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禧年

青少年时期，是人生最美好的阶段，也是长身体，学知识，增本领的阶段。经过点点滴滴的积淀，在你脑海里，会留下抹不去的记忆，甚至触及你一生的方方面面，悄然在塑造你的灵魂。

家乡印象

1940年4月19日，我出生在山西省徐沟县（现清徐县徐沟镇）西南坊后街24号一个已经衰败的富裕家庭。父亲姚允福早年在外经商，母亲王桂英操持家务，我兄妹五人，上有两个哥哥一个姐姐，下有一个妹妹。六哥姚德年（按家族排行第六）、八哥姚禄年（按家族排行第八）、姐姐姚凤年、妹妹姚麒年。

当时的徐沟县是一个只有四十八个村的小县。县城共分七街，也就是相当于七个行政村。以县中心的十字街为中心点，分成四个坊，即西南坊、西北坊、东南坊、东北坊，再加上南关街、北关街、东关街，组成县城七街。西关是历史上形成的处决犯人的地方，没有人居住。我家在西南坊后街离南城门只有一二百米的地方。在我家西面紧靠西城墙有一大水塘，叫“城坡”，面积很大，南北长有一二百米，从西南坊南城墙根，一直到西北坊，宽少说也有三四十米，深浅不一，最深的地方也有两米多。每年夏天都有不少人下去游泳，可每年都有淹死人的事情发生。紧靠“碱坡”是一个有三四十米长，一人多高的大土堆，叫“盐房疙瘩”，是熬完盐后的土长年累月堆积而成。在过去，我们那儿老百姓吃的都是土盐。“刮地皮”的人用一个长把的铁刮子，刮上含盐分的土，用手推车运到盐房，熬了盐后，就把土推到那里堆着。徐沟是晋中盆地最低洼的地区，水很浅，地面经常有一层发白的东西，刮上这种土，既能熬盐，也能熬硝。由于水浅，水井也不深，平时拿上扁担钩掉上水桶就能打上水来。1954年天涝，不少水井还往外溢水。老百姓打的井，有甜水井和苦水井，即便是甜水井的水，吃起来也又涩又苦。由于这样的地理条件，那里过去是怕涝不怕旱。

徐沟城墙

徐沟县辖区虽小，但城墙修建得十分壮观，且年代久远。相传是金代灭了北宋以后，金国大将金兀术所建，至今，已有近千年的历史。在我的记忆中，徐沟城墙方圆有十几里，东西南北四个城门是砖砌而成，南门朝东开，东门朝北开，北门朝西开，西门朝南开，所以进城要拐九十度的弯。四个城楼都建有两层阁楼，巍峨挺拔。城楼四角挂有铜铃，微风一吹，便“叮咚”作响。城墙用石料和特制的城砖砌成，中间夯有黄土，城墙每隔几十厘米就有一个垛口。城墙上的路面是用青砖铺就，路面宽有四五米，能单向行驶大卡车。新中国成立后，由于无人管理，城墙被人们随意拆毁，偌大的城砖被人们弄回家修房盖屋，直到现在，在徐沟有的家户中还能见到这些一尺多长的城砖。

徐沟城隍庙

历史上，徐沟县政治文化的中心在西北坊。西北坊的北沿有条东西向的街，叫粮店街。粮店街路北从西向东有文庙、城隍庙、县衙门。县衙门前东首有一四角厅，厅内吊一口大钟，直径有两米。据说和太谷县衙门前的钟是“姊妹钟”，这口钟一敲响，太谷的那口钟就能发生共鸣。城隍庙是目前太原市的文物保护单位，砖券的门洞幽深阴暗，上面建有阁楼。穿过门洞，进入庙内，门洞上面是戏台。城隍庙的正殿有城隍爷的塑像，东西厢房是十殿阎王。人们一进庙门就有一种疹得慌的感觉。传说原来城隍庙的门洞内还有一“机关”，不知情的人擅自进入的话，一迈进门槛，门后面的两个“小鬼”就会瞬间把一条铁链子搭到你脖子上。这些传说更增添了人们对城隍庙的神秘感和恐惧感。还有一种传说，当年山西晋剧名角丁果仙在徐溝城隍庙唱戏，唱的是“鬼戏”《拾万金》，戏中有一情节，是剧中人在家中上吊想自杀寻死，本来逢场做戏，摆摆上吊的样子，不料这个演员真的吊死了。还有人说，当时就有人看见一个“小鬼”跑上戏台一晃就不见了，准是“小鬼”把人的魂勾跑了！这只是人们对城隍庙一种恐惧感的内心流露。据说，自那以后，丁果仙表态，以后再不来徐沟唱戏了。

