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宏亮

(金陵科技学院 人文学院，江苏 南京 210038)

李白诗歌传播是中国古典诗歌传播史上罕有匹敌的经典案例。李白诗文集自行于世而传至今，凝聚着古代文献编纂者和刊刻者的心血、智慧和社会责任感。宋蜀刻本《李白集》无疑是李白诗文集历时性传播中影响独大的版本，而该版本在宋代的形成却经历了一个演进过程：乐史首编开其端，宋敏求扩容接其续，曾巩考序而编排之，苏州太守晏知止授毛渐以刊刻，遂终成“苏刻本”(即后之“蜀刻本”)。北宋人乐史在辑录李阳冰《草堂集》十卷的基础上，另收歌诗十卷编成《李翰林集》二十卷，又从“三馆中得李白赋序表赞书颂等”[1]1453作品，辑成《李翰林别集》十卷。乐史所编之李白文集是否吸纳了源自唐进士魏颢(原名魏万)编辑而传的李白诗文，不得而知，然亦无法排除其可能性。但宋敏求扩编《李白集》吸纳魏编李诗则甚为明确：“熙宁元年，得唐魏万所纂白诗集二卷，凡广四十四篇。”[1]1478(宋敏求《李太白文集后序》)魏万编辑李白诗集所作之序《李翰林集序》[1]1447-1453(下文简称《集序》)今存，或有所损，但内容甚晰，今人凭借之可获知诸多李白故事以及魏万仰慕李白的深挚情感。据此可知，魏万无疑是李白诗文及其事迹传播链上的重要一环。魏万缘何倾力传播李白，当与他对李白的崇拜及由此形成的动人的交往密切关联。李白与魏万的交游堪为古代文人交际之典范。本文拟从传播学视角研究李白与魏万的交往过程，着力阐述传播过程的结构与特点，并努力探究他们取得良好沟通效果的原因。

一、李白与魏万交游过程的传播结构与特点

研究李白与魏万的交往过程，也即考察他们之间的信息传播过程，对解读李白文学创作、传播机制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李白的《送王屋山人魏万还王屋并序》[2]748-761(下文简称《送魏万》)，魏万的《金陵酬翰林谪仙子》[2]761(下文简称《酬翰林》)，魏颢的《集序》，当是研究问题的基本依据，李白的其他诗作及古今学者的有关文献成果也可启发话题或佐证事实。

(一)李魏交游过程的传播结构

李白与魏万的交游传播可分为共时性传播和历时性传播两类。就李白与魏万的来往而言，二人间的交流与沟通当为共时性传播；二人的交往事实引起后人关注、评价与交流则属于历时性传播。本文主要研究李白与魏万之间的共时性传播，即他们之间的亲身交往。李白与魏万的交游，依其传受关系的变化大体可切分为四次信息传播过程，这里主要借用美国学者哈罗德·拉斯韦尔(Harold Lasswell)的传播过程模式理论来分析过程中的环节与要素。

李白701年生，762年去世，在一甲子多的时光中，其诗名鹊起并播扬天下也有近四十年，大体从开元十二年(724)其“仗剑去国，辞亲远游”[1]1244(《上安州裴长史书》[注]凡括号中未署名的作品，均为李白之作，下同。)离开蜀中、沿江东下时即逐步彰显。开元十三年(725)，李白行至江陵，遇见著名的道士司马承祯，司马赞其“有仙风道骨，可与神游八极之表”[3]2(《大鹏赋并序》)，有感于司马之誉，李白欣作《大鹏遇稀有鸟赋》。自此，李白就将自我与大鹏之喻合为一体，体现出取法庄子之道的意志与精神。中年后李白“悔其少作，未穷宏达之旨”，遂修改此文，并更名为《大鹏赋》。随着此赋流播海内，李白作为讯息的传播者，面向社会不确定的个人和群体，以文字为传播载体(间以口耳相传的方式)，使用有意义的象征性符号传送出作品的内容信息，经过群体传播和人际传播等多种网络化渠道，李白的文本信息被受众广泛接纳。魏万当是受众之一，其《集序》云：“《大鹏赋》时家藏一本。”魏万“小李白约二十岁”[4]39，其所读大鹏之文当是李白中年后的修改文本。李白《大鹏赋》序云:“今腹存手集，岂敢传诸作者？庶可示之子弟而已。”[3]2子弟，指本家亲属，也泛指年轻后辈。或感佩于李白浩瀚飘逸的文笔，或神往于李白诗歌的自由境界，或更受到赋序中“子弟”之语的启发，魏万对李白心生景仰。魏万《酬翰林》云：

