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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代之言,皆一代精神之所出

2019-02-14毛淑静

青年时代 2019年35期
关键词:游侠唐代时代精神

毛淑静

摘 要:游侠是中国封建社会特有的一种社会现象,自产生之日起就渗透于社会的各个阶层,唐代的游侠同前代相比有了许多变化。通过对李白“游”的经历和诗歌作品中“侠”的表现进行分析发现,唐代的游侠者突出“义”字,将个人抱负与对国家、民族的责任感高度结合,拥有强烈的社会参与意识和批判意识,追求自我解放、人格独立等。这让唐代的游侠精神成为时代之精神,构成引人注目的文学现象。

关键词:李白;游侠;唐代;时代精神

一、引言

“侠”,《说文解字》释为:“俜也。从人,夹声。”段注道:“相与信为任,同是非为侠,所谓权行州里,力折公侯是也。”最早见于韩非子《五蠹》中的“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游”,《玉篇水部》释为:“游,浮也。引申为邀游、游览等。”司马迁在《史记·游侠列传》对游侠进行专门阐述,“其性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既有存亡生死矣,而不矜其能,羞代其德”。从春秋的鬻拳、程婴、公孙杵臼等到荆轲、毛遂、鲁仲连以及以战国四公子为代表的“卿相之侠”,他们以重承诺、赴国难、好德义、救危难等品质成为后世游侠之楷模。至唐代,尤其初盛唐,游侠之风盛行,以文人居多,可谓超越古今。“一代之言,皆一代之精神所出。其精神不专,则言不传。”(王思任《唐诗纪事序》),唐代游侠在前人基础上有所变化,这从文学作品中可以看出,诗人李白是当时游侠的典型代表。

李白,字太白,号青莲居士。他的诗歌继承和发展了以屈原、庄子以来的浪漫主义创作手法,将我国古代诗歌艺术推向高峰。他留存下来的诗歌作品中直按描写游侠的近30余首,以《少年行》《结袜子》《侠客行》《行行且游猎篇》《结客少年场行》《白马篇》《扶风豪士歌》《赠从兄襄阳少府皓》等较为出名。唐刘全白《唐故翰林学士李君记》说他:“少任侠,不事产业,名闻京师。”辛文房《唐才子传》说他:“喜纵横,击剑为任,轻财好施。”宋代严羽在《沧浪诗话》说他:“李白天才豪逸。”李白在《赠韦秘书子春二首》说自己:“淡人信浩荡,说剑纷纵横。”可见,在历代评论家眼中,李白的游侠气质己成为共识。李白一生几乎都在游历中度过。为实现“寰区大定,海县清一”的理想抱负,李白几乎走遍全国。观其作品,他以“天生我材必有用”“我辈岂是蓬蒿人”的强烈自信,顽强突显自我,注重个性解放和对人格自由的追求,将个人抱负与国家责任感高度结合,以丰富的想象、夸张的比喻、灵动的语言,形成雄奇、飘逸、奔放的风格。游侠精神虽不是创作的主流精神,但在许多方面都有体现,且贯穿始终。