徐沟“天禄堂”

徐沟还有一个人人皆知的地方叫“天禄堂”。“天禄堂”是王家大财主家的堂号，是徐沟城当时最大的财主，和太谷、祁县的大财主一样，也是做买卖发家，当时在东北、内蒙古都有他家的商号。七七事变日本人入侵徐沟前后，他们全家就都外迁了，有的到了上海，而绝大部分都移居到了国外。徐沟城内偌大的“天禄堂”里，早已空无一人。据说日本人进驻徐沟后，仅“天禄堂”内值钱的东西，他们就拉走二十卡车。“天禄堂”大门上挂有“进士及第”的匾额，门前矗立着象征“进士”身份的大旗杆。王家的建筑占了西南坊的大半部分，院内楼房接楼房，院落套院落，有花园、戏楼。八国联军打进北京，慈禧太后逃往西安时，路经徐沟，曾在“天禄堂”内停留数日，后来徐沟的轿夫一直把慈禧太后送到黄河边返回。本来当时迎送送慈禧太后都是一县接一县，徐沟只要把她送到太谷县交界就行了，可慈禧太后觉得坐徐沟人抬的轿子特别舒服，就让徐沟轿夫一直把她抬到黄河边才返回。殊不知，给慈禧抬轿子的都是徐沟抬“铁棍”的高手，可见坐徐沟人抬的轿是一种享受。

王家“天禄堂”不仅房舍阔气，就连其祖坟也相当气派。墓地面积有上百亩，墓道两侧有石人、石马，还建有高大的石牌楼。巨大的墓堆里不知陪葬有多少金银财宝，吸引不少盗墓贼光顾。小时候我曾爬到一个大墓的盗洞口向里面窥视，只见有三四副棺材，棺材外用巨石包裹。土改时，全西南坊的贫下中农分地主的财产时，光“天禄堂”遭劫后剩余的家产，就在有四百米跑道的大操场上，满满堆了一操场。20世纪50年代，徐沟七街的学校，都占用的是“天禄堂”的院落，可见“天禄堂”当年的辉煌。

王家“天禄堂”的发家史，现已无从考究，但在民间有一种神话般的传说。据说王家祖上积德行善，有一天，天下大雨，有一老农推着装有几布袋玉米的手推车来他家避雨，受到王家人热情招待。由于连日阴雨不断，老汉在王家住了好几天，仍不见天晴，就对王家人说，我把这几布袋玉茭寄放在你家，过几天天晴了我再来取。老汉一走再也没有回来，王家人怕时间长了粮食发了霉，就决定倒出来晾晒，结果好几个人都抬不动一布袋粮食，最后倒出来一看，全是金豆子。从此王家买地置房开店铺，日子一天天红火起来，成了远近闻名的大财主。

徐沟社火

徐沟的民间艺人很多，所以这里的民间文艺历来就十分活跃。剪纸、面塑、刺绣，都是每位家庭主妇的拿手技艺。特别是正月十五闹元宵，这里的“社火”更是远近闻名。

先说说正月十五的“塔塔火”。在我们老家，临近正月十五，大街上的商铺，家家都要垒“塔塔火”。“塔塔火”是用煤泥做成的煤砖垒成，摆放在门前两侧，有一人多高，中间放上木柴。从正月十四开始点燃，再加上每家门上挂的宫灯或灯笼，把整条街照得通明。一拨一拨的社火队，在商铺门前打开场子表演，有高跷队、舞龙队、狮子队、旱船队、二鬼摔跤队，锣鼓家伙打得震天响。当表演到高潮时，围观的群众一片喝彩，高声叫喊“加油！”这时商铺的伙计，就用一个长把大勺把一勺勺煤油泼到“塔塔火”里，“唿”的一声，火焰能冒老高，增添了节日的热闹气氛。我心想，流传至今的各种竞技活动中喊“加油”，是不是就是由此而来？正月十五期间每晚的“社火”表演，一直要延续到深夜人们才渐渐散去。

