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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语料库分析中性名词的演变

2019-01-30蒋亦文

中国科技术语 2019年6期
关键词:性别平等历时语料库

蒋亦文

摘 要:语言是文化的载体,其变化可以反映特定的社会文化现象。文章以spokesperson、police officer为研究对象,按照历时方法分析英语中性名词渐增的使用频率及其原因。作者发现: (1)在女权运动影响下,女性主义者对语言进行了“中性化”的改写,由于性别平等意识深入人心,这种改写被整个社会普遍接受;(2)女性主义翻译观鼓励使用中性名词,这对其使用也起到了推动作用。

关键词:中性名词;语料库;历时;性别平等

中图分类号:H03;H059;H083;H087文献标识码:ADOI:10.3969/j.issn.1673-8578.2019.06.004

Abstract: Language, as a carrier of culture, can reflect specific social and cultural phenomena. By the aid of corpus and chronological research means, we found the use of “gender nouns” is gradually decreasing, the use of their neutral nouns, on the other hand, is increasing. This article attempts to analyze the increasing use of neutral nouns. Our conclusions are as the following: (1) under feminist movement in the latter of the 20th century, feminists neutralize the language, which is widely accepted by the whole society for the heightening gender equality awareness; (2) feminist translators encourage using neutral nouns, which pushes the use of them.

Keywords: neutral nouns;corpus;chronological;gender equality

引 言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即使是一个词在使用上的变化也可以反映出特定的社会文化现象。英语中的名词划分标准繁多,如可数名词、不可数名词;抽象名词、具体名词等;本文着眼于中性名词与性别名词在近几十年间的使用频率变化,以及其与社会性别平等意识之间的关系。

英语表示职业的名词以后缀的变化区分性别,如spokesman/spokeswoman、policeman/policewoman、waiter/waitress;其對应的中性名词分别为spokesperson、police officer、server。表达这些概念时,选择中性名词或是性别名词,往往有意识或潜意识反映出人们的性别观念。语料库是电子化的数据库,有助于研究者在大时空跨度上研究某种语言的变体。基于中性名词演变的历时性,笔者采用美国当代英语语料库(Corpus of Contemporary American English,COCA)、美国历史英语语料库(Corpus of Historical American English,COHA)进行分析,发现性别名词渐渐让位于其相应的中性名词,主要原因是20世纪下半叶此起彼伏的女权运动和女性主义思潮,激起了女性乃至全社会的性别平等意识。

翻译作为跨文化交际活动,对中性名词使用渐增同样起着重要作用。 20世纪后期的“文化转向”大潮为翻译研究开辟了新天地,众多译者旗帜鲜明地将翻译与文化结合起来,重新审视翻译活动。女性主义翻译研究是20世纪后期女权运动在翻译领域的产物,它不仅重视译者的主体性,也把研究重心放在女性主义翻译策略上,重视译者的主观能动性。“从文化层面来讲,术语翻译是一种重要的文化博弈现象,一些学科中的关键问题只有翻译学才能予以明晰的解释”[1]。这便为中性名词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本文以 “发言人”“警察”二词为例,采用历时研究方法分析其相应的英语中性名词spokesperson、police officer的使用变化,旨在探究其背后的历史文化因素。

一 语料库与语料库语言学

语料库是电子化的数据库,凭借计算机技术,对收集的语料进行赋码、标注等技术处理,实现语料的自动存储、检索和统计。

语料库的语料样本应具有广泛性、代表性和平衡性的特征;样本分布具有共时意义可以用于共时的语言变异的研究,具有历时意义则可以用于历时的语言变化研究[2]。

语料库语言学(corpus linguistics)主要研究机读的自然语言文本的采集、存储、统计、词性与句法标注、语义分析等,此外,语料库语言学在语言定量分析、文体风格和机器翻译等领域中也得到了广泛的应用。语料库语言学有着一整套日趋完善的方法,还形成了一种全新的语言描写理论;语料库语言学既有理论的一面,也有方法的一面;语料库语言学可以服务于语言理论研究,对应用语言学研究也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3]。语料库达到一定规模后,词语的使用规律就会呈现出统计性特征,利用统计方法可以将一些特有的搭配和使用模式抽取出来,基于这些数据可以更加深入地研究语言的特征规律[4]。由上述可知,语料库能对社会语言学的研究起到重要作用。

二 基于语料库分析中性名词的使用——以“发言人”“警察”为例

1.基于语料库分析“发言人”“警察”的使用频率

COCA是当今世界上最大的平衡语料库。在COCA中检索spokesperson和police officer在1990—2017年间各时间段的出现频率,并将检索结果加以图示(图1)。由图可见,这两个中性词在1990—2014年间出现的频率在总体上是上升的,尤其在2015—2017三年间大幅度上升。

COHA收集了1810—2010年的4亿多词,是世界上最大的可比较的美国英语历史语料库。在COHA中检索spokesperson、police officer在1810—2000年间各时间段的出现频率,并图示检索结果(图2)。由图可见,这两个中性名词在1930年之前的词频都不高(spokesperson直至1930年的词频都是0),此后持续增长到1970年,之后词频大幅上升至2000年。

