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灯峰， 周俊强

(1. 安徽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安徽 芜湖 241000； 2. 阜阳师范大学 经济学院， 安徽 阜阳 236039)

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一直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政治优势，建国七十年以来，在不同时期实践中体现出侧重点各异的思想政治教育范式，在十八大以前主要是社会(包含政治、经济等方面)、个人(现实的个人)范式。新时代，习近平“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的思想，在战略层面上凸显自然生态的重要性。为适应时代、更好地塑育受众的科学生态观，自然生态也理应成为思想政治教育新的范式要素之一。如此，在马克思主义实践本体论基础上，形成“自然-个人-社会”范式的内生统一，实现着对以往范式的补正。应当看到，不同时期之所以出现不同的思想政治教育范式，既与人们对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的规律认识有关，也与不同时期社会的主要矛盾不同相联。新范式是在继承和发展原有范式的基础上继续丰富、发展和完善，而各有侧重的不同范式在不同时期曾发挥过和继续发挥着政治引领、思想保障和道德规范等重要功能。本文通过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七十周年来党和国家在不同时期各有侧重的不同思想政治教育范式及其原因进行梳理，以期为促进思想政治教育范式的进一步科学发展提供参照。

一、建国以来思想政治教育范式演进历程

1.建国后至十八大前期思想政治教育范式在“个人-社会”之间游移

第一，建国初期思想政治教育较为侧重于社会政治范式。

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使中国共产党由夺取全国政权的革命党变为需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建设的执政党。如何跳出“其兴勃焉，其亡忽焉”的历史周期律，除让人民起来监督，加强民主外，重视和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则是宣传民主、增进团结的有效手段。毛泽东在七届三中全会上就强调指出：“全党应在和各项工作任务密切结合而不是相分离的条件下，进行一次大规模的整风运动。”[1]始于1950年的整风运动、1951年下半年到1954年春进行的整党运动，习惯上被人们称为整党整风运动。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执政党进行的第一次全国范围内系统的党内思想政治教育活动，提高了广大党员干部的思想政治觉悟，纯洁了党的队伍，使广大党员干部的精神面貌发生了明显变化。1951年至1952年的“三反”运动，1952年为打击资本家不法行为的“五反”运动，以及相继在全国范围内进行的诸如大力开展农业合作化运动、“大跃进”运动、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等群众性的思想政治教育活动，在方法上以自上而下的灌输为主，在形式上政治色彩鲜明，在内容上较为侧重于社会政治方面。但侧重社会政治范式不等于说只有社会政治范式。在建国初期，毛泽东曾明确讲：“必须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三个方面”，“无论只顾哪一头，都是不利于社会主义，不利于无产阶级专政的。”[2]1951年，刘少奇在全国第一次宣传工作会议上作题为《党在宣传战线上的任务》的总结报告中指出：“我们党所领导进行的每一项中心工作和实际工作，都是有政治意义的，都是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上考虑和决定下来的。”[3]1957年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指出：“我们的人民政府是真正代表人民利益的政府，是为了人民服务的政府。”[4]党和国家侧重于政治建设却始终没有忽视对人民生活的关注，虽然自1957年后的一段时间尤其是文化大革命期间，出现过严重偏离。

第二，改革开放后思想政治教育范式较为侧重社会经济建设和人的发展，虽在个人和社会之间有所游移，但基本形成了“个人-社会”范式。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标志着“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文化大革命”的结束，党中央及时作出了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共产党在解放思想、事实求是思想路线的指导下，重新确立了“我国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5]这一科学矛盾观，为党在十二大至十八大期间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提供了基本的思想遵循方向。

