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倩倩 何妍

摘要：白鹿原民间传统文化由于师徒之间传承的断层、传播过程中缺乏内在的创新驱动以及对空间与经验的过分依赖，因而，民间传统文化的传承发展遇到了一定的困难。择优而选创新发展、内外相融开放发展和抓住“乡愁”可持续发展是应对这一困境的有效举措。而要进一步积极推动白鹿原民间传统文化的健康、有序发展，从管理层面上，还应该坚持强制性的政策投入与混合型政策工具的有机结合，并同时采用规范最佳（适）模型对其进行规范管理，以此可在决策前设计出切实可行的决策战略;在决策过程中择定最佳实施方案;在决策后可进行有效评估。

关键词：白鹿原;民间传统文化;文化传承;文化传播;政策建议

中图分类号：G122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CN61-1487-（2019）22-0051-04

“在社会转型期，社会中有两种力量在斗争，一种是传统的力量，另一种是现实的力量。传统的力量要求人们保持传统，现实的力量要求人们告别过去。在这种情况下，人的内心出现了价值矛盾”[1]。事实上，传统与现实这两种力量的斗争在民间传统文化发展与传承的过程中也表现的很明显，致使民间传统文化在发展上面临一些困境。

为响应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树立高度的文化认同、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的号召，本文将对白鹿原的传统文化资源进行挖掘与整合，探讨有利于其发展及传承的策略及建议。

一、白鹿原民间传统文化的发展现状

白鹿原横跨长安、灞桥和蓝田三个行政区，通过对白鹿原区域一百多个村庄的走访调查，调查组发现，白鹿原正处在乡土社会向城镇化自然演变的进程中。原来传统的“乡土性”的社会结构正在悄然呈现出城镇化的集聚特点。因此，面对白鹿原区域社会结构转型的特殊时期，该区域的民间传统文化的发展正表现出以下特点。

（一）师徒之间的传承出现断层

对白鹿原村庄传统文化的田野调查，实际上是对传统文化与乡土文化传承发展的具体实践。所谓“传承发展”，就是一个事物，从开始出现的持续发展变化过程，及其在这个过程中又是以怎样的方式进行师徒间的传授与继承的。[2]128

在民族学家和人类学家看来，传承不仅是文化的继续，也是一种文化的传播，或是一种文化的沟通方式，人类学家克里福德·格尔兹就认为：“我所坚持的文化概念……是指从历史沿袭下来的体现于象征符号中的意义模式，是由象征符号体系表达的传承概念体系，人们以此达到沟通、延存和发展他们对生活的知识和态度。”[3]

但是，实际调查结果显示，白鹿原上许多传统、独特的民间文化正面临着失传的危机。然而，导致传承难以推行的最大问题就是后继无人，比如类似于剪纸、绘画、泥塑、裱糊、竹编等数项民间传统工艺，它们都蕴含了浓厚的乡土风情，甚至有的技艺已经在白鹿原上发展了数百年，但如今却很少有人愿意继承发展这些民间技艺，如果它们的发展现状得不到改善，都将难逃失传的厄运。

那是什么导致了民间文化师徒传承的困境呢？

一是这些传统的民间工艺的经济效益不高，大量的投入很难在经济上有所体现。

二是很多技艺需要有大量的时间和精力的投入，有的制作程序复杂，有的需要反复地操作和练习。

三是适合某种文化的滋生和发展的原生态的环境发生了变化。这种文化在传承过程中要么失传，要么发生变异。

（二）传播过程中缺乏内在的创新驱动

文化的传承与传播受到时空的制约，传承在时间上的影响更明显，传播在空间的制约上更突出。传播就是为了让更多的人接受与认可，这不仅可以开拓市场，还可以促进文化与文化之间的交流与融合。但是具有濃厚地域色彩的民间文化，为什么难以打破边界，并广泛传播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在传播过程中缺乏内在的创新驱动。