背棍《吕布戏刁婵》

女儿文宇上铁棍时扮妆像

白天的“社火”主要是“背棍”“铁棍”。在晋中地区，很早就流传一段顺口溜：“南庄的火，太谷的灯，徐沟的背棍、铁棍爱煞人。”说的是正月十五闹“红火”，徐沟的背、铁棍是没有其他地方能比得了的。在每年的正月十四、十五、十六，要耍三天“背棍”“铁棍”。这三天，徐沟城内可以说是万人空巷，就连四邻五村的人，也要赶来观看，人山人海。不仅大街上人头攒动，摩肩接踵，房顶上也站满人，树上也爬着人。有时候徐沟的“红火”要被邀请到县里表演，遇到大的节日，还要到省城太原。在国庆十周年的庆祝游行队伍中，徐沟的背、铁棍就在省城大放异彩。徐沟的背、铁棍所以受人欢迎，有几个特点。一是设计精巧。人背人，人上站着人，有机地连成一个整体，外行人看不出其中的奥妙所在;二是无论“背棍”“铁棍”，都有一定的文化内涵，反映一个历史故事;三是装饰大方美观，化妆得体，有较强的艺术感染力。“背棍”分“单棍”“双棍”。一人背一人为单棍，一人背两人或三人为“双棍”。一人背三人的比较少见，就我们西南坊而言，只有“哑叭”能背三个小孩。“哑叭”是一个年轻力壮的好后生，先天性聋哑，至今我也不知道他的名字，人们都称他“哑叭”。

每一根“铁棍”或“背棍”都表现一个戏曲故事。比如说“吕布戏貂婵”装成一根“背棍”，下面的人装成董卓，肩上背一个椅子，上面坐着吕布，吕布背上有一方天画戟，戟的刀尖上站着貂婵。再说“铁棍”，底盘是用三寸多厚的木板制成，呈12边形，12条边插12块彩绘的玻璃扇。如这根“铁棍”表现的是一出“白蛇传”的故事，那么盘上的景饰就制有“断桥”“金山寺”等模型。手托“金山寺”的屋顶，许仙就吊在空中，他一手托起“白娘子”，背上的雨伞尖上站着“小青”。“铁棍”底盘下面要放好几百斤重的大石头，四周用布围着，前后共16人抬起，石头的作用一是使“铁棍”的重心下移，不致倾覆，二是抬起来后，能使“铁棍”配合八音演奏节拍，上下闪动，给人一种庄重典雅的感觉。现在，徐沟这一古老的民间文艺，已列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

徐沟名吃

晋中地区的面食种类繁多，就徐沟而言，更有独特的几种“小吃”。

先说说徐沟“灌肠”。这是一种用荞面做成的食品。小时候，经常在十字街的小摊上吃一碗。现在徐沟的灌肠已经走出县境，在省城太原开了不少连锁店，生意十分红火。灌肠有两种吃法。一种是凉调，把切成长条的灌肠加入七八种调料，吃起来很爽口;另一种是热炒，把切好的灌肠倒入油锅，大火翻炒，把蒜泥醋倒入搅拌，一种特殊的香味就漫延开来。徐沟灌肠好，好就好在两个原因。一是荞麦面纯，不掺假;二是制作精，以前都是手工操作，很费时，现在可能也改成机械化生产了。小时候，母亲做灌肠时我打下手。她加水，我搅拌，一直加水，一直搅拌，要顺着一个方向搅，光和面也得个把小时，一直搅到成型。所谓成型，就是把已搅拌成面糊糊的面汤，用勺子舀起来往下倒时成一条线就行了。然后把和好的面汤放入一个个盘子里上火蒸。蒸出来的灌肠每两盘垒在一起叫一对对，小摊摊出售的灌肠都是按几对、几对出售。

