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视野中、不同条件下，今天为国人着紧的中西之争，实际上具有三重意涵：一是限定地域范围内特指的中国一个国家与“西方”所有国家的发展优劣之争。二是从扩展的地域范围内引申出来的，自古至今的东方国家与西方国家发展模式优劣之争。三是在全球化时代中国迅速崛起以后催生出来的中国发展模式与西方发展方式何去何从的争端。说到底，只有在第三阶段，才彻底将中西之争的实质含义凸显出来，也才将中西之争的两个模式与历史走向的真实向度揭示出来。由于人类历史上只有东西之争而无南北之争，因此，东西之争关乎人类社会政治生活基本方式的选择问题，绵延数千年的东西之争，由此具有丰富的人类意义。因此，每当东西之争处于胜负立判的关键时刻，人类社会就面临两种前途与命运的严峻决断。当下，东西之争的呈现形式是中西之争，其不仅关系到中西、尤其是中美竞争双方的胜败荣辱，更为重要的是又一次将人类前途与命运问题极具挑战性地呈现在世人面前。

一、“中西之争”：虚像与实像

打开任何一部中国人撰写的近代史、尤其是近代文化史著作，都会发现一个近乎格式化的陈述：近代以来的中国历史，就是一部中西碰撞的历史。这一陈述是很难得到历史印证的。因为近代中国根本就没有任何实力与西方国家碰撞，仅仅处在被西方国家碰撞的被动地位。在这样的处境中浮现出来的中西之争话题，实际上是一个限于中国国内国人之间相互争辩的话题，并不是一个跨越国境的世界性话题。直到近期，中国的快速发展或迅猛崛起，才让中西碰撞或中西之争的话题开始具有实质性含义。换言之，中西之争由此才跨出国境，成为国际社会争辩的真实问题。因此可以说，中西之争或中西碰撞的话题，应当被切分为两个具有完全不同含义的论题。

中西之争的话题，是一个十分典型的现代话题。因为，此前并不存在总体意义上的西方，也不存在与西方相对而言的中国。只是在西欧一些国家完成现代转变之后，在拓展国际市场的进程中进入中国，逐渐形成了这些国家自认利益共同体的“西方”以及中国人视为与己不同的他者之“西方”。(1)关于后一意义上的“西方”，可参见任剑涛：《典范及其蜕变：中国建构的“西方”》，《社会科学》2015年第11期，第3-17页。而对中国自己来说，究竟是坚持千年自成统绪的传统社会模式，还是学习打上门来的西方国家发展之道，必然出现难以调和的争端。中西之争，由此作为一个中国问题浮现出来。但这不是一个对西方人有丝毫冲击力的问题。因为西方国家的强势崛起与国际扩张，正处在自信心极强的阶段，根本不将打击对象中国放在眼里，更遑论选择中国发展模式还是坚持自己发展模式的犹疑难断和久决不下。这是一个由国家强弱极为悬殊的状况所注定的基本态势。

暂且放下国家强弱处境不说，先从历史视角看，中国关于中西之争的历史进程，起自明朝晚期，但被明清交替的政治之手掐断。不过起于明后期的中西之争，不能被视为中西两种文化模式的弃取之争，当时中国遭遇现代早期西方文化，尚未掉入古今中西你死我活的陷阱之中。明代接受与排斥西方文化的举动，算是相对自然的择取，而且没有引起中国是否学习西方的广泛社会政治紧张。(2)方豪在《中西交通史》明清之际部分叙述了中西文化广泛交流时期相互发生的影响，从天文学与历学、数学、机械工程与物理学、军器与兵制、生物学与医学、地理学、音乐、图画建筑、语文学、宗教与神学哲学等方面展示了西方文化流播中土的历史画面。其中人们可以看到中国援用西方文化的重要举措，如使用西历，但并未引起中国社会明显不适的事实。氏著：《中西交通史》下册，长沙：岳麓书社，1987年，第691-1045页。到清中期中西道路之争再次凸显出来时，情形有了很大的不同。这一次，清廷在非情非愿的情况下选择了物质器物的现代化进路。洋务运动电闪雷鸣般的推展，已经证明其时中国人已经意识到自己在物质财富的生产上技不如人，在西方国家面前甘拜下风。而到晚清启动立宪改革大幕，则进一步证明清廷与国人已经意识到自己在制度设计与运作上落后于西方国家的严峻现实。此时浮现的、由国人身兼中西文化辩护与拒斥两职的中西文化之争，仅限于精神文化与社会风俗上中国还能不能拒斥西方国家的现代价值与生活方式这个高端领域。这是捍卫中国文化的人群退无可退的一个领域了。因为退出这个领域，就意味着中国的全盘西化。只有坚强守卫住这一领域，才能证明中国文化不能被全面替代的存在价值。所谓“保国、保种、保教”的运动，所谓以国学救国救民于水火之中的激烈言辞，在此就具有了坚不可摧的硬核意味。不过人们可以从中轻而易举地发现，这并不是中西方人士之间的争论结果，而是中国人在中西遭遇之后自己单方面面对中西文化得出的结论。(3)《翼教丛编》的编者就明确强调，必须拒斥变法之说，倡明儒家圣经大义。苏舆认定康梁“伪六经，灭圣经也；托改制，乱成宪也；倡平等，堕纲常也；伸民权，无君上也”。可见极端保守人士对中国传统曲意捍卫的心态。苏舆：《翼教丛编》序，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2005年，第57-58页。

再从国势强弱的角度看。在中国处于弱势的时候，中西之争不是中国与西方就发展模式弃取展开的争端。因为中国之弱，完全无法与西方国家处在一个对等的竞争位置上，并对西方国家选择发展道路造成犹疑不决的冲击。(4)在当下流行的、以GDP论国家强弱的思路中，晚清并不能被认为是一个弱势国家。因为当时中国的GDP超过世界总量的30%。中国的弱势，是由其落后的农业生产方式、皇权专制政治与闭锁的文化惯性呈现出来的。(参见侯家驹：《中国经济史》下册，北京：新星出版社，2008年，第746-751页。)这样的落后，根本无法从某个单一的方面，或是物质器物的生产、或是政治制度的改良、或是精神文化的改造来治理。在现代国际体系中，处在明显弱势地位的国家，常常只能诉诸道义性力量，对强国占尽优势的国际地位发出谴责声音。在政治与经济实力上，完全无法抗衡。对此，弱势国家要么取依附发展态度，要么取道义抗拒立场。但其试图有效抵御强势国家的市场进入、政治影响与文化渗透，则是十分困难的事情。在强弱分明的处境中，中国内部存在的中西之争，具有直接性与间接性两层含义。其直接性含义是，中国传统的发展模式不能让自己处在有力竞争者即西方出现之后的有利地位，中国如何寻找适宜的出路。就此而言，实质上根本不存在什么中西之争的问题，而仅仅是中国如何学习西方的问题。由于中国根本对勃兴的西方毫无抵抗之力，只要不是极端保守的人士，都不会否认学习西方的必要。在这一意义上的中西之争，呈现为中国文化内部出现的究竟是学习西方还是拒斥西方、究竟是因循封闭还是有限开放、究竟是局部学习还是全局改变的争端。这是中国文化自身向何处去的内部事件，而不是中西文化之间的外部事件。从“变器不变道”(5)冯桂芬认为改革应“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校邠庐抗议》)王韬指出，“形而上者中国也，以道胜；形而下者西人也，以器胜。如徒颂西人，而贬己所守，未窥为治之本原者也”(《弢园尺牍》)。这类言论，在当时颇为流行。演进到“能变则存,不变则亡，全变则强，小变仍亡”，(6)康有为：《上光绪皇帝第五书》。中国内部关乎中西之争的最后结论，还是潜心学习西方的主张绝对占了上风。

中西之争的间接性含义是，中西之争究竟能否成为人类社会两种发展模式的对等选项。这一间接性含义在中国文化内部存在尖锐对立，以至于从未达成共识。在激进主义、保守主义与自由主义三大流派的不同解释中，激进主义绝对否认其可能性，发誓重造中国、乃至于重造世界；自由主义将问题限制在政经领域学习西方的有限范围内，对传统也不抱友善态度；保守主义或有限接受学习西方、或完全拒斥学习西方——前者全力守护所谓中国传统文化的根本，后者全方位对传统进行强力辩护。换言之，激进主义从不认为中国文化会成为人类文化的选项，只会认定中国文化被人类先进文化彻底改造。自由主义同样否定中国传统文化能为人类未来开辟新境，认为中国的充分世界化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唯有保守主义坚定地相信中国传统文化能对人类文化做出独特贡献，甚至指引人类文化的未来发展道路。(7)其中马克思主义者信守的与两个传统决裂(这就是《共产党宣言》所说的“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的原则，堪为佐证。胡适倡导的“充分世界化”直接表明了自由主义者的态度。1958年保守主义者发布的《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最系统地表达了相关主张。

对中西文化交流中的西方人群来讲，那些专门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学者，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可以区分为三种情形：一是那些醉心中国文化的人群，认为中国文化至少在某方面为西方指引了出路，如美国的波士顿儒学派、纽约儒学派对之就进行了深入阐释。(8)南乐山指出，“儒学不仅只是东方民族的意识形态，而且是一种批判哲学。对于我们的晚现代世界哲学发展局面来说，它有许多东西可以提供”。氏著：《波士顿儒学具有讽刺性的几个方面》，载哈佛燕京学社主编：《波士顿的儒家》，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9年，第1页。二是那些学术性的比较文化研究者，认为中国文化自有不同于西方文化的优点，这是较为持平的通行见解。自18世纪启蒙运动以来，这类主张就为部分西方学者所不断阐述。三是那些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不利处境加以确认的学者，认为国家方面已经将中国传统文化作为“博物馆中的历史收藏物”处置，(9)列文森认为，在革命中国，儒学与孔子是“作为博物馆中的历史收藏物”而存在的。氏著：《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郑大华等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320页。如列文森的相关论述已经流行甚广，毋庸多言。至于西方绝大多数无视中国传统文化的人群，这一问题根本就不存在。从总体上讲，西方学者就中西文化发表的三类看法，远远说不上是中西之争，因为这些汉学家很少进入西方国家学术界的主流圈子，因此不成其为代表西方国家的主流主张。如果说对中国传统文化评价很高的西方学者主要是基于同理心、同情心与道义性发出的相近言论的话，那么基于各有利弊进行的中西文化比较，就是一种学人的书斋论述，志不在影响中西文化的一争高下与人类文化引导力重塑。那些轻视中国文化现实活力的学者意见，属于依据硬实力发出的软实力断言，中国人除了对之表示不满以外，也无法断然否定其结论。可以说，由于西方社会基本缺乏关乎自己社会发展方案优化与前途选择的中西之争，论及中西文化关系时完全没有与中国对等的是否学习西方的相等命题，基本不存在广泛倡导西方学习中国的论断，(10)在启蒙运动前后，确实有一些学者如伏尔泰等肯定中国皇权治理绩效的言论，但转眼由德国人如黑格尔陈述的中国思想、尤其是中国哲学，已经被放置到“前史”的位置，后者迅速成为西方学界的流行看法。参见忻剑飞：《世界的中国观——近二千年来世界对中国的认识史纲》，第7、8章，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86-266页。因此，西方学界、政界完全不存在是否学习中国的普遍焦虑与选择紧张，中西之争根本不是一个西方人的问题。

