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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为人师行为世范

2019-01-30楚平

文史月刊 2019年1期
关键词:文林文物

楚平

我与太原市晋祠文物研究所原副所长、文物学者常文林先生的女儿常学瑞是高中同学,应该说认识常先生有40多年了,但以前对他的印象只有八个字:谦谦君子,好好先生。直到最近,应同学常学瑞之邀,为其父整理书刊资料,才真正了解和认识了常先生。

近几个月来,我细心翻阅常先生那一份份履历表,一篇篇已发表或未发表的文章,一本本大学课堂笔记、读书笔记和工作日记,一盒盒为做论文积累的资料卡片,一张张调研、考察和开会的照片或生活照片,一幅幅奖状、证书……这些从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浸染着岁月沧桑,散发着历史气息的资料,还原了一个真实的常文林先生。我想,1996年国学大师启功先生为北京师范大学题写“学为人师,行为世范”的校训,为北师大师生提出了行为准则和道德规范,而常文林先生,这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北师大第一届的毕业生,早在70年前就已经开始践行这一人生信条了。70多年来,无论在教师岗位上,还是文物保护和研究工作中,常先生都摒弃浮华,默默坚守,孜孜以求,为教书育人,为文物保护,为历史文化研究,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出生望族 无奈家道中落

常文林,原名常文麟,于民国十五年农历二月二十八日(1926年4月10日)出生于山西省徐沟县集义乡大常村北街一个商业望族,只是后来家道中落了。

据常文林先生讲,其家族原有手抄本家谱,后在20世纪30年代被目不识丁的七祖母当废纸卖掉了。另有丝织品质地的“神轴”,从常氏始迁祖常仲林往下,依其辈份排列至30多代。神轴原存放在大庭院三祖父常大铭西屋,每逢节庆、婚庆日就挂起来,供后辈子孙祭拜。他小时候曾见过几次,结婚时还曾拜过,后来在1948年解放战争中被飞机轰炸烧毁了。而供奉在木雕阁楼的各代祖宗的牌位也在20世纪60年代“文革”时期被毁。从此,其家史再无文字记载可查考。但他记得神轴上大常村常氏的始迁祖是常仲林,与榆次车辋常氏的始迁祖名字相同,他认为这“两常”应是同宗同族。他曾听其本族的金根大爷(伯父)讲过,他们北街常家被编为二甲(宋、元、明、清均实行保甲制)。根据现存于晋祠文物保护区金代天德五年(1153年)铸造的大铁钟铭文“大常村常节妻捐银××缗”的记载等文字考证,常氏定居大常村为时应该很久远了,至少在金代。不知大常村村名与常家有无关系。

1994年常文林先生在半坡遗址

常家经商的河南神星古镇

大常常氏繁衍发展到常天枢时,下分三支,即常炳、常焕、常灿。常文林属二门常焕一支,常焕为其高祖父。常焕生玉堂、燕堂、保堂三子。常玉堂为常文林曾祖父,祖父为常大荣,父亲常承权。常氏始迁大常村时,生活比较贫困,主要以租种土地为生。到常天枢时,约清代嘉庆年间(1796-1820)后期,他翻过太行山,越过黄河水,背井离乡,闯荡到河南省禹州以西60多华里的山区神重镇,到瓷窑当雇工谋求生计。那时的神重镇,群山环绕,土匪出没,环境十分恶劣。但这里却是历史悠久的陶瓷产地,早在唐代就已烧制出多彩的花瓷和钧瓷。到了北宋徽宗年间,官府设置官窑,为宫廷烧造贡瓷,钧瓷更为驰名,位居宋代五大名瓷之首,神重也因此而繁荣。常天枢当雇工积累了一定资金后,开始做起瓷器买卖来,后来又逐渐购置瓷窑,雇工生产经营,而得以致富。1941年冬至1943年夏,常文林曾投考神重陶瓷职业学校学习一年多时间。其间,在神重镇东南面长春观的碑记中,他看到了捐资兴建者名录中其先祖常天枢的名字,只可惜因年代久远,捐银数字记不清了。但他至今还记得,在大常村天枢先祖修建的宅院人称旧院的正房屋檐下曾悬挂着三块蓝底金字楷书的匾额,其东面一块上书“名标东鲁”,是河南人赠送的,落款时间为道光二十年(1840年)。中间一块书“陶朱事业”,西面一块书刻什么他已记不清了。由上可知,其先祖常天枢奋斗到清朝道光年间(1821-1850)时,其事业及名望在社会上已经有一定影响了。据传常天枢的长子常炳、次子常焕既经商又兼管农业,而三子常灿为清朝咸丰年间的举人,民国时期他家门上悬挂有“武魁”匾额,乡人称其为“举人”。

