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0年7月直皖战争之后，直、奉两系一度共同操控北京中央政权却各怀心机，同床异梦。1922年5月打败奉张之后，直系得以单独控制中央政权。两个时段相加，直系参与或独自掌控北京政府，历时4年有余。这期间，国际形势经历重大变化。一方面，美国提倡的“和平主义”在世界范围弥漫；另一方面，日本借助巴黎和会外交所得，步步紧逼，大肆扩张，掠夺中国权益，侵华野心继“二十一条”提出之后进一步暴露，成为中国最危险的敌人。(1)1923年3月10日，署理外交总长黄郛指出：“在现今形势下，当推进和平已成为普遍的原则与趋势，当世界上所有国家均在热烈追求自由公正原则之时，横跨在发展中日正常友谊和关系道路上的最大障碍是日本强加给中国的条约和1915年5月25日交换的备忘录的存在。”参见The Secretary of State to the Charge' in Japan (Wilson)， No.174， Washington， March 27， Enclose 1， Papers Relating to th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Hereafter as FRUS)， Vol.1， Washington: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23， p.827.由此激起中国反日民族主义高涨，同时激化了英、美、日、俄在华利益争夺，美、英开始在共同利益驱使下结盟，共谋远东战略及如何对付日本在中国扩张等问题。以此为依托，直系控制的北京政府旗帜鲜明地实施“联美制日”外交，(2)需要说明的是，外交是国家行为，本文中出现的“直系‘联美制日’外交”表述，实为直系控制的北京政府的外交，意在区别同期皖系联日、奉系与日俄周旋、南方联俄的“外交”。此乃技术处理，非不知外交为国家行为也。得到美国及正与美国结盟的英国的响应，在抵制日本拓展侵华势力方面取得一系列积极外交成果，却因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中失败，戛然终止。

对于北洋外交，研究者历来十分重视。不过或许是沿袭1920年代“大革命”以来反帝、反军阀的传统，很长一段时间内，国内的北洋外交史研究都带有鲜明的革命色彩，认为列强与军阀相互勾结，造成北洋时期中国政治混乱，国际地位低下，为列强侵华提供了便利条件。对直系控制北京政权期间的“联美制日”外交，早期研究者也大多循此思路，持完全否定态度。这类研究揭示了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中国的共同本质，有其理据，却未注意到不同军阀控制中央政权时期外交路线的选择差异及不同“帝国主义”国家对华政策的区别，存在明显的认识偏颇。

从1978年开始，先是国外史学界，随后国内学者接踵而至，对北洋时期中国外交作了新的探索，针对既有研究中的偏颇，推出大量有较高学术水准和研究价值的成果，(3)参阅Odoric Y. K. Wou， Militarism in Modern China， the Career of Wu P'ei-fu， 1916-1939， Kent: W. M. Dawson & Sons Ltd.， 1978， 该书列有专章讨论直系与英美的关系；章伯锋：《皖系军阀与日本》，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孔庆山：《华盛顿会议与美国对华政策》，中美关系史丛书编辑委员会、复旦大学历史系编：《中美关系史论文集》第二辑，重庆：重庆出版社，1988年；陶文钊：《中美关系史》上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该书第三章第一节专门讨论“美国与直系军阀”，得出直系曾经联络美国，执行亲英、美路线，美国为抵制日本扩张，保护其在华利益，也曾支持直系军阀，但支持力度有限的结论；张北根：《1919年至1922年间英国与北京政府的关系》，北京：文津出版社，2005年；唐启华：《北洋外交与“凡尔赛-华盛顿体系”》、金光耀：《外交系初探》，金光耀等主编：《北洋时期的中国外交》，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年。极大改变了以往学界基于“革命史范式”对北洋外交所作研究，奠定了这一研究领域事实辩证与问题阐释的全新基础。然而，可能是受研究中预设目标与文献资料的制约，这些堪称优秀的研究成果在弥补既有研究缺陷的同时，也存在某些不足。其中最突出的表现是，对直系控制北京政府时期推进的“联美制日”外交缺乏深入细致的专题研究，给北洋外交史的完整书写留下缺憾。

本文拟依据中外历史文献，在把握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国际政治变化总趋势及权衡中国敌国外患轻重缓急的前提下，梳理并诠释直系“联美制日”外交政策的酝酿形成、运作及实践效果，对直系控制的北京政府“联美制日”外交失败的原因，从中、美、英、日多国因素交互作用的角度进行解析，以期对既有的北洋外交史研究有所补正。

一、“联美制日”外交的国际政治依据

讨论这一问题须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国际关系尤其是远东国际关系有基本认知。以往学者论此，多聚焦巴黎和会及华盛顿会议这两次国际“和平会议”对中国“不和平”的一面，相对忽略战后国际关系中对中国抵制日本侵略有利的因素。如众所知，战后因苏俄出现，以不平等条约为存在依据的外国在华势力不复为一个整体。德国战败及法国对德国鲁尔地区的占领，导致英、美等国提出“道威斯计划”以处置德国，同时起到制约法国的作用，传统以英法德美为主体的“西方”出现分裂。当时在华争夺之列国，“大抵英美为一团，日法为一团，俄国则异军突起，另造一特殊地位”。(4)政之：《世界大势之逆转与中国之国际环境》，《国闻周报》第2卷第2期，1925年，第1-2页。这一局面看似错综复杂，牵扯众多国家，但构成战后列强在华冲突主要内容的则是日、美之间的争夺。

美、日冲突由来已久。20世纪初，两国曾在菲律宾发生激烈的利益之争，几乎到了战争边缘。1909年，李荷玛在《无知之勇敢》一书中预言：“这个共和国(指美国)和日本正在相互逼近，战争势必一触即发，但一方对此粗心大意，一方却是早有预谋。”甚至在日本海军学院任教、曾认为日美之间不会有战争的詹姆斯·F·艾博特也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他说：“如果我们对欧洲大战的预测一笑置之是完全错误的话，我们对即将到来的美日冲突不予理会，难道是完全正确的吗？”(5)以上引文参见罗伊·沃森·柯里：《伍德罗·威尔逊与远东政策(1913—1921)》，张玮瑛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4年，第123-124页。可见美、日冲突很早便引起有识之士的高度关注。

中华民国建立后，因政制转型，新的权势重心未能形成，国家被严重弱化，各国在华争夺益趋激烈，美、日冲突升级，美国在远东及太平洋地区的关注重心也从菲律宾群岛转至中国。日本与美国利益不能协调，是列强在华争夺的症结所在。日本在经济上虽将中国东北三省作为根据地，却不以此为满足，在华南和长江流域与英国发生利益冲突，在北部“政治中心”地区则与美国是“死敌”。激烈的在华竞争使德国人扎尔茨蔓(Erich von Salzmann)得出与李荷玛几乎同样的“日美之间肯定要发生战争”的认知。(6)《颜惠庆日记》第2卷，上海市档案馆译，1925年6月10日，北京：档案出版社，1996年，第239页。芮恩施(P. S. Reinsch)在“一战”之后曾预言：“如果真的会有新的世界大战，那一定是在中国爆发。”(7)芮恩施：《一个美国外交官使华记》，李抱宏、盛震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250页。对此，置身利益关系之中的国人也有着清楚的认知。中共早期领导人赵世炎就注意到：日、美两国在诸如移民及中国问题上的矛盾日益尖锐，“几年以来曾经有好几次的显露冲突，常引起世人所谓‘太平洋上之大战的幻想’”。参见士炎：《国际情势与中国时局》，《政治生活》第22期，1924年11月23日。赵世炎的分析与芮恩施在一战之后的预言，不谋而合。所谓在中国爆发的“世界大战”，指的就是以美日为对抗主角的世界大战。日本方面也有同样的认知。1921年日本海军上将佐藤在《如果日本与美国发生战争》一书中指出，日本帝国无论就地理和历史来说，都负有使用一切手段在大陆求得发展的使命，日本只有把自己的根渗入到大陆才能生存，否则就必然死亡，但美国却要砍掉这些根，企图取日本而代之，对此日本决不能容忍。佐藤据此预言，日、美两国将会发生战争。(8)茹科夫主编：《远东国际关系史(1840—1949)》，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59年，第341页。驻英公使顾维钧在致外交部的电文中，称英国外相认为，“美、日交战之说”虽属过虑，“惟彼此之误会疑虑确系不少”，值得认真对待。参见《收驻英顾公使五日电》，民国十年七月八日，北洋政府外交部档案，馆藏号03-39-001-01-002，台湾中研院近史所档案馆藏。

在冲突日渐升级的背景下，美国对日本在华的一举一动保持高度警惕。日本提出“二十一条”之初，美国驻华公使芮恩施曾主动与中国政府商量应对。美国政府发出照会，宣称对于“二十一条”，“其中凡有损美国及其公民在中国的条约权力，和中华民国的政治及领土完整，或有关中国通称为‘门户开放’的过激政策者，一概拒绝承认”。(9)骆惠敏编：《清末民初政情内幕：泰晤士报驻北京记者袁世凯政治顾问乔·厄·莫理循书信集(1912—1920)》下卷，刘桂梁等译，上海：知识出版社，1986年，第812-813页。以下略作《莫理循书信集(1912—1920)》。英国公使朱尔典对日本的行径也极为不满，认为长此下去，“英国一世纪来在远东之所经营将尽付东流”。由于美、英的关注，“二十一条”正式递交中国后，“袁总统曾召美、英两使前往协商”，谋求应对。(10)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6)，北京：三联书店，1980年，第256、288-291页。芮恩施在回忆录中引用的一段反映美国舆论的文字，很能说明美国对日本的外交立场：“欧战胜利的一部分是由美国人用生命换来的，如果胜利的一个结果是日本在中国权利的扩张，而这样的扩张又是一个君主制度和帝国主义的外国对中国统治的加强，这是不能容忍的。这一结果本身就是对美国竭尽其全部资源同德国作战目的的完全否定。”(11)芮恩施：《一个美国外交官使华记》，第255页。

基于维护自身利益及坚持固有价值理念的立场，华盛顿会议前夕，美国远东国际问题顾问和专家得出一致结论，认为远东和平与稳定在于支持中国的统一与独立，强大的中国是远东稳定的基本因素，符合美国的长远战略利益，日本对华侵略必将危及美国的国家安全。(12)Robert Dayer， Bankers and Diplomats in China 1917-1925， London: Frank Cass， 1981， pp.106， 121. 转引自中美关系史丛书编辑委员会、复旦大学历史系编：《中美关系史论文集》第二辑，第200页。华盛顿会议期间，美日之争更趋激烈。对美国来说，华会一项重要议题就是通过缔结《四国公约》终止“英日同盟”。美国不能容忍日本在远东侵略扩张，强烈反对英日续盟，英国也有限制日本海军军备和在远东尤其是在华势力扩张的需要，战后重新审视国际关系，选择交好美国的政策。(13)英国首相劳合·乔治(David Lloyd George)表示：“美民怀抱与英民为最切近，是与美协商，通力合作，事出天性。……英对远东及太平洋之政策，帝国会议以为，世界和平，惟美是赖，故首宜与美协力进行。”参见《太平洋会议英首相宣言事》，民国十年七月十四日，北洋政府外交部档案，馆藏号03-39-001-02-002，台湾中研院近史所档案馆藏。华会结束不久英国政府决定实施一项在新加坡修建一流海军基地的长期计划，就被认为是针对日本野心设置的障碍。(14)E·H·卡尔：《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国际关系(1919—1939)》，徐蓝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年，第123页。由于美、英结盟，加之法、意“于太平洋关系微浅”，致使日本人感觉到，日本在华会上“已立于被告地位，其余列强则俨然裁判官也”。(15)《国务院密函一件(关于白坚呈请召集国民外交大会条陈抄录原件请核酌办理由)》，民国十年八月二十一日，北洋政府外交部档案，馆藏号03-39-009-01-001，台湾中研院近史所档案馆藏。

