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宁, 赵卫星, 罗晓舫, 赵 磊

(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 北京 100044； 上海市人大常委会， 上海 200003； 中国通用技术集团， 北京 100055； 中共中央党校 国际战略研究院， 北京 100091)

人类历史发展的过程，就是各种文明不断交流、融合、创新的过程。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与互鉴对于增进互信与友谊、消除偏见与误解、推动和谐世界的建设具有独特和不可替代的作用。国家和国家之间的友谊和合作，是在人和人打交道的关系层面上逐步建立起来的，人文交流是国与国之间民间友好往来、相知相亲的重要途径，有助于两国增进互信、减少猜疑，避免误判、对抗、冲突，在推进两国各领域互利合作方面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国之交，在于民相亲”，中外人文交流有利于夯实民意和社会基础，因此必须从国际格局变化与战略应对的高度重视中外人文交流工作。

一、 世界格局变化背景下中国发展的成就、面临的挑战

当下，世界格局出现新的变化，呈现新的特点。中国在和平发展与崛起中，取得了显著成就，但也在国际政治、经济、意识形态等方面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新挑战。

(一) 世界格局变化的新特点

1. 政治格局从两极到多极。冷战结束打破了两极格局，出现了“一超多强”的局面。进入新世纪，新兴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群体性崛起。近10年世界格局正经历着史上最深刻的变革，开始向多极演进。不以意识形态站队，而以国家利益为重，出现了新的分化组合，或以大国(如八国集团)、或以区域(如东盟、欧盟)、或以同盟(如北约)、或以经济体(如美洲经济体)为不同载体，形成了错综复杂、多层次、多侧面的多极化格局。在此框架内相互依存与合作是主流，分歧与纷争是常态。这种多极格局的形成首先取决于大国关系的调整，同时取决于东西方经济发展变化的态势，特别是新兴国家经济发展的程度；再者取决于对世界重大战略问题的应对，如特朗普治下的美国单边主义、中美贸易摩擦、英国脱欧、欧洲难民、全球气候变化等挑战。

2. 经济格局从欧美转移到亚太。进入21世纪，世界经济重心从大西洋向太平洋转移，亚太经济牵动着全球经济。随着美国次贷危机和美国金融危机、欧洲债务危机相继爆发，欧美经济发展的矛盾、包括制度缺陷集中呈现，在世界经济格局中“巨无霸”的位置有所变化，而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集体崛起，特别是中国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使世界经济格局发生了重要变化。世界经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合作局面取得了广泛共识。

3. 治理格局从单边到多边。二次大战后形成的以联合国、世界银行、IMF、WTO、G7等为代表的全球治理的传统框架遇到了许多新挑战，国际政治经济治理的新结构不断孕育扩展。面对世界的各种挑战，传统的治理机制有的还在发挥作用，如联合国；有的已是捉襟见肘，如G7；有的已难以为继，如不结盟组织；有的已退出舞台，如布雷顿森林体系；有的想另起炉灶，如TPP、TIPP等。同时，新的全球治理机制像雨后春笋般层出不穷，有全球多边层面的(如G20)，有跨地区层面的(如金砖国家)，有区域层面的(如亚太经合组织)，有双边合作层面的(如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等，由西方主导的单边治理格局难以适应国际社会的发展变化，需做出新的制度性安排。

4. 地缘格局在海域的争夺不断加剧。过去传统西方大国的战略主要在海洋，新兴国家的支撑主要在陆地。随着各国对海洋资源、海洋权益、海洋战略的普遍重视，地缘政治、地缘经济都使得海洋格局分外凸显；特别是中国对海洋权益的重视和维护，引发了美、日等国疑虑并遭到挤压，“太平洋足够容纳中美两个大国”的观点并没有得到美国的积极响应，地缘格局中海洋资源的争夺、海洋权益的维护、海洋战略的冲撞会成为一个突出问题，会经历相当长的调整和适应过程。

5. 安全格局从单一性转向复杂性。“911事件”后，以力量均衡、互为遏制的单一性传统安全格局已发生巨大变化，不对称、跨国界、非传统安全领域的问题更为突出，对恐怖主义、极端势力、网络安全等全球性问题的共同应对成为国际安全合作的迫切问题，包括艾博拉病毒、国际海盗等安全领域的问题只会增加不会減少，也颠覆了传统的零和思维模式和治理理念。和平赤字、发展赤字、治理赤字等相互交织，安全格局的复杂性更加突出。