常文林的曾祖父常玉堂是一位深受儒家思想熏染、人品高尚的人,深得乡人好评。其祖父常大荣单传,在家族中排行老大,被尊称为大哥。因乳名叫原喜,邻居晚辈便称他为原喜大爷。祖父常大荣一生都在河南、安徽等地经营祖业陶瓷生意。常大荣虽是商人,却饱受儒家思想文化浸染,克己奉公,和善待人,爱护子孙,常常引经据典教育晚辈,只可惜在常文林刚满三岁时就去世了,享年73岁。祖父常大荣一生先后娶妻三房,第一位是太谷县西白村人,婚后不久就病故了。几年后续弦太谷县中杨村望族张氏之女,生一子一女,子即常文林之父常承泉,女出嫁于榆次县永康乡史家庄晋商望族史姓家族,生三子仁娃、溫娃、武娃。祖母张氏病故后,祖父常大荣再次续弦徐沟县史家社村段氏。段氏曾出嫁于太谷县东坊村,也为续弦。段氏祖母视常文林为掌上明珠,祖孙俩相亲相依,直到他8岁时祖母逝世。

常文林的父亲常承泉也是单传,在家族中也是排行老大,同辈人都称他大哥。他幼时丧母,与本族二门的二弟常承洪(乳名东儿)同在常家私塾念书,本村庞志原爷爷是他们的启蒙老师,教授四书五经和珠算等课。兄弟俩同住旧院,亲如一母同胞。两人曾在太谷县城一家著名的中药店当学徒,后又同去河南神重等地经营祖业。再后来二叔常承洪与榆次籍的张省三另立企业,名为同心公。父亲常承泉继承祖父常大荣遗志,先在神重总店经营管理,后被任命为安徽太和县旧县镇分店掌柜,与三祖父常大铭等共同经营分店数十年,直到1940年冬患病返家,次年农历二月初五日离世。父亲去世时年仅14岁的常文林抓住父亲的手不放,痛哭欲绝,年仅11岁的胞弟文麒(乳名呈祥)则站在地上不知所措,悲痛落泪。至此,没有了生活来源的孤儿寡母的生活便陷入窘境,且每况愈下,穷困无依数十年,以致胞弟文麒因生病无钱治疗而早亡。这是常文林母子一生的痛和恨,每每想起,都泪流难止。

1941年常文林父亲去世后不久全家合影

常文林的三祖父常大铭是一位乡间文人,善于治学,对经商却没有兴趣,更无热情,实在是环境所迫不得已而为之。而他的父亲常承泉则忠厚诚实,待人热忱,对家族事业执着热心,且忠心耿耿,所以三祖父便把业务重担放到他肩上。实事求是地讲,常家安徽分店的兴旺发达多赖于常承泉的努力奋斗和苦心经营,他身患重病,却因人手不够离不开而延误了医治。他为常氏家族祖业用尽最后一点精力,耗尽最后一滴心血而英年早逝,享年仅56岁。然而,他对家族的贡献却并未使妻子儿女得到好处,相反,由于失去生活来源,且家族对金钱管控,使他们长久地陷入艰难困境。

常文林的母亲侯春变出生于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是一位善良贤慧的女人,相夫教子,勤于家务。其父亲在外经商,按当时商家规定,每工作三年才能休假回家一年。父亲不在家的日子里母亲便是家中的一把手,既要照料年迈婆母的饮食起居,又要抚养年幼的子女,还要接济陷于贫困的娘家的生活,打里照外,苦累一肩承担。父亲病故后,断了经济来源,虽然有45亩薄田由老舅父帮助耕种,但雇工、投资都陷入困境。特别是阎锡山政府实行“兵农合一”后,因家中没有壮丁当兵,粮食被征收,土地也分给了“民卫兵”家庭,全家的生活陷入吃糠面窝窝头甚至吃草根树皮的绝境。当1948年8月中旬常文林回到阔别八年的家乡时,看到母亲在街上叫卖鸡蛋,妻子则手织自行车车把套等小织物卖钱以维持家庭生活。常文林每每想起这情景,就伤心落泪。为维持生计,常文林携妻奔赴河南神重镇瓷铺,本想要回二门应得的三分之一股份和父亲的身股,却被掌权的本族四叔父拒绝。

常文林的母亲

常文林的妻子刘贵荣是本村人,于1922年农历五月二十四日出生,大常文林4岁。大常刘家是清朝乾隆皇帝特赐海盐专卖的皇商,在大常是首户,也是附近几个县的望族。虽然在清末也同其他晋商家族一样逐渐衰落了,但尚能维持残局。刘贵荣生在长门。长门有威怀堂、勤俭堂和敬业堂三支。刘贵荣属威怀堂一支。出生在这样的家庭,本应生活富裕,但因其父亲刘佩曾从小娇生惯养,沾染了少爷公子的恶习,特别是在妻子病故后,开始吸毒,家务无人照管,以致把五个孩子以每人每年350银元抚养费寄养到别人家。时年刚刚9岁的刘贵荣,在寄养家庭早起晚睡,照料弟妹,侍奉大人,清洁屋子,帮老妈子们做数十人的饭菜,且不给钱,一套棉衣穿好几年。就这样,她还得谨小慎微,惟恐发生差错。这种生活一直延续到她嫁到常家。可好日子没过多久,便又陷入贫困。

