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鹏

摘 要：本文在分析典故的定义、分类和特点的基础上，通过举例，从典源、典面和典义三要素的角度对比分析了《牡丹亭》两个英文译本中典故的翻译。研究发现，伯奇译本在典故翻译时多采用异化的翻译策略，力图在翻译中充分展现典故所蕴含的源语文化。汪榕培译本多采用归化的翻译策略，让译文符合戏曲的舞台表演性。

关键词：《牡丹亭》;典故;翻译

《牡丹亭》是有“东方莎士比亚”之称的汤显祖的代表作，是中国古典戏曲的巅峰之作。自从《牡丹亭》诞生以来，其动人的爱情故事及优美的文字不仅让无数中国读者为之折腰，而且，当其传播到国外后，也在外国读者中获得赞叹无数。据统计，《牡丹亭》在国内外已经具有各类译本二十多个，其中全译本有三个，分别为伯奇、张光前和汪榕培的译本。其中在国内外影响较大是伯奇和汪榕培的译本。在国外，伯奇的译本受到了众多知名汉学家的称赞，宣立敦称其为“里程碑式的翻译”（Strassberg，1982）;芮效卫说伯奇译本是“对杰作的杰出翻译”（Roy，1982）。在国内，汪榕培译本受欢迎的程度丝毫不亚于伯奇译本，孙法理、郭著章、张政等都撰文评价过汪榕培的译本。郭著章（2002：56）认为：“汪译从整体上达到了‘传神达意的目标，成为《牡丹亭》迄今国内外最令人满意的英文全译本。”在本文中，我们将对比分析两个译本对《牡丹亭》中典故的翻译，看看两个译本是如何处理典故这个翻译中的难题的。

一、典故的定义及特点

（一）典故的定义

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研究者们从不同的角度给典故给出了不同的定义。葛兆光（1989：20）在“论典故——中国古典诗歌中一种特殊意向的分析”一文中是这样界定典故的：典故乃是一个个具有哲理或美感内涵的故事的凝聚形态，它被人们反复使用、加工、转述，而在这种使用、加工、转述过程中，它又融摄与积淀了新的意蕴，因此它是一些很有艺术感染力的符号。葛兆光将典故视为一种艺术符号，视角非常新颖。不过葛兆光将典故局限在“具有哲理或美感内涵的故事”显然是将典故的范围局限在了“事典”之内。这样的定义并不完整，因为除了“事典”外，还有“语典”。相比较而言，《辞海》给出的定义更为全面。《辞海》给出了“典故”一词的两层含义：一指典制和掌故;一指诗文中引用的古代故事和有来历出处的词语（夏征农、陈至立，2009：453）。文学中所讨论的典故通常是指第二层意思。罗积勇在典故研究的专著《用典研究》中对典故的定义是：为了一定的修辞目的，在自己的言语作品中明引或暗引古代故事或有来历的现成话，这种修辞手法就是用典（罗积勇，2005：2）。罗积勇的定义强调了典故运用的目的和方式。到目前为止，虽然视角和偏重各有不同，不过研究者在“典故指诗文中引用的古代故事或有来历的词语”这一点上已经达成了共识。《辞源》（1981）、《汉语大词典》（1988）和《现代汉语词典》（2005）都采用了这一定义。

（二）典故的特点

作为一种独特的艺术符号，典故有其自身的有特点。首先，就其結构而言，典故包含典源、典义和典面三个基本的要素。这三个要素对于典故的理解至关重要。北京师范大学王宁教授认为，典故的研究就应该从典源、典义和典面入手（见罗积勇，2005：34）。所谓典源就是典故的来源、出处;典义就是典故表达的意思;典面就是相对固定的典故的文字表达形式。其次，就其语法特点而言，典故多为合成词或熟语，单音词不能构成典故。再次，就其语义特点而言，典故类似于成语，其意义往往是约定俗成的，不能简单地通过字面意思的相加来猜测整个典故的意思。如果按字面意思来理解典故，往往就会“差之毫厘，谬以千里”。要正确理解典故的意义，不但要追根溯源，找到典故的最初出处，还要结合典故运用的具体语境，只有这样才能正确理解典故的意思。最后，典故是深深根植于民族文化之中的，因而典故带有强烈的民族文化色彩。通过典故，我们可以了解到一个民族生活的各个方面。