君抱碧海珠，我怀蓝田玉。各称希代宝，万里遥相烛。长卿慕蔺久，子猷意已深。平生风云人，暗合江海心。去秋忽乘兴，命驾来东土。谪仙游梁园，爱子在邹鲁。二处一不见，拂衣向江东。五两挂淮月，扁舟随海风。南游吴越遍，高揖二千石。雪上天台山，春逢翰林伯。宣父敬项橐，林宗重黄生。一长复一少，相看如弟兄。惕然意不尽，更逐西南去。同舟入秦淮，建业龙盘处。楚歌对吴酒，借问承恩初。宫买《长门赋》，天迎驷马车。才高世难容，道废可推命。安石重携妓，子房空谢病。金陵百万户，六代帝王都。虎石踞西江，钟山临北湖。湖山信为美，王屋人相待。应为歧路多，不知岁寒在。君游早晩还，勿久风尘间。此别未远别，秋期到仙山。[2]761

天宝十三载(754)，魏万于金陵动情地回忆了自己对李白的初始崇拜，尤其是“长卿慕蔺久，子猷意已深”句，魏万借长卿改名、子猷雪夜访戴的典故，表明了自己对李白的倾慕，也揭示出欲访诗仙的动机。至此，李白与魏万之间的第一次信息传播过程完成。该传播过程中，传播者为李白，受传者为大众，魏万是其中之一；讯息内容主要是李白的《大鹏赋》，也当含有李白其他关联性信息；传播媒介以李白文字作品为主，兼有口语或其他非语言载体；传播效果，既指李白的作品已得到广泛流传(或如“序”中所谓“此赋已传于世，往往人间见之”；或如“示之子弟”之愿已部分实现)，也指魏万对李白的心仪和崇拜及由此引发的访问意向等。

李白与魏万的第二段交往过程：天宝十二载(753)秋，魏万听说李白游梁园，当即自嵩山而寻访至宋(今商丘)，然失之交臂，二人未能于梁园晤见。该年李白确乎经过梁园，然不久即自北而南往宣城漫游。魏万误以为李白回鲁地探亲，遂紧追至鲁，不遇，于是南下，至江东，游吴越，后转回扬州与李白相见。此时已是天宝十三载五月，魏万寻访李白的行程达三千里之远。二人一见如故，遂乘兴游历金陵。李、魏二人自扬州相遇时，即展开讯息交流，可以料想，魏万传给李白的信息中一定有其对李白的景仰表达，一定有其三千里寻访李白的细节叙述，也一定有其对沿途所见风光的回忆。他们二人兴致勃勃，同至金陵并与江宁县令杨利物相遇。此阶段属于信息传播的持续与扩大阶段，魏万或继续补充三千里寻访的体验，或与李白尽情交谈山水自然、社会理想等，至李白赠以送别诗为止(魏万未阅读之前)，李白与魏万之间第二次信息传播过程完成。在此过程中，若侧重于洞悉魏万的三千里追访踪迹，则魏万主要居于传受关系中的传者位置(相对而言，实际交流中，他们的传受关系当随着各自的主体表述展开而彼此换位，下文有所阐述)，李白是听众，为接受者；传递的讯息主要是魏万的寻访经历及其对李白的评价等；传播媒介以口述为主，同时辅以丰富多样的非语言符号；第二次传播的效果，应当十分成功，魏万的心意得到充分表达，李白反馈很积极，与其“相见泯合”[1]1451(魏颢《集序》)，遂邀其同游金陵,临别赠以诗作，并“尽出其文，命颢为集”[1]1452(魏颢《集序》)。