常、刘两家本是邻居,所以常文林和刘贵荣从小就相识。常文林13岁那年,因日寇占领,学校倒闭,而在安徽太和县旧县镇经商的父亲音讯皆无,家中经济陷入困境,他只好沿街叫卖豆腐干以维持生计。每当他到刘家门口叫卖时,刘贵荣总要出来与他打招呼说话,久而久之,两个年轻人相互之间产生了爱慕之情。1940年,为了让已病重的父亲早日见到儿媳,14周岁的常文林与18周岁的刘贵荣订婚,次年,即1941年农历二月初八完婚。刘贵荣由于少年丧母,父亲又不争气,从小就养成了自力更生,勤俭持家的好习惯。她贤慧善良,宽厚忍让,把婆婆当亲娘一样服侍,在家境极为穷困、丈夫八年杳无音信的情况下,婆媳相依为命,苦苦挣扎生活,直熬到丈夫回到身边。之后,她悉心侍奉婆母,照护丈夫,养育孩子,直到2017年去世,享年95岁。

常文林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第一批北京师范大学和南开大学的毕业生,曾在大学任教近八年,是名副其实的知识分子,却与目不识丁的妻子刘贵荣一生相依为命,相亲相爱,白头偕老,真是难能可贵。常先生说:“我的一颗心永远在我妻的怀抱中,尽管我的大、中学同学和一些学生追求过我,但我从未动心。也许这就是爱吧,是坚贞纯洁的爱!”他们育有三个女儿,如今四世同堂,其乐融融!

与命抗争 有幸桃李芬芳

1941年父亲的早逝,对常文林来说,是一个致命的打击。不仅失去了生活来源,更重要的是在他14岁的心灵深处,埋下了深深的创伤,以致影响了他的一生。

父亲去世后不久,为了全家生计,结婚仅几个月的常文林便痛别寡母和二姐云妮(养女)、幼弟文麒、娇妻贵荣,随三祖父远奔安徽、河南,这一走就是八年。八年间,他身在国统区,虽然思念家人至极,却由于家乡深陷日寇占领区,书信不通,他得不到家人的一点消息,只能望乡长叹。他先是在河南的一个商店当学徒,挨打受骂,早起晚睡,过了一段一般人难以忍受的生活,后来就待在父亲多年经商的地方安徽太和县旧县镇,上了几个月小学。1942年5月,他又辗转到了祖父辈经营陶瓷业近200年的河南禹县神垕镇,人陶瓷职业学校学习一年多。抗战时期,国民党统治区建有许多战时中学。1943年秋季,一个偶然的机会,他考入了前鲁苏豫皖边区学院附属中学,即河南第一战时中學校。1944年,日军占领中原,他也随校跋山涉水到了陕西汉中,该校改名为汉中中学。1946年夏天初中毕业。同年秋天,考入汉中前国立第七中学(原国立山西中学)高中部。1949年5月,由于他阅读进步书刊,参加举办墙报、反饥饿罢课等激进活动,受到当局政治迫害,再加上学校即将遣散,无法停留,便在其老师王建桢和堂哥常文祥的同学的资助下逃到西安,欲投奔延安,不料到西安后受阻。在同学张锦家躲藏六天半后,于5月17日迎接了西安的解放。5月23日,他考入刚进城的前延安大学(后改为西北革命大学),随即参加了学校组织的上街进行支前、保卫西安的宣传、维持混乱秩序、下乡征购军粮、招生及培训新学生等方面的工作。由于西安夏季炎热,他们工作繁重,再加上他本身体质虚弱,终于病倒了。恰在此时,他收到了阔别八年的母亲的来信。由于想家心切,又生病无人照料,便回到阔别多年的家乡,与家人团聚。当他回到家里时,才知道文麒胞弟和二姐云妮早已因贫病离开人世,只留下母亲和妻子相依为命,艰难度日。他心痛不已。为了解决全家人生活的燃眉之急,他与妻子急赴河南神重镇,想讨回属于父亲的股份,却被吸毒的四叔夫妇无情拒绝。他又一次感受了人情的冷漠。

1941年常文林夫妇结婚照

在西安本已参加延大工作却又返乡,丢掉了工作,这是常先生一生的痛。这使他的工龄计算推迟了5年,从1954年大学毕业参加工作时才算起,而他的同学却从1949年算起,算离休干部,工资待遇比他高了许多。每当回忆起这件事,他就后悔,他在一篇文章中反思这件事,写道:“一个人在他漫长坎坷的历史中,在他紧要的关头,如果迈错一步,将会给自己带来终生的遗憾。”其实,人生道路的选择,常常取决于偶然因素,而且当时的选择,也未必就不好。试想,如果当时选择留下,充其量算上个离休干部,多拿几块钱,可他就可能失却上大学的机会,他的人生可能就是另一种模样,未必比现在强多少。更何况在当时的情况下,但凡是一个重情感有孝心的人,都会作同样的选择。常先生大可釋然。