毋庸讳言，在中国国家的硬实力不硬、软实力很软、巧实力有待显现的处境中，所谓近代以来中国面对的最重大问题即“中西之争”，其实是一个限定在国家内部究竟是沿循传统还是学习西方的发展道路之争。这一争论没有跨出国界，没有成为中西双方共同作出反应的现代理论与实践方案的争论。换言之，在西方国家关于自己发展前路的争论中，中国仅只在现代化的肇始阶段，也就是启蒙运动时期有过成为选项的历史，其余时间里完全没有成为西方国家未来发展的替代方案。这就与近代中国以降学习西方成为自觉的发展基本选项迥然不同，在西方从来没有过对等的主张，即西方国家非学习中国而没有未来的主张。所谓中西之争，长期是中国“一头热”的话题。

就此可以得出结论，截至改革开放前的“中西之争”，其历史影像不是实像而是虚像。所谓虚像，是说西方在“中西之争”的成像中根本就是一个隐匿的争执者、或者说是一个无需出场但却让中国避无可避地效仿或拒斥的虚化图像。在这张历史图像中，只有中国一方在体会到西方无可争议的强大并起而效仿的情况下，单方面出场并被摄入历史画面之中。要不要学习西方，其实是中国人自己的问题，而不是强力登上中国社会政治舞台的西方人的问题。在当时西方人眼里，中国根本就没有与自己竞争的对等实力，因此完全是以一副同情弱者的姿态看待中国的。一个绝对的弱者，岂能与一个公认的强者竞争！(11)此时西方国家对中国的态度在实际状态上是复杂的。一方面因为中西接触，激发了西方国家的汉学研究热潮。这自然是一种研究中国的“死学问”，即只把中国视为学术研究对象，而不是视为活的竞争者。另一方面由于西方国家对自己实力的自信，而对中国怀抱普遍的轻视、乃至于蔑视的态度。广泛流行的“睡狮论”可为佐证。再一方面，少数西方人将中国放置在“黄祸”角度看待，表现出一种莫名的警惕性。参见忻剑飞：《世界的中国观——近两千年来世界对中国的认识史纲》，第9、10章，第271-331页。

中西之争由虚像演变成实像，始自改革开放，成于中国崛起。历史地看，本来近代以降，中国是有几次机会跻身强国之列，因此有可能将中西之争坐实为真实图像的：洋务运动曾经崭露出工业中国的轮廓，可惜因为清廷的权力短视而好景不长；民国肇建，尤其是1927—1937年所谓的“黄金十年”，再次展现出现代国家的建构的前景，惜乎内外交困，断送国家发展的大好前程；1945年，中国作为二战的战胜国，成为联合国的创始国之一，被人视为当时世界的五大国之一，但在之后几年的惨烈内战中，再次错失发展良机。1949年，中国终于建立起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统一国家，但偶尔扩大化的阶级斗争、群众运动，对国家的发展产生了一定的消极影响。

让中国崛而不起的尴尬历史终于宣告结束的是改革开放。1978年以来，中国坚持经济建设中心不动摇，尽管间或出现的社会动荡影响了发展绩效，但经过40年的韧性发展，让中国在物质实力上显著增强。当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达到世界第二位的时候，中国和世界同时开始正视将会改变全球格局的“中国崛起”这一惊人的人类历史事件。在中国国家综合实力明显增强的情况下，中西之争的态势发生了相应的重大改变：曾经长期对西方人而言只是悬置的问题开始具有了现实性，过去限于中国国内的中西之争的范围指涉开始拓展向全球。在这种状态中，中西之争的普世话题开始出现，即便有些话题对中国人来说是正面的、积极的，有些话题则是负面的、消极的。但近代以来“中国”从来没有真正成为西方人士、甚或是全球各国人士争相议论的全球话题，确定无疑地跨出了国门，只有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快速崛起，从根本上终结了中西之争的窘迫历史。

中西之争成为现实世界图景中的实像，从以下几个方面体现出来：一是这一问题的真实性首次超出中国范围，成为世界范围内的问题。中国模式、中国道路抑或中国经验的提法，不再是中国人的自娱自乐，而是世界发展中的适应性广狭不同却真实的问题。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催生了“北京共识”是不是会替代“华盛顿共识”的学术话题。(12)参见毛增余：《从“华盛顿共识”到“后华盛顿共识”再到“北京共识”》，《政治经济学评论》2006年第2期，第40-59页。基于历史情景，福山提出了中国秦朝贡献了现代国家三大支柱的第一大支柱——官僚制国家，且经由汉朝的改良，奠定了中国文明的制度根基，由此垂范世界。(13)参见福山：《政治秩序的起源：从前人类时代到法国大革命》，毛俊杰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104-120页。这类话题及其阐释方式，是中国崛起以前世人不曾设置并讨论的命题。二是这一问题或由中国或由西方国家的学者阐释为以中国文化化解西方发展困境、或为人类开辟一个新的发展路径的方案。 “中国模式”(14)参见潘维主编《中国模式：解读人民共和国的60年》所收论及中国模式的诸文，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9年。论题的广泛申论，成为标志性事件。在此前，中国一直被视为西方国家现代模式的跟随者与模仿者，当中国崛起之际，中国自己开辟出一个不同于西方国家的现代“模式”，这样的论断本身即显示出观察中国的视角转向。三是由西方人自己提出了诸如“中国统治世界”“韧性威权主义”等论题与议程，(15)参见马丁·雅克：《当中国统治世界——中国的崛起和西方世界的衰落》，张莉等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0年，第287页；黎安友：《从极权统治到韧性威权：中国政治变迁之路》，何大明译，北京：巨流图书公司，2007年，第10页。并且一时成为国际学术界讨论国际关系、政体问题、中国模式的热门议题。当然，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这类讨论，对中国的评价不尽然是积极的。但重要的不在于对中国的积极或消极评价，而在于对中国的高度重视。这种重视，不是晚清民国时期国际社会对一个弱国倾注同情的关切，而是对一个国际地位迅速攀升的新兴国家的高度关注。不仅中国学者提出了和平崛起这类国际话题，发展中国家慎重对待中国发展模式，西方国家也由此重视中国发展对全球格局的影响。这是一幅实在地呈现给国际社会的画面。自近代以来，长期是中国一头热的“中西之争”，至此开始成为中西两头同时反应的热门话题。过往中西之争呈现的虚像，在当下，由西方学者发起的中西学者之间的相互辩难中，终成实像。

二、“东西之争”：远景与近景

在巨观历史的广阔画面中看，(16)法国年鉴史学派提出的“长时段”，黄仁宇强调的“大历史”，都是时距以数百年计的历史理念。从人类长达万年历史的变迁视角进行宏观观察，才足以真正认识清楚人类历史的大趋势。参见任剑涛：《巨观历史、东西竞争与中国的突破》，《天府新论》2014年第2期，第38-42页。中西之争不过是类似争端的一个近景而已。一般而言，中西之争，不仅是中国与西方高下、优劣之争，而且是人类社会在面对不同发展方式与前途命运上的选择和选优之争。这样的争论，只能在超出“中西之争”范围的“东西之争”中，才能获得更为全面和准确的理解。这就需要我们对中西之争的近景与东西之争的远景进行交叠审视，才足以穿透中西之争的历史图景，看到更为广阔的东西之争历史画面，并且反过来对中西之争形成一种更为深切和广泛的理解。

在巨观历史的视野中，也就是在万年历史时距与全球范围的“巨观”历史、而非百年时距与中西关系的“大历史”视野中，人们有充分理由认定，中西之争确实不过是东西之争的一个当下组成部分而已。一部人类历史，就是一部东西方的竞合史。东西方的竞合，受双方文明发展水准的牵引与制约——东西之争一直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引导性力量。从人类历史的总体视角看，从来不存在南北竞合史。因为南方一直缺乏与北方抗衡的文明实体与力量，或者说南方缺乏对北方具有文明启迪的突破性发展，因此完全不能构成与北方诸文明体系分庭抗礼的局面。一直到今天，南北关系仍然被界定为发达国家与欠发展国家之间的关系，可以从一个侧面说明这一关系的历史定势。(17)在这里，东西南北的划分，与地理概念有关，但更主要是超出地理意义的社会政治概念。一般而言，在地理上的东西划分以东经160度、西经20度为界，南北划分以赤道为界。而在社会文化、政治经济上，东西之争呈现为一部经由东西碰撞呈现的人类曲折演进史，南北之间则从来没有出现过这样的争端。在今天的政治经济学视野中，北方泛指发达国家，南方泛指发展中国家。南方仍然处在学习、模仿和赶超北方的僵固状态。关于欧亚大陆古代争战对人类历史的深刻影响，参见哈·麦金德：《历史的地理枢纽》，林尔蔚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年，第49-71页。关于当代南北关系，参见南方委员会的报告：《对南方的挑战》，第五章“南北关系和国际体系的管理”，张小安等译，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1年，第189-199页。

在人类文明发展的初始阶段，因东西方文明发展的历史态势显著不同，基本态势的变化是从东强西弱逐渐演进到西强东弱。随着这两种态势的转变，东西竞合的关系也就发生了巨大的逆转。东西关系的竞合史，从东方影响西方的视角看，由近及远，也呈现出不同的近景与远景：最远的历史影像由波斯帝国与古希腊的冲突与融合呈现，较近的影像由中世纪以降伊斯兰国家与基督教国家的对立与交融呈现，更近的影像由欧亚国家苏俄与西方国家的冷战与互融呈现，当下的影像正由中国与西方国家的“贸易摩擦”与互动呈现。

