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悠久的“中国语言文学”学科(简称“中文学科”)是中华文明传承中最重要的学科，“书同文”是中华民族长期维持统一和兴旺发达的基本保证，更是中华民族最重要的文化认同基础。培养中国语言文学专业人才，传承中华文明，是中文学科的基本任务。从这个意义上讲，中文学科在引领与弘扬中华民族文化精神方面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近代学科体制建立之后，原先高校里涵盖文学、历史和哲学的“文学门”纷纷开始效仿西方的学科分类体制，中文学科也以分科为尚，划清与史学和哲学的疆界，将研究范围缩小至语言文学领域，由此凸显学科的独立意识。从早期的“国学门”“中国文学门”到如今的“中文系”“中文学科”，学科称谓的变化暗含着传统国学体系与带有西化色彩的现代中文学科之间不可避免的冲突与无奈。回望漫漫的发展历程，欣欣向荣的学科体系之下危机与挑战的暗流也在不断涌动，中文学科的辉煌与困惑，无不闪现在70年的发展历程之中。

一、70年来中文学科发展的基本走向

(一)学科规模的调整

近代以降，中国社会环境的剧变深刻影响着中国学术的发展历程。在“中体西用”理念的进一步强化下，中文学科也参照西方学术体系，在原先注重考据、校勘、注疏的传统朴学和以诗词歌赋技巧研习为重点的传统教育基础上，将现代化教育思想和科学实证的研究方法纳入学科范畴，使得“传统学术与现代学术在矛盾纠结中日趋交融变通”。(1)温儒敏：《中文学科：传统深厚路向开阔》，《光明日报》2014年11月18日，第13版。学科化、专业化、精细化成为20世纪中国学术发展的显著特征，而这一时期“精英教育”理念也培养出了许多文科教育的杰出人才。

建国初期，受时代环境、意识形态和价值导向的影响，高校在学科结构和布局上存在着严重的“重理轻文”的倾向。(2)刘大椿主编：《中国人民大学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研究报告2002》，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302页。在《高等学校文法两学院各系课程草案》(1950)的规定中，中文系的任务是“培养学生充分掌握中国语文的能力和为人民服务的文艺思想，使之成为文艺工作和一般文教工作的干部”，而要完成这一艰巨的任务则需要与之密切相关的“文艺学”(或“文艺理论”“文学概论”)的配合，文艺学课程的出现曾为中文系的发展提供了一定的生存空间。20世纪50至60年代，为适应社会主义建设、国防建设和国民经济的发展，各高校开始效仿苏联高校专科教育制度实行大规模的院系调整，理工科专业的地位显著提升，文科专业所占比重急剧下降，1953年设有文科的大学从44所缩减为14所，文科在高等教育中明显处于边缘化的状态，而文科生在当时高校学生总数中的比例降到7.6%，1965年略增至10.7%。“文革”期间，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遭到严重破坏，高校中文学科的学科建设基本处于停滞状态，大量课程被停办、撤销或是受到牵制，在“三合一”和“五合一”的政策下，经济、哲学、历史3系合并为政治系，经济、法律、历史、马列主义教研室合并到哲学系，完全破坏了文科院系原有的结构。(3)以上参见刘大椿主编：《中国人民大学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研究报告2002》，第302-303页。14所高校分别是：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南开大学、东北人民大学、山东大学、厦门大学、武汉大学、中山大学、四川大学、云南大学、西北大学、兰州大学。直到改革开放，人文社会科学的地位、作用得到重估，中文学科由此迎来了真正的复苏和重建的契机。

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期，“革命”是当时社会生活的中心，需要借助更多来自文艺理论、中国文学史的学术话语支持，因而中文学科与历史学、哲学一同作为人文综合形态受到国家和社会的高度重视与推崇。(4)王一川：《改革开放40年中文学科变迁及其启示》，《福建日报》2018年5月14日，第9版。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被正式列入国家“六五”计划，文学、艺术也成为了重点研究课题。(5)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秘书处组编：《中国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报告2005》，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5-6页。在此背景下中文学科教育迅速得到恢复，众多高校里的人文社科机构和队伍得到重整、扩充和新建，不少综合大学与理工科大学都先后设立了文科院系，有些综合大学的文科在校生的比例甚至超过了理科生，同时学术界的研究和创作热情持续高涨。据统计，1978—1983年是文献剧增期，其中“文学艺术门”所产生的年度文献量平均份额为27.9%，年均增长率为75%，尽管1984—1989年出现了短暂的文献增长速度放缓期，但“文学艺术门”文献量的平均份额仍占22.4%，而在此期间人文学科的研究生招生人数和毕业人数所占比例也基本都保持在10%以上，(6)以上参见刘大椿主编：《中国人民大学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研究报告2002》，第304、306页。中文学科一度成为热门专业，培养出的人才成为文艺界和文学评论界的核心力量。