在调查中发现，有赖于乡土社区而产生的文化，它们传播的本身就带有浓厚的乡土意味——自发性，不管是民俗民风、民间技艺、故事传说还是民间的游艺活动，都是伴随着乡土社会的发展应运而生的。因此，相应的文化在传播的过程中，也因为其自发性的特点而显得“随意”、无规律可循。村民选择或者放弃某种行为，取决于生产生活的需要。村民们这种普遍的认知，使得他们在农业生产能解决基本温饱的情况下，对其他技能、活动的需求也就大大降低了，文化的传播不仅是一种自发的行为，也成为隐性的、随机的行为。整体与系统的传播机制尚未建立。这是缺乏创新机制的根本原因。

缺乏内在创新驱动的另一个原因是村落的人员构成。在调查的数百个村子中，留守村民的年龄结构比较极端，要么是五十岁以上的老人，要么十岁以下孩童，青壮年、尤其是男性青壮年几乎很少在村中出现。

最典型的是灞桥区的湾子村，整个村子不足百人，而且留守的村民几乎全部是老人。再有长安区的古沟村，因为山体滑坡举村搬迁到由政府出资建设的小区里，加上新建的小区距离原来的村子距离较远，导致大部分百姓都放弃了耕种，失去土地的村民也就逐渐离开了赖以生存的土地。目前，仍然生活在村子里的村民已经很少了。在对长安区的调研中，村民们表示，“现在的很多民间活动能不办就不办了，儿女们都不在，办了也没什么意思。”当问到，“现在还给晚辈们讲解传说故事吗？”一位五十多岁的村民笑说：“现在的娃们（孩子们）对这些（传说故事）都不感兴趣，说了也没人听，况且我们这一代对有些故事也不知道，知道这些故事的人也都慢慢地没了。”

白鹿原上类似于这样的村子还有很多，“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的文化如何能取得长足发展。

（三）对空间与经验的过分依赖

基于“乡土性”的民间文化依赖于土地与空间结构，其最根本的表现是人在空间关系中的不流动性[4]66，从而形成了人们生活中的共同经验，基于这种空间结构的文化也就应运而生了。相反，村落的集聚将打破人们对于空间的依赖，那么，相应的文化形式也会发生改变，不管是依赖于传统的社会结构形成的任何文化形式，都将会随着城镇化的进程被消解。

段义孚认为人类“之所以有空间感是因为能够移动”[5]。费孝通强调：“以农业为生的人，世代定居是常态，迁移是变态。”“直接靠农业来谋生的人是黏着在土地上的。”[6]也就是说，依靠土地生存的农民，其流动性较低，恰如费孝通所言：“从人和空间的关系上说，中国乡土社会是不流动的，从人和人在空间排列关系上说是以住在一处的集团为单位的孤立和隔膜。”[6]

在这种生活模式下的村民，一方面，因为对土地的依赖而世代生活在有限的空间内，另一方面，较弱的空间感又促进了他们对经验的累积，从而可以有效地克服生活中出现的各种风险。这样循环往复，不管是人与空间的关系，还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最终都导致了文化之间传播与交流的阻隔。

二、白鹿原民间传统文化的发展策略

在国家大力提倡挖掘民间文化、促进文化交流，推动文化传承发展的今天，有必要结合民间传统文化在传承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提出相应的发展策略。

（一）择优而选，创新发展

通过对白鹿原民间传统文化的调研和资料的整理、分类。调查组发现，民间文化包含的类型非常多，例如，民间技艺、民间传说、庙会、民间游艺、民间乐曲、民间信仰等等，而且每一类型既相互区别，又相互关联。甚至每一类型又包含了许多的样式，如此庞大，且错综复杂的体系，又因为许多历史的、经济的因素，不可能做到眉毛胡子一把抓，所以必须创新发展。