李白与魏万之间第三次信息传播过程：李白《送魏万》文本中的符号意义得到魏万的解读；魏万接受信息后即兴赋诗《酬翰林》。这一过程是李白与魏万互动交往中最为重要的表达，他们互赠的诗作内蕴着丰富的交往信息，所形成的两个文本对于后学知其人论其世十分重要。这一传播过程的传者当为李白，受者为魏万，媒介为文字文本。

李白与魏万之间第四次信息传播过程：魏万于上元元年(760)考中进士，感动于李白当年的褒扬与嘱托——“尔后必著大名于天下，无忘老夫与明月奴”[1]1451-1452(魏颢《集序》)，遂为李白编辑文集，并写就序文，该序文即今所传《集序》。魏万为李白辑文写序，面向社会大众，属于古代大众传播类型，但就其与李白个人的交互关系而言，他与李白之间的传播则属于人际传播类型。此次传播的传受双方、传播媒介都十分清楚：传播者是魏万，接受者是李白；传播载体为纸质文本，但其传播效果却并不尽如人意。由于阻碍性要素“噪声”的干预，所编文集大多散轶,幸宋敏求辑得魏编白诗集二卷并从中析出白诗四十四首，加之以魏“序”仍存，此亦为不幸中之万幸。魏万所编《李白集》当在上元末或宝应元年(762)问世，时“白未绝笔”[1]1453，但李白并未亲见魏编文集即于宝应元年十一月辞世，实为憾事。阻碍李白获知魏万编辑信息的“噪声”，或源于安史之乱所致南北邮路不够畅通，或也归因于李白天寿有限而无法续缘，使李白和魏万之间的传播中断。

(二)李白与魏万之交的传播特点

根据当代传播学者郭庆光的观点，传播过程的特点一般表现为传播过程具有动态性、序列性以及结构性。[5]54关于李白、魏万间传播过程的构成环节与要素，上文已有所交代。下面将结合李白与魏万的信息传播关系着重从互动关系、传受角色的主体性演变及传播类型的系统化组合等方面予以阐释。

首先，谈谈互动性特点。群居是人类生活的主要表现方式，交往是维系群居的最主要手段，而交往的效率高低与传受双方的互动频率及互动内容的契合度密切相关。互动是社会传播的本质特征，凡良好沟通的双方，其互动频率一定趋高，其所传播的符号与意义一定能在最大程度上得到双方的认同(或认知认同，或情感认同等)，所传信息的内容契合度自然趋高发展。20世纪奥斯古德和施拉姆的循环模式理论，特别强调社会传播的互动性，认为传播双方是在你来我往的互动中实现信息传递和相互沟通的，由此使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得以成功实现。对照李白与魏万的交往过程，第一阶段的交往，属于间接交往，相互之间未曾谋面，他们的互动性自然很弱。魏万寻访李白三千里见面后，属于第二阶段的交往。这一阶段，他们围绕道心、追访、吴越山水等话题进行了广泛的交流，互动性强，话题的契合度高，双方“泯合”的速度很快，遂相邀自扬州至金陵同游。第三阶段的交往实际上是第二阶段交往的文本化表达，用文字记录他们之间的志同道合，用文本记录彼此向往倾慕的思想态度和行为。第三阶段的互动载体就是李白的赠诗《送魏万》及魏万的酬答诗《酬翰林》，李白《送魏万》云：