90年代，当时的国家教委做出了建设“文科基地”的决定，至1995年，全国建立了51个“国家文科基础学科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基地”，其中“中国语言文学”占据了23个(含试办1个)；1996年，又初次设立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的“博士点”“硕士点”，此后授权单位的数量、研究生招生规模、师资队伍都在逐年扩大。至21世纪初，中文学科在文学理论、文艺美学、文学批评、中国文体学、儿童文学、女性文学以及历代文学史研究等多个领域成绩斐然。(7)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编：《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十一五”研究状况与“十二五”发展趋势》，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1275页。据2018年学科评估结果显示，全国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博士点”授权单位已经达到66所、“硕士点”授权单位114所。 从“文科基地”的建设到一级学科博士点和硕士点的设置、二级学科招生和授位的实施、各类科研项目的积极开展，都在共同推动着中文学科的人才培养、教学体制、学术训练模式向“专业化”和“综合型”方向深化。由“中国文学门”到“中文系”，再到“中文学科”，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已经逐步形成了以本科教育为根基，由学士、硕士、博士多层次构成的教学科研及人才培养体系，并以这样的常态融入高校文化建设与现代社会的发展进程。

(二)学科内部层级的细分

“在大学中设置专业，按照专业培养专门人才是前苏联大学的经验，也是在50年代初改革基础上形成的新的大学教学制度的基本特征”，1952年6月随着全国高校大规模的院系调整，“专业”成为课程改革和高校教学制度的核心，各高校纷纷实行专业课程的改革，依据不同的专业方向设计教学计划、教学大纲、教学制度以及人才培养模式，如今“专业”不只是某一专门的行业或领域的指称，作为大学教育制度的核心，学科专业方向的设置和发展更肩负着培养国家建设所需专门人才的重要使命。从1954年初步制定的中文学科专业目录来看，“哲学”“历史学”属于“社会科学类”，“汉语语言学”“汉语文学”被划入“语言科学类”(8)胡建华：《现代中国大学制度的原点：50年代初期的大学改革》，南京：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74、211页。之下，在1998年教育部颁布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当中，“中国语言文学”类被划分为五个二级学科，分别是：汉语言文学(050101)、汉语言(050102)、对外汉语(050103)、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050104)、古典文学(050105)。(9)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高等教育司编：《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和专业介绍(1998年颁布)》，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4页。此后又进一步细化为：文艺学(050101)、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050102)、汉语言文字学(050103)、中国古典文献学(050104)、中国古代文学(050105)、中国现当代文学(050106)、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050107)、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050108)等八个二级学科。不仅二级学科不断分化，其下设的三级学科也呈现出“窄而精”的专业分化趋势。不过，基于各自学科建设的目标、特色与发展方向，不同高校在三级学科的划分上略有差异。如有的高校在“文艺学”二级学科下设中国古代文论、文艺美学、文化与文论、艺术美学、文艺理论等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又分别涵盖：中国现当代文学与现代文化、中国现当代诗歌、中国现当代小说、海外华文文学、中国现代文献学等。而有的高校则在“文艺学”下设生态美学与环境美学、西方美学、文学与艺术传播、文艺美学、中国文学理论与批评、文艺理论；“中国现当代文学”下设中国现代文学、中国当代文学、当代文学与影视文化研究、儿童文学等。学科内部层级划分的初衷在于寻求与实现学科发展的专业化、规范化，现代教学制度与体系的变革使得中文学科“窄而精”的专业划分更为分明。值得肯定的是，精细的专业划分理念推进了我国学科建制与学位制度的深化，也有利于避免过于宽泛的培养模式，促进知识和学术研究纵深方向的拓展。

(三)跨学科研究的兴起

在国际交流频繁的今天，学科整合的趋势日益明显，多元文化语境下的“交叉学科”和“跨学科”也成为当前中文学科发展的一个新兴和重要领域。例如，随着我国综合国力和影响力的提升，全球的“汉语热”不断升温，中华文化国际传播、汉语国际教育专业应运而生，它们以中华文化的跨文化传播作为主要目标，肩负着沟通中国与世界各国文化的重要使命；在文学与人类学交汇点上形成的交叉学科——文学人类学，为站在新的高度进一步审视、推进人类艺术活动、文艺理论体系的建设和发展提供了新的视野、理论和方法。