1922年2月6日，《九国公约》正式签署。华盛顿会议关于远东问题议决案第一条明确强调：“尊重中国之主权与独立暨领土与行政之完整；给予中国完全无碍之机会以发展并维持一有力巩固之政府。”(16)《华盛顿会议关于远东问题之条约及议决案》(1922年2月6日)，王建朗主编：《中华民国时期外交文献汇编(1911—1949)》第4卷上，北京：中华书局，2015年，第202页。这一决议，带有支持中国建立并维持“有力巩固之政府”及抵御日本侵略中国、破坏中国“主权与独立暨领土与行政之完整”双重含义。虽然日本当时处于大正时代，军国主义尚未恶性膨胀，日本政府代表也在该议案签字，但其侵略中国的一贯立场始终没有改变。因而由美国主导制定的《九国公约》，对于遏制日本，作用不可低估。关于华盛顿会议，鲍威尔有一段十分中肯的评论，他指出，华盛顿会议的中心文件《九国公约》后来以“中国自由宪章”而闻名，原因在于“它结束了日本和欧洲梦寐以求的‘势力范围’原则，这一原则在四分之一以上的岁月中，一直构成对中国的严重威胁和宰割”。(17)《鲍威尔对华回忆录》，邢建榕等译，上海：知识出版社，1994年，第78页。

美国外交与内政互为表里，在民主党执政时代，体现出明显的反传统倾向。作为美国总统，威尔逊的目的是要建立一种全新的国际秩序，故需对现存秩序进行变革。从威尔逊担任总统期间的思想倾向看，一种被界定为“进步主义”(Progressivism)的政治思想表现得异常明显。威尔逊就任总统后宣布的政策纲领为“新自由”，内涵包括在立法中清除特殊利益影响，消除华尔街金融大亨对信贷的控制，在经济生活中尽可能恢复自由竞争，以及建立有效的行政体制等。这种体现了行政集权以及政府干预经济的主张旨在调和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威尔逊在1887年撰写的《社会主义和民主》鲜明体现了两种思想的融合，其理论外衣为正在美国时兴的“进步主义”，实质则是“现代自由主义”。(18)The Papers of Woodrows Wilson， Link Arthurs， ed.，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Vol.5， pp.559-562. 另可参阅俞沂暄：《国际秩序转变背景下的威尔逊主义：起源、政策和影响》，博士学位论文，复旦大学历史学系，2003年，第39页。

从这一思想语境观察，由美国主导的对日本的抵制，具有西方民主国家抵制作为一股国际政治暗流正在兴起的军国主义的含义，盖“现代自由主义”与日本的侵略扩张政策损害所在国家利益、妨碍其趋向“自由”与“进步”的行为是水火不容的。日本提出旨在独占中国的“二十一条”后，哈佛大学校长爱里欧(Dr. Elliot)对日本首相大隈重信表示，目前的欧洲战争乃军国主义与自由主义之争，德国代表军国主义之侵略政策，英国代表自由主义。德国之军国主义，对别国加以危害，同时对本国人民亦予危害。而日本对中国实施的政策，纯然军事及政治侵略，“日本要求之事项，殆等于征服全中国”。(19)《华盛顿会议关于远东问题之条约及议决案》(1922年2月6日)，王建朗主编：《中华民国时期外交文献汇编(1911—1949)》第4卷上，第300页。巴黎和会期间，美国代表团成员之一布利斯将军在给威尔逊的一封信中指出，“如果我们支持日本(对山东问题)的要求，我们就放弃了中国的民主，而任随普鲁士式的日本军国主义去统治中国”。(20)Ge-zay Wood， The Shantung Question： A Study in Diplomacy and World Politics， New York: Fleming H. Revel Company， 1922， pp.337-339. 转引自陶文钊：《中美关系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29页。这种将日本对华侵略等同于德国“军国主义路线”，而将美、英的政策视为“自由主义路线”的认知，与美国进步主义思潮合拍，对应欧战后国际关系变化的实际，应当成为判断美国与日本在远东竞争性质的重要依据。

与美国的“现代自由主义”形成鲜明对照，日本则表现出赤裸裸的对外侵略野心。日本提出旨在独占中国的“二十一条”，很大程度上是利用了中国在推翻清朝统治之初政制转型过程中出现的混乱局面。袁世凯执政后，如何处理中日关系问题被提上议程。莫理循(G. E. Morrison)认为：“自1894—1895年中日战争之后，袁世凯多年以来一直是中国方面最坚决反对日本的人。”(21)《致达·狄·布拉姆函》(1913年2月18日)，骆惠敏编：《莫理循书信集(1912—1920)》下卷，第94页。芮恩施特别注意到，“袁世凯常常对日本表示敌意”。但镇压各地反袁武装力量的现实需要使日本看到了攫取中国利益的机会，“二十一条”遂乘机抛出。对此，日本驻华公使曾使用了一个迅速传遍远东的明喻，“他绘声绘色地说：‘目前世界危机将迫使我国政府采取影响深远的行动。当珠宝店着了火的时候，要住在珠宝店附近的人不去拿几个珠宝，是办不到的。’”(22)芮恩施：《一个美国外交官使华记》，第40页。其实日本岂止是趁火打劫图占便宜的邻居，事实表明，放火烧店及入室盗窃者都是日本人，其对中国国家利益的危害，远甚其他列强。

过去研究欧战后的远东国际关系史，惑于大正时代日本表面“尚文”，往往忽略日本对中国的根本威胁，片面强调“蓝辛-石井协定”和“英日同盟”，视为美、英与日本勾结、损害中国利益的明证。巴黎和会之后，中国虽一度发生“排日运动”，但很快就被反对英、美“出卖”中国利益的运动所取代，似乎也为这一研究取向的“合理性”提供了历史证据。但这种认知是存在问题的。毋庸讳言，美、英两国曾有助纣为虐的行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因各种复杂原因，实施“绥靖”政策，放任日本在华扩张。英国也因卷入欧战，无力东顾，与日本妥协，结成暂时同盟。两国的“绥靖”政策一度助长了日本的侵华野心，对中国构成严重伤害。但“绥靖”仅是权宜之策，并未消解美、英与日本的矛盾。华盛顿会议前后，美、英两国迅速修改对日政策。(23)1921年8月，美国新任驻华公使舒尔曼到南京，与督军齐燮元“密谈”。该公使云，“此次太平洋会议，彼国对于中国极端表示好意，无不竭力维持，届时我国派员莅会，勿提琐屑问题，务须就大者远者提出谈判，如满洲山东两问题及其他重大问题等”，“彼国必当主持公道，力为赞助，决不令某国独占优胜”。燮元当询谓“颇闻日英密为勾结，希图破坏我两国之主张，有无防备”，该使答谓“美国现已设法打消，不足为虑”等语。参见《府交江苏督军电一件：接见美国新任驻华公使谈话情形》，民国十年八月三十日，北洋政府外交部档案，馆藏号03-39-015-02-020，台湾中研院近史所档案馆藏。华会的一项重要成果就是废除“蓝辛-石井协定”和终止“英日同盟”，为对付日本，美、英结成新同盟关系。(24)信夫淳平：《国际纷争与国际联盟》，萨孟武译，北平：商务印书馆，1928年，第47-48页。对此，日本极为沮丧，日本代表向英国代表发泄说：“你们给(英日)同盟安排了盛大的葬礼。”(25)杨公素：《中华民国外交简史》，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89页。从日本代表的不满，可以看出日本与英、美关系的变化。

不仅如此，美、英还通过共同施压，迫使日本同意美、英、日三国的海军舰艇吨位数限制在5∶5∶3的比例，即英、美两国舰艇吨位同等，而日本不能超过英、美两国中任何一国的60%。(26)《华会开会美总统致开会词及英代表推美外相为主席等事》，民国十二年八月二十九日，北洋政府外交部档案，馆藏号03-39-023-03-002，台湾中研院近史所档案馆藏。日本最初曾强调，“最小限度须坚持日、美两国海军力有十与七之比率”，“力图极东优先权，并保持既成事实”，因美、英压力，被迫让步，接受限制。参见《限制海军事：驻日本胡公使电》《限制军备事》，民国十年十一月，北洋政府外交部档案，馆藏号03-39-023-03-005、03-39-023-03-004，台湾中研院近史所档案馆藏。这对日本在太平洋上的扩张无疑是一大限制。值得注意的是，在华会议程之外，还有一个文件也在华盛顿签订，尽管它不是会议正式议程的一部分，却是在美、英代表的压迫下达成的。在这个由日本和中国单独签订的协定中，日本同意将《凡尔赛条约》中德国让与它的胶州湾领土归还给中国。对此，英国学者卡尔评论说：“迫于坚定的英-美联合阵线以及世界舆论的道义压力，日本被迫接受了这样的结果，这即使不是一个公开的失败，无论如何也是对它的野心的严重抑制。日本被说服放弃了它在中国大陆的唯一战利品。”通过华盛顿会议，日本对中国领土完整及对英、美在太平洋上海军优势地位的威胁暂时解除。虽然日本对此并不甘心，远东形势的不稳定因素仍然存在，“但是感谢华盛顿会议，它把这种未定的形势保持了几乎整整十年”。(27)E·H·卡尔：《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国际关系(1919—1939)》，第16页。旨在约束日本的《四国公约》有效期为十年，由于该条约的限制，加之对日本军备的限制，中国赢得了近十年的发展时间。参见《收美京顾、施、王代表电：四国条约四条事》，民国十年十二月十一日，北洋政府外交部档案，馆藏号03-39-026-02-003，台湾中研院近史所档案馆藏。

一战之后国际关系的变化表明，在日本已成中国国家命运最大威胁的背景下，中国实施“联美制日”外交路线是明智选择。1917年2月，美国与德国断交并准备联络英、法对德、奥宣战，希望中国与美国一致行动。受聘担任中国政府顾问的莫理循敏锐意识到美国这一邀请对中国的重大意义，他说：“我实在渴望中国别错过这项机会，加入今后行将掌握世界命运的国家行列。为此，我全力以赴劝告当局，毫不犹豫地接受由美国提供的大好机会。”莫理循眼光非凡，在他看来，美、英等国“行将掌握世界命运”，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加入其阵营，对抵抗日本侵略，维护国家民族当下利益和未来命运，乃是“天赐良机”，“是中国从未得到过的最好机会”，绝不应该轻易错过。(28)《致刁作谦函》(1917年2月7日)，骆惠敏编：《莫理循书信集(1912—1920)》下卷，第614页。美国驻华公使芮恩施甚至将加入协约国集团看成是“中国得救之路”。(29)骆惠敏编：《莫理循书信集(1912—1920)》下卷，第617、719页。芮氏之言，虽不免夸大外力作用，却也客观指出了中国命运的一线转机。以后20余年中国遭遇日本侵略的历史，证明了“联美制日”外交的价值与意义。

