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璐

摘要：洪子诚的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始终保持着对人心世态的探问和不断反思的研究姿态及作为当代史亲历者的责任感，由此形成了挽留“当代文学”的拒绝告别的态度和注重与现实对话的“当代性”特征。

关键词：洪子诚；当代文学史；研究姿态

洪子诚的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以明确的问题意识和“微弱的叙述”、多角度反思、“历史化”的研究方法以及自觉的文学史方法论探索为显著特征。他对当代文学的诸种概念、范畴及其来源的清理，对当代文学生产的制度问题的探讨，以及对那些似乎已经沉落为常识的历史叙述的不断追问，都给人以深刻启发。而在他不断的自我反思与调整的同时，还有一种对历史中人的实际处境与存在状态的关切，对人心世态的探问与某种拒绝告别的选择一道，成为洪子诚学术的温度、骨气与精神支撑。

一

翻开他最初的学术著作《当代中国文学的艺术问题》《作家姿态与自我意识》，可以看到他在1980年代分析重要文学现象的过程中，已偏重关注文学作品和作家艺术个性。尤其是1990年由课堂讲稿修订而成的《作家姿态与自我意识》，就直接以“感伤姿态”“寻根趋向”“忏悔意识”“超越渴望”为题，结合对历史的梳理和自己的艺术认识，从“作家的生存方式与‘精神结构”的角度探讨了1980年代文学的几种主要倾向，并在全书的结尾部分开出了重塑作家的精神结构和更独立的文学传统的“药方”。虽然这种带有时代印记和情绪的“文学的历史”亦有其“脆弱”之处，洪子诚自己也已不认同多年前修订的这部书稿的部分概念、词语和观点，但是那种对具体历史情境中作家的主体状态、自我意识和心理趋向的关注，仍然有着重要意义。从文学史方法论的层面看，这种以作家及知识分子在宏大的历史进程和具体的社会文化处境中的认识、选择和主体状态为切入点，并联系其文学写作中所显露的思想趋向而展开的思考，恰恰抓住了某种研究的关节与枢纽。在变动不居的中国当代历史进程中，不仅是前述两本书中谈及的现代作家在当代的现实处境与文学选择值得研究，就整个文学界前前后后所经历的种种人事和现象而言，其中复杂的内涵也常常难以被以往简单直截的评价、判断甚或分类所说明。而这种切入视角正与当代文学的诸多史实和问题相契合，既是他发现在“整体化”“本质化”甚或“集体传记”式的历史叙述中存在裂隙的一个开始，成为拨开既有文学史叙述方式之遮蔽的一个契机，也表现出以一种更为客观的态度来接近历史和理解历史中人的研究意愿。说到底，就是对历史中人始终抱有一份推己及人的尊重。当它与更充分的历史视野和总体性问题构架相结合，就有可能通向融合内部研究和外部研究、在综合视野中接近并叩问真的文学问题的道路。

事实上，当洪子诚在中国社会再次急剧转型的1980年代后期，痛感自己已然是在沉重的“十七年”思想精神负累之下“虽勉力前行但步履蹒跚的中年人”①，而选择直面自我思想意识中种种的“过渡”“夹生”、尖锐的分裂与矛盾，继而在阅读西方当代文学理论和自我反思中形成了新的建构性的史观，并最终转向以问题带作家作品、侧重探讨文学生产的制度性因素、从“结构”上去观察文学史的研究思路。时间证明，正是他所做出的这些揭示中国当代文学史的制度层面的学术成果，为新时期以来亟待新生的当代文学研究别开生面，其扎实厚重的研究方式也深刻影响着后来者对当代文学的理解和认识。但更为可贵的是，他在努力阐明当代文学生产的物质性因素之时，仍然留意文学史中那些与人和现实血肉相连的精神层面，使他的文学史叙述在免于被既有的权力叙述、观念演变的模式化叙述所架空的同时，也尽量避免被物质性的历史叙述所淹没，避免形成另一种新的遮蔽性的总体叙述。就像偏重制度研究的文学史可以视为对此前依附于政治叙述的文学史，以及单纯追问作家精神境界的文学史的反拨和超越，那么在制度研究中仍然不忽略具体文学体制下血肉之“人”的歌哭，则更是另一重的自觉与坚守，让读者体会到他试图一步步接近更全面的历史真实的努力。那些在他的文学史叙述中经常出现的或大或小的历史细节及其背后暗含着学者态度的叙述，并不单纯是为其文学史著述增添历史感，还有对历史环境中不同的人的存在状态及其与制度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的持续性思考。