在跨学科研究方面，具有“民族性”“世界性”“跨越性”特征的比较文学学科，自20世纪80年代初在中国蓬勃兴起，经过三十余年的努力，许多大学都先后建立了比较文学教研室，设立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二级学科。如今比较文学“中国学派”在国际上也形成了较为成熟的学科规模和体系，为建构兼具“民族性”“世界性”的比较文学学科理论话语发挥着中坚力量。对于比较文学的跨学科研究，美国学者亨利·雷马克(H. H. Remark)早年就已经提出了初步构想，他认为：“比较文学是超出一国范围的文学研究，并且研究文学与其他知识和信仰领域之间的关系，包括艺术(如绘画、雕刻、建筑、音乐)、哲学、历史、社会科学(如政治、经济、社会学)、自然科学、宗教等。简言之，比较文学是一国文学与另一国文学或多国文学的比较，是文学与人类其他表现领域的比较。”(10)亨利·雷马克：《比较文学的定义和功用》，张隆溪译，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比较文学研究组选编：《比较文学研究资料》，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第1页。雷马克的构想涵盖了对比较文学跨学科研究的肯定和预测，以及文学与其他人文学科、社会科学乃至当下自然科学的关系研究的合理性与可能，如今跨学科研究作为比较文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也已然成为事实。这些新兴学科与传统文学类、语言学类学科，在构成学科内部传统-新兴学科之间的张力和复杂交叉的层级关系的同时，也赋予了中文学科新的生命力和当下的时代气息。

二、中文学科发展中的困境与问题

(一)从“国学”的式微到“西学热”的兴起

在现代高等教育的学科化进程启动以前，传统的“国学门”“中国语言文学门”以经史子集和词章技巧的研习为主，“经史子集”是中国传统文化和知识体系的重要构成。1904年《奏定学堂章程》颁布后，虽然传统小学仍是讲授的核心，但课程设置、学科设置明显趋于西化，文学史、文学概论等具有现代教育性质的课程开始出现在中文学科讲授范围之内，随着文学逐步被建立成为一门独立“学科”，作为文学教育中技能训练的“词章之学”转变成为以知识积累为特征的“文学史”。(11)陈平原：《〈作为学科的文学史〉增订版序》，《文艺争鸣》2016年第4期，第30-31页。伴随着经学的式微，西学体制及西学知识逐步成为中文学科教学模式与学习研究的主要趋势。

相对于“西学”概念而兴起的“国学”，被胡适视作对过去一切历史文化的“国故学”(12)罗志田主编：《20世纪的中国：学术与社会·史学卷(下)》，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545页。的研究，但“国学”笼统模糊的概念及其传统学术的性质，难以适应日趋学科化的体制。1929年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停办，反映出传统学术在西方学术分科体制下普遍的困境与无奈的挣扎，20世纪50年代后期的院系调整，更对以培养目标模糊、设科方式独特的国学发展无形中增设了不少障碍。不仅如此，国学研究院在经费保障、师资来源、招生就业等方面的困境，也使其在日趋学院化的大学体制之下难以为继，而国学教育也如履薄冰。

面对西方学科体制、思想文化的强势渗透，一些知识分子以警惕的心态试图吸取、借鉴西学的精髓用以启发中国学术的变革，但由于对自身文化的焦虑以及民族文化心理的落差、偏激等多重因素，在传统国学与现代西学之间未能达到某种平衡，“经学科”“国学门”的发展在现代学术、学科的转型体制之下举步维艰。“经学的‘学科化’导致经学体系瓦解，儒学教育丧失自身的系统性和独立性，成为依附新式学校教育的若干科目”，(13)张亚群：《从经学到国学：近代大学传统学科变革》，《中国科学报》2019年3月27日，第3版。“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主导思想上升成为对“西学”的追捧。固然“西学”参与了中国近现代学术、文化的变迁，但一味地迷信西方思想文化容易陷入文化虚无主义和“西方中心主义”的漩涡。

如今中文学科从教育体制、知识生产到中国学术话语无不暴露出一些弊病，例如运用后现代主义、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新历史主义等西方理论批评阐释中国文学的现象屡见不鲜，与外国文学、思潮相关的课程如欧美文学、俄苏文学、西方文学思潮、西方文化与文论等占据了相当的学分和课时，不少课程都是学生首选的热门，相较于传统的经学、国学，不少学人对我们自身的文化和传统学术存在一种难以消弭的隔阂与疏离感，在心理、认知和情感上也更倾向于西学、西化。钱理群教授就指出如今学人经历了文化的断裂，与中国传统文化联系先天不足，由于底气不足，在强势的西方文化面前就很容易丧失文化自信与自主性，这成为一代人甚至几代学人的共同隐痛。(14)钱理群：《中国大学教育十二问——由北大教改引发的思考》，夏中义、丁东主编：《大学人文》第1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2页。丧失中华文化主体身份和民族文化自信不仅会导致民族文化精神的危机，也是个人存在的危机和失去学术创新、学术独立能力的根本缘由。