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必须围绕党的中心进行，这是长期以来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一条最基本的成功经验。因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主要矛盾的再次确立，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成为当时历史语境下最为迫切的任务，反映了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和人民群众的迫切愿望，代表了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有效解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有效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在提高社会主义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基础上显著改善人民的生活，更涉及到党在人民心中的威信和地位问题，涉及到政治存续的合法性问题。所以，在当时特定的历史环境中，发展经济就成为特定历史条件下最主要的政治。“离开了这个主要内容，政治就变成空头政治，就离开了党和人民的最大利益。不从这个意义上认识经济和政治的关系，不承认经济是最大的政治，势必会割裂政治与经济的有机统一关系，导致脱离和空谈马克思主义，只能有损于社会主义的形象和思想政治教育的声誉。”[6]经济建设的目的是为了解决社会的基本矛盾，是为了发展落后的社会生产力，是为了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在这个意义上说，作为服务和服从中心工作的思想政治教育，社会经济范式在改革开放初期起主要作用是有其历史合理性的。

伴随着市场经济进一步深入发展，人的主体性、积极性、创造性得以极大发展，竞争意识、效率意识、公平意识等深入人的思想深处，各种市场要素竞相迸发出活力，社会生产力得到极大提高。但同时，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消极思想、西方国家有意进行的意识形态渗透、西方文化的高阶态势以及西方利用市场经济等方面的优势进行的“分化”图谋等不良影响也在显现。邓小平早在1980年12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在题为《贯穿调整方针，保证安定团结》的讲话中就指出：“我们要建设社会主义国家，不但要有高度的物质文明，而且要有高度的精神文明。”[7]367而精神文明建设的主要任务是“使我们的各族人民都成为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人民。”[7]48同时，邓小平指出：“要在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在思想政治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根本前提。”[7]164固然也是进行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政治前提和根本保障。思想政治教育范式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即坚持政治首位的前提下，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因素同样得到发展。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思想政治教育与时俱进的历史阶段及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中思想政治教育开拓创新的历史阶段，思想政治教育范式在继承以往社会政治范式、经济范式等基础上，人学范式逐渐兴起。如果说在“三个代表”中，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人更多的还表现为形式上鲜明的集体主义痕迹的话，那么，在科学发展观中的“以人为本”，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强调对人的思想引领，则对人的关注更为具体。不过，思想政治教育人学范式中的人，指的是马克思所言的“现实的个人”，“这里所说的个人不是他们自己或别人想象中的那种人，而是现实中的个人，也就是说，这些个人是从事活动的、进行物质生产的，因而是在一定物质的、不受他们任意支配的界限、前提和条件下活动着的。”[8]151“我们的出发点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8]152“它的前提是人，不是处在某种虚幻的离群索居和固定不变状态中的人，而是处在现实的、可以通过经验观察到的、在一定条件下进行发展过程中的人。”[8]153思想政治教育人学范式中的人，是现实的、具体的、实践的、处于一定社会关系之中的活生生的人，而不是西方资产阶级社会中的抽象的人，更不是倡导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个人主义。中国共产党早在第十四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问题的决议》中就对如何抵制西方不良思潮的影响作出了明确规定，对如何处理国家、集体和个人之间的关系予以清晰的表述。“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要在全体人民中倡导为人民服务的集体主义精神，反对和抵制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个人主义，引导人们对社会负责、对人民负责，正确处理国家、集体和个人的关系。”[9]

2.习近平“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思想对思想政治教育“个人-社会”范式的补正

习近平“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五位一体”等思想在战略地位上凸显自然生态的重要性，在认识上超越了自文艺复兴以来人对自然的无理与傲慢，重新以一种平等的视角，从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的生态伦理高度，在继承和发展建国以来思想政治教育侧重社会与个人范式的基础上，补入自然因素，为分析思想政治教育范式提供了新视角，为思想政治范式增添了新内容。为更好发挥思想政治教育服务社会的本有功能，在既有的“社会-个人”范式中加入自然因素，形成“自然-个人-社会”三因素协调互动的新范式，应是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范式适应时代的自我发展。补入自然因素的新范式，凸显出自然关怀的重要性，在学理上，是对近年来所盛行的人文关怀的一种补正；对共产党而言，体现出对历史负责、对社会负责、对人民负责的精神，充分展现了共产党人在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和共产党执政规律深刻把握基础上所形成的使命自觉；在现实实践中，为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解决提供新的理论指导和可资利用的手段，以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