二、“联美制日”外交路线的确立与美方因应

“联美制日”外交主张大约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提出。由于德国实施无限制潜艇战，美国对德宣战，希望中国与其一致行动。当时英、法、美、日、俄“均与德为敌，胜败之势已属瞭然”，(30)章宗祥：《东京之三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辑组编：《近代史资料》总第38号，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25页。中国朝野上下参战呼声高涨，却因府、院相争，引发政潮，无以决策。迨张勋拥溥仪复辟失败，北京政府由直系领袖冯国璋代理总统，由皖系领袖段祺瑞担任国务总理，日、美两国遂分别从各自立场游说双方。

倾向直系外交立场的驻美公使顾维钧提出“助美入战”而不加入国际联盟，以抵制日本侵略的主张。其基本思路是，“日本经国大政，在谋操纵中国，欧战实其千载良机。大隈迫胁于先，寺内甘诱以继，凡我有所主张，无论其先反对或即赞成，而均有利用之手续在；若我竟入联盟，彼方可以联盟名义，借口助我作战，在我内部擅自行动，迫我允从一切，将以我为日俄战时之朝鲜，而遂其操纵中国之志”。“助美入战”则明显不同，因美国于我无所求，且能真诚助我，若我“助美入战”，不仅可以壮大协约国声势，战后中国国际地位也能提高。顾维钧特别以传统“远交近攻”之说解释对日美的外交，称“远交美尚足以制近逼之日本”。(31)顾维钧论证说：“我助美战，与美各自处于第三交战团之地位，彼时联邦国须我帮助，允否在我，是我入战后，不受人迫，仍保行动之自由，其利一。联邦国望我加入原为己计，我若听之，义务必重，而权利未必多，观于希望三款尚难邀允，已可想见。美之于我，不独无所求，且有能力与志愿以为我助，即如经济一端，美外部前亦言及，其利二。日之于我，野心不戢，终必思动，我若加入联盟，而彼在中国有所举动，其时英、法等国碍于同盟，不便遽行干涉，况自顾岌岌，更无余力助我。若我助美入战，于联邦国方面声势颇大，战后于国际上势力必更见扩充。最近美国总统宣言，亦谓美国此后须操世界政策，是其拟于战后，在国际上大有为，已可预料，我助彼作战，将来国交上获益实属不浅，其利四。”参见《顾维钧致国务总理等函》(1917年4月12日)，《美国对中国参战的态度》，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辑组编：《近代史资料》总38号，第184-186页。参战问题虽最终走上段祺瑞等人依托日本的方向，但直系“联美制日”的外交主张已阐释得十分清楚。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远东形势发生变化，日本对中国的威胁与日俱增，美国因倡导和平主义，成为制约日本的重要国际政治力量。为抵御日本侵略，直系通过排斥以张作霖为后台且与日本多所瓜葛的交通系首领梁士诒，促使北京政府旗帜鲜明地实施联络美、英为主导的西方国家的外交路线。1920年9月23日，北京政府颁布大总统令，宣布中国外交将“视协商(约)国之趋向为准”。(32)《中华民国大总统令》(1920年9月23日)，王建朗主编：《中华民国时期外交文献汇编(1911—1949)》第3卷上，第72-73页。驻美公使顾维钧亦明确表示，中国对外政策，“与美及协约一致”。(33)《顾维钧致外交部》(1920年10月1日)，王建朗主编：《中华民国时期外交文献汇编(1911—1949)》第3卷上，第79页。由于美、英在协约诸国中居主导地位，北京政府的“联美制日”外交已现雏形。

直系主张“联美制日”多少结合了对美国国内政治因素变化的考量。巴黎和会期间，美国民主党执政，在山东问题上，意存绥靖。1918年中期选举后，以洛奇(Henry C. Lodge)为首的共和党人控制参议院，该党对“国联”计划不感兴趣，但对中国的国际处境抱有同情，对威尔逊在山东问题上的表现多所批评。1920年11月美国大选结果揭晓，共和党领袖哈定将出任新一届美国总统。直系任用的外交家由此看到新的希望，顾维钧在致外交部的电文中指出：“美国共和党，攻击和会解决山东问题之办法甚力，现在该党选举得胜，据政界要人看法，不久美可入会。届时提出(山东问题)，乃免孤立无援。”(34)《顾维钧致外交部》(1920年11月5日)，王建朗主编：《中华民国时期外交文献汇编(1911—1949)》第2卷上，第272页。虽然顾氏对美国共和党在“选战”中表示的立场与实际执政后立场差异的判断未必准确，但他预见到哈定当选美国总统后，山东问题的形势会有所改变，主张因而用之，仍具一定的前瞻性。(35)江西省议会第二届省议员朱士芳在给中国华会代表颜惠庆的函中谈华会山东问题，也特别提到美国政治的变化对中国是有利条件。朱氏主张中国方面坚持两端：一、废止二十一条，二、山东无条件交还。说颜惠庆“将为我国出席之正代表，又值美国赞诩我国之共和党秉政，先生如持此外交态度以资应付，内可以得国民大多数之同情，外亦可以应合美英法意等列强之心理”。参见《朱士芳华会关于鲁案事宜答复日人正当方法二端请鉴察由》，民国十年九月十四日，北洋政府外交部档案，馆藏号03-39-016-02-013，台湾中研院近史所档案馆藏。

有此认知，华盛顿会议期间，北京政府“联美制日”的外交倾向表露无遗，选派出席华会的中国代表施肇基、顾维钧、王宠惠都被认为是亲美外交家，中国驻外公使也大多主张借华会之机，联美制日。驻西班牙公使刘崇杰致电外交部讨论华会事，认为该会“美为主动，自当以彼为衡”，“我国提案范围，似应先与美国切实接洽，对英外交，并力进行，届时折冲，方有成算”。(36)《驻日斯巴尼亚公使刘崇杰太平洋会议意见事》，民国十年八月十日，北洋政府外交部档案，馆藏号03-39-006-01-016，台湾中研院近史所档案馆藏。中国驻瑞典公使章祖申在致外交部的电文中指出，华会召开在即，英国态度倾向美国，若英、美一致，日本或当改变方针。我国亟宜联络英、美，所有拟提之问题，“应先与英、美密为接洽，庶开会时可得赞助。而于未开会前与英、美当局接洽一切，尤为要着”。(37)《驻瑞章公使二十九日电(复十八日电)》，民国十年七月二十九日，北洋政府外交部档案，馆藏号03-39-006-01-014，台湾中研院近史所档案馆藏。在回复外交部的电文中，驻意公使唐在复甚至提出，关于满蒙鲁各端，中国可与美国“先行签定成约，彼此遵守，则到会方有把握，否则无论如何筹备，恐仍受列国支配，难期收效”。(38)《驻义唐公使复外交部十八日电》，民国十年七月，北洋政府外交部档案，馆藏号03-39-006-01-015，台湾中研院近史所档案馆藏。中国驻瑞士公使汪荣宝提出，鉴于日本为华会“多方运动”，中国也应“早向英、美接洽”。(39)《汪荣宝来电》(1921年7月20日)，王建朗主编：《中华民国时期外交文献汇编(1911—1949)》第2卷上，第289页。汪氏曾留学日本，尚且主张与英、美接洽以防范日本，可见直系控制的北京政府在外交上推进“联美制日”路线，认识已趋向一致。

为利用华会抵制日本，北京政府外交部于1921年10月31日向出席华会的中国代表团发出“代表训条”及附件，附件包括答复他国提案等内容。其中提示为“重要提案”者包括：1.英日续盟问题，应设法让他国提出；2.取消势力范围，否认特殊利益；3.取消蓝辛-石井宣言及其他类似条约协定；4.与会国共订公断条约。外交部特别强调，在上列4条中国提案中，“取消英日续盟”最为重要。(40)《外交部致代表团》(1921年10月31日)，王建朗主编：《中华民国时期外交文献汇编(1911—1949)》第2卷上，第314页。对于蓝辛-石井协定的废除中国方面也竭尽心力，施肇基代表曾经接到刘彦的说帖，讨论协定废除的问题。刘主张“此事应先与美国政府密为接洽，能由美国提议废约则甚善，若美国不能提议废约，亦应将换文提出太平洋会议为明白之解释，此美国政府当然应负之责任与义务也”，而施在华会上也确实就此与美国进行了交涉。《废弃蓝辛石井换文问题》，民国十一年二月，北洋政府外交部档案，馆藏号03-12-009-01-029，台湾中研院近史所档案馆藏。要达到这一目的，就要借助美、英对日本施压。华会召开后，在是否就山东问题与日本直接交涉问题上，面对中国民众的激烈反日情绪，外交部的答复毫不含糊：“政府必竭力指导舆论，使容纳(美英)劝告之解决办法。”(41)《秘笈存录》，第410-411页。转引自陶文钊：《中美关系史》上卷，第37页。可见华盛顿会议期间，直系“联美制日”外交路线已在基本决策及实施方略上，大致形成。

与直系控制的北京政府宣布实施“联美制日”外交路线相呼应，美国对华外交在表面“中立”的宣示下，表现出支持直系的明显倾向。(42)1920年7月，英国外交部远东司官员坎柏尔(C. W. Campbell)在一份备忘录中指出：“段祺瑞和安福系代表督军的统治，受到日本金钱和势力的支持控制权力，在某种程度上顺从日本的利益。另一方面，直系及其领袖赞同与南方和解，军阀主义倾向较少，不太顺从日本的利益。”参见E. L. Woodward and Rohan Butler， eds.， Documents on British Foreign Policy， 1919-1939， Series 1， Vol.14， p.69， note 4. 转引自张北根：《1919年至1922年间英国与北京政府的关系》，第144-145页。

美国对直系的支持主要表现在政治上。对直奉战争获胜后直系的政治举措，包括重开国会、制宪和大选，美国政府均表示支持。(43)时论注意到：“驻京美使就职以来，日以谄媚吾国武人为事，曹锟未贿选前，美使曾亲赶保定谒曹，谓曹如当选，美可率先承认。”《新民国报》(1923年12月15日)，王建朗主编：《中华民国时期外交文献汇编(1911—1949)》第4卷上，第202页。黎元洪取代徐世昌出任总统后，美国很快予以承认。舒尔曼在给美国国务院的电报中指出承认的理由在于，黎元洪的总统地位是基于与孙中山同样的“宪法基础”，他特别强调“黎是军事领袖吴佩孚扶持起来的”，尽管很难预测他今后的政治举措究竟如何。(44)The Minister in China (Schurman)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Peking， June 15， 1922， FRUS， pp.717-718.当时正以参议员身份随同美国议员团访华的美国前驻华公使芮恩施向中国政府提交建议书，赞同吴佩孚召开国民会议的主张，认为从“目前中国之情势而论，苟欲解决时局，则不但在理论上应当召集国民会议，征求意见，且在事实上亦系舍此而外别无他法”。(45)芮恩施：《对中国时局建议》，《晨报》1920年8月27日，第7版；张伯锋：《皖系军阀与日本》，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309页。为支持“法统重光”之后北京政府的制宪工作，芮恩施极力主张对华“宪期借款”，认为“欲使制宪之事善始善终，则宪期借款必不可缺，此种借款仅用为文治之费，如国会及外国债息是也。约而计之，每月400万足矣”。他强调美国此举的目的，是要保证北京政府“能以此维持八九月”，使其“信用日增”，完成制宪，巩固政权，然后与银行团代表通力合作，整理中国财政。而海关总税务司、英国人安格联则出面画诺总额1000万元的短期公债，并极力为此项公债作宣传。(46)美国对华“宪期借款”和安格联促成的短期公债，在共产党人蔡和森看来，目的是要“维持外交系政府，巩固外交系政府，乃为英、美帝国主义必要的工作”。时直系启用外交系主持外交部，英、美两国支持直系之用意，十分明显。参见蔡和森：《请看英美帝国主义怎样在北京巩固他们雇佣的外交系政府》，《蔡和森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135-136页。另据记载，1923年12月27日，英国汇丰银行与招商局签订《招商局汇丰银行借款合同》，规定汇丰银行向招商局贷款500万两。这笔贷款拨还中国钱庄银行欠款300万两，挪移接济直系军费200万两。参见徐义生：《中国近代外债史统计资料(1853—1927)》，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190页。

