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 宁

一

资产建设理论是上个世纪90年代美国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教授谢若登提出的一个社会政策框架。这一理论的基本假设，是把资产积累看作促进穷人发展的积极福利政策。它不仅能使穷人增加用于应对风险的财富，更在于它能够使穷人增加他们对自己生活的责任感，并对未来有信心。在他看来，“收入只能维持消费，而资产则能改变人们的思维和互动方式”。①迈克尔·谢若登：《资产与穷人》，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第6页；第1页；第231页；第231页。实施以个人发展账户为核心的资产建设福利政策，对解决美国社会的贫困问题，比传统的以收入为基础的社会政策具有明显的优势。从个人层面看，首先是对刺激穷人未来的作用。通过刺激未来资产积累的福利形式，帮助穷人以储蓄的方式为自己的未来进行长远规划，从而克服以收入为基础的社会政策虽然 “供养了弱者，但无助于使他们变强”②迈克尔·谢若登：《资产与穷人》，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第6页；第1页；第231页；第231页。的局限。其次是促使人们采取更加积极的行动来应对因为贫穷而面临的各种风险，克服脆弱性，增强能动性。其三是“促使个人与家庭更成功地建立和实现生活目标”③迈克尔·谢若登：《资产与穷人》，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第6页；第1页；第231页；第231页。，将个人发展的目标与社会体系和制度更好地结合起来，使穷人对生活更有信心，脱贫的努力更有希望实现。而在国家层面上看，这种着眼于发展的社会政策有助于持续减少贫困，使社会发展在经济上更精明和更活跃的公民群体；提高国家的储蓄率，从而有助于美国在21世纪的世界经济中更具竞争力。④迈克尔·谢若登：《资产与穷人》，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第6页；第1页；第231页；第231页。

谢若登的这一福利政策框架以一种积极的社会政策姿态赢得了美国及世界各国学术界和社会工作实务的认同与肯定。而为了使这个政策主张更具有操作性，谢若登不仅对资产建设的社会政策内涵进行了全面的阐述，而且还通过他的团队和学生鼓吹金融赋权，推动建立金融社会工作。在他们的努力下，资产建设理论成了当代社会政策研究的重要理论范式和政策分析的理论框架，而普惠金融服务的发展则为反贫困社会工作的实务开辟了新的视野和新领域。

按照资产建设的政策框架建构起来了的金融社会工作，把帮助弱势群体的普惠金融服务看作是促进金融赋权的过程。“有恒产者有恒心”。通过刺激穷人储蓄，帮助他们理财投资，使福利作为一种资产来增强他们对未来生活的信心，激发他们的潜能，使他们更主动、对自己的生活更负责任。这样的政策思考比起靠转移支付的方式补贴贫困家庭收入不足的保障型福利政策，无疑具有重大的政策创新和思想进步作用。它把反贫困的社会政策视界从增加收入以改善穷人的生活状况，提高到了积累财富以增强他们未来发展的能力与期望。这与中国当下正在开展的脱贫攻坚行动，以及正在谋划的2020年以后如何使贫困人口脱贫后的将脱贫发展的政策与乡村振兴战略有效对接的方案，无疑具有积极的启发和借鉴意义，也在一定程度上与我们所追求的可持续发展的反贫困社会工作目标相契合。因此，结合中国的实践开展资产建设理论研究，扩展福利政策视野，探索以发展穷人资产、开展金融赋能为核心的金融社会工作，构建中国的发展型社会政策体系，推动发展性社会工作实践，就成为一项重要的理论课题。

二

但是，我们也应看到，资产建设理论是一项关于美国福利政策的研究。它深深地植根于美国的文化与社会制度的土壤，紧紧围绕美国精神和“美国梦”的实现来讨论的社会政策框架。首先，资产建设的政策理念源于美国的历史文化传统。在《资产与穷人》的第一章，谢若登明确指出，“以资产为基础的福利作为一项国策”，“这个方案符合美国的历史和价值”。①迈克尔·谢若登：《资产与穷人》，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第13页；第14页。独立地拥有土地和资产是“美国梦”的基础。“在美国，独立的土地均占传统提供了资本主义兴起的社会和经济基础。” 他借用十九世纪法国著名历史学家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一书中关于美国人的价值评论：“我知道没有其他国家，对金钱的热爱如此支配着人们的心灵”，来说明“金钱在美国并不是由于其自身的价值而受到崇拜，而是因为在几乎没有中央集权的资本主义民主条件下，财富是社会组织和参与的基础”。因而，“应当在这样的构造中，我们来选取美国的福利政策”。②迈克尔·谢若登：《资产与穷人》，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第13页；第14页。