王屋山人魏万，云自嵩、宋沿吴相访，数千里不遇。乘兴游台越，经永嘉，观谢公石门。后于广陵相见。美其爱文好古，浪迹方外，因述其行而赠是诗。

仙人东方生，浩荡弄云海。沛然乘天游，独往失所在。魏侯继大名，本家聊摄城。卷舒入元化，迹与古贤并。十三弄文史，挥笔如振绮。辩折田巴生，心齐鲁连子。西涉清洛源，颇惊人世喧。采秀卧王屋，因窥洞天门。朅来游嵩峰，羽客何双双。朝携月光子，暮宿玉女窗。鬼谷上窈窕，龙潭下奔潨。东浮汴河水，访我三千里。逸兴满吴云，飘飖浙江汜。……五月造我语，知非佁儗人。相逢乐无限，水石日在眼。徒干五诸侯，不致百金产。吾友扬子云，弦歌播清芬。虽为江宁宰，好与山公群。乘兴但一行，且知我爱君。君来几何时，仙台应有期。东窗绿玉树，定长三五枝。至今天坛人，当笑尔归迟。我苦惜远别，茫然使心悲。黄河若不断，白首长相思。[2]748-761

根据两文符号的明示性和暗示性意义，再细究传播过程中的其他意义，会发现传受双方表达的意义及情境意义丰富多彩。其所以如此，与双方高频率的互动及互动内容的相与融合密不可分，如李白喻魏万为“仙人东方生”“魏侯继大名”，魏万则酬之以“君抱碧海珠”“谪仙游梁园”，双方在一个高雅似仙的语境中彼此欣赏、悦纳，并进行对话与交流，显得自然流畅，妙合无垠。又如，李白获悉魏万三千里追访的事实后甚是感动，于是回忆自己年轻时“东涉溟海”的印象，结合魏万的游踪，生动地描述了魏万游览吴越的路径与景象，而魏万在酬诗中也以“南游吴越遍，高揖二千石”予以呼应。如此良好的互动感自然有利于双方彼此交心并积极拓展交游的时空内容。

其次，探讨一下传受主体的角色演变。根据奥斯古德和施拉姆的循环模式,李白与魏万在传受关系中都是传播的行为主体,但并不同时，他们在你来我往的讯息沟通与相互作用中,在四个不同的阶段分别扮演着译码者、释码者和编码者的角色，并进行着角色功能的交替转换。也就是说，李白和魏万二人在信息沟通过程中轮流充当着传者或受者的角色，如论及李白《大鹏赋》的传播，李白无疑是主体，具有主体能动性，而魏万为阅读者，处于被动位置。当魏万于扬州见到李白后，他必然会向李白讲述追寻路上的见闻，此时魏万当处于传播者位置，而李白是受传者；当李白感知魏万并非“佁儗人”(进退不果断之人)，遂一见泯合，欣然接纳魏万的寻访，并邀其同游金陵以示“知我爱君”[2]759(《送魏万》)，此时李白当由原先的受传者转换为传播者，而魏万则自然转换成为具有译码者、释码者功能的受传者。若要继续反馈，魏万将随即启动编码者模式以继续传递讯息。游金陵后，在李白赠别诗与魏万酬答诗所形成的新一轮传播过程中，李白为传播者，具有主体性，其对吴越山水的记忆，如钱塘观潮、会稽访古、天台登顶、海行温州、恶溪观瀑、金华寻胜、富春访幽、太湖泛舟等[4]39-48，一部分基于魏万的讲述内容，更多的是取自李白的记忆图式，此时李白以文字为媒介予以表达，充当着传播者的角色。魏万阅读了李白的文本，写成酬答诗，自“酬”字而言，该诗当是魏万作为受传者的积极反馈。该诗开篇几句，如“君抱碧海珠,我怀蓝田玉。各称希代宝，万里遥相烛”，即表明其酬答诗呼应了李白诗歌中的赞美之词——“卷舒入元化，迹与古贤并”等。但魏诗在铺展过程中，逐步凸显出主体位置，其回应李白的赞美之词，业已将自己和李白同喻为稀世珍宝，二人平等交流的地位逐渐彰显。当魏万述及“命驾”“东土”、追访“谪仙”的经历时，所写文字既是对李白纪游诗相关语句的反馈，也是其自主性表述的开启，魏万的主体传播特性得以呈现；当少长相敬的典故、李白“才高世难容”的事实、金陵的今昔风华以及“秋期到仙山”的邀约浮现于魏诗中，则实实在在地说明魏万已由受传者角色转变为传播者角色。就魏万上元末或宝应元年(762)辑成的《李翰林集》及其所撰序言而论，魏万当是居于主体地位的传播者，惜李白未能成为此轮传播的受传者，实为唐代诗史之遗憾!