6. 文明格局存在冲突与和合两种模式之争。在西方学者看来，基督教文明和伊斯兰文明的冲突是文明格局的主要矛盾。过去这种文明的差异是存在的，但尚未突显。近年来，由于不断出现的诸多矛盾争端没有得到公平合理的解决，“文明的冲突”似乎变得日益棘手，特别是“911事件”把“潘多拉”魔盒打开，地缘政治中的宗教因素开始凸显。随着中国的和平发展，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为特征的中国道路给世界提供了新的制度范本，但遇到的敌视也在上升。虽然中国是以“和合”的传统文化示人，但西方的不信任始终存在，摩擦和冲突会成为一个长期困扰世界的问题。在中国看来，不同国家之间需要构建的是相互欣赏、相关理解、相互尊重的文明格局。

(二) 世界变局下中国和平发展所取得的成就

1. 成为全球政治格局中的重要一极。进入21世纪，中国国际影响力随着经济实力的增强，一个负责任大国的形象不断彰显。特别是美国难以独撑国际事务，许多国际争端和纠纷都需要中国的参与，使得中国在原有发展中国家的传统影响力之外(在发达国家和新兴国家中)的作用不断提升，这也代表了发展中国家维护世界和平正义的积极力量。

2. 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的经济成绩单是骄人的。持续了40年的快速增长，特别是加入WTO后，中国自觉融入到世界经济大潮之中，接轨世界经济战略和规则。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欧洲主权债务危机中，中国承担了促进世界经济增长的重任。在克服全球经济危机中努力体现中国的责任，从世界经济的依附者变成世界经济的发动机，在此进程中，经济总量连续超越法、英、德、日，这的确让世界瞩目和惊叹！

3. 成为世界战略不可忽视的重要变量。当今世界面临二战后最剧烈深刻的变化。冷战后的世界战略处在新的判断、新的组合中，不管是政治战略、经济战略、军事战略，都绕不过中国的战略存在，甚至很多大国战略的判断和形成都是围绕中国崛起而展开的，如美国的重返亚洲战略、俄罗斯的欧亚经济联盟战略等。同时，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也成为世界战略格局调整中的重要变量。

4. 成为全球治理的主要力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形成的全球治理格局中，作为联合国5个常任理事国中的一员，本身就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随着世界的发展变化，我国在世界各类组织中要么话语权增加(如联合国)，要么领导力增强(如20国峰会)，要么相关比重增加(如世界银行)，要么行动力增强(如联合国维和行动)。特别是在新出现的治理安排中，要么是发起者和主导力量，要么是重要参与方和积极担当者，如亚投行、全球气候治理框架等。

5. 成为世界文化的积极贡献者。世界是丰富多彩的，文化上更是如此。在当下世界文明、文化冲突加剧的情形下，中国文化的影响力也在提高。在国际事务中，我们倡导的“和而不同”“和谐世界”等理念被广泛接受。中国文化热的兴起同中国和平崛起是成正比的，据国家汉办估算，目前除中国(含港澳台)之外，全球学习使用汉语的人数已超过1亿。[1]至2018年底，已在154个国家有548所孔子学院和1 193个学校课堂，2018年学员有186万人；2018年中国入境外国游客4 795万人次，中外人文交流的规模在不断扩大。[2]

(三) 中国和平发展面临的新挑战

1. 中国的国际影响在扩大，但国际形象并未得到大的改观。西方国家主宰世界500多年，一个社会主义东方大国的崛起对西方来说是不适应，是不舒服的，要么讲中国威胁，要么唱衰中国。这除了中国同西方或大多数国家的制度、价值观不同，以及国际话语权的掌控薄弱外，可能还和我们在对外事务中的惯性思维模式和老套工作方式有关，如不善于和外部世界打交道、不熟悉西方国家的游戏规则、不适应国际社会的话语体系等，导致一些误解、偏见和纷争。

2. 经济硬实力有长足进步，但文化软实力在对外交往中并没有成为强项。在改革开放40多年的快速发展中，我们始终面临一些诸如假冒伪劣产品等事件给我们带来的负面影响，一些国人微利经商模式给全球同行带来了极大压力等。在国际交往中，有些国人将一些陋习也带到了海外，不尊重当地习俗、不遵守公共秩序，引起当地人的反感，在某种程度上损坏了中国人的形象。所以，在经济“走出去”的同时，文化如何更好地“走出去”是个重要内容，文化软实力应该成为中国的一张重要“名片”。

