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海波, 张 聪

(陕西师范大学 新闻与传播学院, 陕西 西安 710119)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所创办的新华通讯社、解放日报社、延安新华广播电台、中央印刷厂、中央出版发行部、延安新华书店等机构常驻延安清凉山，使清凉山不仅成为中国共产党新闻传播机构的聚集地，也成为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毛泽东思想和中国共产党各项政策主张的核心区域；不仅为当时的中国革命做出了巨大贡献，而且为新中国新闻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根基，构建出基本框架。迨至今天，清凉山南麓的延安新闻纪念馆作为延安革命文化生成与传播的重要的革命教育基地，吸引着成千上万的人们来到这里，追忆革命历史、重温红色记忆，并深悟在延安时期这一特殊的战争环境中，中国共产党实现革命启蒙，拯救民族于危难之中的非凡成就。清凉山的每一处革命旧址、每一件革命文物，都保存与承载着延安时期最鲜活、最生动、最宝贵的革命历史文化记忆，并延伸转化为延安精神的符号和象征，建构与塑造着当代中国人的价值观和精神世界。对延安新闻纪念馆及其坐落地清凉山的研究，已有不少可贵的研究成果。在此基础上，本文将这个实体空间理解为空间媒介，检视其在不断的空间生产过程中所体现出来的空间特征、符号表征及其文化内涵，从而挖掘其作为新中国新闻传播事业发祥地的文化实践及其对后继者的精神导引意义。

一、 媒介观的“空间转向”和作为空间媒介的延安清凉山

20世纪50年代，加拿大经济学家、传播学家哈罗德·伊尼斯在其代表作《帝国与传播》一书中，对“空间性媒介”“空间偏向的媒介”“倚重空间的媒介”等一系列概念进行了明确界定与阐述，并将空间作为传播的一个重要维度引入传播学研究之中。1964年，马歇尔·麦克卢汉在其著作《理解媒介——论人体的延伸》中也对空间问题作了进一步探讨，认为“每一件物体或一套物体凭借它与其他物体之间的关系而产生自己独特的空间”。[1]202在此基础上，他提出 “媒介是人的延伸” “媒介即讯息”等观点，将每一种媒介都看做是人的感官甚至是神经系统的外化与延伸，如印刷媒介是视觉能力的延伸，广播是听觉能力的延伸，电视是视听觉能力的综合延伸。推而广之，任何一种新发明与新技术都能够延伸人的肢体或中枢神经系统，从而扩大人的生活与思维的空间感。及至20世纪下半叶以来，以亨利·列斐伏尔、大卫·哈维、曼纽尔·卡斯特尔、爱德华·索亚等为代表的一批空间理论家，更多、更深入地发掘出空间的社会意义与形而上内涵，视空间为蕴含各种社会关系和矛盾冲突的集结地，使空间理论逐渐成为当代文化政治和学术研究关注的焦点，从而实现了文化哲学的“空间转向”。

