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1961年出版）是欧美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的开山和奠基之作，它所产生的影响和引起的争议，在海外中国现代文学中至今仍无人能及。《小说史》的开创意义主要在两个方面：第一，它开启了一种不同于当时中国大陆的新民主革命框架视野下的文学史的写作方式。在此之前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于1951年出版上卷，1953年下卷出版，成为第一部系统的、权威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与之不同，《小说史》初版序言中道明宗旨，“无意成为政治、社会学或经济学研究的附庸。文学史家的首要任务是发掘、品评杰作。如果他仅视文学为一个时代文化、政治反映的镜像，他其实已失去了对文学及其他领域的学者的作用”。该书力图以现代作家的“感时忧国”为线索，发源自于“新批评”与“利维斯传统”的道德人性批评构成了该书最为重要的思想框架。对审美形式的重视并将“道德细察”作为内在的述史思路，使得该书与《史稿》所遵循的政治性与思想性的标准不同，重视对现代小说审美的讨论，尤其经常将中国作家的文学特质与西方作家进行比较性阅读。更为重要的是，《小说史》注重对小说中的中国现代道德人性的分析。第二，对张爱玲、钱钟书和沈从文等作家的独特发现。《小说史》对文学史的重写，在很大程度上动摇了现代文学史以“鲁郭茅巴老曹”为代表的经典序列，夏志清对张爱玲、钱钟书和沈从文等在革命史叙述下被遮蔽的现代文学重要作家的重新发现，不仅构成了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的一条重要的脉络，而且极大改写了中国现代文学的版图。正是在对左翼作家的重新评价与对张爱玲、钱钟书、沈从文等作家的价值发现中，夏志清重建了另一种叙述中国现代文学的方法。其开启的重要议题如中国现代作家的“感时忧国”的精神，与普实克论争的“抒情与史诗”等命题，在此后半个世纪的北美现代文学研究中获得持续的回响。

作为费正清、史华慈和夏志清三大汉学家的学生，李欧梵对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研究，“徘徊于历史与文学之间”①，先后出版《中国现代作家的浪漫一代》（1973年）、《铁屋中的呐喊——鲁迅研究》（1987年）、《上海摩登——一种新都市文化在中国1930—1945》（1999年），每一本书的出版都开创该领域研究的典型。他从文化史的视野，立足于现代文学史发生的文化场域来讨论现代文学现代性书写的可能性，构成海外重写文学史的另一重视域。李欧梵在《中国现代作家的浪漫一代》中描写了文界、文坛与文人现象。在该书的前两章中，分别从自由创作、出版和结社3个层面，分析了中国现代文学发生的“原初语境”。他重视从心灵与人格的角度来讨论现代文学的创作个性，对郁达夫、徐志摩、郭沫若等现代浪漫作家，重视挖掘作家的心灵史与文学史之间的幽微关联。在此基础上，该书全面梳理了西方的“浪漫主义”观念在激烈动荡的“五四”时期被吸收、转化的过程，以“浪漫主义”为主线，挖掘和塑造了从林纾、苏曼殊、郁达夫、徐志摩到郭沫若、蒋光慈和萧军等左翼作家的“一代浪漫作家群”，从中挑战中国现代文学“现实主义”的叙述逻辑。该书的出版在美国成为研究“五四”现代作家的一个新的起点，影响甚深。在《铁屋中的呐喊——鲁迅研究》中，他对鲁迅的研究也着力从文本与心理分析相结合的角度，探寻鲁迅作为一个“文学家”的形象，既注重鲁迅走向文学之路的心理成长历程，又高度关注鲁迅与中国传统之间的复杂关系。此外，他还从文化现代性的角度，为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写作开辟现代性论述的理路，构成了文学史叙述中现代化与现代性之间的张力，在其中对现代主义进行重新评估。在《上海摩登——一种新都市文化在中国1930—1945》中，李欧梵借助于“物质生活上的都市文化和文学艺术想象中的都市模式的互动关系”，从物质文化对现代性的影响，以及现代作家对都市体验所进行的现代性的文化想象两个层面，探寻城市与中国文学现代性的关系，从而对大陆以感时忧国为主导的乡土型学风进行反拨，独辟中国都市现代性研究的进路，开启中国现代城市文化研究的潮流热点。

