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 明

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民族学界在反思与争论过程中，不断发现我国民族研究存在的一系列问题和缺陷，甚至出现了学科认同和社会信任危机。①何 明:《民族研究的危机及其破解——学科认同的视角》，《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1期。近年来，学者们提出若干解决方案，然而，多年过去之后似乎未见明显成效。作为认知、判断与解释世界万物的基本信念、原则和框架，认识论（epistemology）对于学者的知识获得和知识建构具有前置性、意向性和方向性的重要作用，倘若从认识论视角探寻我国民族研究存在的问题，或许能够发现阻碍民族学知识体系创新的深层次根源，并寻找到更换民族研究“照相机”上透光性不佳“镜头”的进路。

一、从初民社会范式转向复杂社会范式

范式（paradigm）是学者从事学术研究的总体认识论模型，或者说是学术研究的理性化、系统化、学科化的认识论。瑞泽尔（George Ritzer）认为:“范式是某一科学领域内关于研究对象的基本意向，它可以被用于界定应该研究什么、提出什么问题、如何对问题进行质疑以及按照什么样的规则解释所获得的答案。”②George Ritzer，“Sociology: A Multiple Paradigm Science.”Explorations in Social Theory:From Metatheorizing to Rationalization，Boston:Allyn & Bacon，1975，p.8.也就是说，学术范式在学者开始研究之前，早已对研究对象和研究领域给出基本判断和解释框架，成为学者认知研究对象、进行知识生产的认识论体系。绝大多数学者都经历过某一学科、领域或学术共同体所共享的信仰、价值和技术集合而成的范式的规训过程，所开展的研究大都属于库恩（Thomas Kuhn）所说的“常规科学”（Normal Science），即“坚实的建立在一种或多种过去科学成就基础上的研究，这些科学成就为某个科学共同体在一段时间内公认为是进一步实践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