徐沟“疤饼”。这是一种老少皆宜，特别是坐月子媳妇吃的最佳食品。制作疤饼也不很复杂，需两种工具。一是要有一个鏊子，二是有疤饼籽。疤饼籽是用坩土做成玉米粒大的颗粒，或者在河滩拣些小石子也行。制作时，把疤饼籽在鏊子上烧热，把发酵好的面擀成近一尺直径的薄饼摊在烧热的疤饼籽上，再用鏊子上的疤饼籽复盖在饼上，盖好锅盖，捂一会儿就好。吃的时候在疤饼上抹上薄薄的一层油，撒些盐，在火上烤成金黄色，吃起来又香又脆。在我们老家，亲朋好友家生了孩子，就用一红布包皮，包一摞疤饼去探望。现在徐沟城内还有好几家专门卖疤饼的铺子，生意都很红火。

在我的记忆中，徐沟城内过去有数不清的庙宇，仅西南坊也不下一座。什么关帝庙、五道庙、土地庙等等，最使我惊奇的是观音庙，一个塑像有十几条胳膊，可能就是现在说的千手观音。如果不是几经战乱，时代变迁，把这些都保留下来，无论对旅游还是考古都是很有价值的。可惜这些辉煌的古代艺术品，在我们老家，已不复存在了。家乡的过去，在我脑海里留下多么美好的印象啊。

童年记忆

我出生在战乱年代。在我出生不久，日本鬼子就占領了徐沟城，并强占了我家的整个院落，把我们赶到南小院。在我两三岁时，记得总在离徐沟城十五里远的龙家营村大舅母家住，后来我才知道，原来是大舅母多年没有生育，想把我过继给大舅母，可父母始终没有答应。后来，大舅母连续生了两个男孩，就没有过继成。日本人投降后，我们才又搬回原来的院子。这个院子后来的情况，我在《母亲——儿女们的记忆》一书中，已有详细的叙述，这里就不再重复了。

在我的记忆中，从小母亲管教就特别严。经常让我干各种力所能及的家务活。扫院子、抹桌子、捡豆子、洗锅洗碗、擦玻璃、照看妹妹。还常受母亲指使把做好的一些稀罕吃食给东家送一点，西家送一点。再大些，就跟母亲下地劳动，间谷苗，打切棉花，安瓜点豆。可是一遇有客人来访，母亲无暇顾及的时候，我就偷偷溜出家门，找小伙伴玩耍。最常玩的就是打玻璃球和用铜元溜坡耍。那时候，我口袋里经常装不少铜元，什么“康熙通宝”“光绪通宝”，还有好多玻璃蛋子。为了取得这种玩耍的玻璃球，我曾在南门西边的一座破庙里，爬上一个泥塑神像，挖过它的眼珠，结果挖出来的眼珠虽然也是玻璃做的，但不是圆的，是椭圆的，而且还有一条尾巴，不能用来玩。

童年的我也很顽皮。有一次趁母亲不注意，跑到东场院爬上一棵枣树，偷吃没成熟的枣儿，被母亲发现拉回去在院里撵着打我。我还搞过几次恶作剧，给妹妹带来伤害。有一天，母亲安排我和妹妹“搬磨儿”，当时我六七岁，妹妹也就两三岁，我俩坐在南房的大火台上，中间放小石磨，我搬磨，妹妹往磨眼里添豆子。我就用从小伙伴那儿学来的小把戏逗妹妹玩。我说：“毛妮，你捏住鼻子，保证就张不开嘴了！”妹妹不信，就用自己的小手捏住自己的鼻子，我趁机把一粒黄豆扔进妹妹的嘴里。这个过程，让母亲看到了，她当场就给了我一巴掌，说：“你要扔到孩子气管里呛死她啦！”还有一次，母亲在南房做饭，让我烧火。我用玉菱杆往灶口里填，一手拿铁火柱挑火，铁火柱也被烧红了，我就对在一旁玩耍的妹妹说：“毛妮，你敢握住这根火柱？”我伸过火柱去，心想她肯定不敢握，可只有两岁的妹妹，竟毫不犹豫地来抓，结果烧了一手燎泡，疼得直哭。事后母亲用鸡油天天给妹妹涂手，好长时间才好了。