伴随着“空间转向”理论思潮的逐渐浸润，传播学界也开始关注传播与空间的关系并逐步开展梳理与研究，原有的那种将空间视为信息传递的工具或空洞、静止的容器的观念，受到愈来愈多研究者的反思与质疑，尤其是长久以来被主流传播学排除在媒介之外的“实体空间”重新被召回到研究者的视域之中。美籍华裔地理学家段义孚在其论著《恋地情结: 环境感知、态度与价值观研究》中，以“恋地情结”理论阐释由于情感因素而产生的人对环境的感知、态度与价值观；美国心理学家乔舒亚·梅罗维茨面对一个新的电子信息时代的到来，提出了电子媒体不仅改变了人们对空间的看法，而且还促进了社会角色和社会的改变；英国文化研究学者戴维·莫利以民族志方法关注电视与日常生活的空间地理关系，得出“电视对私人和家庭公共空间的关系和建构有非常重要的影响”[2]的结论；我国传播学者孙玮在《作为媒介的外滩：上海现代性的发生与成长》一文中，将“外滩”这个实体空间视为传播 “媒介”，认为“其融合了物质性、关系性以及历史文化等多维传播意义，体现了空间与人不同形态的互动关系”,[3]进一步明确了从人的存在出发去理解传播的理念。可见，从20世纪初以来，特别是后半期至今，“空间理论与媒体、传播理论的结合一直与媒体、科技信息技术和时代社会的发展齐头并进，使得媒介与地方、时空的关联越来越紧密”。[2]人们日常生活中的空间场景所构筑的交流关系及其意义，逐渐受到传播学研究的关注与重视，大到纪念馆、博物馆、广场，小到书店、雕像、报刊栏等，均被赋予了越来越多的意义，它可能成为一个地方的象征，也可能成为一个国家乃至一个时代的象征。正是在这样一种宏大而又有益的理论背景下，对延安清凉山进行空间及其空间生产的识读，辨识其为不断生产着的媒介空间，既可视为一种研究尝试，也可对作为延安革命文化重要象征的清凉山的研究予以学术视野上的关注与拓展。

清凉山又名太和山，是延安市城北延河岸边一座集自然风貌和人文景观于一体的名山。它海拔一千零五十多米，山势峻峭，隔延河与凤凰山、宝塔山相对望。据《延安府志》记载，清凉山上有18洞、24景，摩崖石刻、诗词、题词等四十多处，主要以宋代石窟与石雕而闻名。自古以来，清凉山就是陕北地区道教、佛教活动的重要场所。1935年10月，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1937年1月进驻延安。不久，中共中央党报委员会将1931年11月创办于江西瑞金的红色中华通讯社改名为新中华通讯社，简称“新华社”，《红色中华》报改名为《新中华报》。中共中央进驻延安之初，这两大新闻机构均设于延安城内天主教堂斜对面的一个院内。“七·七事变”爆发后,中共中央党报委员会、新华通讯社、《新中华报》社等新闻机构迁至清凉山。从此，清凉山成为具有鲜明时代特点的“新闻山”。

延安清凉山新闻纪念馆始建于20世纪80年代，由中共中央宣传部、国家广电总局、新华社、人民日报社、新闻出版总署等单位共同筹资修建。纪念馆坐落在当年《解放日报》、中央印刷厂、中央出版发行部的旧址上，由四百多平方米的展厅和相关旧址组成，馆内陈列了大量延安时期新闻出版方面的实物和档案资料。原延安《解放日报》总编辑陆定一题写“延安清凉山新闻出版革命纪念馆”馆名。2002年，纪念馆重建，新馆依山而建，仍旧是一座与延安革命旧址有机相融且浑然一体的建筑。从外观看，纪念馆是一个阶梯式四层小楼，每层采用向内缩进的建筑手法；纪念馆主体墙面用黄色仿石材料蘑菇石砌成，黄楼白窗，窗户皆为拱形，远远望去像一排排整齐的窑洞。纪念馆前的广场上，高耸入云地矗立起打开着的《解放日报》艺术雕塑。

重新修建的纪念馆于2004年9月正式落成，并改名为“延安新闻纪念馆”，馆名由原新华社社长穆青题写。新馆建筑面积近3 000平方米，分为四个展厅，展出革命历史文物一百八十余件，如红中社初到陕北时用过的发报机、延安电影团用过的“独眼龙”摄影机、毛泽东为新华社修改稿件的档案原件、毛泽东亲笔所题的解放日报社大门石刻，以及《解放》周刊创刊号、《解放日报》创刊号等；纪念馆还展出珍贵的历史照片、文献和各类图表共四百余幅。二楼展馆利用延安时期新闻机构的旧址，还原出当年中央印刷厂排字车间、印刷车间、新华广播电台播音室等工作场景和职工宿舍的生活环境，真实生动地再现了延安时期新闻出版事业的发展历程与辉煌成就，让参观者身临其境，直观全面地了解延安时期新闻工作是如何白手起家，克服困难，担当起党的“耳目”“喉舌”的重大责任。陈毅将军在参加党的“七大”会议时赋诗称赞清凉山：“百年积弱叹华夏，八载干戈仗延安。试问九州谁做主？万众瞩目清凉山。”[4]162现在，“试问九州谁做主？万众瞩目清凉山”被镌刻在纪念馆两旁的山墙上。每当夜幕降临，这14个饰以灯光的大字闪耀夺目，分外璀璨，成为如今延安市的重要地标之一。