“核心范式的形成和确立需要具备两个基本条件：一是要有有效性，即能够提供新的思维和方法有效解决传统社会哲学范式难以解决的主要问题；二是要有指向性，即能够为学科未来发展提供一定的理路指向。”[10]对有效性而言，传统范式过于关注社会和个人范式，已不能有效解决社会发展过程中所产生的人与自然之间的主要矛盾。十八大报告鲜明指出：“必须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征程中，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主要矛盾的变化，人民对生态产品的需求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迫切、更强烈，生态文明建设必须融入到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等各方面，成为现代化的价值追求，融入现代化建设的全过程。习近平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人类必须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人类只有遵循自然规律才能有效防止在开发利用自然上走弯路，人类对大自然的伤害最终会伤及人类自身，这是无法抗拒的规律。”[11]“要清醒认识到保护生态环境、治理环境污染的紧迫性和艰巨性，清醒认识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以对人民群众、对子孙后代高度负责的态度和责任，真正下决心把环境污染治理好、把生态环境建设好，努力走向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时代，为人民创造良好的生产生活环境。”自然环境、自然生态成为时代发展必须面对的实践和理论问题，成为解决社会主要矛盾的关键一环，如果不进行思想政治教育范式的更新、调整，既不能有效地引领人们的思想观念，也不能有效地解决现实社会中的主要矛盾。

对指向性而言，思想政治教育的目标是培养社会主义合格的建设者和接班人。党的十九大提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美丽”一词单独列出，是把“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这一新理念落实到了我们要实现的现代化目标上。要树立生态文明理念，使之成为各界共同的行为遵循，培养适应时代所需的社会主义合格建设者和接班人，是思想政治教育固有的职责所在。“我们要建设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既要创造更多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也要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而要实现“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时代”，则需在思想政治教育中形成适应于时代发展的范式，因为“一个学科有什么样的核心范式，这个学科就有什么样的学术图景。”[10]唯有确立“自然-个人-社会”相互协调一致的新范式，才能更好地培育民众生态思维，为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提供思想支持。

二、建国以来思想政治教育范式在“个人-社会”及“自然”不同要素间辩证发展的原因

1.思想政治教育范式在“个人-社会”之间游移的客观历史原因

第一，建国初期思想政治教育侧重于社会政治范式的原因。

中华人民共和国刚刚成立，对社会经济建设规律缺乏深刻认识，尤其是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对于如何治国理政和进行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缺乏足够的思想认识和经验。如毛泽东在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进行调查、反思时指出：“革命才开始的时候，没有经验是难免要犯错误的。去年刮‘共产风’，也是一种‘左’的错误。没有经验，会犯错误，碰钉子。不要碰得头破血流还不肯回头。”[12]面对社会主义建设所遇到的种种新情况、新问题，党中央、毛泽东进行了积极探索，努力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与策略，例如1958年在武昌召开的八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即为纠正“左”倾错误初步展开的标志。1964年12月21日至1965年1月4日在北京召开的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对国民经济调整起重要的推动作用，并在这次会议上提出了一个历时性任务，就是在不太长时间内，实现国家的“四个现代化”。但那时还处于社会主义事业刚刚起步阶段，社会主义建设规律还未充分得以显现，这就使得一些正确的认识不够成熟，不够稳定，易出现反复。如在八届十中全会上重提阶级斗争，认为在1957年下半年中央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13]依然是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观点。毛泽东认为：阶级斗争和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问题，我们从现在起，必须年年讲，月月讲。这表明，毛泽东在1962年八届十中全会后把社会主义在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扩大化和绝对化了。急于求成的主观愿望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生产力正常发展的轨道，违背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基本矛盾运动的规律，是造成建国初期社会发展失误的根本原因，也是引起思想政治教育侧重于政治范式的原因之一。这一切，反映在思想政治教育范式上，不能不表现为较强的政治性。

中国共产党在长期革命中政治工作极强的动员能力所形成的思维惯性，也是导致思想政治教育重政治性的重要原因。在以往革命战争中行之有效的依靠群众政治热情、大搞突击式运动的思维方式和工作方法，被教条化地移植到社会建设中去，被认为是加快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法宝。由于惯性思维，中国共产党在执政过程中，一遇到某些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问题，以往在革命战争时期形成的重视阶级斗争的经验就易于发挥作用，把本不属于阶级斗争的问题看做阶级斗争，习惯于过去暴风骤雨式的解决方法。当时外部的国际环境及对国际环境的认识，也是在思想政治教育范式中突出政治性的主要原因之一。