最后，考察一下传播过程的系统化特点。李白与魏万的交游过程包含着四次大的传播过程，过程之间呈现出相互连接性和交织性。第一个过程中，李白写成《大鹏赋》后，该作广泛流传，魏万家藏此赋并经由阅读接受了作品信息。此为古代的大众传播类型。魏万景仰李白，发起强烈的“追星”行为，见面后告知三千里的追访经历，这是二人之间的人际传播，传受主体随话题的演变而产生交替。李白作别魏万，赠之以诗并序，魏万礼尚往来，以诗酬答之，两者之间属于人际传播，但在金陵出现了同会杨江宁之事，则表明人际传播又与小群体传播进行了连接。八九年后，魏万考中进士，有感于李白吉言——“尔后必著大名于天下”，编辑李白文集并为之作序，这种行为及符号化文本意义，兑现了李白当年的请托——“尽出其文，命颢为集”。李白之请未见于其所作《送魏万》，而见诸魏颢《集序》，因此可认为魏颢编书作序的讯息乃是对李白口头请托的反馈，即是对第二次信息传播过程中李白所请的反馈，而并不针对第三次传播过程中李白所赋之赠别诗。同时，魏颢所写之序及所编文集又启开了第四次传播过程，该过程对社会而言，属于古代大众传播(惜魏编文集所传篇目不多)；对李白而言，属于人际传播(惜交游中断)。

从以上叙述可知，四次大的传播过程之间具有相互连接和跨越式交织的特征。其实，就李白和魏万作为传播者或受传者而言，在其通过言语、文字或体态语言向外表达意义之前，他们的大脑都在组织语汇，二人体内都经历了自我传播，因为自我传播是一切传播类型的基础[5]61。自我传播、人际传播、群体传播、大众传播等几种传播类型在李白与魏万的交流、沟通过程中均已出现，它们之间各行其径又相互连接，具体而生动地反映出二人交往过程中信息传播的系统化特点。

二、李白与魏万良好沟通的原因分析

李白与魏万,因客观原因，或为南北阻隔,或是阴阳两分，他们在上元末或宝应初中断了讯息传递,但此前的扬州—金陵相遇、同游及互赠诗文却十分精彩。他们虽年龄悬殊、才名迥异，但二人十分投缘,沟通顺畅,撞击出热情，激发出智慧，更表达出同道扶持的愿望。扬州—金陵交往为何顺畅？此与二人之间存有良好的信息传播机制相关。就传播过程而言，构成环节与要素齐全，传受双方、内容讯息、传播渠道与媒介均不缺席，且根据文献信息，也并无阻碍讯息形成与有效传递的明显“噪声”。他们之间的沟通确乎没有问题，但是否高效，却需要有更多的支撑条件，即需要传受双方在思想意识、情感态度与行为方式等方面有更多的共性契合与表达技巧。笔者以为推动李白与魏万之间传播机制高效运作的积极因素较多，其中，共通的意义空间，互动平衡的主、客我意识，以及积极的情境因素尤为重要。

(一)共通的意义空间

根据传播学原理，传受双方对传播过程中所使用的语言符号、体态动作或特定媒介物的含义具有共通的理解，双方在生活经验和文化背景方面具有共性，则双方通过共通的部分容易实现沟通，且共通内容越多，则互动频率越高，沟通效果就会越好。李、魏二人之间共通的意义空间表现于诸多层面，如爱文好古、好道求仙、乐于游历、才高自许、友善重义、喜结政要、景仰先贤业绩、羡慕名士风范、悦纳名家指津等。这些共通的意义空间是二人能够遇合并亲密互动的思想基础。下面对二人之间好道求仙、乐于漫游、景仰先贤等三个方面进行阐述。