我从小爱看戏，特别爱看武打戏，可有一次一场文戏也打动了我。是河北的“蹦蹦戏”，就是评剧。一个女演员连唱带哭，鼻涕能流一尺长。后来听说是预先把粉条放进去的，造成很好的舞台效果。还有一次爬墙进去看戏，爬上墙头，墙很高，就那我还是硬着头皮跳下去了。有一天，下了晚自习，戏还没散场，我就坐在戏台对面老爷庙门口的石狮子上，看着看着就睡着了。戏散了，人都走光了，我还没有醒，后来是父亲到戏场找到我才把叫回家。

阎锡山的“信鸽部队”

1945年秋，日本人投降后，我们家的上东房又住进了阎锡山通讯连的一个连长。在我家正房和上西房房顶上垒了两个很大的鸽子笼。他们是用鸽子传速信息的，主要是负责徐沟至太谷的通讯联络。每天上午，一个老兵带一个年轻士兵爬上我家房顶，吹哨子放鸽子，手里拿红、蓝两种颜色的小旗，指挥鸽子起降。他们把写好的纸条装进一个一寸来长的软铁皮小筒里，绑在鸽子的腿上，放飞后，老兵在房顶上举着红旗，来回摇晃，鸽子在天空中盘旋两圈，就朝东南太谷方向飞走了。上午放飞，下午就能飞回来。后来，他们的鸽子不知道什么原因，死了不少，为了补充鸽子的缺额，他们到处打听什么地方能捉到野鸽子，就有人给他们说，“天禄堂”那么多空着的楼房，长年累月无人居住，晚上野鸽子都在那里栖息。于是这位连长就指派手下的士兵去逮野鸽子。我还跟着他们参加了一次逮野鸽子的行动。一天晚上两个士兵拿了几个麻袋，拿了一个手电筒，我就跟着他们出发了。我那时也就七八岁，我们来到“天禄堂”的院落，整个大院空无一人。我们上得楼来，一片漆黑，果然听到不少在楼上栖身的野鸽子“咕咕”地叫。两个士兵先用麻袋把窗户挡住，然后就用手电筒对住在楼梁上的鸽子晃动，那些鸽子受到惊吓就乱飞起来，到处碰撞，最后都掉落到地上。我们就手忙脚乱地去捉，捉住后就扔进麻袋里。那一次就捉了有三四十只。回来后，他们逐一检查挑选，断了脚的、折了翅的都不要，没有受伤的就留下来。当时住在下西房的本家奶奶就把受伤的鸽子拿去，杀了、退毛、煮熟，叫上我到十字街去卖熟鸽子。

逮到的野鸽子要经过长时间训练，才能担当送信的任务。他们先把这些鸽子喂一段时间，就开始训练。把鸽子装进一个不大的笼子里，好几个士兵一人背一笼，从徐沟到太谷，30里路，背去再背回来，训练好长时间才配上用场。1949年阎锡山败退以后，一夜之间，我家院内住的通讯连长就带上他的兵撤走了，几十只鸽子无人经管，后来，这些鸽子被邻居这家三只、那家五只都捉走了。

俘虏了赵承绶

1948年底到1949年上半年，在晋中地区是战争年代。解放军攻城略地，势如破竹。阎锡山的部队节节败退，溃不成军。驻扎在徐沟城内的阎锡山的部队惶惶不可终日，徐沟城内一片白色恐怖。他们到处修碉堡，挖地道，让老百姓捐款捐物，把家中的木料、砖瓦、门板都弄走了。还到处抓人，有点“通匪”嫌疑的不论真假，就拉到南门外护城河（平时无水）中乱棍打死。我家离南城门不远，在院子里就能听到乱棍打人时的吆喝声和哭喊声。我家斜对门一位姓高的邻居，赶马车到西山拉煤回来，第二天就被拉出去，说他‘‘通匪”，给乱棍打死了。他母亲悲痛欲绝，坐在当街哭喊的情景，至今让我无法忘怀。1948年底的一天夜晚，枪炮声在徐沟城东南方向响了一夜，我们担惊受怕，一夜没有合眼。后来才听大人们说，阎锡山的部队在太谷县的大常镇与解放军交上火了，打得很惨烈。大常镇离徐沟只有18里，那晚，驻扎在徐沟城的阎锡山部队得知败局已定，连夜都撤走了。果不其然，第二天一早，解放军不放一枪一炮就开进徐沟城。我们都跑到“风山口”，站在路边看解放军入城。那阵势很是壮观，一辆辆坦克车和拖着大炮的汽车从南门进来，隆隆驶过。整齐的解放军队伍中间押着俘虏穿街而过。俘虏中间有一位特殊待遇的军官，就是我们当时很熟悉的名字，叫赵承绶，是阎锡山手下的一名“司令”，是打大常镇时被活捉的。只见他骑一高头大马，双手被反绑着，脸型消瘦，长胡子飘在胸前，身子一颠一颠地缓缓向北而去。