第二，改革开放后思想政治教育侧重于社会经济范式与人的范式的原因。

1978年12月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和发展了解放思想、事实求是的思想政治路线，重新恢复了党的思想政治教育的优良传统，实现了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由长期以来的为阶级斗争服务向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的战略性转变。

首先是解放思想、事实求是的思想路线的重新确立，为思想政治教育范式转向提供了思想前提。1978年12月13日，邓小平在中央会议上发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会议高度评价了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认为这对于促进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解放思想，端正思想路线，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14]讲话进一步明确了党在当前历史阶段的主要任务和前进方向，为克服思想政治教育“左”的指导思想，恢复思想政治教育优良传统奠定了思想基础，成为“开辟新时期新道路、开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理论的宣言书。”[15]

其次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改革开放以来，因市场自身的开放性、竞争性、自主性等特征，个人的主体地位、主体作用、主体功能得到进一步张扬，在实际的生活、工作、学习中，已内孕出丰富的个人化倾向，这是个人范式研究兴起的现实基础。西方一些学者因对马克思主义学说的故意曲解或误读，论说如马克思主义是历史因果论，缺少对人的关注，提出了诸如“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弗洛伊德马克思主义”等学说，试图从各个方面去“完善”马克思主义学说。在理论上为回应现实社会提出的问题，以胡锦涛为首的党中央，适应时代需求，适时提出了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为个人范式提供了新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基础。市场主体在内在逐利动机和外在竞争压力的双重作用下，优胜劣汰是市场经济的必然法则，最终出现利益分化。而利益分化背后体现为利益承载主体包括个体和群体的分异，因主体分异，各主体的出发点如囿限于自己的利益立场，则会进一步出现思想多样，如果缺乏社会所主导的一元的社会主义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导，就会出现如学者指出的，“在改革开放初期，思想政治教育人学范式在强调人的生存、发展的同时，似乎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忽视了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属性：意识形态性，在‘一元’统领与‘多元’并存中迷失了方向。”[16]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之所以能起到统摄全局的功用，其原因在于“我们提出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把涉及国家、社会、公民的价值要求融合为一体，既体现了社会主义本质要求，继承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也吸收了世界文明有益成果，体现了时代精神。”[17]市场经济持续发展，为“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提供了可能，但“光靠物质条件，我们的革命和建设都不可能胜利。过去我们党无论怎样弱小，无论遇到什么困难，一直有强大的战斗力，因为我们有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信念。有了共同的理想也就有了铁的纪律。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这都是我们真正的优势。”[18]这也告诫我们，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必须把物质与精神、社会与个人、主导与主体等结合起来，才能保证社会运行既多样又统一，既充满活力又健康有序。

2.“个人-社会”范式要素之间保持适度张力是推动思想政治教育前进的精神动力

“各个人的出发点总是他们自己，不过当然是处于既定的历史条件和关系范围之内的自己，而不是意识形态家们所理解的‘纯粹的’个人。”[8]199这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出发点，也为思想政治教育个人范式提供了理论支撑。另一方面，个人是“处于既定的历史条件和关系范围之内的自己”，即处于社会生产关系之中，而不是脱离具体实践领域、抽象的“纯粹的”个人，这也为思想政治教育社会范式提供了合理性解释。因个人和社会这种一体同构的辩证关系，在具体的思想政治教育中“个人-社会”范式也应是一个整体，以往试图分裂二者，过于夸大某一方面的作用，或者以某因素为本体的做法在理论上无疑是不科学的，在实践上也是有害的。

