必须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始终不渝走和平发展道路、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坚持正确义利观，树立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新安全观，谋求开放创新、包容互惠的发展前景，促进和而不同、兼收并蓄的文明交流，构筑尊崇自然、绿色发展的生态体系，始终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