徐沟解放后，连续好多天，都有解放军的部队向北面开，据说是去打太原的。徐溝离太原80华里。那些日子，天空中每天都有南来北往的飞机飞过。因为解放军包围太原城已有好几个月，城内断了给养，靠飞机空投维持。我们一听见有飞机的轰鸣声，就跑到院子里举头观望，时间长了，能辨认出那架是运输机，那架是轰炸机，那架是战斗机。据说当时太原城内老百姓每天只能领到一点发霉的红大米，不少人被饿死，有的得了夜盲症，传染病也流行起来，我的一位大伯就是在那时病饿至死在太原城的。

父亲的“胆量”

我大伯叫姚允权，和我父亲是堂叔伯兄弟。他病死在太原以后，费了不少周折才拉回徐沟。人死了才拉回来，按当地风俗，不能进家，就在徐沟南门外一处敞棚里设了灵堂，我们都去祭奠过。我父亲每晚一人在那里守灵，父亲从小就胆子大，不信神，不信鬼，别人说和他守灵做个伴吧，他都拒绝了。说：“你们回去睡觉，我一人守灵就行了。”敞棚是收打粮食的地方，没有门脸。设了灵堂后，就搭上块毡布遮风。灵堂内，棺材前面放一大供桌，上面摆放各种供品，供桌上有两枝高大的蜡烛，桌的两旁有一人高的童男童女。半夜三更，夜深人静，蜡烛时不时被风吹灭，父亲起身再重新点燃，又躺下继续睡觉。不一会儿，父亲就见一个童男女动弹起来，他头皮也有些发麻，心想真见了鬼了，就大胆地走到童男女跟前，用手拍它的脸，还大声说：“你吓唬谁哩！”见没有什么异常，就又回到用门板搭的床铺上躺下。可心里直犯嘀咕，难道我哥死得屈，在显灵啦？他眼睁睁观察周围动静，想弄清楚童男女咋就能动弹起来。不一会儿，就见几只大老鼠窜了出来，童男女又摇晃起来。父亲走过去一看，原来是白天上供时，把稣饭（用糯米和枣做的一种食品）掉在了童男女的脚上，老鼠啃吃酥饭，童男女便摇动起来。父亲第二天给我们讲述这件事情时，还真把我们吓得直起鸡皮疙瘩。

童年的记忆是模糊的，可这些往事还真使我铭记了一辈子。

兄妹五人在包头蒙古包前留影

上小学时的几件事

家庭是人生的第一课堂，学校是第二课堂，社会是第三课堂。十几年的学校生活，对一个人来说，无疑是一个重要的阶段。

我是1948年秋徐沟刚解放时上学的。由于战争频繁，使学校的教学秩序很不正常，所以记忆十分模糊，但上小学时的几件事却记得清楚。

天禄堂小姐绣楼。如前所述，徐沟七街的学校校址都在“天禄堂”院内。“天禄堂”大院分东西两院，两院中间是一条百米长街，很窄，只能通过马车，而且整条街上，只有他家东西两院相对的两个大门，加之两边都是高大的楼房，所以，走在这条街上，给人一种阴森的感觉。四年级以前，我们的教室在西院，到五、六年级时就搬到东院的一座楼上，是“天禄堂”小姐们的绣房。楼梯是木制的，叫“狐梯”。上楼后，放下盖板，楼梯就被遮住了。下楼时，再把盖板拉起来。有一次下课后，我刚走下两三个台阶，不知什么人突然把盖板放下，一下砸在我鼻梁上，好疼好疼。