在COCA中检索spokesman、policeman、spokeswoman和policewoman这4个性别名词在1990—2017年间各时间段的出现频率,并图示检索结果(图3)。由图可见,随着时间推移,spokesman的词频不稳定,波动起伏较大,但大体是持平、略微下降的;policeman的词频总体是匀速下降的;spokeswoman的词频是大体上升的;policewoman的词频很低,且起伏不大。

在COHA中检索spokesman、policeman、spokeswoman和policewoman这4个性别名词在1810—2000年间各时间段的出现频率,并图示检索结果(图4)。由图可见,spokesman和policeman的词频在1810—

1970年间一直在增长,在1970年达到高峰,之后持续下降至2000年;policewoman在1890年才有出现,此后也是持续增长到1970年达到高峰,之后持续下降至2000年;spokeswoman直至1930年才出现,此后增长到1970年后开始大幅上升到2000年。

2.语料库中20世纪下半叶“女性主义”“女性”的使用情境

鉴于COCA只收录了20世纪90年代到2017年的语料,并未囊括女权运动高潮时期(20世纪60—70年代)。因此笔者在分析“女性主义”“女性”的使用情境上只使用了COHA。检索feminism和feminist在1810—2000年间各时间段的出现频率,并图示检索结果(图5)。由图可见, 20世纪下半叶确是feminism、feminist等与女性主义相关词出现的高频期。笔者从20世纪70年代随机抽取100条与feminist相关的语料,发现来源(Source)多为报纸、杂志,且语境中有诸多与movement(运动)相关联的语料。现从中摘选数条,展示如下:

例1. Black women have a simple explanation for their coolness toward the feminist movement they believe that they are oppressed not by black men but by white society.(1970s,《時代》)

例2. Should they be chained to the home by children? Dramatizing a Demand The feminist movement agrees wholeheartedly with that assessment. Recently, militant women employs at the Ladies. (1970s,《华尔街日报》)

例3. Liberation has replaced those movements in the media spotlight. It is a temptation for feminists to reduce real injustices and grievances to the material for mere nasty gamesmanship in the...(1970s, New Republic)

这可以从侧面说明,中性名词词频增长与女权运动、女性主义思潮密不可分。

3.分析中性名词在语料库中的出现频率

“词汇的扩大意味着思想观念的传入。”[5]40年间,spokesperson的表达从无到有,越来越被大众接受,不能不引起语言研究者的注意。梁启超也指出:“夫语者也,所以表观念也;增加三万五千语,即增加三万五千个观念也。”[6]COHA是最为权威的可比历史语料库之一,生动地反映出以“发言人”为代表的中性名词的使用及其变化。管中窥豹,可见一斑,借助语料库工具,对英语中其他中性名词的使用进行历时分析,可以发现,许多中性名词,如空乘人员(flight attendant)等也经历了同spokesperson相似的变化。

以下几点尤其值得注意:

(1)spokesperson与police officer使用频率大幅度上升的时间段为20世纪60—70年代,正是女权运动与平权运动高涨的时期(见图2、图5)。

(2)spokeswoman在20世纪70年代后使用频率激增。20世纪70年代是policewoman一词出现频次最高的一段时间(见图4)。

(3)spokesman与policeman在近几十年的出现频次迅速下降(见图3、图4)。

(4)spokesperson在20世纪70年代首次出现在语料库中,此前百余年间,其出现频次为0(见图2)。

(5)feminism和feminist在语料库中的情境(context)多与运动(movement)相结合。

研究发现,20世纪60—70年代可看作中性名词使用的转折点,此前中性名词在语料库中不是尚未出现,就是极少出现。随着性别平等的观念深入人心,中性名词的使用频率将会持续增长,这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

三 中性名词使用频率渐增的原因

1.社会背景及思潮探微

20世纪下半叶,西方的女权运动与平权运动风起云涌。第二次女权运动以美国为发源地和中心。60年代的美国,自由主义盛行,社会氛围较为自由开放,社会政治文化较倾向于改革。60—70年代的社会改革思潮和激进的社会运动,则使得广大妇女进一步认识到社会的种种阴暗面和弊端,从而激发了她们参与和改造社会的强烈愿望[7]。美国的女权运动无论从其思想理论,还是从组织发动、斗争方式及规模都有了长足的发展和实质性的突破;对美国妇女政治、经济地位的改变、女性意识的觉醒、女性观念的变化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8]。金莉称,美国女权运动的第二次浪潮出现在20世纪60年代初期,也被称为“妇女解放运动”。参与这场运动的女权主义者针对的是当时社会上流行的各种形式的性别歧视[9]。80年代之后,美国女权运动越来越多地融入当时流行的后现代主义思潮。对于后现代主义女权主义者来说,身份就是一种语言、话语和文化实践的建构,因此女权主义既要认识到女性之间的差异,避免构建一种宏大叙事的企图,又要把女权主义的观点置于女性的普遍经历之中,在最大程度上消除性别歧视。我们发现,中性名词“spokesperson”在COHA中从无到有,便是20世纪下半叶女性主义思潮及其一系列运动在语言上的反映。这一时间段和中性名词词频增长是呈正相关分布的(见图2、图5)。