为支持直系，美国官员或有美国官方背景的美国人与直系领袖接触频繁。第一次直奉战争前后，造访洛阳、保定的美国官员络绎不绝。舒尔曼在致美国国务院的电报中曾提及西蒙司令(Commander Simonds)1922年6月15日在保定与吴佩孚一起进餐，讨论直奉战争形势。(47)The Minister in China (Schurman)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Peking， June 17， 1922， FRUS， pp.718-719.这期间的造访者还有美国在华驻军司令康纳(William P. Connor)、亚洲舰队司令斯特劳斯(Joseph Strauss)、美使馆海军参赞何锦思(C. T. Hutchins)、美使馆副陆军参赞费禄纳(W. C. Philoon)等。康纳曾担任吴的军事顾问，林肯则担任吴佩孚的财政顾问和政治顾问。(48)M·加尔科维奇：《美国在中国玩弄的手法》(1925年7月30日)，安徽大学苏联问题研究所等编：《1919—1927苏联〈真理报〉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选编》第1辑，成都：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5年，第101页。何锦思与吴佩孚来往尤为密切，应吴询问，何曾向其提供美国海军的无畏舰、巡洋舰、驱逐舰的数目以及在编人员及兵力等多方面情况，在应邀造访洛阳期间，吴向他提到北京政府面临的财政困难。洛阳之行，何锦思深切感受到吴的“反日情绪”，并向美国政府有所报告。(49)Wou， Militarism in Modern China， the Career of Wu P'ei-fu， pp.151-155.

对吴佩孚与具有亲日倾向的交通系领袖梁士诒的“政争”，美国也明显站在支持吴的立场。直皖战后，梁在张作霖支持下组建内阁，吴佩孚两次通电反对，历数梁投靠日本出卖国家权益的罪行，号召国人起来推倒梁内阁，并致电参与华盛顿会议的中国代表维护国家利益，力争恢复中国对山东(胶济)铁路的主权，不与日本发生任何联系。美国公使舒尔曼对此表示异常关注，立即将事件报告给美国国务院。(50)The Minister in China (Schurman)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Peking， January 9， 1922， FRUS， p.681.在获悉吴佩孚发表通电，要求总统解除梁士诒的总理职务之后，美国公使舒尔曼认为，即便总统徐世昌不解除梁的总理职务，吴的反日主张也将“把自己放在未来的民众运动的领袖的位置”，(51)The Minister in China (Schurman)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Peking， January 22， 1922， FRUS， p.685.表露出同情直系的明显倾向。

美国对直系政府的政治支持甚至深入到边远的地方层面。1923年下半年，美国驻华公使舒尔曼不远千里，前往云南。(52)在1923年9月22日和12月1日的电报中，舒氏尤其关注西南截留关余之事，故可推测舒尔曼西南之行旨在解决中国关余问题。在美国看来，以孙中山为代表的南方势力长期独立于北京政府之外，私自截留关余。为达到震慑目的，美国军舰甚至不惜抵达广州示威。种种举动，似可说明美国意在支持北京政府，并在经济和军事上给孙中山的广州政府施压。至于加拉罕的说法，舒氏报告并未明言，然亦可能兼有此意，因为他明确表示孙中山很大程度依附于云南军阀势力之上。参见The Minister in China(Schurman)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Peking， September 22 and December 1， 1923， FRUS， pp.552-555,557-559.对此，苏俄政府代表加拉罕十分敏感，认为舒尔曼作这样的长途旅行绝非单纯前往视察美国驻云南领事馆，而是有着某种政治目的，也就是去为直系军阀当说客，劝说云南督军唐继尧与直隶联合。“因为云南是孙的力量的一贯来源，如果云南承认北京政府，那么孙逸仙的处境会大大恶化，哪怕从云南军队在孙的部队中起着巨大作用这一点来说，也是这样。而对于直隶来说，这一点具有巨大的心理作用，因为中国最南边的一个省也会处于直隶的管辖之下”。(53)《加拉罕给鲍罗廷的信》(1923年12月27日)，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17—1925)》第2辑，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第390-391页。加拉罕所言，道明了美国对直系政府的立场。

在舆论上，美国对直系的支持亦不遗余力。1923年9月24日，曹锟的名字出现在美国《时代》周刊上。曹是出现在这一世界性刊物上的第一个中国人，该刊在报道中国正紧锣密鼓进行的总统选举的同时，还配发了他的照片。(54)“China: Still Presidentless，” Time， Vol.2， No.4， Sept. 24， 1923， p.12.10天后，曹锟当选总统，《时代》周刊追踪报道了这一重大事件，并在10月15日的报道中称“曹锟将军是一位军事强人，既然他能成功地使长江流域的督军吴佩孚将军为其驱使，他的地位将牢不可破”。(55)“China: New President，” Time， Vol.2， No.7， Oct.15， 1923， p.12; “China: An Inauguration，” Time， Vol.2， No.8， Oct.22， 1923， p.9.而辅佐曹锟的吴佩孚，则成为登上《时代》周刊封面的第一个中国人。美国《星报》对吴佩孚赞誉有加，认为：“吴氏今日正有绝好机会，扫除国中离携分子，统一全国，建树莫大之勋。苟能利用此机会，固不难流芳百世，当为国人所崇拜。……深愿吴氏幸勿轻失机会，而建不朽之事业焉。”(56)转引自陈冠雄：《奉直战云录》，荣孟源等编：《近代稗海》第五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95页。把吴佩孚抬到最崇高地位的莫过于美国人在华所办《密勒氏评论报》，在所刊《吴佩孚将军：中国的民族英雄》一文中，该报称吴为“当代伟人”，说他“在胜利中出现，现在被视为中国的民族英雄及平民权利的无畏战士”。该报把所有能歌颂一个著名人物的美德都奉献给吴：他目光锐利，表明其智慧和果断；诚实、勇敢而不自私，深孚众望并赢得士兵的忠诚；难能可贵的是，作为一位学者，他为人谦虚，不喜欢当众炫耀或阿谀奉承。总而言之，吴堪称“全体中国人的楷模”。(57)Hollington K. Tong， “General Wu P'ei-fu， China's National Hero，” Milliard's Review， Vol.13， No.12， 21 August， 1920， p.631.

在军事上，美国亦在“中立”原则许可的范围内，支持直系。直皖战争期间，美国驻华使馆军事参赞马格德和江苏督军李纯的美国顾问安德森曾一同“奉命赴保定观战”，对直系表示支持。(58)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白坚武日记》第1册，杜春和等整理，1920年7月17日，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263页。第一次直奉战争期间，美国对直系的支持升级为直接军援。对此，日本外务大臣有明细记录，所列举的具体事实如下：1.驻津美军经领事之手购入大量粮食，于战争开始前夕运往他处，供给直军；2.在吴佩孚大本营内，经常有身着军服之英、美军官各一名；3.美国军官不断进出奉军阵地探视，将其军情密报直军；4.英国福公司及汉口英商、美国某洋行均为直军提供军费，前者为500万元，后者为100万元；等等。(59)《关于调查军部有关美、英援助直军情报的训令》(1922年5月16日)，章伯锋主编：《北洋军阀(1912—1928)》第4册，武汉：武汉出版社，1990年，第175页。日本驻天津领事馆《关于美国人等直接援助直军的报告》提供了美国为吴佩孚提供军事顾问及通过各洋行向直系提供借款以用于对奉战争的详细历史记录，可资参考。(60)《关于美国人等直接援助直军的报告》(北机第57号，1922年5月12日)，章伯锋主编：《北洋军阀(1912—1928)》第4册，第175页。

在直皖战争结束、直系控制北京政权之初，美国还着手向中国出售“民用”飞机。1920年8月，经美国政府批准，北京政府与美国柯蒂斯公司签订飞机借款合同，主要内容包括：北京政府向该公司订购各种海、陆飞机共105架及备用引擎105个，支付飞机款4318758元；公司允借北京政府200万元作为垫款，以充修建飞机库、工厂、航空学校及管理等费用；北京政府发行“中华民国九年八厘金币借款国库券”686.8万美元交公司收执，作为偿付本息的保证。(61)王铁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3编，北京：三联书店，1975年，第143-145页。虽然该合同的实施未见下文，但美国支持直系发展在技术上难与军事用途区分的“民用”航空事业，在禁售军火政策上打擦边球，由该合同的订立亦可见一斑。

美国对直系的援助在一定程度上是基于对中国国内形势的总体判断，这一判断与日本的认知明显相忤。1922年5月23日，各国在华公使在一起讨论中国的形势，并给各自政府发出一份相同的电报，主要内容包括：1.中国国内战争正接近尾声。2.随着张作霖在北方蛰伏，以及孙中山在南方遭受挫折，统一与裁军具备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好的前景。3.在这样的情况下，各国公使请求其政府授权敦促中国政府和人民，按照华盛顿会议相关条款，落实裁军和减少军备开支，以实现政治统一、财政恢复和稳固而有效的政府之建立。4.这一友好的建议若产生效果，各国将落实对华财政援助。(62)The Minister in China (Schurman)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Peking， May 24， 1922， FRUS，pp.707-708.日本驻华公使不明就里，最初曾表示同样的意见，引起日本政府强烈不满。5月24日，日本方面给舒尔曼打电话，明确宣称：日本政府不认为执行四国公使意见的合适时机已经到来，因为战争尚未停止，张作霖未被打败，孙中山尚有政治抱负，十分活跃。如果此时采纳四国公使建议实施对华援助，将会犯下支持中国不同党派的错误。(63)The Minister in China (Schurman)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Peking， June 7，1922， FRUS， p.714.