3. 中国成就取得广泛认同，但意识形态的围堵还将长期存在。我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由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在意识形态、国家制度、价值理念等方面和西方世界有很大不同，这是我们的历史选择，不可动摇,但同时我们面对的又是由西方主导的世界，来自这方面的攻击和冲突是不可避免的，我们必须始终坚定“四个自信”。

4. 西方传统“中国人观”的偏执惯性依然存在。中国虽然发展强大了，但西方对中国的误解、偏见和歧视并没有随之消失。历史上，西方如对东方人(主要是中国人)持有“精神卑弱、怯于战斗”“陈腐世界的代表”等观点。今天，西方对中国也有“看不惯”的成分，除了根深蒂固的西方优越感作祟外，中国经济总量每超过一个国家都会与该国发生一次大的“麻烦”，如各种版本的“中国威胁论”和一直存在的挑战西藏、台湾、香港等主权问题。再者，对未来的中国还“看不懂”，有担忧和不安，包括军事能力上的、网络安全上的、资源分配上的，使得中国要不断面临“成长的烦恼”，中国有许多难题要破解。

二、 世界格局变化背景下中外人文交流的成就与问题

中外人文交流工作是在不同层次展开的文化交流与文明互鉴，它是照亮不同文明之间的烛光，历来受到党中央、国务院的高度重视，国家领导人均亲力亲为人文交流。无论是在国家制度层面、社会文化层面，还是在个人及项目层面，中外人文交流均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我们仍然面临新的挑战，需要我们形成新思维，形成新战略。

(一) 中外人文交流的成就

1. 国家、制度层面的成就。(1) 建立了国家机制平台，定期协调推动工作。中国政府先后建立了中俄人文交流委员会(2000年10月成立)、中美人文交流高层磋商(2010年5月启动)、中英高级别人文交流机制(2012年4月启动)、中欧高级别人文交流对话机制(2012年4月启动)、中法高级别人文交流机制(2014年9月启动)、中印尼副总理级人文交流机制(2015年5月启动)、中南非高级别人文交流机制(2017年4月启动)、中德高级别人文交流对话机制(2017年5月启动)、中国—印度高级别人文交流机制(2018年12月启动)等9个中外人文交流机制，[3]前8个人文交流机制由时任副总理刘延东担任中方主席，教育部副部长担任中方协调人，国内建立了部际协调机制，在教育部设立了中外人文交流协调秘书处。(2) 服务全面战略关系，落实元首会晤共识。中俄、中美、中英、中欧、中法、中德领导人分别会晤达成重要共识，积极推动政治、经济战略合作。人文交流机制为双边重大战略有效对接提供有力支撑，充分发挥人文交流合作基础性、引领性作用，挖掘各领域潜力，找准契合点，为双方战略对接夯实更加牢固的民意和社会基础。人文交流与政治互信、经贸合作一道，成为构建双边关系健康发展的三大支柱。

中外高级别人文交流机制为中外元首会晤增加了一个辅助工作机制，有利于及时、系统落实中外元首会晤达成的重要共识，或为两国元首举行会晤铺路准备，为中外元首会晤积累了厚重的人文交流成果，营造了两国人民密切合作的友好氛围。

2. 社会、文化层面的成就。(1) 传播语言文化，孔子学院成为旗舰基地。从2003—2018年底，在154个国家有548所孔子学院和1 193个孔子课堂。2018年，孔子学院各类面授学员186万人，网络注册学员81万人，中外专兼职教师总数达4.3万人； 全年举办各类文化活动受众达1 300万人次。自2002年首次启动“汉语桥”中文比赛以来，已有152个国家近130万名大中小学生参加“汉语桥”比赛。[4]孔子学院不仅传播了中国语言文化，而且深化了各国人民的友好情谊，成为深化人文交流的旗舰品牌。 (2) 增信释疑，巩固战略伙伴的社会基础。人文交流成为中外战略合作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巩固不同国家关系的社会基础具有重要意义。有些信任的缺乏缘于彼此不了解，中外人文交流通过数千项活动，数亿人次的参与，正在努力缩小中外民众心灵间的距离，为促进交流合作营造良好的文化气氛。可以说，人文交流已经成为我国外交、外事工作新的增长点和着力点。目前，中外人文交流在不同区域落地生根。如国际友好城市是国际上城市之间建立的一种联谊与合作关系，自1973年，天津市与日本神户市结成第一对中外友好城市关系以来,截至2018年上半年，我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不含港澳台)与世界五大洲136个国家建立了2 629对友好省州(城市)关系[5]。通过省州长(市长)论坛、大学联盟、文化大集、旅游区域合作等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区域互动合作，有力推动两国人文交流之树根深叶茂。