(二)从“会通之学”到“窄而精”的“专业”划分

梁启超曾指出：“学术愈发达则分科愈精密；前此本为某学附庸，而今则蔚然成一独立科学者，比比然矣。”(15)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41页。近代以来，中文学科就逐步走上了西方学术分科之路，文科教育的西化不仅涉及教学体制的变革，也引发教育理念的转变。中文学科内部的学制改革一开始就得到不少学人的提倡，如傅斯年、顾颉刚等人就曾针对传统学科的宗派、学派特点，倡导以西方科学、严密的分科式教育模式改良中文学科体系。传统的“国学门”“中国语言文学门”研习范围与历史、哲学领域有所交叉，形成文、史、哲会通的深厚知识体系，以此奠定了传统学术坚实的基础，虽然学科门类没有明确细分，但这种知识脉络的贯通为治学提供了博洽周流的眼界，成就了“通人之学”。西方学科体制的介入和“窄而精”的学科专业细分解构了传统的知识结构和分类方式，如今文、史、哲各守自家壁垒，学人往往难以凭借详备周全的知识谱系沿波讨源、窥其堂奥，最终高校教育更多地只能培养出精于专业的“匠”而非“精骛八极、心游万仞”的通学大师。

不仅如此，即便是“窄而精”的专业课程设置不少也都存在着“多、空、旧”(16)曹顺庆：《高校中文学科课程设置之我见》，《中国高等教育》2000年第21期，第42页。的弊病。例如，在给本科和硕士、博士开设的课程中，存在许多重复、类似的课程；一些本该合并的课程纷纷向外扩充，许多大而化之的概论、导论、导读课程不胜枚举，导致了学科、专业内涵的空洞化。这些课时的设置不仅大幅压缩了学生自由阅读经典作品的时间，还助长了浮华空疏的学风，造成不少中文系学子极少接触中国文化原典或者现当代经典之作，反而能用空洞的概念、事件或理论夸夸其谈，或者崇尚短期之内的“知识速成法”，依靠从导论、导读课程中提炼出来的只言片语取代对原著本身的探幽，远离了文学的本真经典，让语言文学学习与研究流于表面。

(三)从社会话语的中心到边缘

1980年学科复苏之后，中文学科作为国家文艺创作和理论话语力量的文化、精神支柱，一度成为社会的“显学”，但随着国家工作重点逐步转移到了经济建设上，以实证、科学、实用为特征的学科如经济、管理、商学及自然科学，由于能够更好地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培养应用型人才而迅速兴起，使得以往中文学科的优势地位逐步被取代。同时，90年代初单一所有的大学体制被突破，掀起了私立(民办)高等学校的办学热潮，大量职业技术院校涌现，一些高校的中文学科也开始增设能有效适应市场需求的专业如编辑学、秘书学等，这些专业一反传统中文学科对人文精神的塑造和培养而转向实用型技能的培训。不仅如此， 90年代末随着新闻学科队伍的迅速壮大，不少高校的中国语言文学系下设的新闻学科也相继独立出来，由二级学科重新调整为“新闻传播学”一级学科，在新闻学、传播学之外，增设了编辑出版学、广告学等新兴专业，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加深了中文学科自身的焦虑感，促成因学科危机而产生的“转型”意识。

事实上，与职业教育的“实用型”或其他新兴学科的培养理念有所不同，中文学科一贯以“人文精神、品格”的培养为己任。然而这种学科定位的模糊性，使得中文学科在实用主义、功利主义等多元价值观并存的时代摇摆不定，以至过于迫切地想要通过借助市场理念、市场规则实现学科内部结构的“优化”，以此提升学科竞争力和社会适应性，跟上时代发展的潮流，重新由社会话语的边缘回归中心。然而事与愿违，这些举措反而丧失了学科的自信和学科本位立场，加速了学科的“遇冷”。正如有学者明确指出中文学科“失宠”的内因在于：“丧失反思人文教育的勇气和不注重引领市场化的社会、不注重将对市场化的观察与批判调整到与人文教育发展密切相关的路径上”。(17)刘涵之：《再谈中文系的失宠》，《现代大学教育》2014年第5期，第24页。在职业教育化和市场化的导向下，不少高校的中文学科已经与最初的学科使命渐行渐远，沦为各类理论专著、研究论文、报告、项目的知识生产、文凭生产的“流水线”，严重扭曲了中文学科内在生长逻辑和知识结构体系，有碍中华民族文化和学术的传承与发展。