激进主义女权主义因其产生的环境是20世纪60年代(一般认为60年代是比较激进的年代,当时反传统、反文化、反客观,反实证主义和科学主义颇为流行),因此“其言语和行为都有不少极端之处……许多激进女权主义者提出要建立一个双性一体(androgynous)的平等的社会。欲以‘阴阳同体(即‘中性或‘单位)取代两极化的两性,构建阴阳同体文化”。女权主义者费尔斯通(Firestone)认为,就像共产主义的最终目标是消灭阶级差别一样,女权主义的最终目标也应该是“消灭性别差别。她憧憬一种双性气质,这种气质不仅要超越男性刚毅气质和女性柔弱气质的两极化,还要将它们融为一体”[10]。由此可见,女性主义影响较为深远,波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而反映到语言上,便催生了我们上文所分析的语料库里中性名词词频迅速增长的现象。

2.翻译中的“女性主义”

根本上说,英语中性名词词频增长归功于女权运动及女权主义,但翻译本身具有的跨文化性质对中性名词词频增长的作用同样不能忽视。翻译研究者认为翻译活动中同样存在性别歧视。张林影称:“女性主义者首先通过翻译宗教作品突破父权文化体系,扰乱与瓦解父权文化在语言表达方式上的统治,并提出去男性化用词的具体方案,如son of Israel 来自希伯来语,现改为更具包容性的译文——children of Israel。”[11]语言的女性改写(the feminization of language)(为了让女性的声音被听到、女性的身影被看到而在语言方面所做的性化标志),方法有很多,其中最主要、最常见的有两个:“中性化”(neutralization,例如用flight attendant 代替stewardess)和“减性化”(desexation,例如用he/she 代替he),当然绝不仅仅包括这两种方法,综合起来可以包括以下几个方面:①对现有词汇赋予新意;②以词源学为基础而创造新词;③尽量避免使用那些有贬低女性意义的后缀,如 ess、ette 等[12]。从这个视角上说,中性名词的使用频率增高与女性主义翻译观密不可分。

女性主义翻译研究所探索的主要是译语对于原语、译作对于原作、译者对于作者,进而女性对于男性的关系问题,因此可以将其阐发為一种翻译学研究的伦理问题[13]。这不失为对女性主义翻译研究的一种贴切的阐释。女性主义为翻译研究提供了一种崭新的视角,提出了一些独到的见解。“翻译研究受到许多女性主义核心课题的推动,对传统等级制度和性别角色的不信任;对界定忠实的规则的极度怀疑;对意义与价值的普遍标准的质询。”[14]例如,把翻译比作“不忠实的美人”的做法就将翻译与女性置于同样的劣势地位,这增加了女性主义与翻译研究相结合的可能性。再比如,女性主义翻译观不再把“忠实”视为翻译的根本标准,强调对原文的叛逆,因为原文中常常充斥着性别歧视,“忠实”就意味着对女性权利的剥夺。因此,女性主义翻译家们认为,要以女性的视角和方式翻译,进行“叛逆性”的改造。此外,女性主义翻译研究学者在翻译活动中大力倡导并充分尊重译者的主体性。传统的“等值”和“忠实”理论使译文处于派生与非创造性地位,这往往会抹杀掉译者主体性,是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家坚决反对的。再者,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家们开展了大量的翻译实践,在文字上另辟蹊径,力图增加女性的话语权[15]。

随着以spokesperson为代表的英语中性名词使用的次数渐增,在翻译活动中,译者也越来越倾向于使用spokesperson、police officer这些中性名词而非spokesman/spokeswoman、policeman/policewoman这些性别名词。女性主义译者往往选择通过创造新词来颠覆男性的叙述方式,在实践领域,他们大力提倡译者的干预能力,对译文进行女性主义的创造,并提出了话语中性论,重建女性主义词汇,期望以此体现女性主义翻译的特色。这些方法运用到词汇上,便促进了中性名词如spokesperson、police officer的广泛使用,毕竟在西方女性主义和女性运动高涨的社会环境下,语言的“中性”,不失为最安全的措辞选择。

四 结 语

语料库语言学借助了计算机技术的科学性,并以计算机技术为基本的研究工具,在当今大数据时代背景下,它的前景十分广阔。将语料库语言学与微观语言现象结合起来的定性定量分析(如:单个词语的意义分析及使用),是科学且具有说服力的。在研究中性名词演变的过程中,我们分析了其与20世纪后期的女权运动、女权主义思潮,以及女性主义翻译策略的关系。结合当时社会大背景分析语言的变化,再辅之以语料库语言学的研究方法,得出的结论就相对全面客观。某种程度上,语言是社会发展的一个缩影,语料库的使用使分析语言现象简单便捷。以此文为例,作者希冀学界可以利用语料库语言学的广阔天地,丰富我国语言学的研究成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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