在巨观历史中，中西之争的远期历史先驱是中东国家波斯与西方的争锋。在公元前600年左右，波斯帝国挺立于欧亚非三洲交界的广大地区。波斯是当时世界唯一的强大帝国。今日西方文明发源地的古希腊诸城邦国家，在与波斯帝国相遇的初期，完全没有抵抗能力。如果说波斯向古希腊示范，并直接影响罗马是完全成立的，那么说波斯是兴起中的西方的第一个东方导师就不为过。波斯帝国在居鲁士与大流士几位伟大君主的统治下，成为当时世界极为强大的帝国。波斯之强，一方面是借助军事征服实现了波斯在东方的强有力统治，这主要是通过波斯的东征实现的。在与米底、巴比伦和埃及的战争中，波斯帝国显示出强大的军事征服力量，战胜了这些实力曾经远在波斯之上的东方强大国家。(18)参见阿卜杜·侯赛因·扎林库伯：《波斯帝国史》，第2、3章相关内容，张鸿年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78-79、96-99、104-106页。另一方面则是借助不断的西征，给兴起中的“西方”即古希腊形成强大的威胁。希波战争以初期波斯压倒性地征服希腊开篇，中间经过双方互有胜负的争战，最后以亚历山大大帝对波斯的制胜宣告结束。值得重视的倒不是希波战争的最后结局，而是在战争过程中波斯对分裂的希腊发挥的作用：古希腊人似乎缺乏建立庞大政治体的天赋，以雅典人为首的提洛联盟与斯巴达为首的伯罗奔尼撒联盟之间连绵不绝的战争，并未因波斯人的入侵而改观，相反只是在波斯大军压境同感危机之际偶尔的联盟之外，常常陷入更为剧烈的战争冲突。在马其顿东征之前，希波之间的白热化竞争，可以说由波斯人控制着主动权。

波斯人控制了小亚细亚的希腊人居住区，这既激发了波斯人与希腊人之间最直接的冲突，希腊人在投降与抵抗之间的犹疑与反复，表明希波之争中波斯方面占据了上风。在往复的争战中，希波关系不单在争战输赢，同时也推动了东西文化的广泛交流：这种交流，由于波斯发展程度高于希腊，因此更多地是文化的输出方、选择方与优化方，尤其是在庞大国家的治理方面，波斯人为世界做出了原创性贡献。“阿契美尼德王朝可能是第一个在统一政令下治理一个世界性多民族帝国的政权。为数众多的民族统一在国土广大的国家之中，他们享有政治自由，拥有许多权利，保留本民族的传统的信仰。这一广袤国土上的赋税是在精确核算所有民众的收益的基础上收缴的，这种收税方法在阿契美尼德王朝倾覆以后的许多世纪，大英帝国还在实行。”(19)扎比胡拉·萨法：《伊朗文化及其对世界的影响》，张鸿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年，第12页。全球性帝国或超大型国家的治理，在波斯人的全球性征服进程中凸显出来，成为他们展现自己高超政治智慧的标志性事件。后来报复性地征服波斯的亚历山大以及后起的罗马，无疑都自觉吸收了波斯人的政治智慧。

希波战争呈现的东西关系画面，不只是雅典代表的西方、波斯代表的东方两方面呈现的画面，同时还有一幅相对远离东方国家的雅典及其同盟军(提洛联盟)，与相对接近东方国家的斯巴达及其同盟军(伯罗奔尼撒联盟)之间呈现的希腊内部的东西之争画面。两个同盟之间长期相争不下，最后的结果是，单纯依靠“西方”力量的雅典败给集合东西方力量的斯巴达。(20)参见N.G.L.哈蒙德：《希腊史：迄至公元前322年》第四卷，第五章“伯罗奔尼撒战争的第二阶段(公元前421—前404年)”，朱龙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年，第631-660页。对立的希腊两大同盟之战的最后结局，与斯巴达实行的专制政治，且借助波斯的经济支持有密切的关系，可以说斯巴达混合了东西方政治力量的优越性，而雅典缺乏相应的支持力量，并且因为在大敌当前的时候对选择民主政体还是寡头政体迟疑不决，战争的最后结局似乎不言而喻。伯罗奔尼撒战争的历史结局，似乎对此后东西之争处在斯巴达同样位置的国家发挥着一种仙人指路般的预示作用。

希波战争与希腊内部双雄之争的交错进行，对希腊整合东西方文化，熔铸具有恢弘气势的新型文化提供了“创造性破坏”的条件。希腊人借助埃及和巴比伦的祭司以及伊朗穆护的思想展开其哲学思维；而希腊化时期希腊思想流布东方，双方相互影响，对这一时期整个人类思想水平的迅速提升发挥了积极作用。随着亚历山大大帝对波斯的征服，这一交融过程，显示出文明综合才是推动文明进步的真正动力。“东方文化与希腊文化结合生成的文化在亚历山大以及继承人所经营的一些作为战略要地的城市中，也就是说，从巴尔马拉海到阿姆河的广大地域，表现得更为显著。希腊文化既已在这一地区，就会与当地文化有所融合，这种融合的结果就是在上述地区出现了一种复合文化。这种文化的半焊接的过程，在某种意义上，与经济的发展进程相伴随，在一定程度上，也是阿契美尼德王朝时期社会发展的延续。的确，希腊和罗马在这一时期吸收了伊朗和印度文化的因素。但是，伊朗文化也不是没有受到希腊文化因素的影响。东西方在贸易、城市建设、农业和工业上都在进行交流。本来就在进行的交流在这一时期更加繁荣发展。在希腊人和阿契美尼德王朝的领地上建立起来的城市中，伊朗与希腊的民族融合渐渐形成趋势。”(21)阿卜杜·侯赛因·扎林库伯：《波斯帝国史》，第260页。同一时期印度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冲突与交融在剧烈程度或典型意义上不如希波之争，因此不作为第一波东西之争的分析案例。这样的影响，随着西方的希腊与罗马霸权的交替，一直延续进罗马的历史文化变迁之中。扎林库伯的这一论述，是在“东方的胜利”标题下展开的。由此可见，至少在一个当代东方学者的眼里，在人类文明发展早期的东西方之争中，东方对西方还是略胜一筹的。只不过从后续历史发展看，综合东西文明长处的西方文明发展态势不仅不输于东方，而且更胜一筹。

中西之争的中期历史范式是近东与西方之争，更直接讲，就是伊斯兰社会与基督教社会之争。这是中世纪时期最具有显示度的东西之争。在亚历山大大帝征服波斯以后，希波战争的最后结局便浮现出来。波斯被征服以后，一段时期东西之争没有上演令人震撼的大戏。直到伊斯兰力量崛起，与同样以宗教力量支撑的基督教欧洲成型，才又出现了令人惊叹的东西之争。伊斯兰世界与西方基督教世界的对抗，起源于前者对后者的强势争胜结果。这场旷日持久的竞争，以十字军东征最吸引人们的眼球。十字军东征所具有的、第二次规模浩大的东西之争内涵，也确实堪称这次东西之争的标志性事件。在11世纪末期，处在当时东西之争前沿的拜占庭帝国，被皈依伊斯兰的突厥人的军事攻击所困，紧急之中求助于西方世界，希望共同抗击突厥人，从而开启了十字军东征的历史篇章。在此之前，基督教与穆斯林的拉锯战已经持续了两个世纪，前者失去了北非、巴勒斯坦、叙利亚以及西班牙的大部分地区。10世纪下半叶，拜占庭发动了攻势，由于伊斯兰内部的分裂，这场攻势收效明显，但在随后突厥人的进攻面前败下阵来，伊斯兰的声威得以重振。为此，基督教教皇发出“为解放而战”的号召，一个由基督教世界与伊斯兰世界相互间的军事征战展现的互有消长过程因此形成，让长达七个世纪的十字军东征占据中世纪直至现代早期的世界军事政治中心舞台。(22)参见乔纳森·赖利-史密斯：《十字军史》，欧阳敏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年，第27-34页。

十字军东征史不是我们的重点关注所在。在东西之争的论题中，十字军东征值得关注的理由主要在东西关系的历史态势与力量变化。与希波战争一样，最初西方国家或者说基督教世界在力量对比上并不占优，而东方国家或者说伊斯兰世界总体上处在一个优势地位。这与伊斯兰世界严格的宗教建制与军事组织有着密切关系。但这场由宗教力量支撑的漫长竞争，最后的结果还是基督教世界霸权的确立。这中间包括十分丰富的东西之争内涵：一是中世纪的世界史，其实主要是伊斯兰教与基督教的竞争史。二是东西之争的第二波历史浪潮是由伊斯兰政治力量与基督教政治力量共同掀起的。三是伊斯兰代表的东方社会对基督教代表的西方社会曾经取得过明显的竞争优势，十字军东征是西方处于这种竞争劣势后被迫发起的“为解放而战”的反击。四是基督教社会最终对伊斯兰社会所取得的全面胜利，再次宣告了东西之争中东方的失败结局。这与曾经占尽第一波东西之争优势的波斯，最后被亚历山大大帝征服的结局有异曲同工之妙，让人必须深思第二次东西之争结局与第一次东西之争结局更为深层次的复杂缘由。

东西之争在18世纪以十字军东征的胜利而走向彻底终结。此时，现代西方社会全面崛起，并以其占据世界霸主地位宣告这次竞争的终局：首先，十字军东征作为基督教社会“抵挡穆斯林蛮族的屏障”，对欧洲诸国作为现代国家的兴起发挥了明显的催生作用。尽管欧洲国家加入十字军东征的先后有所不同，像英国甚至极少卷入，但从总体上讲，这一时期的东西之争，催生了整个欧洲的现代机制。即便西方国家是在教皇介入的情况下发动十字军东征的，但政治机制演进的趋势却呈现出教权衰落、世俗权力尤其是现代自由与民主取向的政治体制显著发展起来。其次，十字军东征开启了海洋文化新时代。如果说古代时期的东西之争主要发生在欧亚大陆板块的话，中世纪争战中的海洋因素则日益重要起来。欧洲地区的海洋由此连成一片，强有力推动了各民族之间的交往，大大促进了商业活动与竞争力。人类关于海洋的知识明显增长，造船技术有了明显的突破。军事远征打通了新的要道，亚洲商人与欧洲商人仰仗的海陆两条商路更为畅通，促成欧洲诸多城市的繁荣局面。(23)参见米肖等：《十字军东征简史》，杨小雪译，北京：北京时代华文书局，2014年，第380-386页。再次，十字军东征促进了现代科学的发展，加强了东西方世界的交往。一方面，东征人群从东方“带回一些经验、一些概念、一些回忆”；另一方面，西向的亚洲人群也“亲眼见证了一个新世界的自然、道德和面貌”。(24)米肖等：《十字军东征简史》，第386-387页。这里对现代主要科学的萌芽与发展的枚举亦引自此书这一部分的内容。这种双向的交流，提升了人类的智识水平：在地理学上，欧洲人以征服东方的沉重代价换来了对东方的认识；在数学上，阿拉伯数字传到了欧洲，推动了数学的发展；在医学上，阿拉伯医药被大量引入欧洲；在天文学上，东方发达的天文学启蒙了西方国家。从总体上讲，十字军东征在东西之争中大大促进了欧洲各方面的发展，以至于十字军史的研究者米肖明确指出，“十字军东征是欧洲社会的命运走向光明的第一步”。(25)米肖等：《十字军东征简史》，第387页。在中世纪和现代早期出现的东西之争第二波高潮，伊斯兰国家成为西方国家的第二个导师。但欧洲以远远超过古希腊、罗马融合东西文明的好奇心与技巧能力，催生了超越于古代文明的现代文明。