美、日两国对中国政治形势的不同估量，反映出两国对中国不同政治力量所持立场的差异。美国认为张、孙已遭挫败，是希望实施对北京政府的财政援助，支持直系实现统一；日本认为二人并未失败，则包含抵制美国，扶持被认为“亲日”的中国政治势力的明显用意。

美、日之争在直皖战争胜负已决的背景下，围绕是否允许为战败一方提供政治庇护更加激烈地表现出来。1920年7月25日，美国公使克莱恩(Charles R. Crane)在致外交团领袖的信函中表示：“我一直在思考是否容许在使馆区保护政治避难者的问题，我现在已得出这样的结论：无论是旅馆、私人住所还是公使馆，都不应对任何一方的政治领袖提供庇护。”(64)The American Minister in China(Crane)to the Dean of the Diplomatic Corp in China (Boppe)， No.66， Peking， July 25，1920，FRUS， p.458.在美国主持下，7月28日，外交团举行会议，讨论使馆区避难的问题。其结果被理解为，英国、美国和法国公使提醒其使馆区居民，根据《辛丑条约》，中国人不能居住在使馆区内，如果使馆区现在保护任何中国人，被保护者将在48小时内被驱逐出去。(65)Reuter's Agency Report in the “Peking & Tientsin Times”， July 29， Peking，1920， FRUS， p.458.外交团的公开表示看似不偏不倚，对交战双方均适用，实际却存在明显倾向性。如众所知，7月19日，直皖战争就以皖系失败而告结束，考虑到胜利一方的政治领袖无需庇护，因而这一表态只意味着美国反对对失败的皖系领袖提供政治庇护，具有支持直系惩治失败的皖系政治家的明显倾向。

针对美国主导做出的这项决定，几天后，日本公使公开声称，考虑到业已建立的国际关系的实际，尤其是与中国已经建立的友好关系，他已给包括徐树铮和其他安福系成员在内的9个中国人，提供适当的保护。虽然日本宣称“此举不带任何政治性质，不偏向任何党派”，(66)The Minister in China (Crane)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Peking， August 11， 1920， FRUS， p.459.但其保护皖系军阀的立场已异常明显，而美国支持直系的用意也因此暴露无遗。

与美国站在敌对立场的共产国际执行部密切关注美国对直系的支持，称“曹锟在美国支持下的掌权不仅意味着美国影响的扩大，而且意味着中国最大的军阀党——直系的加强”。(67)《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部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的报告》(1924年1月15日)，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17—1925)》第2辑，第399页。曾在与北京的外交谈判中遭到抵制的加拉罕略带醋意地指出：“舒尔曼是北京直隶政府的一个教父，如果说他认为可以通过直系来统一中国，那是很自然的。”(68)《加拉罕给鲍罗廷的信》(1923年12月27日)，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17—1925)》第2辑，第390-391页。

由于有美国支持，直系在与皖系和奉系的军事及政治斗争中，公开竖起美、英大旗，以张声势。例如在第二次直奉战争期间，直系曾宣称要“运用英、美确认讨伐(奉系)意旨，以资牵制(日本)”，(69)Far Eastern Review， Vol.19， No.6， June 1923， p.365. 转引自陶文钊：《中美关系史》上卷，第48页。明确把美、英作为可资凭借以对付日本的国际力量。与此同时，直系大打反日民族主义牌，直接攻击皖系与日本勾结，出卖国家民族利益。张勋复辟失败后，段祺瑞以“再造共和”功臣执政，开始走日本路线；张作霖与日本虽有矛盾，却在很大程度上被日本人绑架在一起。直系的外交路线反其道而行，就是要用美国路线抵制日本路线。早在巴黎和会之后有关山东问题的交涉中，吴佩孚就力主外交与军事双管齐下，抵御日本侵略。他致函国务院，称中国军队经多年发展，实力增强且积累了实战经验，若中日发生战争，他将“请为敌日之前驱”，声称“纵不敢云券操必胜，亦决不至如甲午庚子之失败，此差堪自信者”。(70)吴佩孚：《致国务院请为敌日之前驱》，竞智图书馆编：《吴佩孚书牍全编》，上海：竞智图书馆，1922年，第15-16页。对其认定以日本为靠山的皖系，吴氏亦坚决反对，直皖战争中吴佩孚发布出师“讨贼电”称：“自古中国，严中外之防。罪莫大于卖国，丑莫重于媚外，穷凶极恶，汉奸为极。段祺瑞再秉国政，认仇作父，始则倒卖国权，大借日款，以残同胞。继则假托参战，广练日军，以资敌国，终则导异国之人，用异国之钱，运异国之械，膏吾民之血，绝神黄之裔，实敌国之忠臣，民国之汉奸也。”(71)濑江浊物编：《直皖战争始末记》，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辑组编：《近代史资料》总第27号，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59-60页。吴佩孚在对士兵演说时，曾“鼓动他们必须报日本侵掠中国的仇”，(72)孙铎：《吴佩孚与国民党》(1923年5月9日)，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17—1925)》第2辑，第512页。将日本作为敌国的意向，十分明确。

对于日、俄均在觊觎的蒙古，直系控制的北京政府也旗帜鲜明，力主武力收复。在同苏俄谈判蒙古撤兵期间，吴佩孚曾提出：“蒙古俄兵不多，能派兵一团，即赴蒙筹备接收，与外交相辅而行。”他主张王廷桢出任库伦都护使，即寓此意。(73)孟森：《俄蒙事议论渐近真实矣》(1924年4月6日)，《孟森政论文集刊》下，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969页。苏俄方面见证了直系这一立场。越飞在一份文件指出：“吴佩孚对蒙古问题采取的新的态度也具有这种证明性质。蒙古问题不知为什么又重新被提到政治上关注的中心。臭名昭著的蒙古王太子那彦图就蒙古问题发布了旨在坚决反对我们的通告。这件事引起了一片喧闹。曹锟在这方面发表了通告，要求蒙古尽快回到中华民国怀抱，并指出应该尽快派军队到外蒙用武力将俄国人从那里赶走。曹锟派的许多将军也这样要求。”(74)《越飞给俄共(布)、苏联政府和共产国际领导人的信》(1923年1月26日)，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17—1925)》第2辑，第207-210页。直到第二次直奉战争中，直系仍有利用美、英钳制日本，维持满蒙局面，捍卫国家对该地区主权的明确意图。(75)白坚武在日记中写道：“颜总理俊人、吴交长秋舫来谈对日交涉事。余意对日应维持满蒙现状，同时运用英、美确认讨伐意旨，以资牵制。”白氏所谓“余意”，很大程度上亦代表了吴佩孚的意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白坚武日记》第1册，1924年9月22日，第493页。

值得注意的是，直系主张抵御日本侵略，不仅与皖、奉等系军阀主动或被动亲近日本的做法形成鲜明对比，而且与南方国民党人的对日立场形成巨大反差。1917年9月15日在与河上清谈话时，孙中山曾表示，如果获得日本的军火及贷款，他的军队将向北京进军。达到这一目的后，他将与日本结盟，并宣布“亚洲是亚洲人的亚洲”这一原则，进而慷慨表示：“一旦他掌握了权力，将愉快地将满洲交给日本管理。”(76)《孙中山与河上清的谈话》(1917年9月15日)，王建朗主编：《中华民国时期外交文献汇编(1911—1949)》第4卷上，第65-66页。孙中山在回答《朝日新闻》记者提问“中国人何以恨日本之深，及有何法以调和两国感情”时表示：“予向为主张中日亲善之最力者。”参见《孙中山答日本〈朝日新闻〉记者问》，王建朗主编：《中华民国时期外交文献汇编(1911—1949)》第4卷上，第71页。孙中山志在救国，具有强烈的国家民族意识，他的这一表示，带有实用主义色彩，不宜视为投靠日本的证据，但其一段时间内与日本接近客观上对抵抗日本侵略不利则是事实。直系两次对奉发动战争，就是要打倒张作霖及所有亲日势力(或亲日行为)，将东三省纳入中央政府的控制范围，使之在政治军事上与内地一体化，从而有效抵御日本侵略。

直系“联美制日”外交一度取得明显成果。借助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支持，通过呼吁改良政治，整军经武，直系一度获得广泛的民意支持。以此作为凭借，直系不仅在直皖战争中打败了日本支持的皖系军阀，也使与日本有众多瓜葛的奉系在第一次直奉战争中遭受挫折。两次战争的结果，使直系“联美制日”的外交路线进一步明朗化。借用中共对形势的分析，在直系对皖及对奉两次战争获胜之后，“北京政府渐渐落在亲英、美派的官僚手里，这是美国实现对华政策一个绝好的机会”。(77)《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大会宣言》(1922年7月)，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21—1925)》第1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第110页。

更重要的是，直皖、直奉两次战争使日本借助皖、奉军阀实施对华侵略的计划严重受阻。在国际上，通过参与华会，中国既借助“四国协议”，靠美、英之力打消“英日同盟”，使日本不能再仰仗该同盟以东亚宪兵自居，推行东亚门罗主义；(78)抵制《英日同盟》续约，中国亦与有力焉。盖英国最初曾打算继续该同盟，驻英公使顾维钧在与英国外相商谈此事时，英方曾明确表达此意。顾对此表达了中方废除该同盟的意愿，对反对续约阐释了与中国政府顾问英国人辛博森同样的意见，并与美国多所接洽。详见《收驻英顾公使五日电》，民国十年七月八日，北洋政府外交部档案，馆藏号03-39-001-01-004，台湾中研院近史所档案馆藏。又借助《九国公约》，使列强承认中国领土完整原则，承诺不再干涉中国内政，美、英开始合作对付日本。可以说，直系控制的北京政府通过联络美、英，成功参与“凡尔赛-华盛顿体系”这一国际安全机制，开始受到以《国联盟约》及《九国公约》为核心的国际公约保障，外交上不再孤立。诚如唐启华所言，1920年代，以美国为首的华会和以英国为首的国联，皆能牵制日本，日本因为暂时尚须对美、英妥协，对华侵略扩张不得不有所收敛。(79)参见唐启华：《北洋外交与“凡尔赛-华盛顿体系”》，金光耀等主编：《北洋时期的中国外交》，第63页。中国因此赢得一段难得的对付日本大规模侵略的准备时间。

三、“联美制日”外交的困境与缘由

然而，在1920年代的“大革命”运动中，民族主义高涨，“敌国”和“与国”的概念变得模糊，身当外交冲要的北洋政府外交家提出的“国别外交”策略，被“打倒一切帝国主义”的口号声淹没，“帝国主义”再次变成一个整体，被民族主义情绪激昂的国人一视同仁看作应笼统打倒的对象，“以夷制夷”被视为招致“耻辱、哀痛、失败、伤心”以及暴露国人“弱点、惰性、狡诈、卑劣”秉性的外交策略，弃若敝屣。(80)李大钊：《秘密外交与强盗世界》(1919年5月18日)，中国李大钊研究会编：《李大钊全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337页。与此同时，“军阀”作为一个整体，因其与同样被看作一个整体的“帝国主义”的联系，也成为应一并打倒的对象，直系控制的北京政府及其“联美制日”外交开始遭遇厄运。

1924年10月，正当直奉战争形势对直系有利之时，受“大革命”思潮影响并怀抱“个人野心”的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81)顾维钧回忆说：“我认为那次政变是冯玉祥将军受个人野心驱使并掺杂了他对吴佩孚将军的某些宿怨而贸然作出的行动。”参见《顾维钧回忆录》第1册，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译，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276页。囚禁曹锟，导致战场形势逆转，直系战败并失去对中央政权的控制，巴黎和会以来有利于中国抵抗日本侵略的中外关系形势随之变化，直系“联美制日”的外交路线由此中断。苏俄代表维经斯基敏锐地意识到这一点，认为“北方政局的这一变化意味着英、美势力的失败，因为英、美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工具直系集团已被粉碎”。(82)维经斯基：《国民党军队战胜陈炯明的意义》(1925年3月10日)，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17—1925)》第2辑，第626页。

中外关系形势逆转有十分复杂的内外成因。从内政的立场考察，直系在“法统重光”之后的政治举措虽体现出效法美国重建宪法国家的意向，但在政治操作上亟不可待地将现任总统黎元洪威逼下台并重新选举总统的做法，使其“合法性”遭受质疑。(83)刘梦泽：《癸亥政变纪略》，荣孟源等编：《近代稗海》第7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65-170页。更有甚者，国会重开之后曹锟补发国会议员五千元欠薪的做法又被指控为“贿选”，国会好不容易通过的宪法因此被目为“贿宪”，舆论汹汹，众口一词。(84)关于“贿选”，详见杨天宏：《曹锟“贿选”控告的法律证据研究》，《历史研究》2012年第6期，第132-152页。于是曹、吴政治统治的“合道性”丧失，直系推行的内政外交政策也随之遭到否定。