例如，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在叙述1949年前后作家格局变动时，就关注到不同作家群体位置互换过程中微妙的心态变化。又如，《1956：百花时代》在叙述这一特殊时段的历史波动及其缘由时，也用相当篇幅详细论述了由一系列的制度、政策和争论所激起的“泛政治化”倾向和心理波动。当他深入到“十七年”中那些制度与人、“外部”与自我的复杂关系时，他继续沿着《作家姿态与自我意识》将巴金与杨绛互相参照的思考方向，多层面地体察历次文艺批判、运动、争论中内外交织的众生相，并在此基础上指出，个人在“外部”压力下仍然应担负属于自己的责任。如果说，当初把杨绛的思考和选择路径与人所熟知的写《随感录》的巴金并置探讨，已然展现了某种敏锐的洞察；那么，这时深入更深远复杂的历史时空所进行的辩证分析和研判，更说明其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的勇气和智慧。而这表现在他的新著《材料与注释》中即是，对材料中所含信息的复杂性的具体展开，在宏大问题构架下对知识分子的道德关注和辨析——尽管这在有些时刻会显得异常沉重和艰难——以及对“真诚”迷思的思考②。书中那些压在纸背的心情正像他自己在最近一次访谈里所说，近年来那些往往被宏大的总体叙述忽略的历史事件中個人的情感和反应，却愈加为他所珍视，因为透过它们能够体会到人生在社会实况中具体的悲欢，而且在某些特殊历史时期显得尤为触目。在他看来，“‘历史并不只是一些抽象的‘规律，是有血有肉，有欢笑也有眼泪的”③。

二

不仅将诸多文学史现象和概念视为纯粹的学术分析的对象，用学科建设的眼光来打量它们，而且从中深感当时人的生命热度，将“人”的因素视为历史和文学研究的重要部分，这在洪子诚的当代文学研究中突出表现为上文所提及的关注特定历史条件下社会心理和知识分子主体状态，从材料与文学中投影出来的中国人的精神生活。他认为，在学者们所写出的条分缕析的历史叙述之外，实际的历史时空、历史事件对身在其中的不同的人在精神和心理方面的复杂作用，对一代人形塑和对长时期的社会心理的状态的深刻影响，也有着无可替代的意义④。这些精神和心理层面的震荡，貌似无形，但往往会通过人的实践行动持续作用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甚或在积聚的过程中逐渐形成影响历史文化走向的力量。这样看来，关注和阐发文学史料中特定情境下的社会心理、主体状态和精神生活，不单表现了某种以对人的关怀为出发点和归宿的学术方向选择，还蕴含了在更立体的视域里对深层的历史文化潜能的关注。

由此便不难理解，发生于20世纪四五十年代之交、八九十年代之交以及“十七年”这三个历史时期里的多次历史“转折”，何以得到洪子诚的持续重视。一个重要原因是，这些承前启后的转折时期，不仅集中了许多文学史问题的线索，更是不同力量汇聚变换、世态人心沉浮之处。比如，1980年代的“断裂”，在他的分析中除了作为一种文学现象和文学运动的姿态，还指向“一种普遍存在的心理、情绪”⑤，表现出“当时文学界对于变革的非常强烈的愿望和期待”⑥。又如，他自1980年代开始的对左翼文学脉络和冯雪峰、周扬等左翼作家的持续思考，不单是因为认识到左翼文学脉络在当代文学生活中所占有的重要位置，有感于左翼文学的批判精神创造意识而积极反思它在实践中的思想逻辑，也是部分源于感知到他们中的许多人在思想、情感、信仰、人格等方面有着非同寻常的复杂性：“他们面对时代所做的勇敢选择，他们的无可奈何的退却，他们推动时代的雄心，他们的可敬可叹，可恨可爱……”⑦