三、未来中文学科发展的方向与建议

(一)沿波而讨源：回归国学、传承文明

德国学者卡尔·雅斯贝斯在《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中提出：“直至今日，人类一直靠轴心期所产生、思考和创造的一切而生存。每一次新的飞跃都回顾这一时期，并被它重燃火焰。自那以后，情况就是这样。轴心期潜力的苏醒和对轴心期潜力的回忆，或曰复兴，总是提供了精神动力。”(18)卡尔·雅斯贝斯：《历史的起源与目标》，魏楚雄、俞新天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年，第14页。据雅斯贝斯给我们的启示，面向未来，中文学科要想摆脱生存与发展的困境，不应盲目“西化”或者接纳更多新兴学科一味迎合就业市场的需求转变，而需要回归国学、回归经典，重新找回民族文化自信。

谈到“回归”二字，不少人未免会持怀疑态度，正如当下在“国学热”的表象下，实则反映出了中国传统学术的失落与无奈。前文所及，胡适曾将“国学”与“国故学”等同，将“国学”界定为一门研究中国传统历史文化的综合性学问，而吴宓先生则以“惟兹所谓国学者，乃指中国学术文化之全体”(19)吴宓：《清华开办研究院之旨趣及经过》，清华大学校史研究室编：《清华大学史料选编》第1卷，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374页。来概括“国学”的内涵，但这些定义宽泛笼统的外延反而消解了概念本身。1938年，马一浮先生重新将“国学”明确界定为“六艺之学”，即以“六经”代表博大精深的传统学术，并指出回归“国学”需要回归“六经”。“六经”代表中国传统文化最高的特殊形态，包含了学问系统和价值系统，学问系统“只有少数专家才毕生沉潜其中”，而价值系统则“面向所有人”。(20)以上参见刘梦溪：《传统的张力：传统文化如何进入现代生活》，《中国文化报》2017年3月15日，第3版。由此可见“国学”在当代的生命力和深刻的指导意义。

正所谓没有“博古”就不可能真正“通今”，无论是学问系统或是价值系统，以中国传统学术为研究对象的“国学”需要回归原典文化，方能在此基础上承继中华文化血脉，并在积淀深厚的文化中产生新的文化生命形态，推进文化与学术的创新，而这也是中文学科的重要使命和历久弥新的意义所在。钱穆先生曾指出：“对其本国已往历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随附一种对其本国已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有一种温情与敬意者，至少不会对其本国历史抱一种偏激的虚无主义，亦至少不会感到现在我们是站在已往历史最高之顶点，而将我们当身种种罪恶与弱点，一切诿卸于古人。”(21)钱穆：《国史大纲》(修订本)上，北京：商务印书馆，1994年，“前言”，第1页。中华民族文化的瑰宝来源于数千年来复杂深厚的历史文化记忆、审美经验、诗性想象与表述的积淀，其中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是国民思想和精神的内核。精深博大的中华文化令古往今来的许多西方现代文艺家都感叹不已，如表现主义戏剧大师布莱希特、意象派诗歌的代表人物庞德，以及哲学大师海德格尔、德里达等，无不从中国传统文化中获得启发。作为传统文化精髓的原典文化是中华民族祖先智慧的结晶，更蕴含着中华民族文化的基因和长期以来人们最高的精神寄托和价值信仰，为民族文化的崛起和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活力因子。或许有人认为原典文化在经历了政治运动、社会巨变的洗礼后已经沉入文化记忆之渊薮，然而承载着民族鲜活思想感情的文学艺术并没有完全消泯，它已经悄然融入我们的文化传统和每一个人的血脉当中，成为我们自身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并以内化而成的文学观念、审美追求、思维方式和理论体系实现对中华民族文化身份的建构。