中西之争的近期历史案例是东欧与西欧之争。东欧与西欧之争似乎应当被认定为欧洲内部的争端，因为无论东欧还是西欧都属于欧洲。事实上西方国家内部的争锋确实从来未曾间断过。不过需要指出的是，观察东欧与西欧之争的视角不能单纯从洲际归属上着眼。在欧洲内部，可以说从来就没有实现过中国人所熟悉的大一统，而常常是日耳曼、拉丁与斯拉夫三大族群将欧洲“三分天下”。在欧洲内部，这三大族群之间的对峙可以说丝毫不弱于它们与亚洲诸族群之间的争端。如果说西欧在近现代为人类开辟了新的发展道路的话，拉丁民族的后发性酝酿的则是一场场社会动荡；至于斯拉夫族群，更是与两大族群格格不入，成为欧洲社会的另类。俄罗斯是斯拉夫族群的代表性国家，西欧、中欧的一些重量级国家如英国、法国、德国一直视俄罗斯为敌人，以至于有人以“俄罗斯-西方的千年之战”(26)参见吉·梅坦：《致命的偏见——俄罗斯-西方的千年之战》，候艾君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8年。来评价双方的关系。确实，随着基辅罗斯的大举扩张，俄罗斯成为横跨欧亚两洲的巨型国家，在鼎盛时期的苏联，国土面积达到两千多万平方公里。即便苏联崩溃，分裂为十几个国家，今日俄罗斯也仍然保有一千七百万平方公里的国土面积。俄罗斯人的扩张能力，不能不说令人十分惊异。

何以俄罗斯具有如此强大的国家扩张能力呢？原因自然是多方面的。仅就俄罗斯的国家哲学来讲，就完全与西欧国家迥异其趣。俄罗斯从不简单地将自己认定为欧洲国家或亚洲国家，或者说它不愿意将自己限定在这两个洲的任意一个洲的范围内。俄罗斯自认无论在地理上，还是在政治、社会与文化上，都同时属于欧亚两洲。这从俄罗斯国家哲学被命名为“欧亚主义”就可得到某种印证。“欧亚主义”之自居欧洲亚洲之间，由此引导下的亦东亦西、非东非西的古典方案与现代方案，确实与源自欧洲的社会建构方案有根本的不同。其古典方案，也就是俄国十月革命前长期作用于整个社会的东正教方案。这是一个雄心勃勃的国家建构方案，在基督教的建制中，流布于俄国的东正教即东方正教，在命名上就可以让人窥见它力压天主教与基督新教的意图。在政治上，俄国人自认自己秉承了罗马政治命脉，自诩为上续第一罗马即西罗马帝国、第二罗马即拜占庭帝国的“第三罗马”。俄国人将东正教的弥赛亚意识，也就是自认自己是被选定来拯救世界的族群(受膏者)的意识，与第三罗马的政治意识紧密勾连起来，因此形成了一种称雄世界的政治行动理念。这也许就是俄罗斯在古代历史上不断扩张的精神支柱，因为它确实促成了俄罗斯人以扭曲而好战的爱国主义理念向外扩张的行动。(27)参见郭小丽：《俄罗斯的弥赛亚意识》，第二、三章，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99-217页。

由欧亚主义引导的俄罗斯现代共产主义方案，简而言之，是一种源自西方并超出西方、结合东方并诱导东方、重造俄罗斯并影响全球的现代方案。马克思主义建构理想社会的原创方案，也就是马克思本人对理想社会的构造，在理念上大多属于西方传统的产物，与西方思想家的联系远远比它与东方的政治传统理念的联系要紧密。马克思主义的俄罗斯版本，也就是列宁主义与斯大林主义，其实是列宁与斯大林将马克思主义的东方蕴含大大加以发挥，使其脱离西方传统，而与东方国家的社会政治传统对接的结果。(28)汉娜·阿伦特指出，“连接亚里士多德与马克思的这条线，远比从马克思到斯大林的那条线紧密。”氏著：《马克思与西方政治思想传统》，孙传钊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6页。很显然，列宁-斯大林主义版本的马克思主义更多呈现出俄罗斯传统的弥赛亚意识加新罗马帝国的混合特色：他们对共产主义的论述充实的更多是俄罗斯拯救世界的内容，他们对共产国际的建构方式也更多地采用的是俄罗斯帝国的做法。这是一种与西方现代社会背道而驰的进路。

无论是俄罗斯的古典方案还是现代方案，无疑都对西方国家造成重大冲击。由于古代时期俄罗斯就选择了与西方国家对立的拜占庭继承者身份，因此也就等于选择了与西方对抗的进路。加之东正教与基督教的恩恩怨怨，加剧了俄罗斯与西方国家的对峙。加上蒙古人的侵入与专断统治，种种因素交合作用，让俄罗斯与欧洲疏离的历史定势呈现出来。在西方国家眼里，俄罗斯东正教的弥赛亚意识就是帝国主义意识，这是一种无法与欧洲其他国家和谐相处的社会文化与政治理念。而俄罗斯的不断扩张，更是被西方国家打上亚洲专制主义的烙印。这就逐渐形成了难以改观的西方民主主义与俄罗斯专制主义二元对立的认知定势。

当列宁-斯大林发动十月革命建立苏维埃社会主义加盟共和国以后，国家意识形态方面与西方国家的直接对垒，就更是固化了西欧与东欧的东西对峙。长达50年之久的冷战，西方国家完全将苏联视为欧洲机体的体外肿瘤。在这50年中，意识形态的全面对立、制度的总体对峙、生活模式的绝对不同，让俄罗斯成为西方国家必予除掉的“东方的”专制主义怪物。西方国家的这种认识，不能被简单看作是政治神经质的结果。因为苏联建立起来的、与西方国家对抗的社会主义阵营，主要国家毫无疑问都属于东方国家：从中欧向东推移，德国、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波兰、南斯拉夫、保加利亚、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均属与西欧相对而言的东部欧洲。(29)在地理上，人们习惯上将欧洲分为西欧、东欧、北欧、南欧和中欧五部分。在此为了讨论的方便，不计欧洲地理区域的细部差异，将之分为东欧与西欧两大部分。更为重要的是，社会主义阵营中的亚洲国家，不仅有体量巨大的中国，也有蒙古、朝鲜、越南等东方国家。这无疑会强化社会主义阵营其实就是东方阵营的认知。在西方学者眼里，自己所属的“自由社会”完全与东方国家的专制社会势同冰炭。对此毋需反复论证，仅举魏特夫撰写的《东方专制主义》一书，就可说明苏联(俄罗斯)在西方人眼中的他者定位。尤其是当他强调即便西方国家也有专制主义，但“东方专制主义肯定比西方专制主义来得更为全面，更加暴虐。……‘东方专制主义’表现了极权力量最残酷的形式。”(30)魏特夫此书以“东方专制主义”概观苏俄、中国与土耳其等国家，并将之放置到与西方自由民主国家对立的国家形态上加以描述、分析和抨击。氏著：《东方专制主义》，徐式谷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第11页。尽管这样的论证让人存疑，但对凸显欧洲内部的东西之争则具有言简意赅的作用。

俄罗斯可以被称为第二斯巴达。古代时期的希腊，除开末梢时期崛起的马其顿以外，长期处在雅典与斯巴达的双峰并立格局中。雅典属于典型的西方模式，而斯巴达与东方的紧密联系，让其带有不同于西方的、明显的东方特征。这让西方国家自发源以来就内在生发一种东西方的紧张。这样的结构事属必然：从世界历史来看，因为东方国家先于西方国家发展，后起的西方国家要完全拒绝东方的影响，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情。而对处在东西方国家地理接壤前沿的西方国家如斯巴达、俄罗斯而言，那就更是自觉不自觉都在接受东方国家的影响。欧洲国家存在自古以来就内含东方特色鲜明的社会政治体。因此欧洲从古至今也都不缺乏紧张程度不弱于东西方国家之间争端的内部东西之争。在古代，斯巴达成为这一角色；在现代，俄罗斯(苏联)替换上场。无疑，苏联从它建立起，就对西欧的现代理念与制度发出重大挑战，西方国家中部分人心生学习苏俄振奋举国人心、实现超高速发展模式的强烈愿望，这足以让“万恶的资本主义”在“美好的社会主义”面前瑟瑟发抖。而西方国家内部一些人对苏联发出的赞叹、心生的艳羡，也足以让西方国家高度紧张、东方国家感到鼓舞。冷战的苏联动因因此扎根，西方肇因由此生成。不过经由冷战的“人心之争”导致苏俄的最后倒台，让人们再次得出东方国家输给西方国家的结论。至于真实的争端情形，自然是复杂得多：因为苏俄为西欧发展提供的社会主义对照，无疑对西欧、北美社会的自我修正发挥了不可小觑的矫正作用。流行于比较制度研究中的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和平共处、制度趋同之类主张，从一个侧面印证了这一点。(31)参见加尔布雷思、缅希科夫：《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和平共处——从痛苦的过去到较好的未来》，刘绪贻等译，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88年，第156-175页。仅此而言，苏联可以被称为西方的第三个东方导师。

东西之争的当下突出个案是中国与西方(美国)之争。处于远东的中国，长期与激烈的东西之争远隔千山万水。在中东与近东零距离与西方国家上演第一、二波东西之争的时候，远东作为欧亚接壤地区之外的亚洲大陆广阔空间，给中国留足了自主发展的巨大余地。(32)中国的东西文化交流自然是从未停歇过的，这里所说的自主发展，是在古代的东西交流未曾影响中国的基本制度选择以及引发结构性挑战的意义上讲的。当明朝西方国家的传教士进入中国的时候，他们被文化间的差异性所吸引，对中国进行了传奇性的描述，从而在西方国家中催生了富裕与文明的中国想象。这种想象大大促使西方国家一些敢于冒险的人群前往中国。明晚期出现的中西交流第一波高潮，正是这种想象促成的。明清交替，让这一交流进程变缓。直至清朝中晚期，这一交流过程才再次热络起来：不仅文化上的交流日益广泛，商贸往来更是经常化。但随着经济贸易的展开，中西文化间的巨大差异随商贸摩擦浮现出来。西学东渐的和平进程，逐渐演变为商贸关系的紧张状态，最后导致一系列中西战争冲突的悲剧。如前所述，其结果是催生了“中西之争”的中国内部问题。