一定社会对受教育者思想的客观要求与个体现有的思想状况之间的矛盾，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矛盾。社会和个人无论是在思想政治教育定义中，还是在思想政治教育基本矛盾中，都是组成事物的两个方面。实践是思想政治教育范式的本体，也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特征和检验思想政治教育效果的根本标志。实践的动态生成性也就决定了思想政治教育本身的动态性。在“个人-社会”范式中，社会要求体现为应然状态，个人思想品德则体现为实然状态，实然和应然之间的张力，是在实践基础上推动思想政治教育持续前进的动力。当然，一定社会的实践状况，同样取决于历史发展的客观背景，是一种客观的历史过程，“物质生活的这样或那样的形式，每次都取决于已经发达的需求，而这些需求的产生，也像它们满足一样，本是一个历史过程。”[8]203

3.“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对思想政治教育范式进行补正的依据

第一，以自然因素对思想政治教育范式进行补正是时代发展之需。“环境问题日益成为重要的民生问题。老百姓过去‘盼温饱’现在‘盼环保’，过去‘求生存’现在‘求生态’。”[9]233这是人们物质生活水平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自然产生的更高层次需要的结果，即为十九大所说的人民对于美好生活需要的一种展现。“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取决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需要的程度。”[8]11马克思这一经典论断，恰当揭示出人民对生态关注的原因所在，说明了在思想政治教育范式中加入自然因素以更好满足人民需要的合理性。

第二，以自然因素对思想政治教育范式进行补正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直接承继。“没有自然界，没有感性的外部世界，工人什么也不能创造。”[8]55人们满足自己的第一个需要就是物质资料的生产本身，而自然界既是工人生产的对象，也是工人进行物质生产的前提。“自然界，就它自身不是人的身体而言，是人的无机的身体。人依靠自然界生活。”[8]56“所谓人的肉体生活和精神生活同自然界相联系，不外说自然界同自身相联系，因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8]56-57但在生产资料私有制的资本主义社会，“人的类本质，无论是自然界，还是人的精神的类能力，都变成了对人来说是异己的本质，变成了维持他的个人生存的手段。异化劳动是人自己的身体同人相异化，同样也使在人之外的自然界同人相异化，使他的精神本质、他的人的本质同人相异化。”[8]256外部感性世界与工人发生异化，这是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所揭示的除劳动异化之外的另一种异化现象。人与自然的异化，直到今天在部分人的思想和实践中还没有引起高度重视。其实，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早在19世纪中叶就曾告诫人们，“文明如果是自发地发展，而不是自觉地发展，则留给自己的是荒漠”[8]139-140。针对社会现实，习近平指出：“必须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和“决不以牺牲环境、浪费资源为代价，换取一时的经济增长，为子孙后代留下可持续发展的‘绿色银行’。”[19]126“决不能以牺牲后代人的幸福为代价换取当代人的所谓‘富足’。”[20]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在对社会发展规律深刻把握的基础上，深刻分析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发展变化，以主动、自觉的使命意识和担当精神，从供给侧视阈对经济结构进行调整升级，以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求，促进人与自然、经济与社会和谐发展。

第三，以自然因素对思想政治教育范式进行补正是社会经济持续发展的思想保障。自然因素作为思想政治教育范式要素之一，在新时代，为经济社会持续发展提供了思想保证。习近平总书记从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关系、生产力的定位、永续发展的高度等维度多方位地阐释了自然、人和社会经济发展等各要素之间的辩证关系。首先，自然生态和经济发展的关系是辩证统一而不是相互对立的。如习近平对“两山”论即“绿水青山”和“金山银山”关系认识“三阶段”的界定中就可得出较好的说明。“在实践中对绿水青山和金山银山这‘两座山’之间关系的认识经过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用绿水青山去换金山银山，不考虑或者很少考虑环境的承载能力，一味索取资源。第二个阶段是既要金山银山，但是也要保住绿水青山，这时候经济发展和资源匮乏、环境恶化之间的矛盾开始凸显出来，人们意识到环境是我们生存发展的根本，要留得青山在，才能有柴烧。第三个阶段是认识到绿水青山可以源源不断地带来金山银山，绿水青山本身就是金山银山，我们种的常青树就是揺钱树，生态优势变成经济优势，形成了浑然一体、和谐统一的关系。”[21]科学论述了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之间的发展历程和相互作用的关系，持续发展是要形成生态环境与经济发展相互促进的良性发展格局。其次，要使人民充分认识到，保护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要正确处理好经济发展同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牢固树立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的理念”[19]126，从供给侧角度对生态环境的作用予以战略定位。再次，爱护自然是人类永续发展的大计。习近平在2018年5月18日召开的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强调指出：“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22]最后，人类与环境是休戚与共、命运相连的生命同一体，“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人类。”[19]231