原典文化应当如何真正有效地回归中文学科？在笔者看来，首先需要在“中国语言文学”学科下设的各类二级或三级学科课程中适当增设中国传统文化与文学典籍的课程，让学生更多接触传统文化典籍，真正领会其中所蕴含的民族心理、审美思维、话语表述和人文关怀，在此过程中自然提高语言文化修为、增强国学基础和学术功底；其次，针对当前中文学科存在的一些课程设置重复的问题，可以考虑取消与合并一些课程，例如在文学概论、古代汉语、中国古代原典导读、古代文学史、现当代文学史、语言学与现代汉语、世界文学与比较文学等主干课程之外，减去一些重复性的“导论”“通论”“概论”，增加“国学经典研读与文化传承”或“人文通识系列讲座”所占课时比重，提升传统教育在中文学科中的地位；对于一些文学史与文学作品的课程、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课程、现代汉语与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等课程则可以考虑分别合并，以确保课程的精炼、互通和前瞻性。在多元文化盛行的今天，承担着文化传承重要使命的中文学科尤为需要的是，回归原典文化、回归国学典籍的返本开新，这对于传承文明，激活文化创造力，培养优秀创新人才，重塑文化自信和化解当下中文学科的危机都意义深远。

(二)回归“通人之学”的培养、倡导学科的多向“会通”

中国文化和传统学术历来尊“通人之学”而不倡“专家之业”，追求在深厚的文化积淀之上达到会通和合、精深广博的境界。纵观学术史，很多国学大师莫不具备深厚的旧学功底和文学素养，实现了文史哲的贯通，将研究延伸至文学、史学、哲学、语言学、美学、人类学、宗教、校勘学、书法等多个学科领域，取得了学术的创新与突破。例如，王国维先生将西方现代美学、西方哲学与中国传统美学、中国古典哲学等融合，创立了独树一帜的美学思想体系，成为近代中国最早运用西方哲学、美学、文学观点和方法论分析中国古典文学的开拓者，其代表作《人间词话》就是我国第一部将西方美学与中国古典美学融合会通的典范之作，开创了近代学术的新境界；陈寅恪先生在历史、语言、人类学、校勘学、宗教方面均有重大贡献，在运用西学知识和外文史料进行国学、史学研究上更是自成一家，声华盖代，被季羡林先生赞为“学术文章辉耀寰宇”；(22)季羡林：《从学习笔记本看陈寅恪先生的治学范围和途径》，钱文忠编：《陈寅恪印象》，上海：学林出版社，1997年，第24页。饶宗颐先生在敦煌学、甲骨学、诗词、史学、目录学、考古学多个领域都有所建树，并且学艺融通，在诗书琴画等艺术创作方面也造诣深厚。另如，杨明照先生毕生致力于中国古代文论和文献学研究，除了《文心雕龙校注拾遗》的奠基之功以外，又治学《抱朴子外篇校笺》《刘子》，对这三部六朝文献的整理、校勘都有重大贡献，发前人所未发。饶宗颐先生高度评价杨先生的《抱朴子外篇校笺》，指出其校文、笺释、审慎精细，对于我们审视“中国文化的内涵在中古时代的思想学术与生活实况”，认识当代政教利弊都大有裨益；(23)饶宗颐：《审慎、精细、博洽——评杨明照〈抱朴子外篇校笺〉》，曹顺庆主编：《岁久弥光：杨明照教授九十华诞庆典暨中国古典文献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成都：巴蜀书社，2000年，第186页。项楚先生也指出杨明照先生皓首穷经，是“以深厚的旧学根底和严格的朴学精神，承继中国文化血脉”的“近代蜀学的最后一位大师”。(24)项楚：《师恩永记》，曹顺庆主编：《文心永寄：杨明照先生纪念文集》，成都：巴蜀书社，2007年，第5页。

而今，中文学科“窄而精”的专业划分、课程设置的调整、文史哲的分家，不仅导致国学功底和人文素养教育的严重匮乏，并且将文史哲骨子里和合会通的紧密关系切断，打破了传统文化知识体系的完整和连贯性，以致造成“东向而望，不见西墙”的学术视野和思维局限，以及知识体系的零散化、碎片化，更谈不上培养出“学贯中西、博通古今”的国学大师了。学科层级细分的初衷原本是在学问会通的基础上，借助西方学科的分类观念促使学问向“专而精”的领域拓展，从而最大限度地发挥“专家之业”，但正如郭绍虞先生所言：“我们研究学问，一方面求其精，一方面又要观其通，精是要在博的基础上建立的，通又是要在专的基础上获得的。这两种辩证关系，又是必须注意的。因此，博与专之间也是可以统一的。不过强调博决不能流于杂，强调专又决不能偏于窄，杂则不易有成，窄则难望提高。”(25)郭绍虞：《关于中国古典文学理论批评研究的问题》，《照隅室古典文学论集》下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540页。中文学科要想解决当前教学体制和学术分科的弊端，进一步弥合学科与社会进程的鸿沟，笔者以为应当回归“通人之学”的培养理念和具体实践，提倡学科的多向“会通”，具体可以考虑为：