作为当今哈佛大学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最主要的代表，王德威从上世纪90年代末以来，陆续提出“没有晚清，何来五四”“被压抑的现代性”“抒情现代性”等重要的论题，成为海外重写文学史的又一重要面向。“没有晚清，何来五四”的命题在于探寻中国现代文学众声喧哗的起源。王德威注意从晚清社会文化的语境中，探寻被压抑的现代性的多元走向的可能性，从而冲破“感时忧国”的五四文学史狭隘的自我设限。他指出，“我们不能回到过去，重新扭转历史已然的走向。但作为文学读者，我们却有十足能力，想象历史偶然的脉络中，所可能却并未发展的走向。这些隐而未发的走向，如果曾经实践，应使我们对中国文学现代性的评估，陡然开朗”。②因此，借由晚清小说，来作为想象中国现代性的方法，在虚构与真实、想象与历史之间，“回归”中国文学更具丰富杂糅的“多重现代性”，从中试图重建中国文学现代性的主体性，这正是王德威重写文学史的基本逻辑。王德威的文学史重写，事实上包含着双重目标：借由想象突破“五四”以来启蒙与革命的“感时忧国”的历史叙事，而在多元雜糅的多重现代性中重建中国文学主体性，其最终都指向对何为“现代”的解构与重构：解构的是“五四”所建立的中国文学之现代观，一种建基于进化的、线性的、断裂的，甚至是外来的时间观的文学现代性观念，而重建被压抑的、可能的、多元的、主体的现代性。近年来，随着王德威学术视野的进一步广延，他的研究也暂离历史与暴力的梦魇，转进入抒情现代性的讨论空间，相继出版了《抒情传统与中国现代性——在北大的八堂课》（2010）、《现代“抒情传统”四论》（2011）、《现当代文学新论：义理 · 伦理 · 地理》（2014）、《华夷风起：华语语系文学三论》（2015）、《史诗时代的抒情声音》（2015）等著作。王以上溯抒情传统的方式，试图发掘以往对于抒情更为多元的认识，从而使抒情以非文类的形式介入革命语境当中，丰富“小说中国”的别样场景。与此同时，他关乎中国现代文学的众声喧哗之想也逐渐延伸发展，重启并接续了“重写文学史”的关键命题。

1990年代以来，随着大陆华人学者旅美游学，从重构左翼文学史的角度，掀起了“再解读”的思潮。“再解读”思潮是指1990年代初以唐小兵、黄子平等人为代表的一批海外华人学者试图用西方文化理论对“红色经典”文本进行重新解读的现象，其代表著作是唐小兵主编的《再解读：大众文艺与意识形态》（1993年）和黄子平的《革命·历史·小说》。实际上，“红色经典”概念只是再解读的研究对象的泛称，尽管“再解读”的作者大部分来自现当代文学研究领域，但是他们各自的立场以及对于自身的研究和解读对象的概念的理解是不一样的。比如唐小兵将其研究对象界定为“延安文艺”，而黄子平则将其界定为1950—1970年代的“革命历史小说”，孟悦将之界定为“解放区文学”，李杨则将其限定为“红色经典”。但抛开其具体对象的差异，以唐小兵为代表的“再解读”，实际上是以一种阿尔都塞意义上的“症候式批评”的方式，力图“揭示出历史文本后面的运作机制和意义结构”的重新编码的过程。在其中，“现存文本中被遗忘、被压抑或被粉饰的异质、混乱、憧憬和暴力”得以暴露出来，因而“解读的出发点和归宿必然是意识形态批判，也是拯救历史复杂多元性、辨认其中乌托邦想象的努力”。①解读的根本性冲动在于对历史元叙述的挑戰，对“基奠性话语”（关于起源的神话或历史目的论）的超越。从这一意义上，唐小兵指出，延安文艺是对“五四”新文学的重读，但由于其过于完整而急切地认同于新起的超越性所指“大众”，因而是不完全的解读，因此，“再解读”的目标正是对“延安文艺对五四新文学的解读”的再解读。

