晏建怀

汤思退难在何处？为人难，做官难，归去难，人生何处不为难！

汤思退是处州（今浙江丽水）人，南宋绍兴十五年（1145年）举进士，以右从政郎授建州政和县县令，后考取博学宏词科第一名，出任秘书省正字，从此，进入中央首脑机关，参与朝政，历任多职，按照《宋史·汤思退传》的说法是：“登郎曹（尚书省各部郎官），贰中秘（中书省秘书省合称），秉史笔（修史）。”他于绍兴二十五年（1155年）升任端明殿学士，签书枢密院事，随后重用为参知政事（副宰相），成为朝廷核心决策层的重要一员。

绍兴是宋高宗赵构的年号，也是他最后一个年号，前后共32年。高宗自绍兴十一年与金国签订《绍兴和议》以后，不图北进，偏安于江南。所以，主和的秦桧稳坐宰相之位，认真贯彻着高宗的求和政策，苟延残喘。

而作为南宋政府班底的一员，上面有权力如日中天的宰相秦桧，再上面有翻云覆雨的皇帝高宗，而下面还有一群天天上章要求皇帝北伐的主战人士，汤思退这个夹在中间的副宰相，便有些上下为难。比如，他要讨得高宗的欢喜，不得不想方设法，绞尽脑汁。

元人笔记《湖海新闻夷坚续志》载一事说，宋高宗一日与随侍在侧的汤思退闲聊，高宗问汤思退的家乡有什么奇闻趣事，汤思退为凑趣，随口杜撰道：我家乡有一石头雕刻的僧人，旁有题刻曰：云作袈裟石作身，岩前独立几经春？有人若问西来意，默默无言总是真。”高宗听后，拍案叫绝，“遂大称旨”。然而，皇帝一高兴，汤思退却急了。为啥？因为所谓石僧题刻一说，石僧虽在，但题诗却子虚乌有，没这个东西，诗是他为讨好高宗而杜撰出来的。他担心高宗哪天想起石僧或会去验证，所以连夜安排人回到家乡，赶快将自己杜撰的诗刻于石僧旁边，你说要让皇帝表扬一下“称旨”，难不难？

秦桧去世前，也给汤思退出了一道难题。绍兴二十五年（1155年），秦桧病入膏肓，眼看不日就要撒手而去。临终，秦桧特将参知政事董德元和汤思退召至病榻前，交待后事，并各赠黄金千两。面对如此巨额馈赠，两位副宰相都犯难了，董德元担心不受会让宰相以为人未死就开始疏远他，不敢推辞，收了。而汤思退呢？却担心收了后，秦桧会以为自己盼他早死，遂非常不好意思地拒绝了。

不过，他的拒绝虽然万般无奈，却也给他带来了一个仕途上的柳暗花明。秦桧去世后，宋高宗虽然知道秦桧一直在忠实地贯彻着自己的求和偏安的政策，但由于秦桧任相时间尤其是独相时间太长，其党羽遍布朝中，对于继任者，当然不能是秦党，否则，皇权可能架空。于是，高宗因为汤思退拒绝了秦桧的馈赠，断定汤思退绝非秦桧一党，便将他作为宰相培养，不久升汤思退为知枢密院军事，后拜尚书右仆射，重用为宰相。

然而，宋朝的宰相并不好当，因为有一帮台谏、御史成天眼睛像猎豹一样紧紧盯着你，不做事吧，他说你抱残守缺，不思进取；做事吧，他说你作威作福，有权就任性。所以，汤思退任相没几年，御史就以“挟巧诈之心，济倾邪之术”而弹劾他，结果他被高宗罢官，以观文殿大学士奉饲，让他一边休息去了。只是，他的去职，并不是因为路线错误，而是御史的信口开河恰恰对上了宋高宗的好恶，可见伴君的确如伴虎。

绍兴三十二年（1162年），宋高宗厌倦了朝政，便传位于养子赵昚，是为宋孝宗。孝宗希望振兴，起用主战派张浚為宰相，于隆兴元年（1163年）发动了隆兴北伐，结果损兵折将，大败而归。北伐失败后，求和又成朝廷主旋律，孝宗再次起用汤思退为相，主持求和事宜。由于在求和的过程中金人狮子大开口，索地要钱，贪得无厌，汤思退在其中左右为难，最后落下很多口实，御史们又群起而攻之，导致他复相才一年多便再次罢相，而且“责居永州”，如同放逐罚配，可见处罚之重。然而，主战是孝宗，求和也同样是他孝宗，其向天下交待的责任却要汤思退负，这不是明摆着要他代人受过？所以，为官难，为相更难。

据说，汤思退在被贬的路上，曾作一首《西江月·被谪怀感》：“四十九年如梦，八千里路为家。思量骨肉在天涯，暗觉盈盈泪洒。玉殿两朝拜相，金旨七度宣麻。番思世事总如华，枉做一场话靶。”

两朝拜相，七度宣麻（要职任命），如今却驮着残阳归去，甚至还是代人受过，想必他的悲苦之情，当如死灰吧。但即便如此落寞凄凉，许多人仍不愿放过他，太学生张观等七十二人联名上书，弹劾汤思退奸邪误国，招致敌人前来，要求将他斩首。当汤思退听到这个消息后，日夜不安，心如刀绞，不几日竟然在路上惊悸而死。

对汤思退而言，这未尝不是一种解脱。

（作者系文史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