发展民间传统文化，也要树立融合创新的发展理念，在民间优秀传统文化中寻找创意元素，实现对传统文化的创意发展，结合文化创意产业挖掘蕴藏在乡土文化中的巨大的发展潜力。全面提升民间传统文化的附加值。

创意文化产业的发展必须依赖于具体的有底蕴的文化产品或文化遗产，并以此为载体来支撑创意文化产业的发展。

以竹篾编织为例，白鹿原上的鲸鱼沟畔因为竹林茂密，竹子的品质上乘，所以白鹿原上的竹篾编织技艺已经发展了数百年。但是如上所述，很多技艺，如火葫芦灯（灯笼的一种类型）都面临失传的危机，试想如果在每一个手工艺的背后都讲述一段独特的故事，例如灯笼与照舅（旧）的民间习俗，再结合绘画、剪纸等其他技艺进行文化包装。一方面可以拉动经济增长，另一方面也是在讲述乡村故事，讲好乡村故事也就是讲好中国故事。这既是构建文化软实力，推进中国传统优秀文化传承与发展的关键，同时，也是进行文化创新发展的内在驱动。

（二）内外相融，开放发展

谁将担任民间传统文化的开发与发展的重任呢？

致力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工作的陈爱国曾强调，“传统村落共同体外的外部人员（特别是商业开发人员）认为传统村落共同体内的民间文化代表着古老而优秀的‘传统，他们期待着‘传统所蕴含的商业利益，因此坚决拥护和支持把民间文化提升为‘传统或是‘文化遗产这一层面的社会潮流。然而，在另一方面，传统村落共同体外部的商业开发人员又认为民间文化已然无法适应当代的商业社会，无法满足生活在当代都市社会的民众。”[7]

因为这些民间文化在代表“传统”的同时也意味着“过去”，而非“现代”。因此，陈爱国指出，代表“传统”的民间文化很难与现代社会相融，若要为这样的民间文化、传统文化寻找一条出路，就只能结合当代的商业语境，对这些传统的、乡土的、民间的文化进行现代的改造与整合。

然而，在传统村落共同体的外部人员看来，能够对这些代表“过去”的文化进行改造与包装的也不可能是传统村落共同体的内部人员或是当事人，而只能依靠懂得现代商业运营机制的外部人员，来拯救村庄和村民应当传承的文化。

所以，应抱有开放的态度，引进精英人才实现对民间优秀传统文化的有效开发与深入发展。

（三）抓住“乡愁”，持续发展

所谓对民间优秀传统文化的可持续发展，就是要运用生态文明的基本理念，助力“乡愁经济”的大力发展。在城镇化加速推进的今天，“浮云游子意，落日故园情”似乎已经成为一种奢侈，工业文明，城镇化建设给人们带来生活上的便利的同时，也造成了人们精神上的痛苦与焦虑。

“乡愁经济”就是要把“乡愁”作为一种资源进行开发与转化，使许久脱离土地而游浮于城市的灵魂接近土地、回归土地。真正做到经济效益与生态文明的协同发展，在满足物质生活需求的同时，也能做到“看得见山水，听得到乡音，留得住乡愁”。

白鹿原传统文化的发展就可以借助当代社会普遍存在的这种“乡愁”资源，那么，如何发展白鹿原的“乡愁经济”呢？首先，要对白鹿原的文化资本进行分类，一般意义上，可以将文化资本分为有形和无形两种类型。其中，有形的文化资本包括建筑物、场所、遗址、庭院等对象，而无形的文化资本包括某个群体所共享的思想、习惯、信仰和文学等这些作为公共服务的智力资本[8]。其次，就是要合理评估白鹿原地区文化资本的存量，从而在代内和代际两个维度之间进行文化资本的合理分配，最终实现白鹿原传统文化的可持续发展。

三、白鹿原民间传统文化发展的政策建议

白鹿原的民间传统文化应该得到关注与发展，那么，从管理层面的角度来讲，应该在怎样的政策环境下，来推动白鹿原民间传统文化的有效发展。

（一）强制性的政策投入与混合型政策工具的有机结合

当今社会，对民间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从经济效益的角度来讲，已失去了显性的优势，但是，从精神层面而言，这又是一项惠及全民的工作。