二

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海外“重写文学史”就对中国大陆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研究，形成一浪又一浪的“冲击波”：无论从文学史观念、文学史叙述模式、文学经典秩序的重构，还是对具体文学现象的评价等，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有学者甚至认为大陆学界存在对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过度推崇的“汉学心态”。当然，对海外“重写文学史”所倚重的西方理论与批评模式，及其内在的政治倾向、解构色彩以及在知识上的硬伤等，也在引发大陆学界的批评，其中有真知灼见，也不乏偏激粗暴。如果我们立足于海外“重写文学史”的具体理论语境及其华人学者自身“感时忧国”的文化意识，对其“重写文学史”所形成的经验进行归纳，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方面，由于置身于西方理论语境之中，海外“重写文学史”具有鲜明的文化研究的色彩。海外华人学者对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研究，秉承着文化研究对马克思主义的机械决定论述史模式的批判，力图在大文化自身的演变逻辑中，在多元复杂的关系中来重建文学自身的生长关系。在政治、社会、历史、文化、个体与文学的多维关系中，来建构中国现代文学的动态模式，揭露中国现代文学生成的复杂机制。这正是其往往能够熔炉各种西方理论于文化研究的视域之内，对一元化叙史模式进行质疑与解构，极大地释放历史叙事的丰富空间，并因而深具解构色彩的根本原因。

上世纪60年代，欧美正从新批评向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的理论转向;与此同时，文化研究从1960年代开始，也经由英国伯明翰文化研究获得较大发展。海外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建构，整体上正是处于从新批评向文化研究转型的历史氛围之中。深处新批评重镇的耶鲁大学，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尽管秉持着审美自律的精神，但其内在对利维斯“伟大的传统”的继承，实际上仍然包含着英国早期文化批评的重要回声。利维斯上承阿诺德，立足于文化精英主义的立场，推崇“世人所思所表之最好之物”的“文化”，视新兴的工人阶级为群氓，对当时正在兴起的民主政治，尤其是有工人阶级男性获得政治投票权所产生的恐惧，更对大众通俗文学深表痛恨，认为其对于文化将带来极大的冲击，坚守“少数人的文化”，并以之对抗“大多数人的文明”，开启了“文化”与“文明”之间对立的阐释模式，并推崇文学经典的“伟大传统”，认为只有通过“伟大传统”的经典教育才能真正达到维护文化的目的。英美新批评事实上深受利维斯主义的影响，因而特别强调文学对道德人性的完善。夏志清的小说史写作，其内在的标准正是在于摆脱一时一地的功利性限制，而从更为普遍地用道德人性的书写角度，来讨论中国现代文学的书写与价值。他对中国现代文学“感时忧国”精神的论述，对沈从文、张天翼、张爱玲与钱钟书的高度肯定，而对其他作家的微词，尤其对左翼文学的其他作家的较低的评价，事实上并不能只是从其所谓“反共”立场来讨论，他对张天翼，萧红、端木蕻良等左翼作家的肯定性评价（见之于《小说史》中译本序）正见出他是以文学的标准而非政治的标准来衡量作家。他肯定的是文学在“感时忧国”与“普遍道德”之间的平衡，而反对单纯作为图解政治或道德概念的宣传写作。在当时新批评的氛围中，夏志清的《小说史》的文化视野正是透过立足于跨文化脉络的文学视野与普遍道德人性而获得了重新观照中国现代文学的可能。尽管这种对普遍性人性的追求恰恰是西方文化理论，尤其是后来深受解构思想影响的批评理论所力图克服的。

英国伯明翰学派的霍加特、雷蒙·威廉斯和汤普森等左派学者，都力图打破简单的经济决定论，从工人阶级的能动性的角度展开文化批评。新马克思主义的重要代表葛兰西和阿尔都塞，也同样力图突破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决定关系，而着力于思考和讨论上层建筑的相对独立性及其影响。葛兰西贡献的“文化霸权”理论，正是建立在对上层建筑对革命的重要性的基础之上;而阿尔都塞在葛兰西的启发下，提出了多元决定论的观点，认为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之间相互影响，文化和意识形态等上层建筑具有相对独立性。文化研究对文化相对独立性的理解，对于理解海外重写文学史对决定论模式（王瑶的“新民主主义文学史叙述模式”，1980年代以后的“现代化文学史叙述模式”）的突破，而在政治、社会、历史、文化、个体与文学的多维关系中来探讨现代文学生成的历史语境与权力机制，建构更为多维视野下的现代文学动态关系演变的历史叙述模式，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李欧梵在《中国现代作家的浪漫一代》中就注重对特定的文化语境与区域对于现代文学史产生的决定性关系，他尤其注重现代文学结社、出版等新的组织形态的产生对现代文学产生的重要意义，对 “文学界” “文坛” 和 “文人”的现象的讨论，正是立足于文学自身的场域及其逻辑。他尤其注重对个体心理与其文学之间的文史互证关系的阐释，从个体的心理解读作家的创作个性，这种在历史多维语境下将文坛、文人与文本所进行的多维阐释，是对现代作家研究的一种极大的突破。