从外交上看，由于美国没能兑现威尔逊维护中国主权及领土完整的承诺，导致山东的权益从德国转移到日本。巴黎和会期间国人对威尔逊的追捧以及对美国和平外交的极度期待最终变成昙花一现般的“六个月的乐观和奢望”，(85)胡适：《纪念“五四”》，欧阳哲主编：《胡适文集》(11)，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578页。很快凋谢。这一突如其来的打击，致使国人对美国的印象骤变。稍后梁启超回忆说：国人一年前对国际联盟的期望“未免太奢了”，如今对他的失望又“未免太甚了”。(86)梁启超：《欧游心影录节录》，《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二十三，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149页。李大钊更是对威尔逊表示出极大失望，他说：“威尔逊这位书生，天天在那里对那些强盗说‘正义’‘人道’的话，组织‘国际同盟’哪，希望‘永久和平’哪，这真是对牛弹琴。……你自己的主张计画如今全是大炮空声，全是昙花幻梦了。我实在为你羞愧，我实在为你悲伤。”(87)李大钊：《秘密外交与强盗世界》(1919年5月18日)，中国李大钊研究会编：《李大钊全集》第2卷，第337页。很可能是因为对“威尔逊主义”失望，李大钊才转而成为苏俄与吴佩孚之间的牵线人。具有政治幽默感的陈独秀则揶揄威尔逊，将其与富于理想好发议论并因此被称为“孙大炮”的孙中山相提并论，说他提出和平主张14条却不见实施，“我们也可以叫他做‘威大炮’”。(88)陈独秀：《随感录·威大炮》(1919年2月9日)，任建树等编：《陈独秀著作选》第1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476页。

客观评价，威尔逊未能兑现其维护中国主权及领土完整的承诺，并不一定意味着这是对自己的国际和平理念的背叛。在某种程度上，也许正因为威尔逊太看重这一理念，才将实现这一理念弄得过于组织程序化，以至事与愿违。换言之，威氏没将这一理念的实现放在某一具体国家权利的维护上，而是放在创建层级更高的国际组织以赢取更大范围的国际和平的保障上，其具体措施是“普遍国际组织”——国联的创建。(89)威尔逊“十四条”中包含战后世界秩序的五项原则，其中最重要的是建立国际组织维护国家平等的原则，威氏主张“确定约章，组织国际联合会(general association of nations)，其宗旨为交互保障其政治自由及土地统辖权。国无大小，一律享同等之利权”。参见《威尔逊的“十四点”原则》，方连庆、杨淮生等编：《现代国际关系史资料选辑》上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第10-18页。对此，威尔逊寄以厚望。但国联创建伊始，形势就不容乐观。从国际上观察，此前意大利已因阜姆问题未得满足，退出和会。在战败国和苏俄被排除在外的情况下，若日本因所提要求不能得到满足而拒绝在和约上签字，威尔逊所有的和平努力将前功尽弃。(90)“From the Diary of Ray Stannard Baker，” Monday， April 21， 1919， in Arthur S. Link， ed.， The Paper of Woodrow Wilson，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8， Vol.57， p.575. 转引自马建标：《受难时刻：巴黎和会山东问题的裁决与威尔逊的认同危机》，《近代史研究》2018年第3期，第29页。关于威尔逊在山东问题处置上所面临的国际政治形势，马建标教授作了十分深入细致的研究，可资参考。而这样的努力，是与维护中国主权独立暨领土完整紧密相连的。

威氏的这一苦衷，美国总统新闻秘书贝克(Ray Stannard Baker)最为了解。他曾告诉威尔逊，世界舆论，尤其是美国舆论都站在中国一边，威尔逊表示他知道这种情况。但他对自己的做法作了如下解释：“如果意大利不回到和会，而日本又接踵退出，那国联将成为什么样子呢？”(91)Kendrick A. Clements， The Presidency of Woodrow Wilson， Lawrence: University Press of Kansas， 1992， p.185; 俞沂暄：《国际秩序转变背景下的威尔逊主义：起源、政策和影响》，第96页。贝克在自传中陈述，巴黎和会上威尔逊向日本让步的当晚，威尔逊与贝克等人一直就此事讨论到第二天凌晨。之后贝克将各方面意见的记录和备忘录放在威尔逊面前，并向他说明了中国的形势。讲完之后威尔逊解释说：“贝克，困难不在于发生争论这一事实，而在于其中的政治。”接着威尔逊指出这件事与秘密条约有密切关系，并表示担心意大利退出和会，比利时不满，日本再背离，有可能使和会四分五裂，使国际联盟毁于一旦。参见雷·S·贝克：《美国纪事：雷·斯坦纳德·贝克自传》，1945年，第413-414页。转引自罗伊·沃森·柯里：《伍德罗·威尔逊与远东政策(1913—1921)》，张玮瑛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4年，第265页。可见威氏确有中国方面并不十分了解的更为远大的世界政治宏谟及因可能遭遇失败而面临的难言苦衷。对此，蒋廷黻回忆说，美国在中国山东问题上的所作所为，使他感到十分吃惊，曾表示“我对一向主张全世界人民自决的威尔逊，实在不解，何以他竟违背了他自己的原则。不过，我想威氏此举必有不便公之于世的充分理由，也说不定。……詹姆斯说得对，世界充满了意外事故，全能的神不按五年计划管理人类”。(92)《蒋廷黻回忆录》，长沙：岳麓书社，2003年，第74页。蒋氏所言，除体现出中国人特有的“恕道”之外，或许也解释了威尔逊未能兑现其承诺的部分原因。(93)顾维钧说：“远东问题因山东问题而变得重要起来。美国新当权的虽然是共和党，但其首脑们充分了解威尔逊总统对中国的保证：由新的国际组织为中国解忧。这新的国际组织是威尔逊总统为之献身的，当时的共和党也是如此。”可见在威尔逊心目中组织国联与解决山东问题的关系。《顾维钧回忆录》第1册，第218页。

威尔逊未能兑现其外交承诺的另一原因或在“萧墙之内”。从美国国内政治形势上观察，威尔逊主义的实施面临诸多制约。美国参议院中以外交委员会主席、马萨诸塞州参议员洛奇和爱荷达州参议员、“孤立派”领袖波拉(William E. Borah)为首，既反对威尔逊的国联计划，又似乎自相矛盾地同情中国的民族主义情绪，批评威尔逊在山东问题上对日本妥协的立场。当时，民主党在参议院中居于少数地位，“孤立主义”情绪弥漫，美国人对成立国联普遍缺乏兴趣，也不甚清楚威尔逊的国联计划与山东问题的内在联系，参议院中的反对意见正是这种民意状况的反映。最终美国参议院以压倒多数拒绝批准威尔逊的盟约草案，导致“威尔逊主义”的实施遭受挫折，威氏通过建立国联来维护国际和平的理想以及对中国的承诺，自然难以兑现。(94)《顾维钧回忆录》第1册，第194-195页。威尔逊受挫以及国人对美国“背信弃义”的认知，无疑在直系推进“联美”外交的道路上设置了障碍。

至于对直系的援助，美国之所以不能放开手脚，与其坚持巴黎和会以来确定的“和平主义”及“友好中立”外交立场有关。这一立场，无论是在民主党执政的威尔逊时代，还是在共和党执政的哈定时代，均无明显变化。早在1918年12月9日，美国驻华公使芮恩施向英、法、日、意四国驻华公使提议，由五国驻华公使向中国政府声明，在中国统一政府成立之前，不向中国提供资金和军火援助。(95)参见陈存恭：《列强对中国的军火禁运(1919—1929)》，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83年，第54页。1920年7月14日直皖战争爆发后，美国国务院曾告诫驻华公使克莱恩，务必不要让其卷入其他国家的联合外交行动，以免给中国战争中的各方以任何实际的和想象中的美国正参与其中的印象。(96)The Secretary of State to the Minister in China(Crane)， Washington， July 16， 1920， FRUS， p.443. 在直皖战争即将结束之时，美国驻天津总领事富勒(Stuart J. Fuller)在致美国国务卿的电报中指出，以其所处领事馆团体会议成员的立场，显然只能避免任何可能被理解成偏袒战争中某一方立场的行动。参见The Consul General at Tientsin (Fuller)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Tientsin， July 18， 1920， FRUS， p.447.7月22日，当战争基本结束，各方开始处理战争善后事宜之时，克莱恩仍在给美国国务院的电报中表示，公使馆将非常谨慎，不参与任何支持其中一方的干涉性质的行动。(97)Telegram， the Minister in China (Crane)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Peking， July 22， 1920，FRUS， p.453.1921年召开的华盛顿会议明确将限制军备作为亟待解决的“主案”，远东问题只是“附件”。(98)《美人精琦电：对华会事意见》，民国十年九月四日，北洋政府外交部档案，馆藏号03-39-007-006，台湾中研院近史所档案馆藏。所谓限制军备，不止针对日本，也包括限制向中国交战各方销售军火。1922年5月25日，舒尔曼在给美国驻沈阳领事的训令中说：“美国政府有关中国内战的政策是避免干涉，在当事各方间执行严格的不偏不倚、总体上与任何国际争端保持距离的政策。……没有美国官员可以被允许介入或站在军事冲突及善后计划的任何一方，因此，你应该明确自己的立场。”(99)The Minister in China (Schurman)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Peking， June 3， 1922， FRUS， p.713.

正是在以“和平”与“中立”为原则的对华外交政策指导下，武器装备被列入“禁运”名录，这是导致美国先后两届政府虽从政治及道义上支持直系，却未能给直系多少实质性军事及经济援助的重要原因。

综合考察，如果蔡和森指陈的美国人詹姆士·施利文帮助吴佩孚购买美国飞机，以及陈独秀指控的美国试图供给吴价值328万美元的武器弹药不计(美国政府对此矢口否认)，(100)蔡和森：《克门案与运送飞机案》，《向导》第20期，1923年2月27日，第159页；陈独秀：《帝国主义者援助军阀之又一证据》，《向导》第76期，1924年7月30日，第605-606页。为研究者落实的来自美国的军事援助只有吴通过美国人克利本道夫(Henry W. Krippendorff)购买的400箱子弹和85箱手枪，以及少量属于“走私”性质的军火及其配件(上文引述日本方面调查所证美国对直系的部分援助或许就包括其间)。吴佩孚的国外军火供应主要来源于意大利，1921年，吴从意大利设在山海关的军需库购得2万枝步枪和400万发子弹。(101)Wou， Militarism in Modern China， the Career of Wu P'ei-fu， pp.176-180. 书中承认：“尽管美国政府努力制止向中国走私武器，但一些私商，如詹姆士·施利文、墨菲和克利本道夫等，则常常冒称商用，秘密帮助吴和直系的其他军阀获得武器及其零件。”见同书第197页。但对于吴的“武力统一”目标而言，如此数额的军火只是杯水车薪，解决不了多大问题。

在财政经济上，美国也颇让中国失望。美国曾慷慨承诺援助中国，由于不赞成六国银行团用财政控制的办法束缚中国，芮恩施曾表示：美国有单独负担给予中国道义上和财政上援助的义务，“事实上，我已获得总统将对中国建设工程积极支援的保证”。(102)芮恩施：《一个美国外交官使华记》，第55页。但实际援助却迟迟不见踪影。吴佩孚曾利用各种机会，直接向美、英政府寻求财政和军事援助，先后三次向美国申请贷款。然而不仅可能用于军事的贷款遭到拒绝，就连一些用于和平建设的款项也没有着落。例如，1921年12月15日，吴和湖北督军萧耀南派专使去汉口美国领事馆会见海因兹尔曼(P. S. Heintzliman)领事，提出特别申请，要求借贷一笔150万元(鹰洋)的建设专款，用来填垫汉口至滠口间的一段土地，以便在上面建筑民房。但海因兹尔曼认为该地段不适合建筑民房，提议只好作罢。(103)Wou， Militarism in Modern China， the Career of Wu P'ei-fu， p.157.美国政府在向直系控制的北京政府贷款的问题上表现消极，或与中国的贷款信誉不佳有关。美国政府一直在为中国欠付美国芝加哥银行及太平洋发展公司的借款本息而与中国政府交涉，这很可能已成为中国向美国寻求新的借款的一大障碍。(104)The Minister in China (Schurman)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Peking， July 10， 1922， FRUS， pp.803-804; The Acting Secretary of State to the Minister in China (Schurman)， Washington， September 1， 1922， FRUS， p.808.