二、典故翻译研究

正是由于典故具有上面提到的这些特点，典故翻译历来就成为了翻译实践中的一大难点。不过，对大多数研究者而言，典故翻译的难度恰恰是典故翻译的魅力所在之处。因此，研究者们纷纷从不同的视角对典故翻译进行研究。

在中国知网中，以“典故”翻译为题进行模糊检索，一共检索到文献241条，最早的文献是1982年钱维藩发表在《外国语》上的“希腊罗马神话典故及其翻译”。当然，这里统计到的文献都是“专论”典故翻译的文献，“兼论”的文献肯定会更多、更早。除此之外，大部分翻译教材都会涉及典故的翻译。由此观之，典故翻译是翻译实践研究中的热门话题。

纵观现有的研究文献，典故翻译研究主要涉及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探讨典故翻译的方法及各种翻译方法的优缺点。这方面的文献占了典故翻译研究文献的大部分。例如，钱维藩（1982）提出了典故翻译的四种翻译方法：放弃原文典故、解释性翻译、加注翻译和套用对应典故翻译。除了这四种翻译方法外，直译、意译和音译也经常出现在典故翻译的讨论中。在讨论典故翻译方法时，译者应该采用直译还是意译，是否要加注成为了讨论的焦点。赞成直译或赞成加注者认为这样翻译能帮助读者了解源语文化，反对者认为直译不便于读者理解，加注会影响读者阅读的流畅度。例如，A.C.格雷厄姆（1982：233）就认为：“也许用一条注解来耽误读者的时间，还不如让它匆匆地走过为好。”

第二，中外各种经典作品中的典故翻译研究。考察中外各种经典作品中的典故翻译也是典故翻译研究的主要内容之一。研究经典作品中的典故翻译对典故翻译研究而言无疑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因为这些经典作品不但本身就是具有很高艺术价值的文学精品，值得我们研究学习，同时经典作品往往会产生杰出的译作。这些杰出的译作就是翻译研究和学习的最好的材料。从现有的典故翻译文献来看，涉及较多的中文经典作品有《红楼梦》《围城》《聊斋志异》、各种诗词等;涉及较多的外文作品有《圣经》、莎士比亚作品、希腊罗马神话、《尤利西斯》等。

第三，从各种现代翻译理论的视角来研究典故翻译。从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翻译研究已经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已经摆脱了过往的那种经验式和感悟式的研究范式。当今的翻译研究已经不满足于翻译方法和技巧的讨论，翻译研究的理论性得到了加强。当今的翻译界可谓是学派林立，理论层出不穷。这一点同样反映在了典故翻译研究中。研究者们纷纷运用各种理论来研究典故翻译。其中用得比较多的理论有关联理论、文化学派的理论、目的论、顺应论、互文性理论、文化图式理论等。这些理论视角的介入增强了典故翻译研究的理论性，带来了不同的思考。

值得一提的是，上面三个方面的研究往往并非是各自独立的，相反，这三个方面的研究经常是融合在一起的。

三、《牡丹亭》中的典故翻译

汤显祖在《牡丹亭》中用典颇多，丰富的典故可谓是《牡丹亭》最典型的语言特色之一。正是由于大量使用典故，造就了《牡丹亭》文字简练、语言瑰丽的特点。那么，作为公认的杰出譯作的伯奇译本和汪榕培译本是如何翻译《牡丹亭》中的典故的呢？两者的翻译有何异同？下面，笔者将通过举例来对比分析两个译本中典故的翻译。

例1.原文：谩说书中能富贵，颜如玉，和黄金哪里？贫薄把人灰，且养这浩然之气。

伯奇译文：

“In books lie fame and fortune.”They say—

then tell me，where are the jadesmooth cheeks，

the rooms of yellow gold？

Ashen from need and hardship

I yet maintain my “overflowing breath”.1

（1.The quotation from Mencius， which originally seems to have referred to some kind of yoga technique， here indicates scholarly purpose.）

汪榕培译文：

The saying goes that studies bring the wealth，

But where is pretty lady

And where is gold？

Although wretched poverty may discourage me，

I am as honest as of old.