在家养病近一年后,为了改变命运,也为了完成父亲的遗愿,常文林发愤努力复习功课,1950年,他竟一口气考取了三所大学,当时是各校单独招生。最终他选择了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当时家庭生活仍十分困难,长女又刚刚出生,但母亲和妻子都非常支持他。妻子为了给女儿增加奶水,也只能多煮些菜汤喝。为此,作为父亲和丈夫的常文林心里非常不安,边上课边惦记着家里的生活,他也曾想过放弃读书去找工作,但没有文凭,找到的工作月工资也只有220市斤小米(那时尚未实行货币制),还不够一个人吃。无奈,他只得坚持下去,因为师范类院校学生当时由国家供养,不但管饭,每月还发4元人民币助学金,到冬季北京市学联还发一套蓝色棉衣,到次年4月收回。他读书4年,穿了3套新棉衣。而且他还能从助学金中节约出一点钱,逢村里庙会或过节时十元八元地寄给家里,贴补家用。

常文林不仅学习特别用功,还积极参加班里和学生会工作,曾任班长、学生会通讯组副组长。经过4年的苦读,1954年7月,他从北师大毕业,响应国家“开发西北,建设西北”的号召,自愿申请,由中央教育部分配到该部直属的西北师范学院(抗日战争时期的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任教,担任中国古代史及中世纪史的教学工作。1957年9月,他又考入天津南开大学历史系进修,专修明清史,指导教师是明清史专家郑天挺教授。在南开进修期间,参加了历史系《清实录经济资料辑要》一书的编写工作,该书由中华书局出版。还参加了《明史》的标校工作。1959年9月从南开结业后,按照国家教育部定向培养,“从哪里来,回哪里去”的精神,被分配到由兰州大学文科各系和西北师范学院合并成立的甘肃师范大学历史系,承担明清史专业教学,并负责辅导历史系主任、隋唐史专家金宝祥教授的一名研究生。其间,曾担任助教、讲师、班主任、教研室秘书、资料室负责人、工会宣传委员等工作。根据教学工作的需要,他编写了《明清史讲义》上、下册,《明清史专题讲义》等教材,供学生使用,并被评为教学科研成果。同时,参加了9个月的由中国科学院组织的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工作,撰写了《甘肃省裕固族社会历史调查》一书。教学期间,他先后搜集整理资料170余万字,均作为教材由学校印发学生。

常文林先生先后任教8年,他严谨治学,孜孜以求,成绩斐然。多年以前他就曾不无自豪地对我说过:“我教过的学生,有的已被提拔为高等学校、中等学校的领导,有的被提升为教授、副教授,有的被评为模范教师和先进工作者,他们都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做出了可喜的成绩。真的是令人欣慰啊!”

悉心文保 工作著述双丰收

1962年冬,为了照顾年迈的母亲和妻女,常文林申请调回太原,经时任太原市副市长刘舒侠批准到晋祠文物保管所任副所长,从事文物保管、宣传和研究工作,1985年后,兼任晋祠文物研究所副所长(无所长),负责研究所筹建、文物研究和培养研究人员等工作,直至1986年退休,先后达25年之久。其间,无论是兼任行政领导职务,还是分管文物业务工作,他都做得踏踏实实,一步一个脚印,为晋祠的文保工作作出了重要贡献。

每当谈到业务工作,常文林先生就激动,就充满感情,时过20多年,他却能一桩桩一件件,娓娓道来,包括时间、地点、人物、事件的全过程,包括每一个细节,他都记得清清楚楚,如数家珍。他对国家文物保护事业的那种热爱,那种负责,那种敬业和虔诚,令人动容。

常文林在晋祠文物保管所、研究所(今博物馆)的20多年间,先后任干事、领导组组长、副所长、副研究馆员等职,做了许许多多的工作,可分为“行政”和“业务”两大块。其行政工作方面最重要的有下面几项。