文化研究尤其注重文本与现实之间的“表征”关系，在结构主义、新马克思主义、福柯的话语理论、葛兰西霸权理论、精神分析学、女性主义、新历史主义、后殖民主义的影响下，注重文本与现实之间的“再现”与“代表”的表征机制，从而打开了文本与社会、历史之间的丰富的阐释空间。伯明翰学派的第二代掌门斯图亚特·霍尔就曾主编《表征》一书，涵盖当时英国文化研究应用话语理论进行文化研究的诸种面向。文本与现实之间因为话语机制所形成的“表征”关系，正是海外华人学者“重写文学史”的重要方法。王德威、刘禾、周蕾、唐小兵、张旭东等浸染于海外批评理论与文化研究思潮之中的学者，其研究与当时国内学人之间的差异，以及与上一代学人夏志清和李欧梵的不同，就在于以话语的表征机制深入地探讨文学文本书写的内部裂缝，以及文本与历史之间的复杂关系。王德威就曾指出：“所谓的‘再现和‘代表，指的不只是艺术媒介对事物的诠释和呈现，也是经由艺术媒介对身份、学科、社团、方法、立场呈现的认同和否认的机制。”①他曾译介福柯《知识考古学》一书，并对新历史主义具有较高的认同，在其晚清小说研究中，贯穿着福柯知识考古学的基本方法，其研究所指就在于揭示五四所开启的“启蒙”與“革命”的历史叙事如何狭隘化和压抑多元表述、众声喧哗、丰富多元的晚清现代性。而在关于“抒情传统与现代性”的讨论中，他进而从现代文学扩展到现代艺术中，去解开启蒙与革命叙述之下的抒情现代性及其与启蒙和革命的复杂的历史关系，去讨论20世纪中叶中国现代的“抒情”与“史诗”之间的复杂关联及其暴力机制。

在《英雄与凡人的时代：解读20世纪》中，唐小兵指出：“语境并不是一个实物性的具体存在，而是多层次、多形态的意义网络;文本与语境之间也并非简单的单向决定的关系，而往往是丰富错综的相互牵动和交织。怎样通过重新编织反复的意义网络来揭示某一作品的生成和作用，是外层重构的焦点，因为重构的前提，便是相信任何作品都是一项象征行为，都是对某些无法回避、排遣或调和的现实矛盾的想象性克服和解决。指认这些现实矛盾，并理解其象征性解决的必要和必然，是解读过程中进行外层重构的首要目的。”①从研究路径看，“再解读”实际上也体现了一种文化研究的理论实践，体现了话语表征理论的深入运用。正如唐小兵指出：“福柯的理论工作改变了传统的学术范式，使得当代前沿的理论思考摆脱了‘思想派生思想的这种延续式的思维定式，而让我们把经历更多地放在研究话语与物质世界和社会体制生成的互动关系。”②如果说，“重写文学史”是将红色经典视为纯粹的政治运作的产物，而从“否定‘文革”的正确的历史政治立场出发对之进行拒绝和批判，那么“再解读”则试图对这种所谓的“正确的政治立场”保持一种超然态度。正如黄子平指出：“解读意味着不再把这些文本视为单纯信奉的‘经典，而是回到历史最深处去揭示它们的生产机制和意义架构，去暴露现存文本中被遗忘、被遮掩、被涂饰的历史多元复杂性。”③对于他们而言，重要的不是对红色经典的立场本身——因为“立场”最容易造成偏见，而是以一种“客观”的态度去关注红色经典具体的历史生产过程。

三

另一方面，海外华人学者对中国现代文学史的重写，还与其自身所具有的文化身份意识有重要的关联。正是身处海外对家国的忧思，对中国现代性命运的关切，使其将“重写文学史”作为“感时忧国”的载体，于历史的脉络的重新拆解与重组之中，以边缘的视野展开与中心的对话：或在海峡两岸暨香港、澳门由于政治分隔所带来的文化离散之际，力图以历史“众声喧哗”空间的打开，重构文化中国的历史想象，以寻找自身在文化离散之间的身份与位置;或在海外心怀家园政治，关切家国的现代命运与当下处境，寻求在历史空间的释放中重新获取主体性的位置。这就使得海外华人学者“重写文学史”充满着深切的个体思想史的印记，其知识脉络的梳理、理论讨论的交锋以及历史解构的意图，并不唯知识论和认识论的抱负与追求，而是借对文本的批评阐释来书写“想象的文学史”“解构的文学史”“浪漫的文学史”乃至“抒情的文学史”。