这里的原文出自《牡丹亭》第二出开篇的唱词《真珠帘》。在这两句唱词之中，一共有三个典故：“颜如玉”“黄金（屋）”和“浩然之气”。这三个典故皆为语典。其中“颜如玉”和“黄金（屋）”源自宋真宗赵恒的《劝学诗》中的“书中有女颜如玉”和“书中自有黄金屋”;“浩然之气”出自《孟子·公孙丑》中的“吾善养吾浩然之气”。在伯奇的译文中，三个典故皆为直译，分别翻译成了jadesmooth cheeks、rooms of yellow gold和overflowing breath。虽然皆为直译，伯奇的译文对三个语典的处理并不一致，“浩然之气”的翻译overflowing breath加上了引号，并且加了一条注释，标明了该典故的出处。而汪榕培的译文中三个典故皆为意译，分别翻译成pretty lady、gold和as honest as of old。三个典故的翻译都没有用引号标明引用，也没有添加注释。从“典源、典面和典义”三要素的角度来分析，伯奇译文中的“颜如玉”和“黄金（屋）”翻译出了典面和典义，没有指出典源;在“浩然之气”的翻译中，伯奇译文很好地将典源、典面和典义都表达出来了。在汪榕培的译文中，三个典故都只翻译出了典义，而没有翻译出典源和典面。如果仅从典故信息的传达的角度而言，伯奇的翻译无疑要优于汪榕培的翻译。不过，《牡丹亭》是戏曲，戏曲的翻译还要考虑是否适合表演。像伯奇译本加注的做法显然不适合戏曲表演。所有，两个译本各有偏重，各有特点。

例2.原文：中郎学富单传女，伯道官贫更少儿。

伯奇译文：Cai Yong，rich in learning，had one daughter only，Deng You，poor in office，lacked sons altogether3.

（3.Deng You，an honest and therefore poor official of the Jin Dynasty，disowned his son to save the life of his nephew in a time of rebellion.）

汪榕培译文：Well learned，Cai Yong had a daughter of good fame;A poor official，Deng You lost his son but earned his fame.

本例中的两个典故既为事典又为语典。说其为事典，是因为“中郎学富单传女”指的是曾做过中郎将的东汉著名学者蔡邕，终身无儿，只有一个非常有才气的女儿蔡文姬的故事;“伯道官贫更少儿”指的是河东太守邓攸，遭遇石勒之乱时，为了保全侄儿，而丢弃了自己的儿子，从而无后的故事。说其为语典，是因韩愈在《游西林寺，题萧二兄郎中旧唐》有诗两句：“中郎有女能传业，伯道无儿可保家。”在此，对比分析一下两个译文的翻译就非常有意思。同样，从典源、典面和典义的三要素来分析，伯奇的第一个典故翻译出了典面和典义，而第二个典故典源、典面和典义都翻译出来了。而这次汪榕培的译文两个典故都翻译出了典面和典义，都没有标明典源。其次，从事典和语典的划分来看，伯奇的翻译显然是依据事典中的故事，而汪榕培翻译的显然是语典，是依据韩愈的诗句在翻译。那么，两个翻译哪个更恰当呢？在此，笔者认为，就这两个典故而言，伯奇的翻译要更胜一筹。因为熟悉《牡丹亭》故事的读者都知道，在这个故事中杜宝一直因只有杜丽娘一个女儿，无儿子而深感遗憾。在古代社会中有“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说法。在封建社会中，没有儿子来传承家族血脉几乎对所有的人来说都是一大憾事。杜宝也不例外。在《牡丹亭》的故事中，杜宝曾多次言及少儿的遗憾。伯奇译文中的only和lacked很好地传达出了这种遗憾之情。因汪榕培的翻译依据的是韩愈的诗，而韩愈的诗中这两个典故是反用，前一个典故表达的是只要女儿有才，同样能传承家业的意思;后一个典故是对邓攸为救侄儿而舍弃自己儿子这种大义的高度称赞。据此，汪榕培的译文表达出的是一种陈赞而非遗憾的情调。这样的意思显然与《牡丹亭》中杜宝的感情不一致。

例3.原文：杜母高风不可攀，甘棠游憩在南安。

伯奇译文：Though I may not aspire to the noble standard of ancient Du Shi，“father and mother of his prefecture”，yet may I take my ease here in Nanan as once Duke Zhao of Zhou beneath the sweetapple1.

