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彬

说起这事来，巴中市巴州区凌云乡王家院村的几名失地村民还是心里有气，针对没法购买养老保险的问题，他们曾向村里的纪检小组长反映了多次，可就是拖着没解决。

直到一天有人带着附近村里的3个纪检委员一起来和群众座谈，对信访问题摸底调查，村民们悬着的心才放下来。不仅纪检组长变成了纪检委员，带队来的人也是大家从没听过的“中心村纪检组长”，虽然村民们还不太了解其工作方式，但变化带来的效果显而易见。

组团

村级监督工作一直让凌云乡纪委书记吴超头疼，村里的纪检干部，有的已经75岁，有的身患重病。吴超坦言，个别人就是为了从村干部岗位退下来后解决个“待遇”。更恼火的是，一个村里大家都是熟人，存在不愿监督、不敢监督的情况，监督力量甚至成了摆设。

这让乡镇层面的工作统筹也成了问题。在巴州区规模较大的曾口镇，有45个村（居），镇纪委书记陈桂权告诉记者，尽管有了专职副书记，但两个人实现日常监督显然不现实。

改革势在必行，巴州区首先撤销了村（居）纪检小组，同时每个村设置一个纪检委员职务。随后在今年3月，地理位置临近的3至4个村（居）被划分为一个工作区，并确定一个中心村（居），设立中心纪检组。中心纪检组长的任务是，对辖区党风廉政建设和党员干部廉洁情况进行动态监督，同时开展党风廉政宣传。

如何选人，成了一个“考手艺”的问题。巴州区纪委常委谢宏介绍，根据最初的想法，中心纪检组长从乡里的退休干部、离职村干部、德高望重的乡贤和在职优秀干部职工里挑，实践发现，最合适的还是在职干部中党性强、原则性强、有“纪检特质”的人，于是一些“七站八所”的优秀干部就兼任中心纪检组长，同时担任乡纪委委员。

前述王家院村村民反映的问题，被中心纪检组工作人员带回凌云乡纪委，在后续工作中查证村干部存在优亲厚友、违规购买失地农民养老保险的情况，相关村干部被免职。

从村纪检委员、到中心纪检组、到乡镇纪委、再到派出纪工委，从下到上，基层监督的网就这样越织越密。而从上到下，基层纪检干部们每个月都会开展常规学习，不定期交流经验，提升理论功底和业务水平。

派单

冯德寿从村支书任上退下来后，当选中心村纪检组长，被监督者到监督者的角色转换，让他颇有心得，“以前干什么往往是一声令下，现在要更多面向群众服务”。虽然有时会得罪人，不过名声传开了，去哪儿都会得到干部群众点赞，有时检查发现村里财务公开不及时，找村干部说一声，“二话不说就改正了”。

巴州区曾口镇书台中心村纪检组长张泽义（右）在田间地头走访农户，调查群众反映的问题线索。

工作中也有难题，中心纪检组不是一级纪委，无法单独和直接履行纪检干部职责，开展执纪监督工作。再加上组长属于兼职兼薪，工作内容难免产生冲突。

对此，巴州区乡镇纪委采取“下订单”的方式，实行一事一授权、一事一交办，并以授权日常监督事项和重点工作事项完成情况作为考核依据。

一次书台村实施社道硬化工程，有村民总觉得工程量不对，就私下去丈量路面，發现少了50米。村民将问题反映给了冯德寿，他带着村里的纪检委员和村民一起量，果然和合同里的工程量有差别，协调之后，工程方退了款。

“如果这种事不及时处理，可能会演变成信访问题。”陈桂权说，曾口镇的信访数量，2018年有4件，今年至今只有1件。

出现案件线索时，“订单”不仅可以下派，还可以往上派。巴州区纪委监委将全区划片设立3个纪检监察工作联动协作区，每个协作区设立一个派出纪工委，实行区纪委监委统一领导、区纪委常委（监委委员）统一协调、派出纪工委统筹组织、乡镇（城区街道）纪委力量和所辖村（居）纪检委员统一调配使用，开展片区联动协作。

在梁永纪工委书记杨忠川给记者展示的《呈请联动协作审批表》里，标明了线索来源和呈请联动协作理由等事项，遇到棘手的问题，乡镇就可以用这个“下单”，整合乡镇纪检工作力量，协作办案、联合办理信访。

“本次交办的问题线索涉及面广、时间久远、人员关系复杂，仅靠我镇纪检力量难以将问题核查清楚，请求纪工委派员支援。”前不久，杨忠川收到“单子”后，抽调了两名乡镇纪检干部帮助工作。最终调查得知，两名村干部涉嫌编造虚假资料，套取危改和易地扶贫搬迁资金24万余元，被立案审查。

不过，监督力量的充实仍然是基层面临的难题。杨忠川坦言，年轻人不愿意干，年龄大的多数能力不足，中心纪检组长兼职兼薪，缺乏明确的政策规定。此轮乡镇合并的机构改革，正是加强基层监督力量的契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