美国政府近乎口惠而实不至的对华援助，使中国官员(尤其是主管财政的官员)极度不满，也使曾极力促成中国参战的美国驻华公使芮恩施极为尴尬，并意识到了后果的严重性。他在给美国总统的信中表示：“我们对中国没有支援，就驱使段祺瑞及其追随者投入亲日派的怀抱。”(105)芮恩施：《一个美国外交官使华记》，第177-204页。巴黎和会决议作出之后，北京英、美侨民协会(Anglo-American Association of Peking)表达了如下信念：我们现在郑重地表示深信，巴黎和会关于山东问题的决议“不但破坏了民族自决的原则，而且也否定了门户开放政策和机会均等的原则。如果中国的近邻日本现在代替德国(其政治和经济活动中心在地球的另一边)，那么这种罪恶的后果将会大大加重”，因而主张“凡参加巴黎和会的国家应该拟定和贯彻一项不会危及中国安全和世界和平的公正的解决办法”。参见芮恩施：《一个美国外交官使华记》，第280、286页。在芮恩施和梁士诒、周自齐的一次长谈中，周自齐“以极不耐烦的口气”抱怨说：“美国人全都是行动过于缓慢的人！”(106)芮恩施：《一个美国外交官使华记》，第79页。周氏是就巴黎和会之后美国的表现表达不满。尽管华盛顿会议之后美国部分挽回了在中国政治家及民众心中的印象，但巴黎和会中国收回山东权益外交失败留下的巨大政治阴影依然驱之不散。

相比之下，日本对其亟欲扶持的中国军政力量的援助则行动迅速而实在。早在对德宣战问题议定后，段祺瑞就依靠日本的军事及经济援助，组建起“参战军”。1920年直皖战争前夕，日本已向段祺瑞的北京政府贷款1300万元，并希望尽快实现正在商谈的紧急贷款。(107)The Charge' in China (Teeny) to the Acting Secretary of State， Peking， February 19，1920， FRUS， p.634.美国方面注意到，由于有日本的财政援助，段祺瑞和徐树铮正在组织军事力量，以便采取军事行动，对付(奉系等)广州政府的支持者。(108)The Charge' in China (Tenney) to Secretary of State， Peking， June 4， 1920， FRUS， p.423.直皖战争发生后，美国驻华公使克莱恩在给美国国务院的电报中曾特别指出：“段祺瑞的军队正在日本官员的协助下，向保定府推进，以便打击曹锟和吴佩孚。”(109)The Minister in China (Crane)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Peking， July 8， 1920， FRUS， p.437.

苏联对与直系对敌的广东国民政府的援助也十分到位。1923年1月，孙中山与苏俄代表越飞签订《孙文越飞联合宣言》，确定了苏联对广州国民政府在政党改组、军队建设、军备及财政方面的援助，“越飞君并确告孙博士，中国当得俄国国民最挚热之同情，且可以俄国援助为依赖”。(110)《孙文越飞联合宣言》(1923年1月)，《孙中山全集》第7卷，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52页。之后，蒋介石代表孙中山出访苏联，洽谈军事合作计划，苏俄政治顾问鲍罗廷携军事顾问团前往广州，帮助国民党创建黄埔军校。从1923年到北伐开始，广州国民政府累计接受苏联5批军火，包括步枪、机枪和子弹，共计价值300万卢布。(111)此外，还有数架由俄国人驾驶的飞机来华参与对北方的战争。在财政方面，苏联的援助据说不少于1270万卢布，其中部分用于创建黄埔军校，部分用于创建国民政府中央银行。另有报道指出，苏联每月给国民党中央党部3万墨西哥鹰元津贴，黄埔军校每月10万粤币，各报纸及宣传机构每月数百上千元不等。参见杨奎松：《中间地带的革命》，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第57-58页。对与曹锟、吴佩孚有矛盾的直系将领冯玉祥及其国民军，出于肢解直系的政治需要，苏俄亦慷慨支持。由冯玉祥签名的收据可知，1925年4月至1926年3月，苏联给国民军提供了价值600多万金卢布的武器弹药。1926年3月，冯玉祥下野后访问苏联，又签订了约1100万金卢布的军火贷款协议。(112)马士：《远东国际关系史》，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8年，第692页。

美国援助直系力度不大，而日本和苏俄则分别大力援助直系的敌对派别皖系、广州国民政府以及从直系分离出来的冯玉祥，是直系在第二次对奉战争中未能占据优势并最终因政变而失败从而导致“联美制日”外交路线中断的重要原因。(113)中国外交总长顾维钧曾与美国驻华公使讨论过禁运军火来华出售之事，声称这一政策对中国“裨益甚大”，称“某国行将提议弛禁，政府拟商请贵政府维持现在禁运办法，促进国内之统一，实利赖之”，明显表现出对“某国”的不满。参见《总长会晤美柯使问答：禁运军火来华出售等事》，民国十年一月，北洋政府外交部档案，馆藏号03-11-001-01-002，台湾中研院近史所档案馆藏。吴佩孚的机要幕僚、政务处长白坚武就认为吴的失败是过分依赖英、美而英、美却不可信赖所致，他曾说：“英、美是国际绅士派，日本是流氓，如果打起仗来，绅士们会袖手旁观，而流氓却会帮助你。”(114)张达骧：《白坚武其人》，《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23辑，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92页。白氏后来与日本人有染，或与此认知有关，他说吴佩孚过于依赖英、美，也不免夸大，但作为吴佩孚的核心幕僚，其对直系联络美、英路线的基本判断，应不至离谱。

值得注意的是，白坚武所言将英、美同列为直系联络的国家。由于美国在巴黎和会之后与英国结盟，直系联络美国自然要与英国修好，(115)张北根教授的研究表明，英国虽对直系深表同情，却严守中立，基本没有给直系实质性援助。因而英国不是直系的“后台”，直系在外交上也不“亲英”。详见张北根：《1919年至1922年间英国与北京政府的关系》。但作用却犹如双刃剑，在打击政敌的同时，有时也会伤及自己。人所共知，英国因广州方面截留关余与国民政府处于敌对状态，孙中山及其领导的国民党均持激烈反英立场，国民党在其政治宣传中一直强调英国作为老牌帝国主义国家的侵华历史。(116)最早与孙中山接触的苏俄人波达波夫在给契切林的报告中说：“我在上海时同孙逸仙博士联系密切，他是一位狂热的反英者。”参见《波达波夫给契切林的报告》(1920年12月12日)，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17—1925)》第2辑，第47-48页。五卅事件之后，中国民族主义运动持续高涨，英国在历史上形成的在华首要帝国主义国家的形象，加之稍后在沙面、万县等一系列事件中的拙劣表现，以及在西藏问题上暴露出的侵略性，(117)英国对于中国西藏问题的交涉，亦不肯让步，影响到中英关系。华会期间，总统府交抄各项说帖中的一项指出：“侵略太平洋首当冲者，厥惟我国鲁案、藏案，该两国皆有瓜分我国土地之思，未必不存先为解决免入会议之想，我于此宜有主张，似可以提入会议者，先为宣露，俾英、日稍戢阴谋。”参见《关于日本必欲限定会议范围说贴函达查照由》，民国十年九月二日，北洋政府外交部档案，馆藏号03-39-009-01-008，台湾中研院近史所档案馆藏。使之成为中国民族主义者心中应该首先打倒的目标。对此，英国外交部曾很无奈地承认：“近些年来，只要对外国人不满，中国人就会故意将我们作为打击对象。”(118)Sir W. Tyrrell (for the Secretary of State) to Consul-general Goffe (Hankow)， Dec. 8， 1926， Kenneth Bourne and D. Cameron Watt， eds.， British Documents on Foreign Affairs： Reports and Papers from the Foreign Office Confidential Print， Part II， Series E， Vol.31， New York: University Publications of America， 1994， p.313.这就严重破坏了直系联络美国并连带接近英国外交路线的“政治正确”，致使本来旨在抵制日本侵略的民族主义外交，变成与美、英帝国主义勾结的“罪恶勾当”。一旦直系战败，“联美制日”外交路线就必然中断。(119)张作霖在第一次直奉战争失败之后回到沈阳，就指责英国公使和英国帮助吴佩孚。6月1日，他告诉受邀前往沈阳访问的英国人，基于他收到的报告中有关英国援助(吴佩孚)的事实，他的军队已经反对英国，他无法再保证英国人在满洲的生命与财产安全，尽管他自己怀疑报告的真实性。The Minister in China (Schurman)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Peking， June 3， 1922，FRUS，pp.712-713.

从直系自身的情况看，其外交政策一段时间内也因派别分歧而产生内耗。直系内部存在保、洛、津之分，保派首领曹锟，津派首领曹锐，洛派首领吴佩孚。大致说来，在外交问题上，保曹持亲美立场，津派大致与保曹保持一致。洛吴虽主张联络美国，却因实施“武力统一”之需，担心奉张及粤孙“联俄”对自己构成威胁，曾与苏俄有过一段时间的外交周旋，试图以此削弱反直“三角同盟”的力量。至于苏俄方面，因经济上须与美国争夺中国市场，政治上出于压迫北京政府对其作外交承认，谋求在外蒙古撤军及中东铁路问题上中国让步，以及肢解直系的现实考虑，曾做出积极拉拢洛吴的姿态。为达其目的，俄国甚至要求孙中山与吴佩孚联合，却因吴坚持以孙与其政治同盟张作霖断绝关系作为联合条件，而未遂愿。(120)《越飞给契切林的电报》(1922年11月11日和13日于北京)，《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第1辑，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第153-154页。后来吴发现在外蒙古问题上与苏俄无法沟通，且苏俄对华外交重心已开始转向粤孙(《孙文越飞联合宣言》潜在的援孙计划充分说明了这一点)，而孙中山的外交长期充满俄国人试图加以纠正的“对日本根深蒂固的幻想”，(121)苏俄顾问鲍罗廷在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指出：“在孙逸仙的脑子里对日本的幻想根深蒂固，他早就有建立中、日、苏联盟的思想。”参见《鲍罗廷致共产国际报告书》(1925年1月24日)，苏维埃外交部历史档案馆档案第134号，转引自金光耀等主编：《北洋时期的中国外交》，第558-559页。吴才回归到“联美制日”的外交立场。(122)Wou， Militarism in Modern China， the Career of Wu P'ei-fu， 1916-1939， pp.198-238. 书中第7章专门探讨吴佩孚与苏俄、中共及孙中山的关系。然而一段时间的旁逸斜出，以及由此暴露出的直系内部分歧，已多少影响到直系外交路线的实施。