3. 民众、项目层面的成就。主要体现在留学人员群体及各类项目之中。

(1) 中外留学人员成为人文交流的功臣群体。1978—2018年底，中国(大陆)各类出国留学人员总数达585.71万人(其中国家公派出国留学人员约为21万人)，432.32万人已完成学业，留学回国人员总数达365.14万人，占已完成学业留学人员群体的84.46%。以留学身份出国、在外的留学人员有220.57万人，其中153.39万人正在国外进行相关阶段的学习和研究。2018年度我国出国留学人员总数为66.21万人。其中，国家公派3.02万人，单位公派3.56万人，自费留学59.63万人。2018年度各类留学回国人员总数为51.94万人。其中，国家公派2.53万人，单位公派2.65万人，自费留学46.76万人。[6]

中国留学人员是深入进行中外人文交流的核心群体，他们不论在课堂上、工作中还是在生活里，或主动或被动地经常要回答有关中国的问题，成为中国事务的民间发言人；他们常讲中国故事，介绍中国文化、习俗，他们有希望外国人了解中国发展和进步的最强动力，同时他们客观上成为深入了解外国政治、经济、文化的群体，成为中外交流合作的重要桥梁和纽带。

2018年共有来自196个国家和地区的492 185 名各类外国留学人员在全国31个省(区、市)的1 004所高等院校学习，接受学历教育的外国留学生总计258 122 人，占来华生总数的52.44%，硕士和博士研究生共计85 062人。其中博士研究生25 618人，硕士研究生59 444人。2018年，非学历生留学生234 063人。[7]来华留学人员普遍成为了解中国政治、经济尤其中国文化的外国青年人，普遍成为最可能推动与中国亲近的外国人。

(2) 政府主导品牌项目精彩纷呈。中俄以国家级主题活动引领人文交流，连续举办“中俄国家年”“中俄语言年”“中俄旅游年”“中俄青年友好交流年”等大型主题交流年活动，打造了中俄人文交流的亮丽品牌。双方在青年框架内共计开展活动近千项，包括青年学生联欢节、青年学者研讨会、青年科学家论坛、青年记者互访、青年企业家俱乐部、青年运动员共同训练、青年艺术家对话等。[8]

“中欧青年友好伙伴”项目和“伊拉斯谟”项目框架支持中欧青年组织开展交流合作，定期举办中欧青年政策对话暨青年问题专家研讨会，开展网络信息合作，支持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与欧洲青年论坛开展交流与合作，取得了丰硕的成果。[9]

中法双方在教育、文化、科技、卫生、媒体、体育、旅游和地方合作等领域开展合作，凝聚了双方深化发展人文交流的重要共识。其中，互派留学人员规模突破5万人，在武汉成功建立生物安全四级(P4)实验室，合作抗击埃博拉病毒，合拍影片《狼图腾》等，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显示了人文交流的生命力和影响力[10]。

(二) 中外人文交流存在的问题

在中外人文交流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必须清醒看到，还有许多要努力的方面，主要表现在如下方面：

1. 国家、制度层面的表现。中外人文交流还缺乏顶层设计，资金、人力、组织等资源整合、投入不足。在国外、国内举行的国家领导人重大外事活动的礼宾工作层面磋商安排中，一些礼宾安排形式易出现误解；为国家领导人撰写国内和国外讲话的参考资料中，过多谈国家战略、目标，易产生误解。中日两国自1972年历经40年开展了“中日世代友好，永不再战”的人文交流工作，开创了政治互信、经贸合作的良好局面，为中国改革开放、融入国际社会获得了重大机遇和利益。中日人文交流曾经是中国开展的最成功的大国人文交流。中日人文交流近年大幅度减少，另外一些电影、电视剧荒唐编剧，不利于开创未来，不利于中国进一步的和平发展。

2. 社会、文化层面的表现。欧洲哲人的“中国人观”负面影响依然存在。欧洲社会的哲人从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到孟德斯鸠、康德、黑格尔等，他们对中国人的偏见看法至今影响着欧美人。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中国人勤劳、节俭品行既是竞争力，也客观上对世界同行产生极大冲击，受到诸如国外劳工组织协会、博士生联合会等组织的变相攻击。此外，人文交流研究基地、智库建设薄弱，对外人文表达能力和沟通能力亟待增强，挖掘利用中国传统文化资源以及西方现代文明资源的意愿和能力不够充分、不够系统。