二、建功立业,功成身退

古往今来,有志者皆渴望封候拜相、建功立业,李白也不例外,从诗文中可看出李白的任侠自青少年开始,他“五岁诵六甲,十岁观百家”(《上安州表长史书》)“十五观奇书,作赋凌相如”(《赠张相镐》)“三十成文章,历抵卿相,虽长不满七尺,而心雄万夫”(《与韩荆州书》),且常以史上著名政治家、军事家如管仲、张良、诸葛亮、谢安等自比,提出要效法他们能从布衣一跃至卿相,辅佐帝王,使国家繁荣社会安定,在政治理想实现后便功成身退,隐逸终身。在《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中提出要“申管晏之术,谋帝王之业”,实现“寰区大定,海县清一”的远大抱负。开元十四年,李白“仗剑去国,辟亲远游”,遍交诗友,广结官吏,先后有李长史、裴长史、崔宗之、玉真公主、卫尉卿张垍、薛校书等人,希望通过干谒的渠道进入仕途,实现“四方之志”。天宝元年,李白得引荐,皇帝下诏进京。他高兴地挥笔抒写:“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上元二年(761),朝廷任命李光弼率兵阻挡南侵之敌并收复失地。61岁的李白听到此闻,希望能从军报国,亲自上阵杀敌,建立功勋。李白对自己的才能很是自负:“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兴酣落笔摇五岳,诗成笑傲凌沧洲”,同时他认为自己一定会有实现抱负的那天,“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李白没有选择走科举取士的道路,他一方面通过漫游来提高自己名望,从而希望有人能在皇帝面前举荐他;另一方面,又向往自由自在的生活,不问政事,“红颜弃轩冕,白首卧松云。醉月频中圣,迷花不事君”。那么,他如何来处理这种“出世”与“入世”之间的矛盾呢?唯一可行的就是功成身退,“待吾尽节报明主,然后相携卧白云”。“功成”为何要“身退”?他在《行路难》中作了很好的回答:“吾观自古贤达人,功成不退皆殒身。”李白游侠诗中,涉及“安社稷”“济苍生”为人排忧解难、功成不受赏的历史人物如傅说、鲁仲连等侠义行为有许多,其中以鲁仲连为最。在李白心中,鲁仲连是最具侠者风范的人物,在诗中曾不止一次称赞这位“却秦不受赏”(《赠从兄襄阳少府皓》)的古代游侠,“齐有倜傥生,鲁连特高妙。”(《古风》其十)。李白实现理想抱负分为两个不同的阶段:首先,要“功成”即积极入世,为国为民,建功立业,树立不朽声名;然后,要“身退”,断然从荣华富贵、高官名利中离去转而追求出世的精神自由、人身自由。

三、仗义轻财,知恩必报

历代游侠之士皆有重承诺、轻生死、好施财、记恩情的品质。《论语》中讲:“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认为“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燕赵传统多侠士,李白从小受影响,对他们重义然诺、仗义疏财、扶危济困、排纷解难、知恩必报的侠义精神十分崇敬、景仰,在诗歌中经常称颂。例如,《侠客行》“将炙啖朱亥,持觞劝侯赢。三杯吐然诺,五岳倒为轻。眼花耳热后,意气素霓生。救赵挥金槌,邯郸先震惊。千秋二壮士,煊赫大梁城。纵死侠骨香,不惭世上英”,歌颂朱亥、侯赢感于信陵君知遇之恩,窃符救赵的英雄壮举;《猛虎行》中“朝过博浪沙,暮入淮阴市。张良末遇韩信贫,刘项存亡在两臣”,对张良仗义轻才、知恩必报的侠行进行称赞;《结袜子》中“燕南壮士吴门豪,筑中置铅鱼隐刀。感君恩重许君命,太山一掷轻鸿毛”,对荆轲挚友高渐离的侠行进行歌咏;在《赠友人三首》中提出“廉夫唯重義,骏马不劳鞭。人生贵相知,何必金与钱?”在《君马黄》中“猛虎落陷阱,壮士时屈厄,相知在急难,独好亦何益?”指出要救人于危难中;在《上安州裴长史书》中“襄昔东游维扬,不逾年,散金三十余万,有落魄公子,悉皆济之。此则白之轻财好施也。”与李白交往的人中,也有许多重义轻财、知恩必报、不以贫富交友的侠义之士。例如,诗人高适“务功名,尚节义,逢时多难,以安危为已任”((旧唐书》);诗人王维“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渭城曲·送元二使安西》);杜甫的《徒步归行》“人生交契无老少,论心何必先同调”;裴长史“高义重诺,名飞天京……月费千金,日宴群客”。所以他在诗中鄙视以金钱和权势交往,“不倚将军势,饮酒岂顾尚书期”(《扶风豪士歌》);拥有“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与尔同销万古愁”的豪气(《将进酒》);一旦受人之恩,又“有德必报之,下金耻为轻”的品质(《淮阴书怀寄王宋城》)。

