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雅萍，何辉斌

（浙江大学 外国语言文化与国际交流学院，浙江 杭州310058）

一、引言

美国当代著名小说家托妮·莫里森（Toni Morrison， 1931—2019）的小说《慈悲》（A Mercy，2008）①目前，国内有多个该小说的中译本，其标题有“慈悲”“一点慈悲”“仁慈”和“恩惠”等译法，笔者认为“慈悲”这一译法比较符合本文想要论述的观点，因此选择这一译法。蕴含丰富的主题。当前，国内外研究者从不同的主题切入对小说进行了较为深入的阐释，主要视角有蓄奴制（王守仁、吴新云 2009）、家（胡俊 2010）、叙事学（尚必武 2010；熊沐清 2011）、创伤书写（尚必武 2011）、历史书写（Moore 2011；哈旭娴 2016）、意识流（庞好农 2012）、爱情（Alexandre 2017）、母性和女性气质（隋红升 2017；毛艳华 2018），等等。然而，很少有研究者从乐园叙事视角入手对这部小说进行阐释。

事实上，莫里森自始至终都没有停止过对乐园主题的想象和思考。1993 年，她在诺贝尔文学奖获奖演说中称，“倘若人们尚且还不愿花些许时间去试着了解他人的语言、观点或人生故事，那么谈论天堂乐园肯定有些仓促，甚至为时过早。假如人们做到了这些，那么他们想象的天堂其实就在他们脚下”（Morrison 1994： 5）。这个主题在莫里森的小说《乐园》（Paradise，1998）中表现得淋漓尽致。该小说描绘了一个属于黑人的乌托邦——鲁比小镇， 凸显了非裔美国人对自由和平等的强烈渴望， 以及他们为之付出的巨大而艰辛的努力。莫里森采用后现代叙事手法，对一个封闭的黑人社区进行了解构，并呼吁黑人群体重建一个没有种族和性别界限的乌托邦（早李燚 2010）。正是基于这一美好愿景，莫里森于2008 年发表了小说《慈悲》，对北美殖民地时期的历史进行了重新思考。

17 世纪初，第一批欧洲移民到达北美大陆，为了不辜负上帝的信任，他们要在此处重新找回失去的乐园（常耀信 2003： 12）。那么，彼时的北美大陆是否有可能成为乌托邦式的乐园？如果有，会以什么样的形式存在？莫里森在21 世纪初讲述的那些可能存在于17 世纪北美大陆的人和事，对当下会有什么样的启示？文章将对这些问题进行深入探讨。

二、理想的家园与乐园的建构

在创作小说的过程中，莫里森尝试用语言描述现实的、想象的及可能的种种生活。她认为，“虽然有时语言在置换的经验中找到了栖息之地，然而它并不能替代语言，因为语言终究循着弧线奔向生命意义的所在”（Morrison 1994：5）。在《慈悲》这部小说中，作家描述了其所想象的以及可能的17 世纪北美大陆的种种生活。莫里森觉得这些描述并非是毫无依据的杜撰，她在2008 年的一次采访中说：“从历史学家、人类学家和生物学家对那个时代的已有研究中，我受益匪浅。首先我要做的是找到当时北美大陆的真实状况——植物啊、动物啊、天气啊等，我读了一遍又一遍。”（Smallwood 2008：37）除了自然环境，莫里森还对最早一批欧洲移民作了深入研究，包括他们移民之前在欧洲的生存状况，以及移民之后在北美大陆的生活状态。作家坦言，自己是受了艾米丽·科凯恩（Emily Cockayne）《骚动：英格兰的污秽、喧哗与戾气，1600—1770》（Hubbub:Filth，Noise and Stench in England，1600-1770，2007）一书的影响。她说：“这些人为何要从欧洲逃离，他们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那时的欧洲人如何对待孩子？我想你读了《雾都孤儿》（Oliver Twist） 就全明白了……但是我感觉这些人初来北美大陆时必定陶醉于此处清新的空气和环境。”（Smallwood 2008：37）在小说《慈悲》中，主人公雅各布（Jacob）是一个落魄的孤儿，其母亲是一个无足轻重的英国姑娘，死于难产。来自阿姆斯特丹的父亲找了个借口抛弃了雅各布，只给他留下一个姓氏。雅各布在济贫院里受尽了屈辱，长大后成为一家法律事务所的信差。之后，一个他从未谋面的叔父去世了，留给他这个被家族抛弃的侄儿一片位于北美大陆的一百二十英亩的休闲地，即瓦尔克农场。雅各布在“如此崭新、危险的天地里，呼吸着这般生疏而又充满诱惑的空气”②本文中小说《慈悲》的引文皆出自同一译本（托妮·莫里森. 2013. 恩惠[M]. 胡允桓， 译. 海口： 南海出版公司），下引该书，仅随文标注页码。（莫里森 2013：12），因而变得生气勃勃。