3. 民众、项目层面的表现。目前，赴境外旅游团组成为中国人的最大负面形象群体。2018年中国公民出境旅游人数14 972万人次，比上年同期增长14.7%。中国出境旅游热进一步升温，稳居世界出境旅游的第一位。除去前往港澳台的内地游客，2018年约有7 125万人次去海外国家旅游。[11]虽然游客主要是看境外“风景”，但客观上也被人家当“风景”看，团体游客是人文交流的载体，每一位出境游客都是中国的形象大使。大陆游客存在高声喧哗、乱扔垃圾、随地吐痰、任意插队、肆意抽烟的行为，还有一些人不尊重当地的风俗习惯，不遵守公共秩序，疯狂式购物，粗暴拍照等，极大破坏了我国文化的优秀人文内涵，损害了中国国民的在海外的整体形象。

中外人文交流有关领域的具体项目策划、执行力量需进一步加强。艺术团体出国演出审批程序很难适应商业演出要求，导致演出主要集中在西方社会的非主流社会群体(华人华侨等)，而应针对人文交流的主要目标群体，要多展现具有中国人阳刚之气的人文交流项目，如武术等。

三、 推动中外人文交流的思考和建议

在中外人文交流已取得巨大成就的基础上，如何进一步推动中外人文交流工作，我们有如下思考和建议。

1. 完善组织架构。建议成立“中外人文交流委员会”，成员包括教育部、文化和旅游部、外交部、商务部、财政部、科技部、卫健委、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国家体育总局、全国妇联、团中央等有关部门，加强对人文交流工作的统筹和部门协调，加强与地方政府的协调，有效整合、调动各方面资源，促进政府和民间力量共同参与。从而建立中外人文交流的动力机制和整合机制。

2. 构建顶层设计。中外人文交流是一项系统工程，在前期开拓工作的基础上，下一阶段需要对中外人文交流进行全方位、立体化、多层次的顶层设计，适时制定国家层面的中外人文交流规划，把人文交流纳入国家总体外交战略和布局；全面促进中外人文交流规模、结构、质量、效益等方面进一步的提升，让中外人文交流与中外政治、经济战略全面成为中外合作关系的三大支柱；适时加强与日本的人文交流，从而建立中外人文交流的规划机制。

3. 打造平台项目。建立教育、文化旅游、科技、卫生、媒体、妇女、青年、地方合作、智库等人文交流领域的重点平台、精品项目，继续做好“孔子学院”“出国留学”“来华留学”等中外人文交流的旗舰项目，布局建立中外人文交流研究基地和智库，布局建立中国软实力项目基地，如展现中国功夫、中华美食、中医中药、中国哲学等特色中国元素；提高中外人文交流的针对性和有效性，挖掘中国文化资源，创造丰富多样的文化精品，做到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并重；在“一带一路”中助推“民心相通”建设；在开放交往中培育具有自身特色的话语体系；在中外友好省州、友好城市等更多层面开展人文交流，从而建立中外人文交流的落实机制。

4. 管控负面节点。有效约束中外人文交流中的重大负面问题。建议研究制定措施，避免过度集中休假对国内外旅游地造成的不可调节、不可忍受的负面冲击，各旅行社对赴境外旅行参团人员进行关于遵守公共秩序、文明礼貌，以及购物、照相等方面具体问题的详细讲解，并提出建议要求；对出国文艺演出提出主要针对外国主流社会群体的规定要求；管控国内影视和媒体畸形聚焦于有关外国的偏见和歧视报道与塑造等，从而建立中外人文交流的控制机制。

5. 落实激励保障。建议设立中外人文交流专项基金，设立中外人文交流奖，为中外人文交流丰富交往渠道、拓宽交流领域、深化合作内涵，提供有力的资金支持和制度保障，从而建立中外人文交流的激励机制和保障机制。

6. 积极开拓创新。努力探索人文交流的新渠道、新内容、新方法，开拓参与人文交流的社会主体和多种力量，努力逐步实现通过市场化和社会化途径推进人文交流工作，使市场主体和社会团体、教育机构、民间团体等成为人文交流的主要参与者；重视使用新媒体，重视企业、非政府组织等在人文交流中具有的特殊优势，把蕴藏在民间的智慧和积极性充分激发出来。从而建立中外人文交流的创新机制。

建议适时召开全国中外人文交流工作会议，交流经验，统一认识，激励创新，全面推进中外人文交流各项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