事实上，对民间文化的保存，一方面依赖于乡间的日常生活，另一方面，则是基于政府的有效介入。城市化进程对村落日常生活模式的打破，造成了传统文化传承的中断，也就是说，有利于促进民间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的土壤发生了改变，民间文化难以实现自觉、主动的传承。

比如，在发展白鹿原的民间传统文化的過程中，政府在借用市场力量的同时，必须有一套逻辑严密的法律与规制框架，来弥补市场不足，确保开发与保护的有序进行。

所以必须利用规制工具加大政府权力和权威的投入，凭借相关的法律法规来规范民间优秀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实现政府的有利监管。

但是，在强制性政策监管的情况下，还需要结合运用混合型政策工具。在传承民间传统文化的过程中，不仅要注重政府的投入，更要关注文化的内生动力，比如通过鼓励、扶持自觉承担非物质文化传承的个人或组织，再如价值观上的正面引导等，从而保证白鹿原民间传统文化的良性发展。

（二）采用规范最佳（适）模型进行规范管理

为促进民间的、传统的、乡土的文化良性、有序的发展，可以采取规范最佳模型与混合扫描模式来综合治理。

首先，乡土文化和与土地密不可分的村民密切相关，其发展情况关系到千家万户农民的民生问题，在以农业生产为根本的农业大国，与“乡土性”紧密结合的社会结构中，推动发展民间文化，挖掘其内在的优异元素，这个行为已不再是一种群体行为，而是推动社会和谐发展的整体行为。

但是如前所述，民间传统文化极其错综复杂，而且又和地方的政治、经济相互影响、制约。以色列学者德洛尔提出的规范最佳模型能有效地解决上述难题。因为这个模型对于在复杂问题上形成最佳决策上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规范最佳模型包括三个阶段：

一是在决策制订之前，要先处理价值问题，分析现实环境。例如，对白鹿原传统文化资源的开发，在开发之前，必须首先要对显性或隐性的文化价值进行整体调查和评估，继而设计切实可行的决策战略。

二是在决策中。要做到细分资源，设计政策方案，对各种不同方案的利益与成本进行预测，择定最佳方案，最后估定最佳方案的成本与收益。比如，通过对白鹿原文化资源的细分，是否可以借助文学作品或影视作品《白鹿原》中的文化符号来开发白鹿原独特的文化资源，就需要考量开发中的成本与收益是否能够满足整体社会福利的最大化。

三是在决策确定之后。就是要激励政策的执行和执行后效果的评估。而这些都需要管理层面上的投入。

如果对白鹿原民间传统文化的开发，能在政策决策与执行中严格按照上述程进行。相信白鹿原的未来将会是既有乡村的宁静，又将散发内在的活力，既有山水可看，又有乡愁可托的世外桃源。

参考文献：

[1]兰久富.社会转型时期的价值观念[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

[2]吕红艳，戴宏军，韦福安.传承与重构：桂越边疆地区节日民俗文化发展研究[J].学术论坛，2014（10）.

[3]克里福德·格尔兹.文化的解释[M].纳日碧力戈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4]刘晓峰.我国乡土文化的特征及其转型[J].理论与现代化，2014（1）.

[5]段义孚.空间与地方：经验的视角[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

[6]费孝通.乡土中国[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

[7]陈爱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日常实践考察[J].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5）.

[8]戴维·思罗斯比.经济学与文化[M].王志标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

作者简介：陈倩倩（1986—），女，汉族，陕西铜川人，单位为西安思源学院，研究方向为文艺美学、文化产业管理。

何妍（1986—），女，汉族，陕西咸阳人，单位为西安思源学院，研究方向為美学、文化传播。

（责任编辑：董惠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