一般而言，对“人”的关怀与对人心世态的体察，是好的文学乃至文学研究必备的核心质素，同时也是文学在社会历史中发挥自身特殊作用和功能的方式。而洪子诚的文学研究的这一特征，既使得当代文学生产中人的生活和精神层面、社会文化心理在文学史叙述里有了一定程度上的展现，让学界同行们对这样更丰厚生动的、能细致呈现社会心理氛围和事件的心理层面的当代文学研究抱有更多的期待⑧，又与他对自身经验的反观和作为亲历者写史的反思相关联。作为生活经历恰与当代史同步的研究者，洪子诚亲历当代中国发生的诸多事件，在这些亲身参与的过程中的见闻感受、自我和周遭人群的情感心理，是任凭后辈如何读解揣摩都难以完全体会到的。再加之，他对当代人写当代史所可能有的长处和缺陷、研究中研究者与研究对象之间微妙的相互作用都有较为清醒的认识，并能够参照包括自己在内的各方材料、经验和观点，于相对化的视野中展开冷静观察和反思，以尽力发挥“亲历”的长处，尽力回避那种丧失批判精神的自我投射，以及言说“真理”的自我满足感。这无疑更容易让他的文学史叙述获得某种更深切的血肉感和生命感，让他在摆脱“我们的”当代文学架构而对当代文学进行历史审视时，愈加感受到当代人的生命和历史命运所负荷的分量。关于这一点，他曾特意在《材料与注释》一书中再次收录《1967年〈文艺战线两条道路斗争大事记〉》，为的就是向读者说明“我在处理这些问题时的态度和情感，知道我其实也经历过那样的年代，对这些文章涉及的人物的处境不是完全隔膜、无知”⑨。

此外，这种“难以擦抹”的“渗透进血液中”的自身经验⑩、以及“把自己‘煮在里面”的研究姿态11，也让他吸收诸种西方后现代文学理论的洞见之时，不至于完全倒向冰冷的“知识考古”、完全的实证主义、抑或一切皆为叙述的后现代史观，而仍能坚持对“真实”和价值的信仰。既使他的反思拥有了更多的力量，也让其面临更多的困惑和艰难。他甚至多次在不同场合表达了对研究者自身如何评述历史、究竟谁有评述资格的困惑，诸如谁有资格评述“文革”，研究中自己的阅读感受和判断可靠与否，自己是否有能力把握历史。正因为有着相对化地复现并考量历史的自觉，当代中国历史文化的重重面向和关节才更有可能被真正纳入思考领域里面来。同时，这也可能并不单纯是他的自谦抑或性格使然。当阅读了他的多部著述之后，读者们就会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在那些自觉的审慎的评述背后，还藏有一位学者多年来读书阅世的心得。事实或许确如他所说，研究者所可能拥有的优势仅仅只是某种时间上的优势，但时间上的优势并不能自动兑换成品格与精神高度的优势，历史和人心都并不一定是发展进步的12。在这个意义上，他那些面对复杂历史时所遇到的研判困难和因之产生的疑惑，反映出来的是洪子诚式的尊重。