其次，资产建设的政策理论产生的社会背景是美国及西方主要发达国家进入到了金融信息化的时代。“在一个高度金融化的信息时代，美国家庭生活的方方面面都与多样的金融服务密切相关，比如银行和电子支付系统、信用分数和信用卡、大学助学贷款和房贷、房屋保险、养老保险以及投资理财的产品。缺乏这些金融服务，很多生活功能将变得低效甚至无法实现，影响个体经济福祉”。③黄进、玛格丽特·谢若登、邹莉：《普惠金融与金融能力：美国社会工作的大挑战》，《中国社会工作》，2018（10）。要使贫困阶级拥有获得金融服务的能力，能够运用金融手段去应对贫困或者其他社会风险的威胁与挑战，就必须使穷人拥有资产来参与金融活动以提高他们应对风险的能力。这样的时代背景和社会需求，为开展金融赋能提供了政策空间和实务基础。

最后，以建立个人发展账户和刺激穷人储蓄为基本内容的资产建设，从其价值取向上讲，又是和美国乃至西方文化传统中的个人主义价值观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个人主义价值观崇尚个人自由，把对自己负责看作是个人自由的价值体现。美国崇尚的基本价值是“自决高于保障”的福利价值观④迈克尔·谢若登：《资产与穷人》，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第13页。。在对待贫困问题的方法上，这种价值观支持个人决定而不是集体（国家或组织）决策的世界观，要求穷人不能依赖政府补贴的转移支付来弥补个人收入不足，而是要个人采取行动，积极承担责任，通过自己的努力来摆脱贫困。因此，资产建设的一个重要假定，就是认为“资产具有经济、社会与心理效应”⑤马克·施赖纳、迈克尔·谢若登：《穷人能攒钱吗：个人发展账户中的储蓄与资产建设》，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第30页。。而个人发展账户可以激发希望或改善产生人们的世界观的原因与方式，由此改善人们行为的结果与长期的福祉。正是受这种个人主义价值观理想的激发，强调个人责任的储蓄理论，成为个人发展账户与资产建设的基石。

此外，美国发达的市场经济体系，高度城市化和工业化的社会经济形态，从经济基础和社会结构方面为资产建设政策思路和理论建构的形成创造了条件，也为发展金融社会工作提供了可能。利用市场经济制度创造的各种机会，通过提供普惠金融服务来帮助穷人攒钱，改善和增加他们的金融能力，并形成个人资产来实现他们的经济福祉。在这样的制度与体制下开展金融社会工作的实务，对促进金融平等，解决系统性和制度性因素造成的贫困，就具有了其他政策实践无法比拟的优势。

基于上述的分析，笔者认为，资产建设的福利政策显示出与传统社会福利政策不同的特点，具有明显的理论进步意义和积极的政策推动作用。但是，这一政策框架和理论分析毕竟是以美国的社会文化、制度体制、价值取向为背景的产物，对不同的国家或社会而言，在借鉴、应用这一政策理论框架时，不可避免的碰到制度体制、文化传统、价值信仰等方面的限制。因此，当我们在不同的语境下来讨论资产建设理论时，就必须要注意其时空条件的转换，并且要对其理论局限加以分析。

三

资产建设理论在中国的传播，始于本世纪初。作为一个反贫困的社会政策思路和理论分析框架，资产建设的理论被运用到政策理论的建构和社会工作的实务探索中，成为当代中国社会福利和社会工作研究的重要理论资源。然而，这一理论毕竟是一项关于美国福利政策的研究，对于中国社会来说，当我们把它用到解决贫困问题的理论分析和政策框架建构上的时候，有一些基本的差异就必须要注意到。

首先是两国社会的历史发展阶段的不同。美国是一个经济发达、高度市场化的国家，而中国则刚刚建立起市场经济体制。由于发展的不充分、不平衡，贫困面大，贫困发生率高的西部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经济不发达导致的市场经济体制不完善，市场的资源配置能力不强，金融信息不发达，社会信用体系不健全，以及可提供的机会不多，开展资产建设缺乏有效的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的支持。这些限制性因素的存在，不仅使贫困群众难以进行个人资产建设，而且使他们在强势的资本面前变得更加脆弱，更易受到金融活动的伤害。

其次是中国与美国贫困发生的空间不同。美国高度工业化和城市化的社会结构，让绝大多数人都集中于城市，并且以城市为谋生的场域。因而，美国的贫困问题往往发生在城市的低收入阶层。而农村地区则因为农民拥有独立的土地资产成为“美国梦”的最大受益者。中国的情况则相反，二元分割的社会结构使农村、特别是西部和少数民族农村地区成为贫困发生率高、贫困面大的地方。由于基础条件限制，地域偏远的贫困地区在金融服务的可及性上与城市地区存在较大差距，社会信用制度建设滞后，个人独立开展金融活动的可行能力严重受限。因而，试图通过储蓄来建立个人发展账户，积累个人资产来实现脱贫发展，就面临极大的挑战。