夏志清将中国现代小说的精神概括为“感时忧国”的写实和爱国精神，在受到他高度评价的张爱玲、钱钟书、张天翼和沈从文的小说中，他认为包含着讽刺和人道的写实主义传统。他指出“这些优秀的现代中国小说”“最主要的一个特质，就是对中国当代生活认真而清醒的检讨”，“最切合写实主义的写作路线还是讽刺”，因为讽刺手法既可“透露他们对现实丑陋的厌恶”，又能够“防止人道主义对他们的强大压力”。①而从长远的眼光看，“讽刺体裁，虽然未能完全地与自怜形式分得开，但在中国小说中，却是最稳定的、最有成就的一种形式”。②尽管认为中国现代小说在缺乏西方的宗教罪感意识，缺乏对人类普遍的个体道德意识的书写，但夏志清对于现代中国处境之下，同时对个人与国家表达同样关切的“感时忧国”精神以及文学形式的讨论，仍然深具家国历史命运的同情。正是在此一讨论中，他自觉地将中国现代小说与以杜甫为代表的写实人道主义的文学精神和古典讽刺文学的传统建立了关联。其对以宣传为特点的左翼文学的贬低，实在与其对真诚与独立的文学价值的肯定有关。在其关于中国现代文学的讨论中，实际上包含着他对文学“现代”的肯定，以及对中西文化脉络中的现代小说价值的肯定，其间蕴含的是对于家国现代命运的关切。王德威在为夏志清的中文版《中国现代小说史》（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再版时所写的《重读夏志清教授〈中国现代小说史〉》中就颇具同感地指出：

我以为《小说史》的写成可以引导我们思考一系列更广义的文化及历史问题。这本书代表了50年代一位年轻的、专治西学的中国学者，如何因为战乱羁留海外，转而关注自己的文学传统，并思考文学、历史与国家间的关系。这本书也述说了一名浸润在西方理论——包括当时最前卫的“大传统”“新批评”等理论——的批评家，如何亟思将一己所学，验证于一极不同的文脉上。这本书更象征了世变之下，一个知识分子所作的现实决定：既然离家去国，他在异乡反而成为自己国家文化的代言人，并为母国文化添加了一层世界向度。最后，《小说史》的写成见证了离散及漂流（diaspora）的年代里，知识分子与作家共同的命运;历史残暴不可避免的改变了文学以及文学批评的经验。③

对王德威本人的学术实践来说，其念兹在兹的是重构“众声喧哗”的文学史面貌。无论其早期“没有晚清，何来五四”的“被压抑的现代性”命题，还是晚近对于“抒情现代性”以及“華语语系文学”的文学版图实践，都是为了打开时间、地理与文化的多元脉络，以“众声喧哗”来重构边缘与中心的固有关系，而以一种复杂的、运动的甚至暧昧的关系来容纳多元歧异的声音，建构一个模糊边缘与中心的包容性的文化中国。

从这个角度，王德威“被压抑的现代性”所指陈的三个不同方向：“（一）它代表一个文学传统内生生不息的创造力……然而‘五四以来，我们却将其归纳进腐朽不足观的传统之内。相比于此，以西学是尚的现代观念，几乎垄断了文学视野……（二）指的是‘五四以来的文学及文学史写作的自我检查及压抑现象……（三）亦泛指晚清、‘五四及30年代以来，种种不入（主）流的文艺实验。”“既名‘压抑，上述的诸般现象其实从未离我们远去，而是以不断渗透、挪移及变形的方式，幽幽述说着主流文学不能企及的欲望，回旋不已的冲动。这构成了中国现代文学另一种迷人的面向。”④以及透过《被压抑的现代性：晚清小说新论》中经由晚清狎邪、侠义公案、丑怪谴责和科幻奇谭四类小说的批评实践，王德威着力探寻晚清中国不同于五四以来单一启蒙/革命维度的欲望、正义、价值与知识的多元现代性向度，并在20世纪末的华语文学中重新发现其隐秘而持续的生命力。时隔一个世纪的遥远回望与浮出地表，正是王德威力图于文学的现代历史中探寻文化出路的努力， “中国文学正处于重新发现自我、让所有的声音皆可言传的开端，就仿佛逝去的20世纪在最后一刻终于从其痛苦的实验中领悟到，无须所谓的全盘革命或另起炉灶，中国文学已然踏上日新又新的进程，再次起步”。①