大卫·哈维认为：“对某一空间的本质进行反思，必须采用关系空间观，空间一词本身(in itself)既不是绝对的、相对的，或是关系性的，它视情境(circumstances)的不同而定，空间可以成为其中的某一种，也可以同时全部都是。”[5]270空间不单纯是一个物质性的概念，“而是种种文化现象、政治现象和心理现象的化身，所以，空间的多义性已经成了一个问题”[6]179。如其所言，清凉山作为空间媒介，可从4个层面来释义：一是就自然地理而言，清凉山挺拔耸立于延河岸边，和周边的自然环境融为一体，承载着千百年来陕北自然风貌历史变迁的风风雨雨，呈现着自然历史变化的历史踪迹；二是在清凉山自然历史变化中附着有丰富的文化和社会历史意涵，这里是陕北地区重要的佛教、道教文化圣地，至今仍保留着大量的历史文化遗迹。清凉山万佛洞是陕北地区佛教洞窟的代表，窟内石柱和四壁上雕刻有大小佛像上万尊，多为突出于墙面的高浮塑，神态各异，栩栩如生。墙壁最显眼的地方刻有骑大象的普贤菩萨雕像和骑狮子的文殊菩萨雕像，佛像面相丰满，表情端庄，坐姿安泰，不仅承载了古代延安地区民众的宗教信仰，同时也代表着陕北地区佛教洞窟雕刻艺术的最高成就；三是在近代以来的革命战争时期，特别是中共中央率领中国工农红军落脚陕北以来的13年(1935年10月至1948年3月)间，清凉山先后进驻了近10家新闻机构，不仅是中国共产党发出作为中国革命大本营的延安声音的中心，而且是延安众多新闻机构的聚集地，“新闻山”即是当年对它的美誉。四是清凉山作为附着于特定历史时空的物质文化，特别是外显于此的革命历史文化累积对当代的深刻昭示——作为非物质文化重要体现的延安精神——在延安时期新闻实践领域的淬炼与升华。