但中国动心忍性寻求发展，经过近40年的顽强努力，“国家引导的发展”(33)“国家引导的发展”一般是用来解释落后国家发展模式的命题。它指的是后发的、边缘性国家以国家主义理念推动、依靠政府强力干预而实现的迅速发展。简而言之，“国家的角色对后开发地区的工业化模式起决定性作用”。阿图尔·科利：《国家引导的发展——全球边缘地区的政治权力与工业化》，朱天飚等译，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7年，第445页。最具挑战性地摆在了西方自由市场经济发展模式的面前，国家治理的绩效对西方国家形成了巨大的冲击力，在中西之争中增添了实实在在的内容，甚至超出西方人的想象。如前所述，“当中国统治世界”的预想性命题出现的时候，东方的荣耀再次浮现在人类社会的地平线上。东西之争由中西之争的近景，鲜活地呈现在世人面前。中国有可能成为西方的第四个导师吗？这是一个需要在东西方社会的广阔背景中才能寻找答案的问题。

三、从东西视角看中西之争

东西之争与中西之争次第呈现的历史图像，由近及远、由虚到实地展现给世人，让人知晓这一巨观历史现象的真实性、演进性与复杂性。在漫长的东西之争历史进程中，东西方国家在竞争中展现了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种种能力，极大促进了人类的发展进程，明显提升了人类的发展水平。在颇显残酷的东西竞争中，介入其中的东西方国家各有胜负。胜出者对文明的进步作出了贡献，失败者同样对文明的交流与融合提供了动能。东西之争的历史表明，正是双方的竞争与交融，才构成一部人类的文明史。可见，东西之争不是一部悲剧史，而是一部正剧史。只不过这样的竞争肯定是会付出代价的，因为人类历史从来没有无代价的进步。代价之一是竞争发生当时偿付的：战争之手摧毁了不同国家与集群长期积累的物质成果，成为战胜者的集群，攻城略地、收掠财富、侵夺他人、彰显气势；成为失败者的集群，城池失守、流离失所、家破人亡、被人征服。代价之二是，这样的无序竞争，无疑减缓了人类文明总体进步的步伐。

但需要指出的是，这种残酷竞争恰恰是人类进步的必须。对处于不同态势的竞争双方来讲，那些在东西之间的残酷竞争中自觉融汇不同文明力量的集群，有力推动着人类文明的总体进步。即便是利用战争之手、在相对和平的情况下发起战争攻势的集群，在强烈谴责之余，也应辩证地看待。正如马克思在《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中曾指出的，殖民主义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具有破坏性和建设性的“双重使命”。(34)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九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1年，第143-150、246-252页。因为正是它们的主动而为，才让不同集群之间的相对封闭的文明发展果实为外部人群所分享。至于那些被动承受战争，或不得不以战略反攻寻求竞争制胜之道的集群，也不能简单放置在正义行动者的位置以接受人们的一边倒的礼赞。因为可能正是他们的固步自封、保守既有、不思进取和畏惧竞争，才让自己陷入战争的危局之中。一部东西竞争的战争与和平史，不是一部需要人们进行单纯善恶评判的道德史，而是一部启发人们思考更为高远的人类发展目标的社会史。必须承认，东西方国家在竞争中无论胜败，双方都是人类文明进步不可或缺的构成方。缺少任何一方面，人类文明进步的动力就大大缺损，甚至根本就没有进步动力。为此，必须对胜者骄纵、败者羞耻的对立思维脱敏，让竞争双方都能在推动人类文明进步的大视野中得到共同肯定。免除东西之争中成王败寇逻辑的干扰，我们便可以相对从容地讨论这一贯穿人类历史的持续性争端对人类发展所具有的伟大意义。

如前所述，东西之争的历史演进迄于当下，已经呈现出中西之争的眼前景象。这一图景，自然经历过中西之争从虚像到实像的演变。在今天，中西之争之作为实像，成为国际学术界与实务界共同争议的话题，自然有其物质实力消长的动力机制。如同已经前后为西方导师的波斯、伊斯兰和苏俄一样，正是由于中国的迅速崛起，在实力政治思维支配的当代世界，西方社会才不得不重视中国经验，同时也愿意对中国社会刮目相看。而且由于中国的崛起确实走在一条不同于西方国家现代发展的道路上，是不是中国的发展已经呈现出一个独具特色的中国模式(China Model)，便成为人们心中急于求解的疑问。如果设定已经浮现中国模式，那么进一步的问题也就会被提出来，中国模式是不是已经为急于发展的后发国家垂范，从而为人类发展开辟出了一条不同于西方现代模式的崭新道路呢？

这是两个有联系更有区别的问题。对前者，有中国学者深怀自信。这种自信首先体现在中国模式的自我系统表述上。“中国模式可以分解成三个子模式。由四个支柱构成的‘国民’经济体现独特的经济模式；由四个支柱构成的‘民本’政治体现独特的政治模式；由四个支柱构成的‘社稷’体制体现独特的生活模式。社稷、民本、国民‘三位一体’，十二大支柱共同构成独特的中国模式。”(35)潘维主编：《中国模式：解读人民共和国的60年》，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9年，第6页。具体说来，这十二大支柱是：“国民经济：(1)国家对土地(生产资料)的控制权；(2)国有的金融和大型企业及事业机构；(3)(以家庭和社区企业为基础的)自由的劳动力市场；(4)(以家庭和社区企业为基础的)自由的商品和资本市场。民本政治：(1)现代民本主义的民主理念；(2)强调功过考评的官员遴选机制；(3)先进、无私、团结的执政集团；(4)有效的政府分工制衡纠错机制。社稷体制：(1)家庭而非个人构成社会的基本单元；(2)社区和单位，而非分层的市民社会，构成社会网络；(3)社会网络与行政网络重合，在基层彼此嵌入，相互依存，成弹性、开放的‘立体网络’；(4)家庭伦理观渗透社会组织和行政管理的逻辑。当代中国体制规模宏大，亦可称‘鲲鹏模式’。民本政治如首脑，社稷体制如躯干，国民经济如翅膀。如此中国模式，以较低的代价形成，后来居上，前30年迎风破浪‘击水三千里’，后30年驾着苏联模式和美欧模式两股旋风冲天而上”。这是中国学者对中国模式的一个系统和详尽的表述，表述者更认定，“在不过60年的时间里，一个古老独特的文明以强劲的势头复兴，让世界刮目相看，也让世界重新审视此前流行的关于人类进步的知识。中国的成功经验挑战了经济学的‘计划与市场两分’，挑战了政治学的‘民主与专制两分’，挑战了社会学的‘国家与社会两分’。一个‘中国学派’已经呼之欲出”。(36)潘维主编：《中国模式：解读人民共和国的60年》，第84、81页。这一表述，已经不限于论者仅仅在中国范围内总结归纳中国模式的初衷，显然具有直接挑战西方国家实践与理论模式的意欲。对后一问题，也就是中国模式，或者谦逊一点说的中国经验、中国道路是否具有全球示范性的问题，中国学者对西方学者的积极而赞许的说法，初期是持谨慎态度的。当西方学者提出，相对于建立在“华盛顿共识”基础上的新自由主义发展模式而言，基于“北京共识”的中国发展模式已经展现出一条落后国家的发展新路——信从华盛顿模式的国家不仅没实现经济社会的发展目标，相反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无视华盛顿共识的国家如中国与印度倒取得了惊人成就。对此，中国学者的反应出现两种情形：对之的审慎反应是，模式一类提法不过是小圈子提法，意义不大；(37)参见黄平等主编：《中国与全球化：华盛顿共识还是北京共识》，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第2页。但也有对之做出积极呼应的学者与政治家，以至于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中国为人类发展探路、并解决人类发展难题的“中国的”全球方案。

不过中国学者对中西之争中中国所取得的成就给予的自信心满满抑或审慎有加的表述，由于还只是中西之争双方中的一方自我做出的陈述，因此在说服力上可能存在单方说辞的固有欠缺。故此还有必要看看国外人士如何评价中国发展，是否承认中国学者所称许的中国模式，以及是否肯定中国发展模式是西方发展模式之外的另一种发展模式，而且具有全球示范性？这样的审视，可以循两条线索进行：一是中西之争成为实像以后，西方学者与政要对中国的崛起与发挥的全球作用的评价；二是在东方的大视野中，重要的东方国家对中西之争中中国的处境与作用的论道。

就第一条线索看，中西之争当局者中的西方国家，对中国在漫长的东西之争的近期结果呈现出来以后，对中国的崛起与可能发挥的全球作用关注日增。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学者对中国崛起及其影响的评价，首先是看到中国崛起对西方世界发出的挑战，包括对国际组织的批评，对国际规则不公的指责，对中国发挥作用的负面归类。“来自中国的挑战从根本上说是全新的，与早期的那些挑战相比，其具有广泛的重要性。这个挑战之所以不同，原因在于，其立足于对非常具体的国家利益的实用主义追求，而不是任何意识形态攻击。这个挑战之所以相当引人注目，原因在于，挑战者拥有规模巨大、增长快速，以及层面多元的经济分量。先前，欧佩克以及日本，向战后全球秩序发起的严重挑战，实际上是在谋求加入而不是改变这个体制，而来自中国的挑战，虽然还处在早期阶段，但其程度有可能要严重得多。”(38)战略与国家研究中心、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美国智库眼中的中国崛起》(原书名为China's Rise：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直译应为《中国崛起：挑战与机遇》)，曹洪洋译，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2011年，第19页。以此可见，西方国家学者心存一种遭遇真正挑战者的心态。其次是看到中国对国际体制所发生的明显影响。“无论如何，中国对公认的国际规范与准则的不断增长的影响不必明言是有效果的。到现在，中国的发展模式之所以已经得到散播，完全是因为中国的明显成功，以及中国不做干预的、不讲规范的政策对极权主义领导人及其某些民众——他们已经疲于感受来自西方援助提供者的苛刻与恩赐——的吸引力。”(39)战略与国家研究中心、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美国智库眼中的中国崛起》，第278页。这是一种将中国看作是西方国际作为模式的替代者的看法。再次是看到了中国崛起对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造成的巨大影响，势必危及西方国家的国际主导权。“中国通过对联合国安理会的各种制裁决议行使否决权来坚持其不干涉原则的这种意愿不断增强，将使西方运用这种工具来迫使不同政权遵守国际准则和义务的能力遇到麻烦。中国不断提升的国际形象与自信还意味着：人权活动家得到释放的机会会更少，它对军事发展的公开追求会更不节制，以及当它面对批评时会更加予以蔑视。”(40)战略与国家研究中心、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美国智库眼中的中国崛起》，第280页。考虑到美国智库一般不采取决绝表述方式，这样的说法几乎是毫不隐晦地将中西关系放到了此消彼长的对立位置上。

