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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写文学史”的海外经验

2019-02-13郑焕钊

广州文艺 2019年1期
关键词:文化

一

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1961年出版)是欧美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的开山和奠基之作,它所产生的影响和引起的争议,在海外中国现代文学中至今仍无人能及。《小说史》的开创意义主要在两个方面:第一,它开启了一种不同于当时中国大陆的新民主革命框架视野下的文学史的写作方式。在此之前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于1951年出版上卷,1953年下卷出版,成为第一部系统的、权威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与之不同,《小说史》初版序言中道明宗旨,“无意成为政治、社会学或经济学研究的附庸。文学史家的首要任务是发掘、品评杰作。如果他仅视文学为一个时代文化、政治反映的镜像,他其实已失去了对文学及其他领域的学者的作用”。该书力图以现代作家的“感时忧国”为线索,发源自于“新批评”与“利维斯传统”的道德人性批评构成了该书最为重要的思想框架。对审美形式的重视并将“道德细察”作为内在的述史思路,使得该书与《史稿》所遵循的政治性与思想性的标准不同,重视对现代小说审美的讨论,尤其经常将中国作家的文学特质与西方作家进行比较性阅读。更为重要的是,《小说史》注重对小说中的中国现代道德人性的分析。第二,对张爱玲、钱钟书和沈从文等作家的独特发现。《小说史》对文学史的重写,在很大程度上动摇了现代文学史以“鲁郭茅巴老曹”为代表的经典序列,夏志清对张爱玲、钱钟书和沈从文等在革命史叙述下被遮蔽的现代文学重要作家的重新发现,不仅构成了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的一条重要的脉络,而且极大改写了中国现代文学的版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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