他关于“华语语系文学”的参与和书写实践，则是在全球的空间地理上，进行边缘与中心转移的一种策略。与史书美不将中国包含在华语语系文学的概念不同，王德威借用张爱玲的词汇“包括在外”，并透过文学选本的形式，编撰实践着以离散文学为主体的华语语系文学的版图建构，书写着另一种全球离散文化视野下的汉语文学史。在此期间，他讨论新加坡等不同区域的作家，并与大陆现代文学作家鲁迅、张爱玲进行遥相呼应，以重构不同空间华语文学之间的对话脉络。

王德威还在启蒙与革命之外，另创“抒情”一个维度，将普实克“抒情”与“史诗”的视野拓展为现代中国文化“启蒙”“革命”“抒情”三个相互关联的维度。他自述其旨要：

提议纳“抒情”为一种参数，对中国现代“启蒙”与“革命”两大范式重做检讨;亦即将二元论述三角化，关注“革命”“启蒙”“抒情”三者的联动关系。此处所谓“情”意指感情、人情、世情;是人性的七情六欲，也是历史的情境状态;是本然真实的存在，也是审时度势的能力。“启蒙”无论如何诉诸理性，需要想象力的无中生有;“革命”如果没有撼人心弦的诗情，无以让千万人生死相与。更要强调的是，20世纪的“抒情”话语总已扣紧时代的幽暗意识。②

王德威的目标，实际上是在“启蒙”与“革命”之间，对被压抑的“抒情”总是作为一种“扣紧时代的幽暗意识”而存在于“启蒙”与“革命”之中，因而实际上三者孰是中心孰是边缘的问题无形中被消解，这与王德威关于晚清现代性与华语语系文学对于边缘与中心的讨论策略是一致的。而实际上，在关于“抒情现代性”的一系列论述中，王德威的“抒情”的外延也不断扩展，几乎涵盖现代性的一切，使其自身难免自我消解（由于篇幅关系，这一问题将另文论述）。在《史诗时代的抒情声音（TheLyricalinEpicTime）》一书的引言中，他解释书名关于“时代”的英文单词“Time”：“除了指涉‘时间和‘时代，也指涉音乐的‘节奏。借此，我有意发挥此书有关声腔音调的母题，不仅描写一个时代种种抒情声音，更要探询这些抒情声音如何体现或颠覆了史诗的节奏和韵律。”③联系到书中论及胡兰成和江文也的时候所讨论的古典礼乐，关于抒情的声音与节奏，实际上还包含着“和而不同”的礼乐精神，而此正是与其“众声喧哗”的价值追求一以贯之。

王德威一代在新的批评理论的影响下，尤其在后现代、后殖民的解构视域和新历史主义的影响下，重构中国文学现代性的历史维度、空间维度以及文化维度，以完成边缘与中心对话甚至位移的新主体构建。这一新的主体性的变更和表述将海外中国现当代文学的主体性问题作为一个需要重新质疑的关键问题重新提了出来。如果说在此之前，中国现当代文学的主体性不外是在国族文学的范围内，认同何种书写传统的问题（五四—左翼传统还是日常生活叙事传统），一旦涉及“后殖民”“抒情传统”与“华语语系文学”等，则王德威这种“被压抑的现代性”的历史意识就具有了全新的主体性意识——一种对于身居海外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者的文化身份和文化政治的自觉意识。从而与立足于中国大陆从民族国家视野出发的现当代文学学科研究者之间必然产生立场上的冲突，这就不能只是进行简单的批判，而需要立足于全球华人离散的这一新的全球化语境下对问题复杂性的认知和理解的研究。