第一，文史哲的会通。早在20世纪初，王国维先生就针对《奏定学堂章程》(1904年)过于强调学科及课程设置细化的问题，反复强调哲学科目的设置之于文学科的重要意义，在王国维先生看来，文学科大学中的“中国文学科科目”应当涵盖“哲学概论、中国哲学史、西洋哲学史、中国文学史、西洋文学史、心理学、名学、美学、中国史、教育学、外国文”。(26)王国维：《王国维遗书》第3册，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11年，第642、654页。亦即在涉猎文、史、哲相关领域的基础上发挥传统学术的“通人之学”培养模式。实际上，进入西方学术分科系统之后，中文学科课程设置仍有文史哲会通之处，例如在壬寅癸卯学制中，“中国文学门”科目就包括文学研究法、说文学、音韵学、历代文章流别、古人论文要言、周秦至今文学名家、周秦传记杂史、周秦诸子等，(27)璩鑫圭、唐良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学制演变》，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7年，第363页。只是文史哲分科的趋势自清末现代大学建立以来愈加明显。“文学”“语言”“古典文献”曾是中文系的主干科目，针对当下国学功底的缺乏和人文素养的欠缺，二级或三级学科应该借鉴传统中文学科的主干课程设置，以综合性课程为主，专业课程为辅，将概论、导论的研习与经典文本阅读相结合，为进一步“专而精”打下坚实的基础。

第二，中西文化、学术的会通。从跨文化的视野来看，文化的融合与变异是民族文学乃至世界文学得以发展、创新的基本规律。近代西方文论与文化参与了近代中国文艺理论体系的建构，并在思想、文化、教育、科学技术等多面都对近代中国产生重要而深远的影响。在多元文化的语境里，我们既应当承认西方文化与学术丰富了中国文学批评、文化内涵，在某种程度上激发着中国本土文化自我变革与创新的潜力；同时也应当在文化碰撞、交融的镜像里认识到，中西文化源远流长、自成体系，各有不同的基本范畴、审美方式、言说规律、思维逻辑，由此呈现出文化的独特性、异质性，要实现中西文化、学术的会通，须以更开阔的视野审视“他者”文化与本土文化的动态影响和紧密关联。

第三，跨学科的会通。随着世界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人们对于世界文学和文学观念的审视也在不断更新，如今常规和传统的文学研究方法、模式、思路已经不能再满足综合研究的需求，“交叉学科研究”或“跨学科人才培养模式”作为当前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主流趋势，旨在建构多学科支撑的完整知识结构模式，实现对问题的整合性研究。对于中文学科未来的发展而言，跨学科不仅能培养出具备多学科背景的复合人才，也使得学科跨越自我设限的藩篱，扩大学科研究范畴，与其他相关联的学科一同为学术创新开辟更为广阔的研究空间。杨周翰先生早年就曾呼吁：“我们需要具备一种‘跨学科’(interdisciplinary)的研究视野：不仅要跨越国别和语言的界限，而且还要超越学科的界限，在一个更为广阔的文化背景下来考察文学。”(28)杨周翰：《超学科比较文学研究·序》，乐黛云、王宁主编：《超学科比较文学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第2页。在跨学科研究视野下，借助自然科学、人文社会科学中相关学科门类的知识谱系、理论方法、思维模式从文学外围入手，能在不同学科之间的碰撞、交流过程中增进学科的互动、激发思想的火花，并反过来促进对中文学科自身的新解，例如由传统人文社会学科与计算和数字技术结合而成的显学“数字人文”，就是新型跨学科研究的典例之一。

第四，中文学科建设与社会的“会通”。中文学科的发展在打好中华文化经典教育的基础、以文化传承为己任之余，还需要积极融入社会生活，在文化、新闻、出版、教育、管理、影视等相关人文科学领域“发掘和建构自身的以文学性、诗性或语言艺术性为鲜明特征的间性特质”，(29)王一川：《迈向间性特质的建构之旅——改革开放40年中文学科位移及其启示》，《东南学术》2018年第4期，第43页。使学科教育成为引领社会思想文化建设的风向标，以深厚的文化和人文素养扭转社会不良风气、充盈当代国人的人文情怀。近年来，不仅大众传媒领域能够看到许多中文学科领域的从业者，而且许多备受追捧的畅销读物、网络文学、电视剧、网剧等艺术作品，借助大众传媒等现代化途径以通俗化、平民化的方式融入并丰富着当代的社会文化生活，可见文学在当代并非绝对边缘化，它仍然以对其他艺术门类的原创性感召，保持着自身源源不断的影响力。