三、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自然-个人-社会”范式确立的意义

观察问题的不同视域取决于各异的思想政治教育范式，而思想政治教育范式本身是在一定的社会历史前提下存在和发展的。又因思想政治教育的上层建筑属性，社会主要矛盾对不同时期采用何种教育范式起决定作用。离开这一点，就背离了历史唯物主义方向。一定的思想政治教育范式一旦确立，又会对社会主要矛盾的解决和经济的发展起一定的反作用。不承认这一点，就背离了辩证唯物主义发展方向。在思想政治教育范式研读中，在惯性思维作用下，研究者仍时常徘徊在社会与个人之间。如果说在改革开放前，思想政治教育功能、范式主要体现为社会政治性工具理性，主要围绕社会政治运演而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个人的话；实行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后，无论是经济领域还是日常生活场景中，对个人主体性的关注得以彰显，与之相应，思想政治教育范式逐渐由社会转向个人-社会模式，人的需要、人的利益、人文关怀等方兴未艾。进入新时代，因社会主要矛盾发生变化，自然关怀被重新置于思想政治教育焦点之中，这既是对以往我们过分注重社会关怀或人文关怀的一种合理回摆，更是党中央基于现实、以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对人民向往美好生活的一种理性回应，在学科范式发展上，是对过往“片面地认为，思想政治教育只是解决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问题”[23]183的一种丰富与完善。

1.“自然-个人-社会”作为思想政治教育范式，为溯源思想政治教育本体提供基础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过程中，因社会主要矛盾的发展变化和特定时期主客观因素的影响，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先后经历了社会(包括政治、经济等)范式、个人(现实的个人)-社会范式以及“自然-个人-社会”范式等不同的历史阶段。托马克·库恩认为“不同范式的倡导者之间总有误解存在。没有一方会认可另一方在论证中所需要的非经验假设。”[24]这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凡是把理论诱入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种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8]140马克思主义哲学实践本体论的确立，为解决这一矛盾提供了前提和可能。因为“生命的生产，无论是通过劳动生产自己的生命，还是通过生育生产他人的生命，就立即表现为双重关系：一方面是自然关系，另一方面是社会关系。社会关系的含义在这里是指许多人的共同活动，不管这种共同活动是在什么条件下、用什么方式和为了什么目的而进行的。”[8]160在“双重关系”中，可清晰看出，作为主体的人，要想生存，必须先进行生产，而生产本身，内孕着人与自然的关系和人与人的关系即社会关系。所以，以习近平“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思想为切入点，对思想政治教育范式进行补正，形成以“自然-个人-社会”为分析、观察问题的新范式，与马克思主义实践唯物论是一致的，是对马克思主义实践本体论的承继、发展和具体运用。

“自然-个人-社会”理论渊起于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本体论，与科学实践观的范式也略有不同。“在科学实践观的范式下，思想政治教育既为个人‘认同’历史、社会和时代，形成具有文明史内涵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奠定基础；又为历史社会和时代‘认可’个人，形成具有时代内涵的世界图景、思维方式和价值规范创造条件。”[25]自然因素在科学实践观的范式下，并没被予以独自体现，实践中的自然因素仍处于潜在状态。“自然-个人-社会”范式中对微观个人精神生活的关注，既是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更是其突出特征之一。新范式主要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中精神层面的问题提供分析框架，美好生活本身在需要层次上高于物质文化需要，在内容上也更为丰富、多样。但另一方面，丰富性本身也意味着人民在日常生活中可能会面临着选择的茫然与无助，当选择太多时却常常不知如何选择。习近平同志在2012年参观复兴之路时提出“每个人都有理想和追求，都有自己的梦想。现在，大家都在讨论中国梦，我认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26]84从“每个人”的梦想开始，最后汇聚成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从个人和社会相统一的维度，为人生奋斗提供了方向。正如郑永年教授认为的，十八大以来，执政党对普通群众的关注，使党的意识形态建设具有更多的生活气息，体现出更丰富的人文关怀精神。习近平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同样指出：“我们要建设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现代化，既要创造更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也要提供更多优质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需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27]的新论断。在十九大报告中，无论是“五位一体”的布局，还是十四个基本方略，均从国家战略高度对自然生态予以高度关注，其实质是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体现，是为了更好地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需要”的向往，以切实保障人民的权益，使人民有更多的获得感。