如果说西方学者对中西之争的当下状态的论述还仅仅着眼于提供政策参考的话，那么西方政要对中国崛起产生的世界影响的担忧，便很直接地投射在政治理念与政策制定上了。如果说当今美国总统特朗普以贸易战的形式对中国采取克制性的遏制举措的话，那么在美国国务院政策研究室主任任上的斯金纳(Kiron Skinner)直白地表示：“中国与俄罗斯的不同之处在于，与20世纪跟苏联的对抗性不同。倒不是要对冷战和核战争的危险轻描淡写，也不是淡化我们在某些情况下确实曾经接近核战边缘这个事实。但是，当我们考虑苏联时，在某种程度上，它就是西方大家庭内部的一场争斗。”在区分中俄对西方国家关系的根本差异后，她更为直接地指出：“对中国而言，这是不可能的。这是一场与真正不同文明和不同意识形态的斗争。而且美国之前也没有如此强大的经济竞争对手。苏联是一个拥有核武器的国家，有一支庞大的红军，但却是一个倒退的经济体。当情报部门的信息相左时，里根的内心坚持认为，看不到它可以在与西方的技术竞赛中幸存下来的迹象。而在中国，我们面临的是一个经济竞争对手，一个意识形态的竞争者，它确实寻求一种我们许多人在几十年前没想到的全球影响力。而且我认为令人震惊的还有，这是我们第一次面临一个非白人的伟大的权力争夺者——像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主旨相近，但又有些不同——所有这些都让美国外交政策制定者们感到困惑，我想我们必须摘掉玫瑰眼镜，了解到威胁的本质。”(41)《川普内阁国务院政策制定总监Kiron Skinner：美中之间是文明的冲突》，2019年5月8日，http:∥scholarsupdate.hi2net.com/news.asp?NewsID=26769&from=singlemessage&isappinstalled=0。这一说法尽管没有直接得到白宫的认可，但却可能代表了美国政界的共同看法。一方面，这显示出曾经作为东西之争构成侧面的苏美之争，已经被完全改写为西方文明内部的冲突。因此，东西之争的第三波历史似乎在历史中隐去。另一方面，明显显示出中国的崛起，让东西之争的当下状态明白无误地呈现为中西之争。而且这样的争锋，不仅是最实在的经济利益之争，而且也是最尖锐的政治权势之争，更是悠远而深沉的文明体系之争。这种对抗的广度与烈度，只有对接上希波之争、基督教与伊斯兰教的中世纪之争，才足以知晓其全部含义。如果将之放置在亨廷顿所说的“文明冲突”的框架中理解，并且在伊斯兰教与儒教结盟以对抗基督教的展望中具体定位的话，那么就不难理解今日中美关系确实不是贸易战那么简单。中美之间这一冲突定势，究竟具有什么实际的政经影响，是一个尚需测度的问题。但从中西之争的角度看，崛起的中国被定位在担负新一轮东西之争的东方代表角色位置上，应该是确凿无疑的事情。

从另一条线索看，处在东西之争中的东方国家，对近期凸现出来的中西之争中中国的发展态势与国际作用也做出了积极反应。从此前确立的东西之争四大段落来分别审视，首先，从中东波斯即今天的伊朗的角度看远东中国，这涉及西方的第一导师“中东”代表性国家伊朗对中国处在中西之争目前态势下的看法，比较特殊。准确呈现伊朗对中国的看法，当然只有在中美伊的三角关系中才有可能。美伊关系在巴列维国王统治时期曾经非常热络，但因为“白色革命”与巴列维的专制统治正面冲突，导致伊斯兰革命，并确立起政教合一的政体，从此美伊关系陷入对峙，伊核问题导致美国不断制裁伊朗，美伊关系甚至徘徊在战争边缘。在此情况下，伊朗是乐见中国崛起的。“在2013年以前，中国对于美伊之间的矛盾，并无牵涉。中国近百年来的目光，始终向着欧美，很少关注中东兴衰。然而，‘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骤然激活了古代丝绸之路上的两个大国。中国要想重新打通丝绸之路，将自己与中东、欧洲连接起来，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就必须经过伊朗。因此，2013年以后，中伊关系骤然升温。2014年5月，伊朗总统鲁哈尼访问中国；2016年1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伊朗。继政治上密切互动之后，中伊经贸往来迅速升级。长期遭受欧美制裁的伊朗从中国大量进口机电、纺织、化工、钢铁制品等，中国则从伊朗进口石油、矿产、农副产品等。”(42)胡家骏：《中美贸易摩擦背后的“伊朗秘影”》，http:∥forex.hexun.com/2018-05-09/192980769.html，2019年8月15日。基于此，不仅给西方人以亨廷顿儒家与伊斯兰联盟的遐想，而且伊朗方面如总统鲁哈尼也明确认定，“伊中关系具有长期战略性。伊方高度重视并致力于全方位发展对华关系，愿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挖掘双方在广泛领域的合作潜力。伊方坚决反对美国单方面退出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的错误行径，积极评价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的积极作用，愿同中方加强沟通和协调”。(43)新华社：《习近平会见伊朗总统鲁哈尼》，http:∥politics.gmw.cn/2019-06/14/content_32920273.htm，2019年8月15日。这无疑显现出伊朗在中西之争中站在支持中国方面的立场上。

其次，西方的第二导师“近东”即伊斯兰社会对中国抱有一种复杂态度。其实，伊朗也可以作为伊斯兰社会的一员呈现其对中西之争中的中国的态度。但伊斯兰社会并不是铁板一块。就此而言，亨廷顿将儒家社会与伊斯兰社会作为反对西方社会的盟友看待，颇有些鲁莽。因为与伊朗隔海相望、同样是伊斯兰社会重要成员的沙特，由于与美国的盟友关系，对待当下中国的态度似乎就没有伊朗那么明朗。沙特一直试图成为伊斯兰的盟主，但相关努力结果一直与其意图存在距离。审视沙特对中国的看法，当然也少不了美国因素。“美国与沙特阿拉伯长期以来保持紧密的非正式盟友关系，超越两国意识形态、社会制度和宗教信仰的藩蓠。宗教因素在美国与沙特关系中地位独特。冷战时期，宗教因素是美沙关系的润滑剂。进入后冷战时期、尤其是911事件以来，由于沙特国教瓦哈比伊斯兰教与恐怖主义理念、组织和行动之间的复杂关系，以及沙特宗教传统对沙特现代化和民主化掣肘对美国中东民主进程的阻碍，宗教日益成为美沙关系中的不稳定因素。”(44)涂怡超：《各怀鬼胎的盟友:美国与沙特的关系史简述》，《经济观察报》2018年10月21日，http:∥news.163.com/18/1021/09/DUKNLF48000187UE.html。可见，美国与沙特关系尽管存在不稳定因素，但非正式盟友关系还是稳固的。因此，沙特对中国在经贸往来上的态度总体上是积极的，但对中国发挥的国际作用则是警惕的。一方面，这是因为沙特对中国的陌生感所致。“中沙关系在中东甚至远东地区，都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但双方却似乎并不真正了解对方。我们彼此的认知，仅停留在贸易和金融上。如此，是无法在石油和商品价值日益减损的时代里，建立牢固双边关系的。”(45)新华社：《沙特〈利雅得报〉：中国，我们并不了解的朋友》，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16-01/15/c_128631532.htm,2019年8月15日。另一方面，则是因为沙特对中国处理伊斯兰事务保有不同看法，尽管其对中国的批评是相当温和的，甚至在中国政府邀请沙特官员赴新疆参观后，与其他国家共同发表了支持中国政府新疆政策的声明，但不能无视双方之间的分歧。(46)参见《37国大使力挺中国新疆政策》，《参考消息》2019年7月14日，第8版。至于极端的伊斯兰武装分子，一直对中国怀有强烈的敌意。更广泛地看，活跃于中东地区的宗教极端组织ISIS明显敌视中国，加入该组织的维族极端分子甚至以视频方式公开威胁要让中国血流成河，该组织的头目巴格达迪甚至将中国列在复仇的首位。(47)丛培影：《中国如何应对ISIS威胁》，《领导之友》2015年第8期，第51-52页。这是中东-伊斯兰地区一些国家与社会兀自成为两个世界而对中国态度迥然区别的特殊表现。这与亨廷顿所设想的儒教与伊斯兰教联盟的情形，判若天渊。

再次，西方的第三导师“东欧”尤其是俄罗斯对中国崛起的评价，耐人寻味。在现代转变的一个长时段，苏俄都是中国悉心效仿的典范国家。随着苏联陷入僵化状态并走向崩溃，以及俄罗斯复苏进程的夭折，中国与俄罗斯在国际社会中的国家处境出现了倒置。“20世纪70年代以后，中国慢慢地放弃了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开始转向民族主义的、政府主导的市场经济模式，强调在集体框架内利用个人的企业家精神。改革利用了旧制度的潜在能量，从而开始出现了计划经济体制外的增长的良性循环。中国在国际社会上变得前所未有的强大。而在俄罗斯，改革迅速摧毁了旧的政府机构，但是未能建立起一个有效的后续政府；允许创建一个高度不平等并且令人深深迷惘的资本原始积累过程；由此导致的产权不平等将会是决定未来几十年的经济生活的基本参数。改革使得投资和工业产出急遽下降，经济滑坡陷入恶性循环状态。俄罗斯在国际社会上变得前所未有的衰落，事实上俄罗斯的政策是在主要的国际资本机构的直接指导下制定的。在短短的几年时间之后，俄罗斯就出丑了，它已经完全不再是一个强大的国家。”(48)彼得·罗澜：《中国的崛起与俄罗斯的衰落：市场化转型中的政治、经济与计划》，隋福民译，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320页。

俄罗斯与中国国际处境的倒转，让俄罗斯自己首先希望以“中国方案”解决俄罗斯改革的深层问题。同时也使俄罗斯不得不重视中国经验，并且承认中国在全球事务中发挥的作用恰好是当年苏联想到却没有做到的。“无论如何，中国都得向世界提供自己的世界体制方案。在不久的将来，我们完全可以看到一幅有趣的图景。共产主义的中国将改写许许多多资本主义的经济要素和民主手段。恰好是手段，而不是原则(可预见的和调整好的最高政权的更迭，以及地区层面上权力的灵活性)。于是，中国将在国际舞台上表明自己的激进原则——解决核心与周边的疏离问题，以及平等分配资源的问题等等。这将符合其官方的意识形态，通过外交政策促进其官方意识形态的巩固与合法化。”(49)米·季塔连科等：《俄罗斯、中国与世界秩序》，栗瑞雪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9年，第9页。俄罗斯学者看到中国崛起的物质积累、制度倾向与价值抉择关联着的国家面相，同时也看到中国改写西方现代方案的前景，这是俄罗斯对中国崛起的承认，也是俄罗斯不得不考虑与中国结成“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缘由。