四、愤世嫉俗,人格独立

李白追求一种独立自主,不依附他人的平等自由人格,许多诗文展现了他愤世嫉俗的特点,如《梁甫吟》《行路难》《将进酒》《蜀道难》《梦游天姥吟留别》《月下独酌》等。在权贵面前“不屈己,不干人”(《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在交友方面“视俦列如草芥,戏万乘若僚友”(《李太白碑阴记》)“府县尽为门下客,王侯皆是平等人”(《少年行》)。其中,“弃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乱我心者,今日之日多烦忧”(《宜州谢眺楼饯别校书叔云》),极力抒发郁结之深、忧愤之烈的苦闷情感,直言不讳地表达对黑暗社会强烈不满。《行行且猎篇》中拿游侠和儒生作比“儒生不及游侠人,白首下帷复何益”,认为自己应该“不然拂剑起,沙漠收奇勋”(《赠何七判官昌浩》)。《读诸葛武侯传书怀赠长安崔少府叔封昆季》“汉道昔云季,群雄方战争,霸图各未立,割据资豪英”,把汉代末世群雄纷纷而起互相争战夺取天下的战争气氛喧染出得淋漓尽致。“黄金白壁买歌笑,一醉累月轻王侯”(《忆旧游奇谯郡元参军》),“落花踏尽游何处,笑入胡姬酒肆中”(《少年行》二),描写放诞自由、风流潇洒、恣意行乐的风流韵事,直接向传统道德挑战,试图冲破封建礼教的束缚。“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梦游天姥吟留别》),“一生傲岸苦不谐,恩疏媒劳志多乖(《答王十二寒夜独酌有怀》)是李白追求个性解放、人生自由、傲岸不屈游侠精神的最好诠释。

“千古文人侠客梦”,侠是中国古代特有的历史产物,自问世以来便逐渐被世人接受,并在文学领域中占一席之地。春秋战国时期涌现出一大批仁人志上。战国时期的侠气比春秋更甚,他们身上那种重承诺,讲义气、“士为知己者死”的品质成为历代文人侠士的榜样,被反复传唱。此时的“侠”主要以真实存在的历史事实典入史册,被称为“历史之侠”。但总体而言,他们重视的“不是一種维护封建秩序的道德,而是一种维护其个人尊严和个人价值的力量”。“先秦游为常态,秦汉游为病态”,一般人都认为乱世才是游侠之风诞生时期,但太平时期游侠之风也盛行,达到一个半世纪的兴盛。初盛唐诗人以侠闻名者数不胜数,已是共识。初唐代表诗人有虞世南和“初唐四杰”的卢照邻、杨炯,代表诗作《结客少年场》《紫驹马》;盛唐代表作有王维的《夷门歌》和《少年行》、王昌龄的《游侠》、高适的《邯郸少年行》。其中以李白的创作最为活跃,代表作《侠客行》《扶风豪士歌》《结客少年场》《少年行》《结袜子》。纵观李白一生:“五岁颂六甲,十岁观百家”的蜀中游历,“渡远荆门外,来从楚国游”的辞亲远游,“归来桃花岩,得憩云窗眠”的酒隐安陆,“鲁国一杯水,难容横海鳞”的移家东鲁,“白壁竞何辜,青蝇遂成冤”的奉召入京,“空名适自误,迫协上楼船”的从磷获罪,“夜郎万里道,西上令人老”的流放遇赦,“拂剑照严霜,雕戈印胡缨”的皓首从军,“半道谢病还,无因东南征”的折翅当涂。他一生践行了游侠之精神,渴望建不世之功业以立万代之春秋。然而生不逢时,最终只能哀叹“空谈帝王略,紫绶不挂身。雄剑藏玉匣,阴符生素尘”(《门有车马客行》)。唐代的侠客已逐步抛弃先秦两汉和春秋战国时期的那种“以武犯禁”“士为知已者死”“怒见不平、拔刀相助”等“武士阶层”试图以个人行为对社会进行干预的方式,转向推崇自由不羁的精神、高度的责任感和爱国精神,豪壮狂放的气质,展示出大唐昂扬向上的时代之精神。正如钟元凯先生所指:“它向我们展示了一种富有开拓精神的性格,一种强者的性格,它以其富于展望的清醒信念,直面现实的斗争意识,敢说敢为的豪爽意气,形成了中国封建社会上升时期富有朝气的青春时期。它所体现出来的,是一种力的美、运动的美,因而形成为中华民族淋漓元气的历史明证。这正是构成唐诗永久魅力的奥秘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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