2.“自然-个人-社会”作为思想政治教育范式，为思想政治教育科学的思维方式生成提供指引

习近平强调：“绿水青山和金山银山决不是对立的，关键在人，关键在思路。”[28]主体人的科学思路养成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固有之义。“自然-个人-社会”作为思想政治教育范式，为培养人们的科学思维提供了方法、方向上的指导。“科学的思维方式，是指主体思考和解决问题的思路、方法，是一种思维的整体程序与特定的思维活动形式。”[23]157“自然-个人-社会”作为思想政治教育范式，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实践论的运用，为培养人民科学的思维方式提供方向指引。

“自然-个人-社会”范式可培育人民辩证思维方式。唯物辩证思维是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核心，强调理论与实践、静态与动态的相互结合，可避免抓住一点，不及其余的机械论和形而上学的缺陷。思想政治教育者首要的任务是根据客观形势的改变而培育教育对象辩证的思维方式，在辩证思维方式指导下，去审视、更新、完善现实多样的具体目标，才能有效地防止思想政治教育静态化的倾向，更好地引导、指导现实的实践活动。作为思想政治教育范式的自然、个人、社会，各要素之间及要素内部各因素之间是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是活动的有机统一体。以“自然-个人-社会”作为思想政治教育范式，可以预防主体在思想或实践中抓住一点不及其余的思维错误，为培育具有马克思主义辩证思维方式的时代新人提供方向、方法指引。

“自然-个人-社会”范式可培育人民整体思维方式。习近平从“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到“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对马克思主义共同体思想的直接继承，“从前各个人联合而成的虚假的共同体，总是相对于各个人而独立的；由于这种共同体是一个阶级反对另一个阶级的联合，因此对于被统治阶级来说，它不仅是完全虚幻的共同体，而且是新的桎梏。在真正的共同体的条件下，各个人在自己的联合中并通过这种联合获得自己的自由。”[8]199是对各种“虚假共同体”扬弃的基础上，根据世情、国情、民情而提出的最新理论成果，彰显出中国智慧、中国道路、中国自信和中国方案。“只有在共同体中，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也就是说，只有在共同体中才可能有个人自由。”[8]199包括“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在内的科学的共同体思想，体现出鲜明的整体思维方式。视自然、个人与社会为一个整体，视国内与国外是一个整体，视人类是一个整体。整体思维方式的养成可使受教育者具有兼顾个人与他者、历史与现实、人与自然等相互联系的思维能力，为更好地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提供科学的方法指导。

“自然-个人-社会”范式可培育人民重视实践的思维方式。思想政治教育范式各要素相互作用，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如何满足，都离不开具体的实践。对于共产党人来说，“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人世间一切幸福都需要靠辛勤的劳动来创造。”[26]70即使“共产主义对我们来说不是应当确立的状况，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我们所称为共产主义的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8]166，而不是脱离实际活动的迷思玄想。“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8]140。“通过认识而发现真理，又通过实践而证实真理。——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全部认识论，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知性统一观”[27]。