一是参与晋祠文物园林管理局的筹建。晋祠文物保管所与晋祠公园从1958年始分治,文物保管所归市文化局所辖,公园归市园林局管理。公园所属的照相馆在祠内傅山纪念馆西面修了一木制小厅,一个冬季的深夜,工作人员生火取暖不慎着火,木厅被烧光,傅山纪念馆檐柱烤焦,树叶烧毁,馆内陈列的近100幅傅山书画珍品险遭火毁,所幸在腾云楼居住的本所苏姓职工发现起火,呼喊全所人员救火一小时,才免却一场灾难。事后,常文林出于一个文物保护工作者高度的责任感,向时任市委宣传部副部长(主持工作)赵望进作了汇报,同时,建议尽快贯彻落实中共山西省委宣传部张玉田部长关于筹建晋祠文物研究所的指示,组织筹建晋祠文物研究所。他应赵望进副部长之约请,共同起草了有关文件,研究了机构方案及人员配置等问题。后经市委研究决议组织筹建晋祠文物研究所,统一管理文物、园林工作。1985年,他被调任筹备文物研究所工作,并被任命为研究所第一任副所长。在筹建过程中,他经历了不少周折,耗费许多精力和心血。如在园内设立公安派出所以保证文物安全的问题,省公安厅不同意另设,认为已有晋祠派出所,完全可以兼管。无奈之下,他亲自找到时任公安厅厅长的李俊虎,说明设立园内派出所对文物保护的重要性,并讲明不再设单位保卫组,由新设立的园内派出所全面负责文物、园林的安全。他终于说服李厅长,经研究设立了园内派出所,使文物、园林的安全得到有效的保障。

神垕镇镇关帝庙戏楼

神垕镇苗家湾晋商碉楼

二是迁出居民,收回塔院。1952年,省里建高干疗养院时,将奉圣寺原殿宇、厢房等古建筑拆除,翻盖了134间病房,院部则占用奉圣寺、塔院及晋溪书院,全部归省晋祠高干疗养院管辖。为了扩大文物区,有效保护奉圣寺、塔院及晋溪书院,常文林在7年时间内曾先后数十次打报告向省委省政府申请,但均无结果。1977年7月,常文林借省委书记王大任来所安排中央叶剑英元帅将来视察晋祠有关事宜之机,再次提出收回塔院、扩大文物区的愿望。并将以前与疗养院协商,对方要求支付40万元人民币以建疗养楼的情况作了汇报。王大任书记立即责成秘书刘建基安排研究所打報告,要求无偿归还疗养院所占房屋和塔院,建疗养楼的经费由省委另行解决。1978年8月,经省委书记王大任和副书记韩英批准,终将省晋祠干部疗养院在文物区内占用的134间病房和院部所占奉圣寺、塔院和晋溪书院无偿归还晋祠文物研究所,并由太原市委负责将在“文革”期间占据该区病房的34户农民和居民迁出。这样,不仅扩大了文物区游览范围,而且净化了文物区环境,更便于文物区的安全保护工作。

三是兴建并加高围墙,保护文物区“四至”。1971年4月底,时任太原市委书记马杰来晋祠视察,由常文林陪同。他借机提出兴修东、南围墙,加高西、北围墙,以防百姓建房侵占,保护文物区范围,并于“七一”实行门票制,票价5分,以维持游览秩序的建议。马杰书记听了很高兴,立即决定先拔5万元,不够再找他追加。不久,5万元拨款到位,按计划兴修和加高了围墙,实行了门票制。这样,不仅划定了文物区范围,免遭外单位和居民侵占,同时实行门票制,进行了“以文养文”,走向市场的超前性尝试。

四是装备了文昌宫贵宾接待室。1979年秋,国务院副总理薄一波来晋祠视察,由常文林陪同并作导游。其间,薄老指示要“保护文物,发展旅游”。随后,为更好地发展旅游,创建好山西的窗口,常文林奔波于省、市外办,经多次申请,终于得到3.5万元的拨款,装修了文昌宫贵宾室,更新了设备,配套了设施,使之得以更好地发挥接待窗口的作用。

五是筹建工艺美术厂,解决单位职工农村家属子女就业的问题。时隔不久,省委王大任书记陪同前北京军区司令员郑维山来晋祠视察,由常文林陪同并导游。行至水母楼时,他借机向王大任书记提出复制文物产品作旅游纪念品,解决所里职工农业户口家属及子女就业的问题。当时王大任书记回答研究一下后答复。1979年,王大任书记又陪同国家农委副主任李瑞山来晋祠视察,仍由常文林作导游。行至水母楼上时,王书记对他说:“老常,我们研究过了,同意你们的意见,先办小集体,我给晋祠公社说一下,挂到他们那里,先办起来,以后给你们换成大集体。”这样,他们便办起了工艺美术厂,即后来的劳动服务公司。不久,常文林又同省外办的肖琴处长一起找王大任书记,将该厂转为大集体,并责成有关部门批准20名招工指标。这样,不仅解决了部分职工家属及其子女的就业问题,同时开发了晋祠旅游纪念品,取得了一定的经济和社会效益。