三

从社会转型的1990年代，直至局势日趋复杂的新世纪，洪子诚“把自己‘煮在里面”、探问人心世态的反思方式，其实还关联着他作为亲历者的学术责任感，甚至是历史紧迫感。因为随着时间的流逝和时代的变化，传统意义上的“当代文学”似乎已经不能概括新格局中与媒体、资本发生新关系的“当下的文学”，新形势下的思想文化状况也发生了深刻变化，对20世纪后半叶历史文化的看法也随之变得有些纷纭。面对这些变革，他所忧虑的是时间所造成的越来越深的隔膜对当代文学研究的影响。而且出于对历史经验在现实中的存在与影响的自觉关注，他也深知现实状况与新中国历史的紧密关联，以及未曾经过充分检讨反思的“当代”对“当下”意味着什么。具体到文学研究领域就是，他认为应该及时挖掘逐渐被时间掩埋的重要事件，使之不至于被过快地冲刷掉。他觉得这不仅是研究20世纪的动机之一，更是作为亲历者的责任：“讲述已经、或就要被忘记的历史事实和经验，无疑是‘亲历者难以替代的职责。”13

正是出于上述动机，他曾多次申说挽留“当代文学”的重要意义，并接连提出许多重要议题，比如当代中国“文学”和“文艺”的关系、文本修改及其“经典化”背后的意识形态含义、“集体写作”与“组织生产”的文学生产方式、“大众文艺”自身的实验性特征等等。不过洪子诚的挽留并非只针对过往的“当代文学”的概念系统本身，更因为那些生长于这个概念系统之中、甚至影響至今的重要问题，在它们尚未被很好地研究之前，激进的告别却可能恰恰意味着回避和停滞。所以，对于当代文学史的某些老话题，类似关于现实主义问题的争论，他也非常重视它们与重要的文学实践和文学问题相关联而具有的“当代性”意义，并对它们予以耐心的梳理和考察。与之相似的还有，他在新世纪初思考1990年代文学和文学批评的困境和疲惫及其与1980年代“纯文学”思潮之关系的时候，并没有将其简单归结为未经调整的“纯文学”观念在变动后的历史情景里造成的负面效应，而是指出当年“纯文学”的革命能量其实仍具有可供发掘的精神资源，它所涉及到的问题仍然是1990年代的文化生活中值得注意的部分。在他的观察下，反倒是普遍存在于反思“纯文学”的批评声音背后的怀旧动机和“终结”态度背后的依恋，提示着1990年代后的作家和批评家有必要调整以往的文化心态，探索个体可能的突围方式和力量源泉14。这些“挽留”和“不轻言终结”都指向洪子诚的姿态和选择，或可被称为一种拒绝告别的态度。既与单纯的知识生产的态度有所不同，也迥异于激扬的批判与拥抱。它的厚重感也不完全源自理论的合理运用，正如他曾多次说明过的，血肉的历史生活告诉他的往往比理论更早更多。

除此之外，拒绝告别的另一个表现是，洪子诚的当代文学史研究常常自觉地与现实进行对话，具有突出的“当代性”特征。尤其在《问题与方法》一书中，我们能更清晰地看到这样前后勾连的对话怎样推动着他思路的展开，从而向着更深入的历史认识推进。比如，他分析1940年代左翼文学家和“自由主义”作家在如何看待当时多种文学形态及其价值观上的重要区别，从事实、解释、态度三个层面进行辨析之后，继而引入了1990年代初发生的“人文精神”讨论中有关价值多元和价值选择“个体化”的问题，通过参照这两个相隔五十年的文学现场的种种主张，对“价值多元”和价值相对性的问题作出持续的思辨和质询：如果1940年代后期左翼文学界和“自由主义”作家的选择和分歧，都不能外在于紧迫的时代命题来理解，那么1990年代相当流行的把“选择”个体化、合理化从而“以退为进”来换取“自由”的方式，是否在客觀上疏离了问题的价值面向和文学的社会责任？以个人选择来表达对时代困境的批判和突围，是否具有“两面性”？在其锋芒之外，又该怎样看待知识者的社会承担？甚或像他最后所说的：“它难道不会导致对价值混乱的现实状态的容忍和默认吗？这种情况，只要看看我们当前的文学界，应该是不难明白的。”15这是研究者对相关问题的持续思考，也是洪子诚自身研究意识与立场的一次较为直接的表达，显示出当代文学研究所独有的穿透力和研究者直面现实的勇气。对此，赵园曾这样评价：“洪先生不曾自命‘公共知识分子，但他的学术工作有类似的担当——对于正在进行中的且有诸多敏感点的文学史，承担叙述的责任。”16