再从文化传统与价值观的差别来看，如前所述，美国文化传统崇尚个人自由，把金钱看作是实现个人参与的最高保障。而且在对待社会福利的态度上，“美国一直是一个心不由衷的福利国家”。它信奉“自决高于保障”的福利价值观，决定了“美国需要一个不同的福利观点，即一种更适合资本主义，更定向于积累和经济自立的观点”。正因如此，谢若登才说资产建设的福利政策方案“符合美国的历史和价值”。①迈克尔·谢若登：《资产与穷人》，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第13页。反观中国的文化传统和价值观，以“家-国”关系为轴心的社会文化传统，既追求“天下为公”的大同理想，又向往“天下为家”的小康社会生活信念。由此形成的“公为形，私为本”的整体主义文化传统，把“家-国关系”当作个人利益的保护机制，注重整体、注重平衡相互关系，对个人主义价值观形成强烈的排斥。这样的价值观在经历了三十年公有制的计划经济体制后，整个社会形成了对国家、对集体有强烈认同的集体主义价值观和福利观，并在实践中形成依靠政府、依靠集体解决福利问题的路径依赖。这样的价值观和实践策略在改革开放四十年的洗礼中，虽然有了极大改变，但在弱势群体和贫困群众中，仍然有着根深蒂固的影响。因此，当我们要在反贫困行动中开展资产建设活动，将个人发展账户和储蓄作为增加个人自决，积极承担责任的金融赋权的内容，不可避免的会遭遇到各种障碍。

此外，个人认为，资产建设理论还存在一个重大的缺陷，这就是它把资产建设的政策视野限制在金融资产的范畴内，而对那些影响甚至制约人们的理财能力的社会资产和文化资产却没有更多的讨论②谢若登在《资产与穷人》第59页，第47条注释中明确表示，他这本书只讨论关于资产占有，即金融资产的问题。。这不能不是一个遗憾。不过，限于篇幅，这里就不做进一步的分析。

归结以上所述，由于中美政策环境的不同，在中国开展以个人发展账户为基本内容的金融赋权和以家庭资产积累为导向的社会政策研究，面临着极大的挑战，需要我们在政策观念、制度设计、实践策略等方面，依据国情开展广泛探索。从中国的反贫困实践来看，自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借鉴世界各国的经验，开展了大规模的反贫困行动，形成了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反贫困模式和政策路径。其中关于资产建设方面的经验，可以概括为个人、家庭和村落（社区）相结合的脱贫发展模式。这种模式，从产业扶贫的方面看，采取以家庭和专业合作社为单位的产业支持政策来增强个人与家庭资产能力；从社区福利的方面看，以建立社区发展基金或发展原有集体经济的方式来增强社区福利功能，为贫困家庭、老幼病残等弱势群体提供基本的照顾和保护。同时，中国的社会政策在教育、医疗、就业等方面为贫困群众提供保障性与发展性的服务，在增强他们的人力资本和抗风险能力方面，不仅发挥了托底保障的作用，也极大地促进了穷人的资产积累，为大规模减贫和可持续脱贫创造了条件。

笔者从本世纪初开始反贫困问题研究，并在一个少数民族贫困村落开展过社区能力建设的实务研究。以笔者多年来的研究经验和心得来看，在中国农村，特别是西部和少数民族地区贫困面大，贫困程度深的农村，开展个人或家庭的资产建设固然具有重要的赋能意义，对改善贫困者的资产能力，完善其能力结构能起到其他方式所无法起的作用。但是，如果没有类似社区发展基金或农民合作组织作为支持性条件起作用的话，个体化的农户家庭很难以储蓄或其他资产积累的方式，建立自己的个人发展账户来增加自身脱贫发展的能力。何况在贫困地区，人们可利用的金融手段极其匮乏，民间融资缺乏制度监管和社会信用保障，贫困群众往往会陷入金融资本的“高利贷陷阱”而无力自拔。因此，开展以集体资产账户为保障的资产建设，对促进金融赋权，推动农村贫困地区形成内生性脱贫动力，就成为更具实践意义的工作。

综上所述，笔者主张，在中国的脱贫攻坚和2020年以后的脱贫发展战略实施中，借鉴资产建设的政策思路，结合国家开展的乡村振兴计划，在社会政策的导向上，应该积极鼓励个人及其家庭以资产建设的方式发展资产账户，夯实家庭经济基础，为人们从贫困走向富裕、从依赖走向自立创造必要条件。同时，要大力发展以合作共享为目标的社区公共资产或村落集体资产账户，使之成为帮助贫困家庭和个人降低脆弱性、增强抗风险能力的安全保障。总之，中国开展反贫困的资产建设研究，应将个人发展账户和集体资产账户的建设结合起来，用集体资产账户来增强个人资产账户的能力，才有可能使资产建设成为持续开展反贫困行动的有效政策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