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写文学史”是1980年代一股重要的文学思潮，最重要的代表是1985年陈平原、钱理群、黄子平提出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理论和陈思和、王晓明1988年在《上海文论》杂志上主持的专栏，他们提出以崭新的价值体系和审美标准对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已有定评的作家作品和文学现象作出质疑的探寻和多元的阐释。这股思潮与1980年代诸多社会文化思潮拥有共同的价值指向，通过现代化立场重写文学史，以应对时代变革带来的文化更新任务。事实上，“重写文学史”并不是孤立事件，而是在不同时代一直在发生的重新修史行为。因为，我们始终存在着两种不同的“文学史”：一是纷繁复杂、丰富纵深的文学发展历程本身，一是由史家基于一定的史观立场、史述范式和书写方法呈现出来的文学史著。人们往往相信存在着一个如实记录文学发展全貌的“文学史”，这也是人们信任文学史权威性的心理前提，可是人们所能看到的只是史著形态的文学史，新历史主义甚至据此认为历史只是作为一种文学叙事存在。必须承认，历史具有某种程度的“叙事性”，这意味着史家在努力靠近真实的过程中依然不可能免于受到主流时代思潮、教育体制、知识范型以至个人知识立场、修养趣味等因素或隐或现的渗透。随着时代文化转型，人们往往会发现上一时代的史述并不能真切回应现时代的文化立场、关切和焦虑。如此，“重写文学史”就必然是一个不断发生的文学事件。

以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为例，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其事实上已经经历了多次重写。黄修己先生指出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存在着“进化论的阐释体系”“阶级论的阐释体系”“启蒙论的阐释体系”等不同阐释体系。李杨则以“中国新文学大系”、王瑶《中国新文学史稿》和1980年代重写文学史思潮为对象，指出了文学史书写范式从进化论范式到新民主主义论范式到现代化史论范式的转变。到了1990年代，洪子诚撰写《中国当代文学史》时，则自觉地与阶级论的阐释体系及启蒙论的阐释体系对话，从而建构了一种以建构论为方法、以启蒙论为价值立场的崭新文学史型构。洪子诚的文学史在获得巨大肯定和声誉的同时，也受到了来自更新文学史书写范式的挑战：其一是李杨、蔡翔、贺桂梅等人的新左文学史范式，其一则是王德威《新编哈佛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后现代星座图文学史范式。这意味着没有任何一个重写的结果会永远权威下去，永恒的可能是“重写”本身。

本期邀请郑润良、郑焕钊二位评论家从不同角度对此话题贡献高论。郑焕钊的文章关注“重写文学史”的海外经验，深入细致地展示了从夏志清、李欧梵到王德威、唐小兵的海外文学史研究理路，并对其进行深入浅出、切中肯綮的评述。郑焕钊目光如炬地透视了海外文学史研究的思想理论资源：“海外‘重写文学史具有鲜明的文化研究的色彩”，其研究“力图在大文化自身的演变逻辑中，在多元复杂的关系中来重建文学自身的生长关系。在政治、社会、历史、文化、个体与文学的多维关系中，来建构中国现代文学的动态模式，揭露中国现代文学生成的复杂机制。这正是其往往能够熔炉各种西方理论于文化研究的视域之内，对一元化叙史模式进行质疑与解构，極大地释放历史叙事的丰富空间，并因而深具解构色彩的根本原因”。郑文还指出海外华人学者对中国现代文学史的重写“与其自身所具有的文化身份意识具有重要的关联”，并辩证地指出“作为凝结世界各地华人的中华文化主体性，其内在的开放、多元的特质，与作为民族国家核心价值建构的中国文化主体性，两者有统一性，也有不同的内涵和功能，我们要在这一辩证性中深入地研究、辩证地分析和准确地评价海外华人学者的理论贡献与陷阱迷误”。郑润良文章则剖析1990年代新的“重写文学史”实践中的史述观念。对区别于“进化论阐释体系”“新民主主义阐释体系”和“启蒙论阐释体系”的新左文学史话语的构成、内涵和背景进行深入剖析，并特别推举南帆所主张的“关系主义文学史观”：“关系主义文学史观着眼于文学史的结构、因素、关系，强调文学史的本土结构的特殊性”，“关系主义文学史观力图修复当代文学史及相关的当代历史的复杂纹理，目的在于为我们理解中国现代性的复杂脉络或者说中国经验的复杂性提供一份更为可靠的证词”。

面对不断发生的“重写文学史”实践，或许未来的当代文学史将不再命名为“当代文学史”，已发生变化的文学情境和历史诉求也要求构造当代文学新的史述。或许我们不是去确认哪种“重写”是最好的重写，而是思考一些尚未解决的问题：其一，面对“历史本质”的异代建构，重写者该以什么样的学术立场和方法去捍卫“当代性”的中立性？其二，如果说文学史研究倾向于客观化、学术化的话，那么书写主体的价值立场该在何种程度上被容留。其三，面对急剧变化的时代和知识转型，文学史写作主体该以何种学术状态和修为去转化时代的挑战和营养。这或许是“重写”和“文学史”对我们提出的持久拷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