近年，洪子诚《材料与注释》所关注的研究对象和研究者的“真诚”问题，引发了诸多讨论。面对1990年代以来学术研究在承担时代问题上的乏力，面对当代文学史复杂变动的层面和许多不那么明晰的人与事，洪子诚不断反思历史和自我、坚持与当下现实对话并直接呈现由此产生的矛盾困惑，或许也可以被视为一种艰难思辨中的坦诚。特别是在前设的价值立场已被普遍警惕、重返历史现场和重视史料爬梳已成为另一种常识的当下，他的反复质询并不是对价值研判的放逐，而是在与前后左右的联系和互诘中，努力向一种有历史性的价值叙述迫近。关于他的文学史叙述中的那些不连贯、不坚定，洪子诚自己也认为，理想的历史叙述终究是为明晰睿智的认识与判断所建构出来的有机整体，而且这种叙述的胆识越来越为今天的社会文化生活所需要。但从另一个角度看，他自己的文学史叙述，仍然没有选择掩饰立场观念、回避困惑矛盾的处理方式和光滑平顺的叙述面貌。在更有力的思想烛照出现之前，这是否也是另一种直面的“抵抗”的坚定和历史品格的持守？像他自己所说：“人们不正是通过正视自己内在的矛盾分裂，通过激化或协调‘自我与环境之间的龃龉，在‘抵抗中取得情感上和认知上的深化吗？”17这样看来，洪子诚那些严谨的论证、反复思索的轨迹、有节制的叙述，又何尝不是像他评论丸山升的学术时所说的背负着 “动人的生命热度”18？对他而言，“学术不仅仅是作为一个职业而存在，它是与生命相连结而嵌入这个时代的”19，有时甚至连同他那种审视的距离、切肤的痛感都是另一种对于时代的嵌入。

注释：

①钱理群、洪子诚：《文学阅读的社会空间与当代精神发展的可能性》，载《文艺争鸣》2018年第6期。

②参见洪子诚《材料与注释》中谈及周扬、林默涵的部分，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另可参见姜涛《检讨“真诚”之迷思：作为原理性的思考》，载《汉语言文学研究》2017年第2期。

③洪子诚、李浴洋、李静：《重审当代文学中的制度与人——洪子诚教授访谈录》，载《汉语言文学研究》2017年第2期。

④12洪子诚：《1956：百花时代》，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9页，第9页。

⑤⑥⑩15洪子诚：《问题与方法——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讲稿》，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07页，第98页，第18页，第164页。

⑦1117洪子诚《材料与注释》：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288页，第182页，第227页。

⑧赵园：《读洪子诚著〈1956，百花时代〉》，载《中华读书报》1999年1月6日。

⑨洪子诚：《材料与注释？自序》，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2页。

13李杨、洪子诚：《当代文学史写作及相关问题的通信》，载《文学评论》2002 年第 3 期。

14洪子诚：《不要轻言“终结”》，载《郑州大学学报》，2004年第2期。

16赵园：《有感于洪子诚先生文集的出版》，载《文艺争鸣》2010年第5期。

18洪子诚：《批评的尊严——“我的阅读史”之丸山升》，洪子诚《我的阅读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56页。

19吴屹桉：《钱理群对谈洪子诚：我们要努力成为一个不被机器代替的人》，http：//ex.cssn.cn/ts/bwdj/201711/t20171120_3747337.shtml

（作者单位：清华大学中文系）

责任编辑：赵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