二、 作为创造新闻传播奇迹之文化符号的清凉山

中共中央党报委员会以及各新闻机构先后进驻清凉山后，当时条件之简陋，生活之艰苦，环境之严酷，几乎让人无法想象。初到延安，新华社工作人员只有5个人；1938年3月，新华社从延安城内迁到清凉山后增加到12人。工作人员的工作和生活就依托在清凉山上的寺庙、佛洞与土窑里。原新华社采编部办公室主任刘秀兰回忆道：“清凉山上有许多文物古迹、庙宇和石洞，刚上山时，给女同志分配了一间大庙做集体宿舍，泥菩萨还保留着；后来，我们又搬进一个小石洞，里面有石菩萨为邻；不久又搬进一个大石洞，这里可热闹了，是和五百罗汉做伴了。”[7]成群的老鼠在石缝中打洞上山，出没在窑洞中，“当你睡觉时，它们就爬上床来，咬你的耳朵，啃你的鼻子，甚至群起进攻，使你不得安宁”[8]97。万佛洞是清凉山最集中的佛教石窟，延安时期，它是新华书店、中央印刷厂生产车间、延安新华广播电台的所在地，几十平方米的洞窟内，三家新闻单位挤在一起办公，中间是各类报纸排版排字的地方，左边的角落里是广播电台播稿的地方。编辑们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以上，没有休息日，夜班编辑的工作尤其辛苦。“一到冬天延河水结冰，清凉山用水十分困难，编辑们夜里起来，只用水浸湿毛巾擦眼睛，以保证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在微弱的油灯下专心工作。”[9]23当时，廖承志在党报委员会任秘书长，他担任了多国文字的电报翻译工作，却没有固定的办公桌。同是新华社英文翻译的马海德介绍：“1937年，廖公(廖承志)只有二十几岁，就担任了德、日、法、英四国文字的电报翻译工作。由于条件艰苦，没有办公桌，廖公就把电报稿装在口袋里，边看边译，有时走在路上也还在翻译。”[10]41办公、居住条件差，伙食更差，最大的问题是吃不饱，每人每天供应的伙食标准仅为1斤多小米、4钱油和几钱盐。1940年起，由于连年自然灾害，特别是国民党顽固派对以延安为中心的陕甘宁边区严密经济封锁，陕甘宁边区面临着严重的经济困难。为度过难关，新华社与解放日报社响应党中央号召，在清凉山联合成立了生产委员会，开展大生产运动，记者和编辑们在完成本职工作后，开荒、种地、烧木炭、磨豆腐、养猪、纺线、制革、做木板鞋等，样样都干。此外，清凉山还有一个特殊的生产方式——摇马达。当时，新华社只有两部收报机和1部100瓦的发射机，却时常缺乏收报机和发射机所需的电池，为保证发报工作正常进行，工作人员只能利用手摇马达来充电。摇马达很费力气，摇不到一会儿，人就汗流浃背，需要不停地换人，所有的编辑、翻译和记者下班之后都需要去轮流摇马达，连女同志也能够坚持摇1小时。西方国家新闻代表团到此参观, 看到此情此景，连声感叹: “不可思议, 不可思议, 真是人间奇迹, 世界独一无二”[7]。

然而，就是在这样简陋的环境中，却创造出中国乃至世界新闻史上的巨大奇迹。《解放》周刊是在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等中央领导的亲自指导下创办的刊物，据初步统计，毛泽东在《解放》周刊发表的署名文章就有29篇，如《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等；朱德、张闻天、周恩来、博古等中央领导同志都曾在这里发表了多篇文章；《解放》周刊专门辟有《翻译》专栏，译介刊登了许多马列原著的内容，对传播和普及马克思主义，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救国主张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理论，指导全国人民进行抗战发挥了重要的作用。1941年，为适应中国革命形势发展需要，更好地体现中共中央机关报的宣传指导功能，中共中央决定将延安《新中华报》和新华社编的《今日新闻》合并，集中力量出版《解放日报》。1941年5月16 日，《解放日报》在延安清凉山正式创刊，毛泽东为《解放日报》题写了报头, 撰写发刊词，阐明报纸创刊的宗旨和任务，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的使命“就是本报的使命”[11]。毛泽东高度重视《解放日报》的工作，对《解放日报》的重要社论、重点消息和评论都亲自审阅，胡乔木回忆毛泽东对延安新闻工作的领导时说：“这时确实是一个高峰,以后再也达不到这样的高峰了”[12]94。《解放日报》从1941年5月16日创刊到1947年3月27日停刊，共出版报纸2 130期，在指导中国革命、凸显党报功能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从1939年到1942年，中共中央在延安还相继创办了《共产党人》《八路军军政杂志》《中国青年》《中国妇女》《中国工人》《中国文化》《边区群众报》等数十种报纸杂志，影响极为广泛。1937年9月，党中央在清凉山正式成立出版发行部，除配合印刷发行延安的报纸杂志外，还出版发行了数百种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和其他中共中央领导同志的著作, 以及大量的政治理论书籍、政府文件和中小学课本等，延安俨然成为中国出版发行的中心之一。1940年12月, 延安新华广播电台开始播音，从此以后，来自世界各地以及各抗日民主根据地的信息，每天源源不断地汇总到延安新华社，又由这里通过电波发往全国和全世界。在当时陕甘宁边区处于被严密封锁的情况下，延安新华广播电台保证了中共中央方针和政策的及时发布，及时传播出中国共产党的声音，还被国统区追求光明的人们誉为“茫茫黑夜里的灯塔”[13]112，发挥了党的耳目、喉舌和战斗号角的作用，成为中国新闻史上的又一个里程碑。