莫里森在接受《纽约时报书评》的采访时称，她所构思的瓦尔克农场虽然是个有奴隶存在的农场，然而不同族裔的人们在这里和谐相处，并努力实现着他们对于伊甸园的终极理想（朱小琳 2009： 29）。除了独立派，所有人心目中的瓦尔克农场都是一个与世隔绝的地方，然而正是此地给雅各布提供了足够的空间以实践他的人生目标：娶个媳妇，找个帮佣，种植，修建大宅子，当父亲。黑人铁匠在农场新修宅子的两扇大门上分别雕刻了一条蛇，当大门闭合时，两条蛇构成了神秘的玫瑰花图案。这一典型的西方伊甸园意象在小说中多次出现，与莫里森构思的理想乐园形成呼应。

在瓦尔克农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体现了一种乌托邦式的人文观照，在某种意义上，他们是平等的伙伴关系。作为农场主的雅各布和印第安女仆莉娜（Lina）一起从事照管家禽和家畜、种植玉米和蔬菜、晒鱼干等劳动。雅各布的妻子丽贝卡（Rebekka）和莉娜一起在摸索和出错中学会了很多东西：什么能让狐狸离得远远的，何时及怎样施肥，致命的野草与可食用的野草之间的区别等。丽贝卡教黑人女仆“悲哀”（Sorrow）做针线活，雅各布让“悲哀”一年四季都睡在温暖的壁炉旁。在农场的两个白人帮工威拉德（Willard）和斯卡利（Scully）看来，如此和谐的生活场景穷尽了他们关于家的所有想象：“农场里的所有人亲如一家……一对心地善良的夫妻（父母）、三个女仆（姐妹，可以说）以及他们——可靠能干的儿子。每个成员都依赖他们，没有人残酷无情，个个都亲切和善。尤其是那位老爷……他从来不咒骂或威胁他们。”（157-158）莉娜埋首于探寻各种隐居生活的技巧，她和飞鸟叽叽喳喳地交谈，与植物聊天，对松鼠说话，给奶牛唱歌，向落雨张开嘴巴，这些做法和雅各布多少有些相似。在雅各布的眼里，野外弱小的动物似乎成了流浪儿的象征，这些小动物唤起了他关于痛苦不堪的流浪岁月的回忆，因此，当他有了足够的能力之后，对同样处于弱势地位的小动物们表现出了极大的人文关怀。在雅各布策马扬鞭，急于想要走出那片令他深感厌恶的殖民地时，他下过两次马，第二次是为了把一只卡在树缝中的小浣熊流血的后腿给弄出来。他“尽量轻手轻脚地救援那只吓坏了的动物，避开它的牙齿和爪子”（11）。路上，雅各布看见一个男人在抽打一匹马并让它屈膝跪下。“很少有比野蛮对待家畜更让雅各布气恼的事情了”，而马儿眼中“无声、不予反抗的屈服”（30）更加剧了他的愤怒。

莫里森用虚构叙事的方式在17 世纪的北美大陆重建了一个崭新的、理想的和想象的空间——瓦尔克农场。在这片崭新的天地里，不同族裔的人们和谐相处的理想场景成为了现实。在莫里森看来，这种叙事倾向和她作为黑人批评家的使命息息相关，她说：“我想要画张图，一张批评的地图，用它打开更多的空间，以进行新的发现、知识的冒险、详尽的探索，就像最初绘制新大陆地图一样。”（Morrison 1992：3）当小说中生机勃勃的自然环境，以及相对平等和谐的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关系作为背景已然铺开在读者眼前之时，真正的乐园是否已经建成？生活在瓦尔克农场中不同种族、不同肤色、不同信仰的人们，是否怀揣共同的目标和对未来的期许开始了皆大欢喜的幸福叙事？事实上，看似和谐的乐园背后却是危机四伏。