事实上，海外现当代文学学科的建构队伍，不仅有海外非华人学者和华人学者的差异，而且在华人学者内部，还存在来自港台的、大陆的、他国的华人学者之间的差异。这种差异不仅仅是一种地域和国籍这么简单，而往往带有不同的立场并由之所带来的学术视野和关注问题的差异。不同于从台湾移民的华人学者的“离散情结”，自上世纪80年代末中国大陆到海外求学或任职海外的华人学者而言，中国现当代文学的主体性仍然植根于五四—左翼—社会主义—后革命这一清晰的左翼文学和文化政治的文学系谱。不论是王斑的革命的崇高客体，还是备受争议和质疑的刘康的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美学谱系乃至于张旭东的后革命叙事，来自中国大陆的旅美学者念兹在兹的，恰恰是社会主义和革命的历史、记忆与创伤经验如何经由文学、美学与艺术迂回折中地成为后革命中国社会文化与书写的内在能量。唐小兵在《再解读：大众文艺与意识形态》的导言《我们怎样想象历史》中，就表明其“再解读”的意图，“‘大众文艺几十年间的权威和正统地位正是为了弥补‘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脆弱和艰难，而现在进行的对大众文艺的解读，以及新兴通俗文学对大众文艺的离叛和戏仿，都逐一地指示出一个以市场调节为关键的生产方式的形成到位”。①而张旭东对鲁迅以及毛泽东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的解读，甚至对后社会主义时期的作家如莫言、王安忆的持续关注，其关切点在于全球性时代中国文学的主体性表述以及社会主义主体性论题。

从这一意义上，海外华人学者“重写文学史”实践就具有了去国离乡“感时忧国”的存在論意义。

  结语

如果我们将视域从中国现代文学史的重写扩展到近百年海外华人学者在海外的文艺学术实践，则可发现，尽管中华民族内忧外患，华人学者于家国离乱之际散居世界各地，但华人学者仍立足于中华文化，挖掘中华文艺思想的世界价值，以之作为应对现代性、克服现代性危机的重要精神资源，展现了华人学者的文化自信和文化主体性;他们力图在对中国文艺理论及思想的阐发和研究中，构建中华文艺主体和另类现代性，力图突出中华文化主体;他们力图拓展世界华语文学研究，展现了世界中华文化主体建构的立场。因此，对华人学者所从事的中国文学和艺术的学术思想的整理与研究，要立足世界性视野下的中华文化主体性的视角，探寻海外华人学者在一百多年的历程中，如何着眼于中华美学和中华文艺的精神、话语、价值的主体性建构，他们如何在现代性的土壤中，探寻中华文艺思想的根源并将之开枝散叶，传衍开去。也即是，我们要从其文化和学术生存的具体语境中，去探寻海外华人学者对中华文艺思想主体建构的问题视域、价值开掘和积极意义。

另一方面，与中国本土学者相比，海外华人学者的中国文艺学术思想的文化主体性，又因为其“远取近观”的学术视野、多元身份构成及其特定的学术语境与策略的差异，显示出其内在的繁复和歧异，其中既有独特的“第三只眼”的发明与创造，也有话语迷误和陷阱，需要我们立足于中国文化主体性的视角，从中华文化复兴与中国精神确立的角度，力图从构建中国话语的视野，既肯定海外华人学者在传播、阐释和建构中华文艺主体性、中华美学主体性和中华文化主体性中的积极意义;同时，也要对其以西方理论、西方话语和西方价值作为参照系，对中国文艺理论话语和中国文学文本的批评实践中所出现的价值立场、阐释逻辑和理论话语中出现的问题进行批判性反思。尤其要特别注意其内蕴的消解民族国家立场和价值的倾向，从民族国家视野的中国文化主体性的角度进行深入的分析和评价，坚持在大是大非问题上立场坚定、旗帜鲜明、毫不含糊。

作为凝结世界各地华人的中华文化主体性，其内在的开放、多元的特质，与作为民族国家核心价值建构的中国文化主体性，两者有统一性，也有不同的内涵和功能，我们要在这一辩证性中深入地研究、辩证地分析和准确地评价海外华人学者的理论贡献与陷阱迷误。

作者简介：

郑焕钊，广东潮州人，文学博士，讲师，暨南大学中文系文艺学教研室主任。主要从事梁启超与近代文学思想、海外汉学、网络文艺、影视文化和文化产业的教学和研究。著有《诗教传统的历史中介》（专著）、《文化视野中的文艺研究与边界拓展》（副主编）等，独立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广东省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和广州市社科基金各一项，并参与国家和省部级项目多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