由此可见，“在媒介、社会与地方的交织中，个体对于世界的理解与地理要素紧密联系在一起。而对于媒介而言，地方也具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和含义”[14]112。清凉山本身的物理属性, 诸如相对固定的地域、自然特点与地理景观等是标识它的必要前提。但是，人们的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实践活动及其本质力量的对象化，常常使作为自然的、客观的、物理的现实环境发生本质上的改变。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及其结果或以物质产品，或以规章制度，或以符号表征系统，总之是以其文化的方式呈现出来。

正是这一切从不同的维度外化显现出它的媒介意义，即一个古老而又崭新的清凉山显现出如此复杂的空间图景：从延安时期的13年艰苦卓绝的新闻实践历程，可以“看见”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闻传播事业，伴随着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在清凉山诞生，并随着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发展、中国革命力量的发展壮大而向全国乃至全世界发出响亮的声音。作为一个“地点”，清凉山不仅是新中国新闻传播事业的发祥地，也成为延安革命圣地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和精神标识。

三、 承载众多意义的“地方”

任何空间绝不是单纯、静止、空洞的所在，而是一个更为复杂、本身承载了众多意义的“地方”。[15]67作为空间媒介的清凉山，其置身的历史空间是1940年代前后的中国延安。当时，延安的气象、延安的氛围、延安的精气神对身处其间的人们的情感心理等方面的影响，既能够帮助人们理解延安新闻奇迹何以产生，又能使延安成为一个“地方”与当时的延安人以及现今感念延安的人情感相连。

1937年1月，中共中央进驻延安。从此，这座在历史上处于西北边陲的小城，成为指挥中国抗日战争的革命大本营和新的政治文化中心，成为无数爱国青年和知识分子投奔向往的地方。在当时自然条件十分恶劣和经济文化还十分落后的延安，之所以能够聚集一大批包括海外华侨在内的国内外优秀的青年知识分子, 一个重要原因是这里有一种从未有过的“新气象”。曾担任延安《解放日报》编辑的陈学昭在描述她眼中延安生活的纪实性散文《延安访问记》中写道：“在延安的街上，你尽讲，尽笑，从国家大事，以及你私人的情感事情，你尽讲，大声的讲，是可以的，没有人在你身旁、背后偷听，没有人盯你梢。”[16]116爱国民主人士梁漱溟这样描述他在1938年初的延安之行：“延安确是苦”，“在极苦的物质环境中,那里的气象确是活泼，精神确是发扬”，“人人喜欢研究，喜欢学习，不仅学生，或者说人人都像学生。这又是一种好的风气。爱唱歌, 爱开会，亦是他们一种风气”。[17]5埃德加·斯诺的《西行漫记》、黄炎培的《延安归来》、赵超构的《延安一月》等关于延安见闻的著作都不约而同地描述了延安的民主氛围和新风气。1943年12月，任弼时在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介绍：“抗战后到延安的知识分子总共4 万余人，就文化程度而言，初中以上71%”[12]257。延安的知识分子中有许多是接受过高教教育的，前文所及的陈学昭还是留法文学博士。他们当中许多具有高等学历的人，如田方、刘祖春、蓝钰、王唯真、曾艾狄、陈龙等还被分配在新华社和《解放日报》工作。