1.好道求仙

李白一生“好道心不歇”[2]971(《天台晓望》)，既与他早年生活于蜀川受到浓厚的道教气氛感染有关，也与其受到道家自由思想的启发相连，更与道教在唐朝被奉为国教而受到尊崇和优待关系密切。学术界普遍认为李白的思想意识是儒释道交融的结晶，且兼有中国游侠精神深度感染的因素，其思想的内核依然是以儒家的奋发有为和“济苍生”[3]392(《梁园吟》)、“安社稷”[3]478(《赠韦秘书子春》)的目标为主体，实为外道而内儒。于是李白以道家的行为方式进行自我形塑而鼓噪名声，如隐逸山林希求走终南捷径、张扬大鹏之志以表述自由情怀、求仙炼丹以消解失意块垒且顺应社会风尚等。魏万才气远逊李白，与诗仙不可同日而语，但他在好道及希望建功方面与李白旗鼓相当。魏万身栖王屋而一心修道,这是他专情于道教的明证。李白在《送魏万》中多次赞赏其修道之行，如“仙人东方生，浩荡弄云海”，将其喻为方士们心中的神仙东方朔；又如“朅来游嵩峰，羽客何双双”，描摹了魏万眼中的仙人于嵩山双双飞舞的动人场景。可见，他们修道之心及其欲求十分近似。

2.乐于游历

“游”是中国文人的一种文化传播符号和诗意栖居行为，可以表现文人的清高、超然与自由，可以构筑精神家园以安顿失意的心灵，可以实现探险猎奇、开阔视野、寻求新知、结交新友等目标。随着大唐王朝的强盛、科举制度的实施以及水陆交通的发展，文人士子们常在赴考途中或异地探亲访友之际顺道而游。在唐代，文士之游也是一种显耀身份的文化体验和风尚所在，如盛唐之际所盛行的游历吴越山水之风，既是道佛两家主张的悟道得性和尊禅礼佛的方式之一，也是文人们发布作品、彰显名士风流以谋求仕进显达的重要途径。李白“一生好入名山游”[2]678(《庐山谣寄卢侍御虚舟》)，他在天宝十三载(754)与魏万于扬州见面前，当已有过三次游历吴越的体验[注]即开元十四年(726)初秋、开元二十七年(739)秋及天宝六载(747)夏。，其中第二、三次均自中原南下，经汴河、淮河、扬楚运河而至江南。李白对吴越山水存有深切的感动和刻骨铭心的记忆，其脑内“基模”(也即“图式”)储存的吴越游览信息十分丰富，在其诗作中反复调用和描摹已习见，如其《梦游天姥吟留别》《经乱后将避地剡中留赠崔宣城》均如此。李白的自我传播体验中沉潜着丰富的大运河风情与吴越山水图式信息，其本能地期待着被激活和共分享。魏万不远千里，顺大运河南下、沿李白曾走过的吴越路径漫游，二人见面自然滔滔不绝，共话所览美景与山水体验。李白《送魏万》中“东浮汴河水”的情景以及游览江南的八幅图画，当是李白、魏万二人记忆和心绪交融的共振，当然更是李白钟情吴越山水的自我感动和图式再现。魏万的《酬翰林》也对三千里追访中所见美景做了概括性回应：“五两挂淮月，扁舟随海风。南游吴越遍，高揖二千石。”由此可见二人乐游之共性、感受之同趣。