六是完成了文物区内的小型维修工程。“文革”后期,由于分管基建的人员下放劳动,常文林被市革委任命为所领导组组长。他聘请晋祠修缮队,即市房地局第10修缮队,对文物区内遭到不法分子破坏的一些文物进行了维修保护。如鼓楼上的鼓皮被人割掉,因没有经费,他便请侯五货师傅等用五合板充作牛皮蒙上,再用相近色彩的油漆涂上,以假乱真;钟楼上明万历三十四年(1596年)铸造的铁钟落到地上,他也请侯师傅们悬挂起来;金人台上西北角的宋铸铁人,因其腹内支撑地面的木柱腐烂,铁人仰卧在了低矮的砖砌回栏上,也经侯师傅修复立正;真趣亭建筑向东南方向倾斜,他与侯师傅等研究移正加固;对祠区内的众多古树都建造了钢筋回栏加以保护,对昊天神祠的隋槐也请侯师傅等用铁锢加固,对赤桥村智伯桥边的古槐树枝杆建议该村用铁锢加固,等等。令人颇感神奇的是,这些当年维修加固过的地方,历经30多年,迄今如故,可见当时他和师傅们态度之认真,技术之高超。

神垕镇晋商大院

七是兴建宿舍,购置卡车,解决了职工生活问题。在常文林兼任行政职务期间,他还协助基建处兴建了职工窑洞宿舍,利用王茂林市长陪同外地客人视察晋祠之机,先后争取到27万元,安装了暖气设施。利用省委王克文副书记来晋祠之机,争取到1.8万元,购置了卡车,每年节约基建维修运费4万多元。这样,既解决了职工的生活问题,节约了费用,又消除了火灾隐患,保护了文物。

晋祠文物研究所,是业务性很强的文物保管单位,具有保管、研究、宣传和内、外事接待等多项重要任务。常文林于1962年从甘肃调回山西到文物所工作以来,一直偏重于业务工作。如业务人员的管理、培养,文物库、图书室建设,办公室、接待、导游等工作中规章制度的建立,文物档案建设等等。从1985年7月筹建晋祠文物研究所之后,其主要业务工作就转到了文物研究和培养文物专业人员方面。就其业务而言,他的主要贡献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深入社会和民间搜集、征集文物。常文林先后收购了刘大鹏《晋祠志·植物志》手稿孤本3册,收集了义和团(或“红灯照”)使用过的宝剑一柄。1965年,他和钟信副主任赴北京,从寄居北京西什库西街的清徐人高老先生处收集到清宣统帝皇宫日用烧制器67件,只可惜在“文革”中大部分丢失,现只存10件。此次还借回解放军图片展一套在晋祠展出,之后摄制了晋祠电视宣传片一部,并拷贝存库。1973年,他从市内府西街废品收购站用200元收购回明嘉靖二十七年(1548年)铁铸狮子一对,基座一个,现陈列在关帝庙山门前。稍后又从刘家堡村收集回清代大石雕狮子一对,现陈列在胜法楼前。1975年7月,经有关方面批准,他从徐沟无偿收集搬运回金世宗天德五年(1153年)铁铸古钟一通,为罕见珍宝,现悬挂在文物区南侧西湖东岸钟楼内。“文革”后期,他将一位杨老先生赠送自己的一平车书籍捐赠给研究所书库,其中不乏善本图书,如其中的《西厢记》即被中央定为一级文物。除此之外,他还先后收集宋代小石棺一具、民国年间财神等瓷器数件、西汉半两古钱币50余斤、图书600余册等。在其所收集的图书中,经国家鉴定为珍本、孤本的有5部,属国家一级文物,均在国家、省文物部门备案。这样,深入社会和民间收集、征集文物,既充实了文物区内容,使流散在民间的文物免遭流失损坏,又为文物研究和地方史研究提供了实物资料。

二是恪尽职守保护文物。“文革”开始后,面对到处所谓破“四旧”,甚至后來打、砸、抢的混乱局面,常文林冒着很大的政治风险,秘密藏匿了文物档案,使晋祠文物档案免遭一劫,为后来文物普查、《文物志》编写和文物研究保留了珍贵资料,提供了方便。他说,他当时坚守一个信条:“只要我常文林在晋祠工作,就绝不让这些珍贵的文物档案受到损失!”在那些混乱的日子里,他和所里同事们日日夜夜地守护着这些文物档案。他还与所里人员对附近发现的墓葬进行考察和保护。1970年,他与清队学习班军代表李文彬部长考察了王郭村距今1400多年的北齐东安王娄叡墓,并请托王郭村大队加以保护。1980年至1981年,省、市考古人员发掘了这座古墓,得陶瓷器600余件,揭、摹200平方米的大幅珍贵壁画多幅。如前所述,1971年,他设法申请经费,维修并加高文物区围墙,实行门票制;1978年设法收回晋祠干部疗养院所占区域等等,都是有效保护文物的措施。1974年,他还通过组织工作人员到天龙山、龙山、太山及崛围山考察普查文物,组织举办傅山、阎若璩及山西历代名人书画展览等办法,向老百姓宣传国家文物保护政策,提高他们保护文物的自觉性。