(三)立足中国语言文学经典、建构中国学术话语体系

21世纪以来，随着国际格局的嬗变，世界文化格局进入深度调整时期，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大国的文化影响力逐步呈现出上升的态势，但从整体的国际格局来看，依然保持着“西强东弱”的局面，世界文化产业的重心仍在西方。(30)颜旭：《文化强国战略：传续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前线》2018年第6期，第40页。由于没有一套真正具有中国底蕴的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很长时间以来中国学术界都依赖西方学者所建构的理论体系进行思考、表述，尤其是如今面对纷繁复杂的文化碰撞、学术交流的大环境，迷失学科定位、丧失学术本位立场和文化自信的中国学术和文化更难以突破外来文论话语和思想的霸权。只有立足具有民族诗学精髓的中国语言文学经典，建构具有原创性的中国学术话题体系，才能恢复文化传统自信，实现文化与学术的独立，用自身的术语、理论、观念独立表述对当下文学实践的认知，打破中国文论话语建设的瓶颈。正如钱理群教授所言，在价值崩溃和混乱的时代，价值理想以至信仰重建、文化重建呼吁着原创性的新思想、新文化、新学术，这不仅是中国，“也是当今世界思想、文化与学界共同的历史性课题”。(31)钱理群：《中国大学教育十二问——由北大教改引发的思考》，夏中义、丁东主编：《大学人文》第1辑，第14页。

在建构中国学术话语体系的实践中，“比较文学变异学”理论体系的提出，可谓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学理论建设的标志之一。在比较文学学科领域，法国学派的“影响研究”和美国学派的“平行研究”占据了半壁江山，文学的可比性也一直囿于“同源性”和“类同性”范围，未能迈出欧洲或西方文明圈的边界。事实上，西方学者的比较文学研究也并非尽善尽美，活跃在异质文化、文明交流和碰撞过程中的大量复杂的文化变异现象被西方学者忽略了。而中国学者提出以跨文明或跨文化体系背景下不同民族或国家之间的异质性和文学交流中的变异现象作为研究重心，将“异质性”“变异性”纳入比较文学可比性范围，弥补了比较文学学科理论体系的重大缺陷，也打破“西方中心论”窠臼，顺利化解了新一轮的学科危机，为比较文学学科的发展开辟了广袤的前景，更为当前中国思想文化界提供了一个较好的学术创新视角。

(四)面向世界、广开户牖：推进中华文化的世界传播

随着国际竞争的日益激烈，文化竞争上升为综合国力竞争的关键内容。文化发展战略不仅是时代发展的诉求，更是民族文学走向世界的重要途径和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支撑，习近平总书记也强调了“走出去”对于中国文化发展的必要性和深远意义。如今“走出去”已不再是改革开放时代里具有探索性的话语，而是化作了人们当下的一种生活常态，并且无论主动与否，我们都无法抗拒“国际化”的趋势。在全世界创建孔子学院、在纽约街头播放中国国家形象片、在各国大都市筹办文化交流(艺术)节等都是“走出去”，(32)陈平原：《国际视野与本土情怀——如何与汉学家对话》，《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011年第6期，第65页。包括许多学术专著、期刊、学科建设在国外的推广以及国际学术交流活动的开展等，都是中国人文社会科学走向世界、实现“国际化”的方式。

在全球化语境下，如何“走出去”才能有效实现中华文化的世界性交流与传播，这是需要思考的重要问题。事实上，在当前中华文化的国际传播中，许多文化传播工作者并未真正懂得中华文化，也没有中国语言文学经典的深厚积淀，他们虽然人走出去了，却没能有效传播中华文化。灿烂的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五千年演变历程中的积淀，其精髓是中国发展的强国之本、立业之基，因此“欲扬宗邦之真大”首先源于对民族文化本真的深刻认识和坚守，由此才能培养出对中华文化真正的热爱和文化自信，提升本土话语体系的创造力、感召力和影响力，从而有效推进中华文化的国际传播，在国际交流与互动的过程中赢得国际尊重。在中华文化的世界传播过程中，要将优秀传统文化中具有当代价值、世界意义的文化精髓、精神标识提炼和展示出来，既总结、运用中国经验又有所超越，在提升国际影响力的同时，与其他民族文化一同丰富世界文化之苑，促成“美美与共，和而不同”的多元文化格局，与各国学者共同探索文学艺术世界的奥秘，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和价值诉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