3.景仰先贤

古之贤良常常是一面引人致远的旗帜,经典古事往往是启人心智的坐标与灯塔。崇拜古贤是植根于二人文化意义空间中的又一共性。李白在赠别诗中赞扬魏万“爱文好古”“迹与古贤并”“心齐鲁连子”，喻其为“仙人东方生”，誉其能继“魏侯”(春秋晋之毕万)的“大名”。这些人物当然也是李白心目中的偶像。李白赠别诗叙写纪游时提及诸多名人典故，如“入剡寻王许，笑读曹娥碑”“路创李北海，岩开谢康乐”“沈约八咏楼”“北指严光濑”“吾友扬子云……好与山公群”等，其中所提古之名人王羲之、许迈、曹操、李邕、谢灵运、沈约、严光、扬雄、山简等，均是李白敬重之贤。李白以自我的记忆地图来描述魏万的游踪，从中亦可揭示这些人物当是魏万的膜拜对象(魏万与李白口头交流时，或亦津津乐道之)。魏万在其酬答诗歌中也有“长卿慕蔺久，子猷意已深”“宣父敬项橐，林宗重黄生”“安石重携妓，子房空谢病”等句，均表达出魏万对司马相如、蔺相如、王子猷、孔子、郭林宗、谢安、张良等人的推重或感慨。魏万后来所撰《集序》则云，“蜀之人无闻则已，闻则杰出，是生相如、君平、王褒、扬雄，降有陈子昂、李白”[1]1447，魏万所高度赞誉的这些人物，李白在诗文集中也给予了高度的赞美(李白也以“谪仙”自许)。李白、魏万二人具有共同的尊崇对象，取法的倾向性也相当接近，或崇智慧，或敬功业，或慕名士风流，或兼而取之。因此，二人见面，其可谈话题必然丰富多彩。

(二)互动平衡的主、客我意识

李白与魏万在人生阅历和文化背景上具有诸多共性，此是二人之间能够良好互动的思想基础。然思想不等于行动，传播讯息的行为本身才是最为重要的环节，行为决定于态度，态度源于处置特定事件的自我意识。根据美国心理学家、传播学家米德的主我(I)和客我(ME)理论，主我是一个人的主体意识(本身所具有的观念和想法，更多的是以自己为中心),客我是在社会交往中基于他人对自己的态度、评价和角色期待而产生的自我认知部分，这部分意识植根于别人的反应，若给予吸纳，将会补充或修改原有的意识图式，主、客我意识通过相互碰撞、融合，形成统一的自我，由此将形成个人与他人交往的态度与行为。[6]主观性很强的人，其主我压倒客我；缺乏主见者，其客我往往压倒主我；而虚心善纳者，其主、客我意识在对冲和融合中往往能够保持平衡，则其在社交中赢利的把握更大。学界多认为李白是个主观诗人，其主我意识必然很强。诚如此，然李白虽自许甚高，却并不自负。他崇拜先贤，善于取法古人；他广交亲朋，善于接纳所需。李白的自我意识结构呈现出开放包容性的特征，既能固守己见，也善察纳雅言。“大雅久不作，吾衰竟谁陈”[3]87(《古风》其一)，为拯救文学，他有舍我其谁的精神，非外界可以阻挠。“奋其智能，愿为辅弼，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1]1225(《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这是他的政治理想。为理想而战，他敢于冒犯权贵，批判现实，“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2]708(《梦游天姥吟留别》)，正是他与落后和保守坚决抗争的铮铮誓言。为实现上述理想，他的主我意识必然很强。李白俯仰今古，感悟独特，他不囿于现实琐屑的羁绊，常常采用以虚为实的技法，以浪漫的诗心表达着强烈的主体意识(主我)。然而，李白的自我和性格又是多重组合的，他在与中下层群体接触时，注重倾听他人、敬重对方，也着力用浪漫的激励方式给他人以奖掖。可以说，李白处置客我意识也甚为得体，他的心中并非只有自己，在更多的交往场合，他能够虚己待人，能够悦纳对方，能够给人以欢乐和点拨。因此，其颇得世人的青睐、褒扬和追捧也就合情合理了。