三是建立健全规章制度。为了有一个正常的工作秩序,常文林在分管文物业务工作期间,学习北京、上海、河南等省市博物院(馆)的经验,结合本所的工作实际,研究制定了文物藏品管理、图书资料管理、陈列展览管理、重点文物电影电视拍摄管理办法和导游员守则等规章制度,完善了库藏文物出入库手续,初步建立起文物库档案,使文物工作步入有章有序之良境。

四是悉心培养文物专业人材。“文革”前,省文管会只给晋祠文物保管所15名人员编制,其中仅文物商店和美工室就占去了4名,实际工作人员只有11名。另有7名“补贴工”。这18个人从文保、科研、接待到卫生、绿化、维修等,办理了全所内外一切事务。“文革”后,随着形势的发展,工作任务加重,业务量增加,经王大任书记同意,市计委批准,又招收了20名插队知识青年。新招的这些人只有初、高中文化程度,一时不能适应工作需要,常文林便组织加强培训。他们采取了课堂教学、课外辅导、定期考试、张榜公布成绩;淡季多学、旺季少学、终年不断;请进来讲学、派出去进修等培训方法,以尽快提高他们的文物知识水平。其间,常文林亲自讲授全年的主要课程,他还不时邀请山西大学、省文物局等部门的专家来所讲课。这样,不仅使这些青年很快具有了独立工作能力,胜任了本职工作,也为他们进一步做文物科学研究打下了学养基础。后来,有的走上领导岗位,有的调到外单位工作,业务水平都比较高,反映良好。

五是认真热情做好宣传和接待工作。晋祠是山西省最早的涉外单位,至2000年前后,40多年间,共接待了世界各地1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外国贵宾、港澳台同胞和华裔华侨,以及许多国家领导人和无以计数的旅游者。常文林深深懂得,作为一个涉外工作人员,他首先是国家安全的保卫员,是国家文物保护政策的宣传员,其次才是文物工作者、导游、接待人员。他既要有敏锐的政治洞察力,又要有广博的知识水平,还要懂得外事接待规则。要做到这一点,他必须努力学习,并做到脑勤、手勤、腿勤。一次接待友好城市英国纽卡斯尔市首批以市长、议长为团长的访问团,由王茂林市长陪同,常文林导游。他预先做了功课。当讲到献殿的创建年代正是英国剑桥大学建校的那一年时,他讲道:“当我们创建圣母殿时,纽市人民正在创造他们的城市,我们两国虽然隔着千山万水,但在同一时间为人类的文明创造了物质财富。”他还谈到了两国人民对“龙”的迥然不同的理解认识等。这样的讲解赢得了贵宾们的高度兴趣和赞赏。为此,王茂林市长称赞他为太原市争得了荣誉,还特邀他共进午餐。

晋祠

金世宗天德五年(1153年)铁铸古钟

几十年来,常文林接待过的贵宾难计其数,在他的工作笔记本上,密密麻麻记录着他曾经接待过的我们国家的领导人、外国领导人和学术界名人。我国领导人有刘少奇、周恩来、朱德、江泽民、李鹏、陈毅、万里、彭真、薄一波、黄克诚、刘澜涛、宋平、胡耀邦、胡启立、阿沛·阿旺晋美、包尔汉、赛福鼎、华国锋、方毅、邓力群、李雪峰、赵紫阳、林枫、王恩茂、栗裕等。外国领导人有喀麦隆总统大鲁姆,澳大利亚总理弗协泽及其女儿,美国前驻北京联络处主任老布什及其小儿子大卫等。学术界名人有杨振宁、李政道、刘开渠、史焰、陈万里、钱绍武、潘洁兹、雷洁琼、陈明达、温廷宽、李泽厚、穆宗江、祁英涛、梁思成、林徽茵、陈从周、罗哲文、傅天仇、徐邦达、刘九庵、宝昌、王朝文、侯外庐、白寿彝、郑天挺、吴廷缪、吴晗、蔡尚思、任继愈、杨志玖、王玉哲、王思志、刘炳通、荣孟源、钱伟长、赵朴初、大谷、西园寺工一、增田正之、景上清、王冶秋、梅兰芳、程砚秋、尚小云、白杨、金焰、孙道临、张瑞芳、徐肖冰等。当然,他接待过的还有难以记录的许许多多国内外的政治家、军事家、学者、企业家、艺术家等。

几十年间,为了宣传晋祠,宣传山西,常文林主持了许多次展览宣传活动。他认为,晋祠是敬奉历史人物的宗祠,它应与园林有不同的陈列内容和方式,展览必须以历史人物为主。所以搞了山西历代名人书画展,清初经学大师阎若璩事迹陈列展等,设立了傅山纪念馆,社会反响很好。而每次举办历史文物展览,他都要亲历亲为,从制定方案,组织力量,到遴选展品,培训人员,一丝不苛。此外,他还应聘担任宣传晋祠的电影电视的拍摄顾问,曾应邀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录音,向台湾同胞介绍晋祠的文物;曾接受日本、美国七大报社记者的采访,在他们的报纸上介绍晋祠;曾参加十多次学术会议,交流关于文物保护方面的论文;曾为南开大学、天津师大、北京师大、西北大学、山西大学、山西师大、太原师专等高校的本科生、研究生讲授晋祠文物;曾为湖南大学的研究生讲授晋祠文物和中国书院制度史;还应邀为几个单位工作人员讲授文史知识。这样,既宣传了国家的文物保护政策,宣传了晋祠和山西,交流了学术经验,同时也提高了晋祠文物研究所的学术地位和知名度,扩大了晋祠在国内外的社会影响。