3.“自然-个人-社会”中自然关怀对原有范式的补正，为进一步彰显思想政治教育范式时代价值提供参照

思想政治教育作为社会系统的一个子系统，通过与整个社会系统的互相作用，服从和服务于社会进步和人的发展，以满足社会某一或某些方面的需要，为其存在找寻合法性基础。这种事实存在往往侧重于社会本位，寻求社会一般，而忽视个人需求和个性发展。“过去过多地看到社会价值而较少地关注个体价值。”[30]思想政治教育人学范式即以马克思恩格斯所言的“现实的个人”为出发点，去考察思想政治教育运动及其功用，是对社会范式的一种完善，但在对社会观念的把握中，最令人困惑的问题是个人和社会的关系问题。[31]即在社会、个人二因素中，谁决定谁即谁是本元的问题，不同视角会得出不同的结果。有学者试图综合二因素，提出兼顾个人-社会二因素的均衡范式，只是从静态角度去观察问题，均衡其实只是一种理想模式，只有学理上的参考价值，而不具备现实的应用意义。

在学科范式建设方面，借鉴习近平“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思想，加入自然因素，以实践为本体论依据，形成“自然-个人-社会”三因素共同作用的思想政治教育新范式，在内容上丰富了原有思想政治教育范式的内涵，在功能上也是对原有个人、社会范式的一种补正，为新时代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发挥时代价值提供参照。因为范式的提出不能脱离开具体的时代背景，范式的价值也只有在指导具体实践中得以展现，从“命运共同体”的高度所形成的“自然-个人-社会”范式，在对个人-社会范式进行补正的同时，为解决人们正确认识自然、个人、社会诸要素之间的关系，为推动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解决，为指导具体社会实践的开展等提供参照。

对个人而言，“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思想有助于培育受教育者的健全人格，在社会人与经济人基础上，形成生态人，即从实体(突出普遍性)到个体(强调差异性)再到主体(强调自由性)的转变。“‘生态公民’就是以生态共同体之和谐为导向并为之积极努力的人，“‘公共性’是其本质特征；‘伦理精神’是具有普遍性意义的良知或共有之善——共善，维护生态共同体的和谐、稳定、美丽是生态公民追求的共善，也是其伦理精神的核心”[32]。生态公民培养立论基础和价值取向与“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是相通的，也为实现思想政治教育时代价值的实现提供参照。而生态公民的养成，需要具有生态伦理精神，生态伦理精神的养成，离不开思想育人功能的发挥。另外，与市场经济条件下一般的思维方式不同，生态伦理不是一种即时的等价交换关系，更多地表现为人对自然的一种义务。从经济理性的视角看，在有限的时间区间内，生态伦理甚至是不理性的。这种“前人栽树，后人乘凉”的外部性行为，这种以人自身发展为目的的道德行为，恰如其分地体现出中国共产党人的责任担当和使命自觉。如果要把这种生态精神化为受教育者的自觉意识，则需要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在新的范式指导下，根据社会发展规律、思想政治教育规律及受教育者的身心发展规律，在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的前提下，采取一定的方式方法，才能“深深砌入到灵魂的存在中去”[33]。生态精神只有深深砌入灵魂之中，才能真正转化为具体的德行，并使之成为生活的习性。

建国七十周年来，虽然在不同时期党和国家的思想政治教育范式及实践有不同侧重，这种侧重也有其特定的历史主客观原因，但这种区分是相对的，是为了分析方便，在一定程度上是思维抽象的结果。建国七十周年以来，各种思想政治教育范式之间在本质上是继承和发展的关系，在内容上体现为逐渐完善的过程。所以，作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且不可夸大这种区分，否则，就可能引起思想混乱。这一点，无论是邓小平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还是习近平在《关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几个问题》中都明确清晰地予以正确表达。如习近平认为“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有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两个历史时期，这是两个相互联系又有重大区别的历史时期，但本质上都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在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开创的，但也是在中国已经建立起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并进行二十多年建设基础上开创的。”“对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要正确评价，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改革开放前的社会主义实践探索为改革开放后的社会主义实践探索积累了条件，改革开放后的社会主义实践探索是对前一个时期的坚持、改革和发展。”[26]111-112习近平接着指出：“正确处理改革开放前后的社会主义实践探索的关系，不只是一个历史问题，更主要的是一个政治问题。”[26]113“两个互补否定”的论述，在理论上有效回应了诸如“历史虚无主义”、“新自由主义”等社会思潮的冲击，也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及其范式分析指明了政治方向和理论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