由于近期俄罗斯在内政外交上一系列政策的失当，让俄罗斯国力进一步衰落。也由于西方国家对俄罗斯的制裁，在欧亚国家的地域倾向性上，曾经长期自认欧洲国家、而忽略亚洲属性的俄罗斯，不得不正视自己四分之三国土面积在亚洲的事实，并且不得不正视亚洲、尤其是东亚的中国迅猛发展的事实。基于此，一方面，俄罗斯呼吁结束美国主导的西方全球经济与政治秩序。另一方面，俄罗斯在正视全球大国向亚洲、向东方转移的事实的基础上而试图“转向东方”。(50)参见波波·罗：《孤独的帝国：俄罗斯与新世界无序》，袁靖等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9年，第166-168页。尽管这种转向的实质性作用有待呈现，但俄罗斯对中国崛起的认可转变已经鲜明显现出来。

可见，在东西之争的历史轴线上，从古至今居于相关竞争锋线上的东方国家，对中西之争中中国的崛起及其对西方世界版图的改写，基本是持赞许态度的。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是东方国家心怀与西方争胜的历史情结的一个当下投射。中国可能受到“万邦来朝”的天下共主历史理念的激励，同时受到东方国家赞许中国以不同于西方国家的方式取得重大发展成就，而期待中国发挥全球领导作用的鼓舞，因此对中西之争、乃至于整个东西之争的中国使命充满信心。在此时，一个要么中国与西方国家继续合作，要么与西方国家分道扬镳都不会影响中国崛起的意念，可能会成为中国新的国家理念、地区理念与全球理念。这是恰当的还是危险的理念？促人慎思。

四、成像遮蔽的呈像

由上可见，中西之争由虚像变成实像以后，促使人们在直接审视中西之争的过去、现实与未来的基础上，进一步激励人们在巨观历史的基点上审视作为中西之争大背景的东西之争。这样的审视，给人们展示了东西之争的宏大历史场景，呈现了东西之争在结构上从宏观到微观，也就是从价值理念、制度机制到物种传播、生活方式诸方面的广泛交流情形，在地域上从中东、近东到远东转移的恢弘历史画面。当然，也让人们看到了东西之争必有的胜败场景。如前所述，只要免除了成王败寇的逻辑，东西之争的胜败结局并不是什么大问题。真正促使人们思考的东西之争大问题是，在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长河中，东西之争究竟给整个人类寻求持续发展和健全未来以何种启示。

从逻辑上推断，东西之争虽然已经从中东、近东转移到远东，似乎有穷尽东方地理资源的危险，中西之争就此似乎含有东西方国家最后一争的意味。其实，稍加分析可知，最后一争的说法便不成立：东方国家难道不会进行不同地域的组合来跟西方国家继续一争高下吗？由于这样的组合可能是无穷的，难道东西之争也就无穷无尽地恶性竞争下去吗？仅仅从东西之争的阶段性胜败上看问题，其实是一种肤浅的历史观作祟的结果。放开历史视界，站在人类历史发展的高度看问题，东西之争的双方，其实都在为人类文明更为健康的发展提供动力。因此，在回顾东西之争历史胜败记录的时候，不是由胜利方津津乐道其胜利，就凸显了这一争锋的全部内涵；当然也不是由失败方的心有不甘，就呈现了这一争端的历史内容。无论是哪个东西方国家，在竞争中之所以获得胜利，抑或之所以遭遇失败，当然需要总结其经验教训。那是让人类或积累更聪明的交往方式、或避免再次跌倒在同一个地方的必须。但单纯追究胜负记录，就很难跳出竞争双方的具体得失，看到胜败之中蕴含的启迪人类更为合理地行动的大意义。

今天的人类社会，依然划分为不同文明，不同文明依然寄载于相异的国家实体。因此，这些实体之间的冲突与交融，依然在残酷地进行着。仅仅从当下的政治与经济处境上讲，东西之争眼下呈现的中西之争状态，也不会令人鼓舞。在人类还没有学会友善相处，实现永久和平之前，尽量正视这种冲突，寻求化解冲突之道，可能是人类成长的必要条件。历史地看，东西之争的前三波已经成像了，即是说已经被历史固定的显示为既成图像，解释可能会有余地，但结局的改变已无可能。但成像也遮蔽了历史真实情景中没有被其所显示的种种呈像。活灵活现的丰富历史画面，远比成像展示的历史内容要丰富。基于历史与现实的丰富呈像审视东西之争，还是基于历史与现实已经固化的成像来评价东西之争，富有理智的人类当然应当选择前者。

万事总是说来容易做来难。理性地将东西之争看作是人类文明演进的必须，极具挑战性。对西方国家来讲，在历次东西之争中，总是受到实力强大的东方国家的攻击，因此大致是在疲于挨打、被动还击的情况下进入竞争场域的。但因为西方国家一方面与东方国家诉诸激烈而残酷的战争手段，以免自己陷入灭顶之灾；另一方面也积极吸收东方国家的智慧，熔铸更具有竞争力的文明形态。因此，在既定的三波东西之争呈现的结局上，必须承认西方国家的取胜。在18世纪，古老的东西格局被彻底打破，西方国家成为全球霸主。这之后的两个世纪，全球霸主权力是在西方国家内部转移的。殖民体系的建构与解构，恰成这一历史局势的注脚。因此，西方国家建构起西方中心论、欧洲中心论、英格兰中心论种种论说，来张扬自己在东西之争中的历史性胜利。

20世纪后期，兴起了试图公允对待东方国家历史贡献的“全球史”，其代表性著作之一，副题以“人类共同体史”命名，但正题恰恰命名为“西方的兴起”。作者把一部人类历史看作是东方先起发展，但逐渐移交世界霸权给西方的一个变迁过程。该书作者指出，“世界历史上还从没有一个时代的社会改革步伐迈得如此急促。地球上海洋两岸接触的密切程度保证了人类各种文化之间的相互促进和影响。那些限制或拒绝与外部世界接触的种种努力——这主要发生在与冷酷无情和贪得无厌的西方人的交往中——是注定要被西欧文化，特别是被西方技术不断改进的事实以及西方人带给世界其他民族的急遽增加压力所最终击败。1500年以来的世界历史实际上应当被看作一部竞争史，一方面是西方不断增长的干扰世界其他地区的力量；一方面是其他民族为赶走欧洲人而进行越来越绝望的努力，这种努力包括比以前更起劲儿地固守自己的文化遗产，或者是在这样做失败以后，接受西方文明的某些成分，主要是技术，希望以此来获得维持独立的手段”。(51)威廉·麦克尼尔：《西方的兴起：人类共同体史》，孙岳等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5年，第678页。在西方人眼里，尽管东方人在历史上对人类文明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理当尊敬的巨大贡献，可是在西方国家带给人类的现代文明面前，东方立即失去了光彩，只能在历史的角度被记录下来。

西方国家在建构现代文明上取得东方国家无与伦比的空前成就，但西方国家不是只有胜利后的自得自满。他们也有危机感。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中设想的伊斯兰文明与儒家文明携手对抗西方文明的局面，堪为代表。他指出，只要穆斯林人口增长和亚洲经济增长的浪潮持续下去，势必会出现一场西方国家与亚洲国家之间的冲突。“在这样的形势下，儒教-伊斯兰教国家之间的联系将会继续，或许还会扩大和加深。这一联系的中心是穆斯林和华人社会在武器扩散、人权和其他问题上反对西方的合作。”亨廷顿还引述到，这一合作，不仅是因为反对西方的利益导向，而且是“这些文化提供了一个能够表达部分是由西方——一个在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上占统治地位，并越来越为世界人民所痛恨的西方——造成的痛苦的载体，一些国家感到‘它们没有必要再忍受’”。(52)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周琪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10年，第214-215页。正是政治经济实际利益与文明对立情绪交织，让亨廷顿相信，亚洲两大文明一定会与西方文明发生剧烈的冲突。对此，中国人一般都从文明交流、互动与融汇的角度去批评亨廷顿此说。其实，人们首先应该想一想，亨廷顿为什么会设想亚洲两种文明结盟对抗西方文明？这背后，其实就是东西方文明的悠久历史对抗之局的西方当下弈棋之想。

从当代国际社会的局势来看，亨廷顿对人类面临的实际问题做出的当下描述与远期判断，并不是拒斥者所认定的信口雌黄。但亨廷顿的论述，至少可以说站位不高。因为他沿循东西之争需要确定胜负手的思维，一者确实抓住了东西方国家长期冲突的历史事实，抓住了东西方国家在文明基本结构上的巨大差异，抓住了国际社会中抵抗西方人权政治的东方国家的共性，抓住了东方国家在抗拒西方国家方面的明面与暗地的呼应。因之其说有理。二者却根本忽略了西方国家在既成的东西之争中之所以占尽优势的根本理由所在。从表象上看，在前述三波东西之争中，西方国家采取的战略与策略确实胜于东方国家，因此得以占据竞争优势，并让东方国家明显处于下风并最后落败。从实质上看，西方国家之所以取得竞争胜利，关键还是在文明规范价值的锻造上吸取了东方国家的文明精粹，并结合西方国家的既有文明成果，从而创造出具有高度整合能力的新文明形态。正是这样的创制，让东方国家在东西之争曾经具有显著优势的合众、集权、征服与压制丧失了功能，结果不能不败下阵来。处在东西之争中的东方国家，也在吸收西方文明创新成果，所以才有新一轮的竞争，并且才有屡败屡战的壮举。但东方国家长期无法在东西之争中取得结构优势，遑论置西方国家于大败局的“死地”。究其原因，还是东方国家在冲突中吸收西方国家的文明成果并综合创新的能力，相比西方国家在冲突中吸收东方国家的文明成果并创制新型文明体系上要明显疲弱。

可见，处在东西之争大局中的中西之争，如果中国重蹈此前东方国家的覆辙，只是单纯在东西对峙的视角看待这一竞争之局的话，中国也殊难获得突破性的成就。在实力政治思维中，硬实力(hard power)当然是中西之争的物质基础，不能不给予高度重视。软实力(soft power)自然是竞争的价值基础，绝对应当万分看重。巧实力(smart power)肯定直接影响胜败结果，必然需要紧张锤炼。(53)硬实力、软实力与巧实力三个概念，均由美国著名国际政治理论家约瑟夫·奈提出。硬实力毋需多解释，软实力被定义为文化实力，巧实力被界定为展示实力的高超技巧。指向有异，但都是实力思维的产物。参见氏著：《硬实力与软实力》，引论，门洪华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6页。在当下中西之争的局势中，中国的硬实力显著增长，但增强硬实力的方式途径尚未脱离西方国家的学生身份；软实力则在形成之中，尚无法与西方国家有效抗衡；巧实力更是远未显现，在国际舞台上完全无法与西方国家媲美。如前所述，国人乃至世人对中国在中西之争中终将获胜的判断，主要还是基于在不远的一个时段内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就会超过美国，进而设定了中国总体上将超过美国且主导世界的结论。这个结论失于简单：既没有看到中国持续增长已经面临的难题，因此有些轻快乐观的成分；同时也没有看到，即便中国实现持续增长，综合国力实际上亟需加强的事实。但根本性的问题是，国人与世人都没有充分意识到，中西之争其实是新文明创制之争。尤其是对中国作为世界霸权挑战者的发展壮大来讲，进而作为引领人类发展前行的国家而言，如果在与西方争锋的时候，无视了中西文明的融汇与创新，无力创制新的文明体系的话，中国是根本无法领先西方国家和引领全球发展的。