对中国来说，“联美制日”外交路线中断造成极为严重的后果，其最大获益者是日本和俄国。本来，中国对凡尔赛有关山东问题决议的失望，已给日、俄竞相扩展在华势力打开方便之门。现在，由于美、英在华势力受挫，更为日、俄提供了在中国发展的机会。研究显示，苏俄曾使用秘密外交手段控制了中东铁路中国辖区的管理权及外蒙古。第二次直奉战争结束后，由于美、英等国作用消减，日、俄交易进一步加强。1925年1月，苏俄驻华大使加拉罕秘密承认了日本强加给中国的“二十一条”。(123)Bruce A. Elleman， Wilson and China: A Revised History of the Shandong Question， Armonk， N.Y.： M. E. Sharpe， Inc.， 2002， p.170.值得注意的是，所有这些都是与威尔逊制止对中国领土实施帝国主义行径、威胁重新瓜分中国以使之进入其势力范围的和平主张相对立的。美国国务卿蓝辛(Robert Lansing)曾指出山东问题一度引起反对威尔逊的轰动，可证山东问题挫折与中国外交路线选择的关系。(124)《颜惠庆日记》第2卷，1921年3月30日，第24页。而“广泛传播的对美国解决山东问题的误解成为美国不加入国联的众多因素之一。没有美国参与，国联这一组织后来被证明在阻止1930年代日本侵略扩张上已无能为力，而中国秘密联络苏联也破坏了《九国公约》的有效性。美国外交的这两个挫折对于亚洲力量的平衡带来巨大冲击，没有美国站在一边，中国将面对一个又一个的灾难”。(125)Elleman， Wilson and China， pp.170-171.在日本侵华野心充分暴露的特定历史背景下，此言并非夸大。

在此历史进程中，逊清皇帝的命运与整个国家的命运再次连接在一起。本来清皇室已在北京安享优待条件，但发动政变导致直系失败的冯玉祥将逊清皇帝赶出紫禁城这一号称“革命”之举，却无异将溥仪送进日本人怀抱，有利于日本利用溥仪策划伪满洲国从而分裂中国的侵略计划。诚如一位外国观察家所言，直系战败的一个严重后果是溥仪被逼出皇宫，逃亡天津租界，而后由日本人带到东北，“当做日本人制造出来的‘满洲国’的傀儡皇帝而‘储备’起来”。(126)C·P·菲茨杰拉尔德：《为什么去中国：1923—1950年在中国的回忆》，郇忠、李尧译，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4年，第74页。尽管张作霖为防范日本采取了一些措施，但此前日本对东北的渗透及奉系借重日本所从事的经营，已使日本成为东北军政结构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难以转圜。

中美关系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之后出现倒退，至1927年春“南京事件”发生时一度恶化。(127)详参杨天宏：《北伐期间的反教暴力事件及其责任问题》，《历史研究》2004年第1期，第63-79页。直到南京国民政府时代，通过济南事变，国民党才认识到日本是最大威胁，但多少有些为时已晚，中国东北地区为日本掌控的格局已大致形成。历史固不能假设，但理性的推断亦有认识论价值。如果第二次直奉战争中没有发生北京政变，如果战争的结果是直系获胜，那么中央势力有可能已渗入东三省，一旦关外关内军政一体化，就可能改变中国仅是东三省应付日本的局面，形成通过武力实现统一后的国家共同对付日本的新格局。不幸历史却朝着相反方向演进。迨1929年中东路事件及1931年“9·18事变”发生，已与苏俄及共产国际分道扬镳的南京政府感到国际孤立，没有与国，才开始向“凡尔赛-华盛顿体系”回归，乞灵于一度猛烈抨击的《国联盟约》与《九国公约》，以制衡日本。(128)唐启华：《北洋外交与“凡尔赛-华盛顿体系”》，金光耀等主编：《北洋时期的中国外交》，第77页。国民政府这一外交调整，带有亡羊补牢意味，但对挽救东北危局，作用已经不大。从这个意义上说，国民革命的反帝诉求一开始就主要针对主导巴黎和会及华盛顿会议的美、英，是一个严重的选择性错误，而将力主联络美、英抵制日本的北洋政府外交一并否定，也未必符合那个时代高扬的民族主义大义。

四、结 语

现代国家应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路线。独立自主不等于排斥可以联合或可暂时结为同盟以对付主要敌国外患的国际力量，这就需要运用外交。但外交须以自身强大作为凭借。北洋时期中国最大的问题在于国家不统一，群雄并峙，未形成政治军事的权势重心。为争取国际支持和援助，国内不同的军政势力分别结好不同的国家和国际同盟，列强出于自身目的也纷纷插手中国事务，形成多元的中外关系格局。

然而，直系控制中央政权开展外交之时，能建立可靠邦交的国家并不多。苏俄介入中国政治未深，中苏之间还在为外蒙及中东铁路艰巨谈判，“联俄”只是国民党及部分激进人士的主张，尚未上升到国家外交层面运作。尽管也有人提出联络德、奥的外交主张，但战后德、奥国际地位下降至历史最低点，与其联合对中国国际地位提升价值不大。法国则因占领德国鲁尔地区招致英、美“道威斯计划”束缚，无法分身。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外交选项主要是“联美英”与“联日”。大致说来，直系主张“联美”并结好英国，与直系对抗的皖、奉两系则倾向“联日”或与日本有瓜葛，与之对应的国际环境是美英与日本在太平洋地区尤其是在中国的激烈角逐。虽然各派军政势力都在推进联络与国的外交路线，但外交的不同选项对中国可能意味着不同命运的抉择，不可因联络对象都是“帝国主义”而等量齐观。

北洋时期，中国的国际政治诉求是争取国家民族独立与主权完整。这一诉求与日益高涨的民族主义相伴而行，在得到列宁“帝国主义”学说的理论诠释之后，为越来越多的国人所接受。其时正值“大革命”运动趋向高涨，基于革命立场，提出“打倒一切帝国主义”的主张应该无可非议。盖无论哪方帝国主义，其在中国的活动首先都是为了谋取自身利益，因而不同程度都带有“侵略”性质。就美国而言，人所共知，外交在美国人心中从来就被区分为“价值”与“利益”两个层面。威尔逊宣扬“民族自决原则”，体现了美国人的“价值”追求，但从根本上决定美国外交政策的却是美国的现实利益需求以及与此相关的国际政治考量。当“价值”与“利益”发生冲突时，美国会毫不犹豫地将与利益直接关联的“政治”考量放在首要位置，表现出外交上的“不守信用”。巴黎和会上威尔逊不能兑现其山东问题承诺，根本原因正在于此。(129)俄国人加尔科维奇指出：1922年以前构成美国对远东外交政策基础的是两项原则，即门户开放和国际财政合作。美国所以需要这两个原则，是因为当美国开始对中国进行经济渗透时中国境内的势力范围已经形成。在提出这两项原则的同时，美国认为必须使中国逐渐变成一个独立的国家。不言而喻，这种态度同前两个原则一样都是从现实的角度也即从美国在华的最大利益出发的。美国的这种政策使具有爱国心的中国人对它产生好感，并让它获得了中国的“无私的朋友”的美名。就在美国奉行这种和平主义政策之际，美国对中国的扩张也相当迅速地发展起来。参见M·加尔科维奇：《美国在中国玩弄的手法》(1925年7月30日)，安徽大学苏联问题研究所等编：《1919—1927苏联〈真理报〉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选编》第1辑，第100-101页。英国外交更因长期奉行“重商主义”，表现出“唯利是图”的特征。由于各国在华活动均包含“侵略”性，中国反对列强侵略，天经地义。

然而，在中国国势羸弱的当时，要将在华列强一并打倒，全部扫地出门，即便对激进的民族主义者来说，也是有心无力。从外交立场看，联络美国这样的“与国”共同对付主要敌人日本的方略更具可行性，也更符合认识把握事物须分清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的政治哲学原理。

信奉这一原理的中国共产党人清醒地认识到直系“联美制日”外交的表象特征与政治实质。根据第二次直奉战争中各方的外交活动，中共于1924年9月发表《时局宣言》指出：“此次(美国)助直兴师统一中国，乃是结束一切可与日本接近之政治势力”；“我们可以推定这次战争之结果：第一，直胜，则美国将扶助直系在中国政治的统一压制，以成就美国在中国经济的统一侵略。第二，直败，则为日本势力结合安福奉张，支配中国的政治经济。”(130)《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宣言》，《向导》第82期，1924年9月，第659页。《宣言》措辞十分严谨。首先，明确指出美国支持直系，目的是“结束亲日势力”。在预言直系战胜的后果时，强调可能导致美国在华“经济侵略”加强，换言之，其危害基本限于经济领域。但在分析直系失败后果时的表述却是日本对中国“政治经济”全方位的“支配”。利害得失，孰轻孰重，掂量得十分清楚。

中共这一认知和与此相关的革命实践，区分政治与外交，与北洋时期一度趋向激进的“革命外交”明显不同。虽然一些中共党员(甚至个别重要领袖)曾就外交问题发表偏激言论，(131)如李大钊对外蒙古问题的主张就使顾维钧“极为震惊”，“他说即使把外蒙置于苏俄的支配和统治之下，那里的人民也有可能生活得更好。他讲话时非常激动，以致使我觉得他已经失去了辨别是非的理智”。参见《顾维钧回忆录》第1册，第341页。但作为党的宣言，则十分慎重。因而尽管受苏俄影响，中共在大革命中曾笼统提出“打倒帝国主义”口号，貌似同时与东、西所有列强为敌，但日本乃主要敌人的认知，从《宣言》的措辞可清楚窥见。而这一主张，正是直系一直以来的外交主张。中国在后来的抗日战争中选择与美、英、苏三国结盟，坚定地站在反对德、意、日国际法西斯的同盟国阵营一边，一定程度乃是1920年代便开始形成的国际关系认知顺乎逻辑的延续。(132)全面抗战开始之后，胡适作为中国驻美大使到美国各地演讲中国抗战与西方民主国家的关系以争取国际支持，指出：“中国胜利与否，与世界民主主义的存亡，完全是一事。中国不亡，民主主义不灭，因中国若放弃抗战，则日本所有力量必因德意日联盟的关系而用以毁坏西方民主国家。”明显是将中国与西方民主国家以及现代民主政制绑在一辆战车上。参见胡适：《伟大的同情心》，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12)，第760页。这一认识逻辑，从现实主义立场，证明了直系“联美制日”外交的价值和意义。

北洋时期中国外交有所成功，但留下的历史教训也至为深刻，其中最重要的教训是将外交问题的处置国内政治化。直系控制北京政权期间的内政固多悖逆之处，但其外交以联络美国及协约诸国抵制日本侵略为要义，抓住了敌国外患的症结所在，其应对方略亦符合国家民族根本利益。然而，第二次直奉战争之后国内政治发生变化，即便标榜不谈政治的职业外交家也很难在新政权统治下坚持既有外交立场，这就使国家在貌似内政有所改良的同时，却每每陷入外交困境。不仅如此，学术研究中忽略外交与政治区别的倾向也一定程度上存在，直系“联美制日”外交被基本否定的部分原因，盖即在此。顾维钧在总结近代中国外交尤其是“大革命”时代的外交时曾感叹说：“几十年来，特别是中华民国成立以来，将国内政治与对外关系混为一谈，直是中国的灾难之源。”(133)《顾维钧回忆录》第1册，第341页。顾氏具有强烈的爱国情怀且身当中国近代外交冲要，所言历史教训，值得认真记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