（1.“Sweet apple”（gantang） is in fact used as a metaphor for a respected official，following the poem by this title in the Book of Songs，which is a eulogy of Duke Zhao of Zhou.）

汪榕培譯文：Although Du Shi exceeds me in esteem，Ive earned a good reputation in Nanan.

在此例中，同样有两个典故“杜母”和“甘棠”。“杜母”指的是东汉人杜诗在南阳做太守，受到当地百姓的爱戴，被尊称为“杜母”;“甘棠”指的是周代召公出巡，曾在甘棠树下休息，因召公辅政期间政通人和，他深受人们爱戴，于是有人就写了一首名为《甘棠》的诗来纪念召公。在伯奇的译文中，第一个典故在文中加了一个解释性的短语father and mother of his prefecture，第二个典故加了一个注释，这样很好地将两个典故的典源、典面和典义翻译出来了。在汪榕培的译文中，两个典故都只翻译出了典义，而舍去了典源和典面。这里，两个译文各有优劣。伯奇译文虽然能忠实地传达两个典故的意义和文化蕴含，但显得不够简练。原文两行诗句，译文翻译成了四行，另外还加了一个长注。注释可以提供文化背景知识，帮助读者理解，但是也会影响阅读的流畅度。反观汪榕培的译文，虽然典故所蕴含的文化信息在翻译中有所损失，但读起来晓畅易懂，可谓真正做到了“传神达意”。另外，伯奇将“杜母”翻译成Du Shi，“father and mother of his prefecture”，要么是将“前有召父，后有杜母”两个典故糅合到了一起，要么就是将“杜母”的典故与“父母官”的说法混在了一起，并不是很准确。更准确的说法应该是Du Shi，the mother of his prefecture。

在《牡丹亭》的两个译本中，类似的典故翻译的例子还非常多，在此笔者就不在多列举。

四、结论

纵观两个译本，笔者发现伯奇和汪榕培两个译本在翻译《牡丹亭》中的典故的时候采用了不同的策略。伯奇译本通常采用直译来传达出典故的典面和典义，用引号标明典故的存在。除此之外，对于一部分典故，伯奇还常常用脚注来传达出典故的典源和解释典故的典义。从翻译的策略而言，伯奇译本倾向的是异化的翻译策略。汪榕培的译本通常是采用意译，舍去了典故的典源和典面，传达出典故的典义。从策略上而言，汪榕培译本倾向的是归化的策略。从翻译的侧重而言，显然伯奇译本重在传达原文的文化信息，帮助读者了解中国的戏曲文化。而汪榕培的译本更注重戏曲的表演性，其译文更适合舞台表演。总而言之，两个译本各有风格，各有优缺点。两个译本中对典故的不同处理方式为研究者研究文化词汇的翻译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值得我们深入学习。

参考文献：

[1]Roy，D.T.Review of The Peony Pavilion by Tang Xianzhu trans.Cyril Birch，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Vol.42，No.2，1982：702.

[2]Strassberg，R.Review of The Peony Pavilion by Tang Xianzu，translated by Cyril Birch，The Romance of the Jade Bracelet and Other Chinese Operas by Lisa Lu，Chinese Literature： Essays，Articles，Reviews，Vol.4，N0.2，1982：276.

[3]Tang Xianzu.The Peony Pavilion （Mudan Ting），trans.Cyril Birch，Bloomington：Indiana University Press，1980.

[4]Tang Xianzu.The Peony Pavilion，trans.Wang Rongpei，Shanghai：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2000.

[5]陈望道.修辞学发凡[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7：103.

[6]格雷厄姆.中国诗的翻译[A].张隆溪.比较文学译文集[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2：233.

[7]葛兆光.论典故——中国古典诗歌中一种特殊意象的分析[J].文学评论，1989（5）：20.

[8]郭著章.谈汪译《牡丹亭》[J].外语与外语教学，2002（8）：56-59.

[9]罗积勇.典故的典面研究[J].湖北师范学院学报（哲社版），2005（4）：34.

[10]罗积勇.用典研究[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2.

[11]钱维藩.希腊罗马神话典故及其翻译[J].外国语，1982（2）：10-17.

[12]夏征农，陈至立.辞海（第六版）[Z].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9：4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