文明之间本无高低之分。这是就文明与野蛮具有根本界限的意义上讲的。文明体之间是有发展水平差异的，这是就文明体之间选择的文明发展道路与采取的实际举措有别上讲的。就后者看，对世界上同时存在的文明体来讲，各自秉持什么样的价值理念、创制什么样的制度体系、追求一种什么样的生活方式、如何有效聚集文明发展的资源、怎样在文明发展的关键时刻采取恰当行动、能否想方设法在偶然的机遇中韧性达成发展目的，在起点、过程与结果上都会有极大的不同。人类历史上的东西之争，一再发生的理由就在其中。而东西之争之所以出现胜败之分，缘由也因此奠定。对任何一个具体的文明体来讲，因为都是在偶然的历史条件下体现竞争优势的，因此也无法保证自己一定长盛不衰。希波战争取胜的波斯一方，在同样的战争处境中败给了崛起的马其顿。同样以政教合一的方式争胜，起初基督教社会败给了伊斯兰社会，转而前者又战胜了后者。但就两者的竞争结果看，基督教社会向伊斯兰社会展示力量的政教合一，最后引发了自身的政教分离，进入竞争过程的西方机制也没有成功维持下来。在美苏为首的两个阵营的竞争中，苏联开始表现出的强大精神面貌和发展态势，让西方国家大为吃惊和恐惧，也让西方左翼人群欢欣鼓舞。但长期竞争的结果，苏联败下阵来。取胜的西方国家并不是就此进入高枕无忧的“历史终结”状态，而为身份政治所困，必须进一步探寻文明发展的新路。(54)参见任剑涛：《在契约与身份之间：身份政治及其出路》，《当代美国评论》2019年第2期，第2-27页。而恰当此时，中国的崛起又让本来就为自身政治问题困扰的美国，遭遇到“国家引导发展”模式的挑战，怎样处置两种不同发展进路的关系，寻找竞争良策，不仅美国需要摸索出路，似乎自认处在“强势”成长状态的中国一方，也需要沉潜思考，以求为自己文明体的持续发展探寻前路。

中西之争，不仅从双方已成实像的争胜中寻求竞争优势，以保持自己不落在竞争的下风。即便两者在具体历史处境中的竞争分出高下，结果也不是处于优势的一方对处于弱势一方的赢家通吃，同时也不是处在弱势的一方对于强势一方的甘拜下风。值得期待的健康状态是双方共同为人类文明的发展提供动力，以双赢结果自觉而有力地提升人类文明发展水平。因此，中西之争，从人类文明的高度讲，争的是中国与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究竟能否对人类文明发展做出更大贡献；争的不是中美之间谁被谁置于惨败之境，从此一个一蹶不振，一个趾高气昂。今天流行于坊间的美国衰败、中国崛起的对峙性论说，因此显得非常幼稚；(55)参见谢韬：《美国民主的衰败与中国道路的崛起——对福山政治秩序的批判》，《世界政治研究》2018年第1期，第164-191页。而西方国家的学者在论述中西之争的结局时，总是以“西方将主宰多久”设论，也是一种居于低位的说辞。(56)伊恩·莫里斯认为，由于地理因素而非生物因素，决定了东西之争的胜负结局。他预测，到2103年前后，由于地理因素的重要性下降，西方国家的领先才可能宣告终结。氏著：《西方将主宰多久——从历史的发展模式看世界的未来》，钱峰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1年，“前言”，第ΧΧΧⅢ-ⅩⅩⅩⅨ页。

需要承认，中西、尤其是中美之争，当然有资源之争、制度之争、技艺之争。如前所论，这些既有可能导致悲剧的竞争，虽不可免，但总是低位的胜负之争。在胜负之外的高位看，中西或中美之争另有大内涵在。这就是中西、中美之争是为寻求人类发展所必须的、更为健全的价值之争。从高位看，中西或中美之争的价值，绝对不在于中美的一胜一败，或者是两败俱伤，而在于在双赢中理性综合具有高度内在契合性质的人类共同价值。如果说源自西方国家特定传统的“普世价值”被中国排斥是具有某种历史合理性的话，那么基于中国传统价值精粹并彰显其普适性、且与西方具有共识的“共同价值”则绝对没有任何理由加以否定，相反必须无条件加以肯定。(57)习近平指出，“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也是联合国的崇高目标。目标远未完成，我们仍需努力”。氏著：《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年，第522页。与此同时，需要坚决杜绝那种零和游戏思维注定的竞争双方必然一方全输、一方全赢的思维，“要奉行双赢、多赢的新理念，扔掉我赢你输、赢者通吃的旧思维”。(58)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第523页。确立了中西或中美之争的高起点，那么对中西或中美之争的共识与分歧、摩擦与协议，就不会陷入全输全赢的高度紧张状态，以至于在内政外交上进退失据；进而在彰显共同价值的基点上，以弘扬共同价值而对“人类命运共同体”建构做出贡献。

当然也需要承认，中西或中美之争需要凸显的共同价值规范含义，并不是那么容易为双方所共同承诺。因为在漫长的东西之争进程中，东西方国家之间已经形成了相对固定的价值互认模式，因此人们早已习惯于在东方价值特质与西方价值特质的分离情况下陈述各自的价值特征，进而做出人类社会必须在东西方价值观中二者择一的断言。确实，中西或中美之争中，各自对规范价值的萃取情形有很大差异。仅就人们一般罗列的比较性价值“对子”如道德对宗教、群体对个人、国家对社会、一元对多元、历史对理念、权力对自由、专制对宪政、统制对市场等等，就已经可以看出要么选择前者、要么立定后者的二元相斥趋势。在中西文化的比较研究中，人们习惯于将中西方各自对这些价值的自认与互认概括为简单明了的理想类型。最知名的概述莫过梁漱溟的类型断言：西方文化是向前看的，印度文化是向后看的，中国文化是调和持中的。(59)参见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62-63页。由于这种断定的简单明白，人们常常习焉不察，直接引用，结果这样的断言便成为一种广泛流行且颇具支配力的言辞。其实，这种概括相对于一套复杂的文化系统来讲，毋庸多言，人们也心知肚明，当然是失之简单粗暴了。

人们不仅习惯于对中西或中美文化、甚或是更为广泛的其他文化类型进行这种简单草率的归纳，而且习惯于在这类完全无视一个文化体系复杂性和取向交错性的基础上，确立陈述者自己所在文化体系的优越性与优胜感。在近代中国处于中西之争明显不利的处境中，由于需要鼓舞民族信心，因此已经形成了一种难以撼动的中西文化比较定势：一是将中西文化安顿在相互对立的价值极点上，二是在价值极点上断言二者的难以调和，三是强调中国传统价值胜于西方、重要过西方、足以战胜西方的独特长处。至今这样的陈述模式还非常流行。近期仍有论者指出，儒家与当代社会的关联在于让人们意识到，“道德比法律重要。社群比个人重要。精神比物质重要。责任比权利重要。民生比民主重要。秩序比自由重要。今生比来世更有价值。和谐比斗争重要。文明比贫穷有价值。家庭比阶级有价值”。(60)陈来：《中华文明的核心价值：国学流变与传统价值观》，北京：三联书店，2015年，第183-184页。这种截然二分的比较文化潜在含义不过是，中国文化一定能战胜文化上缺陷更重的西方文化。这与梁漱溟的文化三路向其实是为了确定中国文化的优胜一样，结论是论述之前就已经预设好的。为了简明扼要呈现不同文化体系的特征，二元分类的断定并不为过，但其显然不利于提升中国在中西或中美之争中的价值立意，从而真正将中国推向一个在竞争中助推人类文明迈上更高台阶的角色。论者的爱国之心可鉴，但急功近利的效用理念明显过强。须知，争一时之胜负，岂能与争长远之利弊相比？！更为重要的是，这种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完全将文明体系中本来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诸基本价值人为地、生硬地切割开来，既完全无法知晓“对子”价值对人类发展的同等重要性，也完全无法实现人类基本价值的融汇，促进人类价值选择的合理合情发展。

在中西之间的当下竞争中，确有催人计较的即时胜负与荣辱。完全不计较这种胜负、荣辱，其实就是对竞争双方共同提升自我、进而提升人类的责任的放弃。但仅仅计较一时胜负、荣辱，也就是对“万国之上犹有人类在”的大责任的无视。如何在东西之争的巨观历史中理性处置二者关系，进而努力从非常容易让人迷失国家大利益、人类大格局的当下利益僵局中跳将出来，促成恢弘的、推动人类文明进步的理念与行动，那才真正能够为人类探出一条文明新路。毋庸讳言，在此前的东西之争进程中，西方的文明融合能力胜于东方，因此在1500年以来，西方占据了世界史进程的引导位置。而在未来的发展中，代表东方出场的中国，如果能形成更加广阔的文明视野，并采取高位的文明融汇举措，就具有开创东西之争东方国家有大贡献于人类的历史新局面。在动人心弦的东西之争、或当下的中西中美之争中，面临此时此刻国家利益的当机立断，与面临人类发展前景的永恒决断之间，中国必须审慎以待。只不过，当下中国必须首先战胜学习西方是对学生身份的愧疚感，转而开放心灵，以“师不必强于弟子，弟子不必不如师”(韩愈《师说》)的精神，学习并超越西方的坚韧努力，实现其宏大意愿。

在一部东西之争的巨观历史中，不知有多少隐然呈像未被摄影制作为成像的历史图景。这些呈像，常常是人类历史最深藏不露的秘密所在。一幅一幅摆在人们面前的历史成像，成为人们判断历史得失、总结检验教训的可靠依据。但这常常让人被历史框定的图像所迷惑。人们需要精思明辨，在历史成像中辨认隐藏着的历史呈像，使隐匿在既成历史图像中的根本问题之复杂呈像，显示在人们面前。如此，人们便可以免除当下的患得患失，承载更为高远的文明使命。唯其如是，中西之争也好、东西之争也罢，才能超出对峙的地方史与地域史理念，让人们不再在构图简单、胜者骄纵、败者自卑的历史成像面前裹足不前，从而成功展示出全球史进程美不胜收、错落有次的丰富呈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