1937年之后的延安，随着中共中央机关、中国工农红军的到来以及中共中央在延安出台的一系列建立民主政治、吸引知识分子的政策如《大量吸收知识分子》《关于军队吸收知识分子及教育工农干部的指示》《关于发展文化运动的指示》等，随之而来的大批知识分子的涌入，改变了延安之前的人员构成。1937年5月，《陕甘宁边区选举条例》出台，明文规定“凡年满十六周岁的，无男女、宗教、民族、文化的区别，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18]6。1940年3月6日，中共中央发布了毛泽东起草的《抗日根据地的政权问题》一文，在党内首次提出用“三三制”建政的主张。该文指出：“根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权的原则，在人员分配上，应规定为共产党员占三分之一，非党的左派进步分子占三分之一，不左不右的中间派占三分之一”，且强调“必须保证共产党员在政权中的领导地位”。[19]742“三三制”进一步推动了边区民主政权建设，为与各方面人士开展民主合作提供了组织保证。

聚集于清凉山的知识分子，也自觉提高政治觉悟，树立党性观念，确立“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极力使自己成为符合党的要求的新闻工作者。在1941年5月14日举行的《解放日报》编辑部第一次会议上，社长博古提出:《解放日报》“是党中央机关报，是以党的立场来分析认识世界”。“要在政治上把握马列主义立场,以此来分析事变的演化。”“文字要生动，要让读者不感到枯燥无味，消息、通讯不能公式化。”[20]450经过延安整风的思想教育运动，特别是在中共中央指导下对《解放日报》改版之后，强调并体现新闻媒体的党性和人民性，新闻宣传服务于民族抗战和陕甘宁边区建设事业，成为普遍的共识。在解放区，新闻记者是人民的勤务员，宣传党的政策，为人民利益鼓与呼是记者的职责。年轻的新闻记者缪海棱，经过在农村长期的蹲点和调查，写出了《农村夜话》《问稼于农民》等散发着浓厚乡土气息的通讯，他说：“我们不是新生活的旁观者，而是新生活的参与创造者”[9]22。记者穆青、张铁夫为了报道边区劳模赵占魁的事迹，来到赵占魁所在的工厂，与他同吃同住同劳动，在延安《解放日报》发表了关于赵占魁的系列典型报道。文章通过提炼和升华，使普通工人赵占魁迅速英雄化，并作为边区工业战线上的劳模代表，为边区群众和广大工人树立了榜样，让更多的人认识到自己的劳动和奉献也关乎抗日斗争，甚至关乎整个民族的前途和命运，从而产生了神圣的自豪感和高昂的工作热情。在延安，全民全社会以及各条战线倡导并弘扬劳模精神，成为当时的时代风尚。李光绳、曹怀银、吴冷西等新闻工作者也被评为边区一级劳模，极大地鼓舞了广大新闻工作者的工作热情和勇气。

延安时期的清凉山构筑了以共同的价值观念、共同的理想追求、共同的精神向往、共同的文化心理为特征的精神空间，并以此构建了当时的文化共同体——它具有城市与乡村、知识分子与工农兵群众同构的富有延安时代特点的现代性形态，并作为延安时代精神的典型体现。在当时艰苦卓绝的时代环境与背景下，这一精神空间逐步“锻造”出革命战士与新闻从业者身份合一的新闻战士，映照出延安时期党的新闻工作者的集体群像，也创造出世界新闻史上的中国奇迹。

在新时代条件下，随着经济、社会、科技的不断发展进步，随着新的时代精神内涵的不断丰富，清凉山空间文化的内涵也在逐渐增容、拓展，以至于到今天人们从清凉山的每一个石洞、石窑都能感受到“全息”传播的特点：从古代石雕艺术中可以透视其早期历史阶段的宗教精神和宗教信仰；从众多革命历史文物中可以感知中国民族抗战、民主政治的起源和发展，切身感受中国共产党新闻事业从奠基到成熟的全过程；从当下的空间构成与布局中完全可以预期未来清凉山的空间文化内涵无疑会进一步丰富和多元。可以预见，随着时代的不断发展与进步，作为空间媒介的清凉山其媒介意涵、所生发出的立体意象会愈加丰厚，亦愈加发人深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