严谨著述 科研成果服务社会

由于常文林在北京師范大学学习期间就得到侯外庐、白寿彝、何兹全、黄药眠、荣孟源、徐特立及郑天挺、杨志欧、马汉麟等十余位著名专家的培养教育,特别是在南开大学进修期间直接受业于郑天挺恩师门下,在西北师大任教期间受金宝祥、赵丽生等教授治学思想与方法的影响,使其在收集资料、教学、科研、写作等方面养成了严谨而究其源要的治学方法。他很厌烦那些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东拼西凑,不求实际的所谓专家学者。他写作慢,每用一条资料都要寻找原著探究其来龙去脉。几十年间,他勤奋笔耕,严谨治学,著述颇丰。在南开大学进修期间,就与郑天挺、杨生茂等师生7人合作编著《清实录经济资料辑要》《晋秦豫访古》二书。任教期间,撰有《明清史讲义》《明清史参考资料》《明末农民大起义》《明成祖迁都北京的原因》《清代的文字狱》《乾隆对新疆局势的稳定》《甘肃省肃南裕固族社会历史及其经济结构的调查》等专著。晋祠是一个开放的单位,是文物与园林相结合,而以文物为主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它附着在珍贵文物上的古建艺术、园林艺术、宋代雕塑艺术、各代名家书法艺术等,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织部分,值得深入研究。常文林是历史专业毕业的高材生,对这些古代艺术情有独钟。到晋祠文物研究所工作后,几十年间,他系统地钻研了与晋祠文物园林艺术有关的历史、古建、地震、园林、雕塑、书法等书籍,收集整理了1000多张资料卡片和读书心得,积累了大量的研究资料。在此基础上,撰写了《晋祠古建筑和文物考略》《晋祠宋塑侍女像的传神艺术》《晋祠侍女像的造型艺术》《晋祠侍女像的服饰》《晋祠造型独特的美人鱼塑像》《晋祠的舍利生生塔》《晋祠宋建圣母殿的建筑结构及其抗震性能》《晋祠昊天祠的建筑艺术》《我国园林建设和旅游业发展的关系》《晋祠藏国宝,华严再生辉》《刘雨若与翰香馆法帖》《段莘与太原段帖》《乾隆与三希堂法帖》《中国古代妇女的发型发式》《中国古代妇女的画眉艺术》《晋祠收藏的金代古钟》《唐太宗与晋祠铭并序碑》《傅山的书法艺术》《浅谈清代的青花瓷器》《我国古典园林的叠石艺术》《试论文物在对外宣传中的社会效益》《周恩来总理与南开大学》《叶剑英元帅在晋祠》等200多篇论文,其中40多篇在国内外刊物发表。还不时在报刊发表一些诗歌散文作品,如分别于2006年和2008年在《山西工人报》发表了诗歌《我这一年》和《晋祠颂》。

常文林夫妇

1997年启功先生为北师大题写的校训

1986年,常文林到龄卸任退休,事实上,他却退而未休,继续发挥余热。先是被省文物局聘任编写《山西文物古遗址地图辑》,后又在九三学社山西省委任《社史》副主编,编辑出版了《社史·大事记》一书。

常文林几十年的努力和辛苦得到了丰厚的回报——不是金钱财富,而是社会的高度认可和各方面赋予的荣誉。1984年,他参加了九三学社太原分社。1985年6月23日,在历经30多年间的多次申请后,他终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多次荣获单位优秀党员、先进工作者和中共山西省委对外宣传先进工作者称号。他是政协晋源区第一次代表大会特邀委员,是政协晋源区文史资料委员会委员。他积极参与社会学术团体工作,是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会员,山西历史学会理事兼学术委员,太原历史学会理事长,太原文物学会副秘书长,山西旅游经济研究会常务理事,现代山西研究会理事,山西石刻艺术学会理事,太原市傅山研究会副理事长,北京市文联会员。他还兼任九三学社山西省委《社史》编委会常委及副主编。

纵观常文林的人生之路,他严谨治学,辛苦工作,为教书育人,特别是为国家的文保事业,孜孜以求,耗尽了心血,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可谓学为人师,行为世范,是我们人生的楷模。如今,虽然与他相濡以沫的爱妻已于2017年先他而去,但年届92岁的常先生,与女儿们一起生活,四世同堂,其乐融融。我们恭祝常文林先生健康长寿,幸福满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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