枪毙反动县长。在我上三四年级的时候，全国开展镇压反革命运动。徐沟城内，经常贴出镇压反革命的布告。被判死刑的人，布告上的名字被点上红点。有时一张布告上有几名被判死刑的人。有一天，学校集合我们到县政府前面的广场上，参加公审、宣判反革命分子大会。那天公审的是两个曾在国民党时期当过徐沟县县长的犯人。他们被五花大绑绑着站在台上两侧，当宣布判处两个人死刑并立即执行时，其中一名犯人一下瘫倒在了台上，这时法警就把“亡命牌”插到两犯人的脖子后，架起来拖到一辆汽车上，拉到西门外枪决去了。当时，有不少胆大的同学还跟着汽车跑去看执行现场，我没敢去看，就回家了。后来听邻居说，这两个县长中有一个叫邢廷彬的，老百姓对他不很反感。另一位姓张，当县长时乱棍打死好多无辜百姓。据说枪毙他时，法警说：“这家伙坏透了，给他个满地开花！”说着把一颗子弹在头发里擦了擦，装进枪堂，一枪就把犯人的脑袋炸开了花。

我演“文明戏”。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学校号召大家捐款买飞机大炮支援前线。“雄纠纠，气昂昂，跨过鸭绿江，保和平，卫祖国，就是保家乡……”的歌声在学校里传唱，一片轰轰烈烈的景象。就在那阵子，我加入了少先队，戴上了红领巾，感到很光荣。那阵子兴演“文明戏”，我在一个剧中扮演一个十七八岁的大姑娘，梳两条长辩子。剧情是这样的：一个50多岁的老地主，看上了年轻漂亮的大姑娘，姑娘的父母贪图财主的钱财，就答应了这门亲事，姑娘就寻死觅活表示反对。有些台词我还记得一些。前一场是老地主和媒婆把娶亲的事安排好后，临退场老地主有句道白：“闭门家中坐，等着娶老婆！”然后就下场了。接下来剧中的父母、媒婆、姑娘出场。出场前，导演在我左手心涂了不少红油彩，当“父母”和媒婆定了，让姑娘嫁给老地主后，姑娘坚决不同意，争吵起来，我扮演的姑娘就叫着说：“我不活了！”并一头撞向墙角，躺倒在地上，我顺势把左手上的红油彩，按在额头上。等把我拉起来时，额头上已是“血迹”斑斑，幕布就拉上了。这个小剧后半部分的结果是怎样处理的就不知道了。演这个“文明戏”是为配合宣傳国家才颁布的婚姻法的。

我们班的高福娃，因他长得粗大，在剧中扮演老地主，其他角色是谁扮演的，都记不清了。

斯大林去世了。1953年年初，在我上五年级的时候，上级决定，将清源和徐沟两个相邻的小县合并，就是现在的清徐县。县城设在清源城。清源离徐沟30华里，汾河从中间穿过，清源在西，徐沟在东。1953年春节刚过，合并后的清徐县，决定3月初在新县城举行“清徐县成立庆祝大会”，要求全县各文艺团体做好准备，到时要热烈庆祝一番。于是，全县各机关部门、各文艺团体、各村的社火队伍准时云集县城。徐沟共去了七八十根背棍，4台铁棍，准备好好热闹热闹。结果苏联斯大林去世了，上级通知，停止一切娱乐活动，两县合并的庆祝大会也没有开成，集中在清源城的各路文艺队伍，全部返回。

1954年夏季，我小学毕业了。那会儿，清徐县划归榆次专区管辖。当年正好是榆次二中开始建校，也不知什么原因，徐沟的完小毕业生，只准报考榆次二中，别无选择。当时考生较多，三个考生能录取一个，我幸运地被录取了。西南坊和我一起被录取的还有戴维纪、常煜、于亚光、贾克明等。在全家一片欣慰和喜悦声中，结束了我的小学生活。

1954年9月1日，将近14周岁，身高只有1.41米的我，身背铺盖卷，手提装有洗脸盆等日常的用具的网兜，和西南坊的几位同学相伴，冒着细雨，到离家60里远的榆次，读初级中学。这是我第一次远离故土。从此，我开始独立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