魏万自称“平生自负，人或为狂”[1]1451(魏颢《集序》)，但他仰慕李白的大鹏之志，倾慕李白之“名动京师”[1]1449(魏颢《集序》)，更羡慕李白被呼为“谪仙子”。因此，在李白面前，魏万即使本来狂妄，也会像李白“低首谢宣城”[7]一样敞开心扉以构筑客我意识，由此参与到和李白的积极沟通与友好互动中。他们十分投缘，李白赠别诗赞美魏万“辩折田巴生，心齐鲁连子。西涉清洛源，颇惊人世喧”，预测他的未来“必著大名于天下”[1]1451(魏颢《集序》)，这些都给予魏万以砥砺前行的动力。魏万期待着李白的指点，悦纳着李白的评价和期待，他的主我与客我在互动中协调平衡，由此为李魏之间取得良好的沟通厚植了基础。其实，李白给予魏万嘉许与期待，缘于真诚，也出于技巧，因为他深知赏识在人才成长中的动力和价值所在。需要补充的是，李白对于魏万的评价与期待发挥出积极的作用，其效果或如李白年轻时受到苏颋、司马承祯、贺知章的奖掖一样富有动力和影响。苏颋曾赞李白“天才英丽，下笔不休……可以相如比肩也”[1]1247(《上安州裴长史书》)；贺知章读李白《蜀道难》未竟，“称叹者数四，号为‘谪仙’”[8]；司马承祯誉其“有仙风道骨”[3]2。这些赞誉在玉成李白“诗仙”形象中当发挥出重要的作用。

(三)情境因素的激发与促进

在人际沟通中，传受双方凭借共通的意义空间和包容开放的自我意识实现讯息沟通，并非难事，但若要取得高效率的传播效果，尚需情境因素发挥积极的作用。人际传播中，在充当译码者、释码者和编码者的过程中，传受双方都在积极地进行自我传播，各自的神经脉冲、大脑系统不断地处于接受信息、传输信息、处理信息、反馈信息等环节中。在个体系统处理信息过程中，涉及认知性处理、情感性处理和生理性处理三种方式。认知性处理，是针对信息刺激的逻辑反应，更多的是依据人们认识事物的过程、遵循理性的信息加工和处理程序而执行。情感性处理，是针对信息刺激的非逻辑性反应，感情色彩比较浓厚，容易激发传受双方的情绪，或能加速传播速度、提高传播效果；或也会搅起情绪波动而释放更多“噪声”，从而减弱传播效果。生理性处理，系指行为主体在自我传播中通过改变生理状态来调节情绪以适应存身的环境。在李白与魏万的沟通过程中，自我传播与人际传播过程相连接，三种处理信息的方式融合并用，而积极的情感性处理又尤为凸显。激活情感有利于创设良好的交流环境，有利于调动双方趋同的兴奋情绪，从而又快又好地实现讯息传受和情感泯合。

魏万对李白顶礼膜拜，其“追星”情感执着而狂热，他不计辛苦，一路追访李白达三千里之遥，其行为本身确能撼动人心，当李白知情后，他岂能不倍加感动？魏万认同且热烈赞美李白的“谪仙”形象，李白又怎能不愉悦兴奋呢？当李白热烈赞美魏万的俊才仙姿、名士风韵及美好前途时，魏万的心情当然也是十分愉悦的。当魏万随李白同游金陵，得到李白好友们的热情接待时，他与李白的融洽之乐确乎只可意会而难以形容。对此，李、魏的赠别及酬答之诗给予了鲜明的表达。李白诗中“乘兴游台越”“相逢乐无限”“乘兴但一行，且知我爱君”，魏万酬诗之“一长复一少，相看如弟兄”“惕然意不尽”“楚歌对吴酒”等，均包蕴着真诚，满含着深情，具有激发情绪、促进融合与沟通之功能。概言之，在李白与魏万二人传受讯息的过程中，基于理性的认识，释放出强烈的情感因子，由此激发出情境活力，增强了双方神经系统之生理快适，这些都无疑优化了人物的态度和行为，有利于促进传播机制良好运作并取得优质效果。

三、结 语

李白和魏万的交游与信息传播是中国文学传播史上的经典现象。上文从传播学和古代文学的双重视角阐述了李、魏二人交游过程的传播结构、特点以及传播机制良好运作的原因。本文致力于跨学科交融研究，用传播学方法考察文学话题，着力解构李白与魏万交往的过程与细节，揭示交往关系形成的动力之源、运行机制与互动效果。此种探索理路，对于复现李白经典所反映的文人生活、分析李白重要文本的生成机理、提取李白因子并使之成为当代文化产业发展的建构要素，具有一定的价值和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