三、和谐乐园及其背后的危机

17 世纪的北美大陆是被欧洲“他者化”的异域空间，雅各布对其出生地欧洲怀着既恨又爱的矛盾情绪。一方面，雅各布是被欧洲文明抛弃的流浪儿，他憎恨欧洲。雅各布经历过四处漂泊的生活，即使成为了农场主，依然无法摆脱曾经的自卑感。雅各布对富人们引以为豪的代表欧洲文明的甜腻食物嗤之以鼻，他看不起头戴时髦假发、身着紧身装束的朱伯里奥庄园主人德奥尔特加（D’Ortega），以及身着盛装、脚蹬高跟鞋却给仆人穿粗麻布衣的有钱人的太太们。另一方面，雅各布深爱欧洲，心怀对欧洲文明的向往。他虽然厌恶欧洲人对北美殖民地进行“编码”，将自然的地理空间转变成一个个带有欧洲文明印记的名称，诸如奥伦治堡、亨利角、新阿姆斯特丹、威尔特怀克等，但是他又按照自己的地理知识，对这块土地做着同样的事情。殊不知，雅各布的梦想之物，即一栋拥有多间屋子的美观、纯粹乃至高贵的巨宅，正是欧洲文明的一个缩影。雅各布是个矛盾的综合体，他最终并没有能将远离欧洲文明圈的瓦尔克农场建设成为理想的乐园，他死在了追求文明的途中。

雅各布梦想中的乐园具有乌托邦空间的封闭性。这一封闭的不对外敞开的世界，正如托马斯·莫尔（Thomas More）描绘的乌托邦岛：静静地停泊在无边的海洋上，远远看去，就像一座海市蜃楼，虚无缥缈中透出神秘的气息……岛上的居民对外部世界一无所知，正如外部世界对他们一无所知一样（莫尔 1997： 48）。雅各布终日想着在自家府宅周围筑起牢固的篱墙。这或许是出于隐居生活的考虑，但是莉娜却知道生活在瓦尔克农场的人们“渐渐与外界隔绝，过着一种自私自利的隐居生活，并由此失去了一个群体的庇护和慰藉”（64）。篱墙亦称栅栏，是非裔美国文学作品中经常出现的意象。正如美国剧作家奥古斯特·威尔逊（August Wilson）的代表作《栅栏》（Fences，1985）所揭示的那样：有形、无形的篱墙有时能起到保护的作用，但更多时候则是将人隔离在外面，突破和超越那些无处不在的隔离既是剧作中黑人的心声，也是人类共同的心声（李尚宏 2015： 172-173）。

在瓦尔克农场中，人与人之间貌似实现了一定程度的平等，然而雅各布与妻子丽贝卡，以及女仆莉娜、“悲哀”及弗罗伦斯（Florens），都是通过某种形式的交易活动而发生联结的。正如维尔纳·桑巴特（Werner Sombart）所说，那些与欧洲断绝了关系的人们“远渡重洋，来到美洲这个崭新的世界，在纯粹理性原则的基础上，立志为自己创造出一种全新的生活。他们将身上所残存的一切欧洲特性、一切不必要的浪漫和伤感统统留在了自己的老家”（桑巴特 2013： 2-3）。 主人公雅各布在选择妻子上很好地诠释了这点，他的标准是“不属于任何教会、处于生育年龄、顺从而不卑躬、有文化但不骄傲、独立又有教养”（21）。当丽贝卡的父亲听说有人正在寻求一个健康、贞洁且愿意嫁到国外的妻子时，就迫不及待地把女儿送了出去，即使丽贝卡的母亲反对“出售”女儿，也无法阻止这桩婚姻。卷发的被叫作“悲哀”的女孩是一次沉船事件中的幸存者，她被锯木匠收留后不幸遭受了其儿子的强暴，而后又被交易给雅各布当女仆。穿着一双大鞋被母亲“抛弃”的弗罗伦斯是雅各布用二十枚八先令币换来的，她是整部作品中着墨较多的一个人物，既简单纯真又复杂难懂。莫里森坦言，在小说写作前弗罗伦斯是最早进入她脑海的角色（Smallwood 2008： 37）。印第安女仆莉娜在其部落遭受天花的威胁几近覆灭的情形下幸存下来，她被长老会带走最后又遭抛弃。雅各布说，这几个女仆中只有莉娜是他主动买来的，他认为男主人长期在外奔波的农场，稳定的女劳力比男劳力更加安全可靠。在雅各布看来，收留“悲哀”和弗罗伦斯算是一种拯救，因为他自小便明白，对无家可归的流浪儿和小动物来说，这世上没有比陌生人的慷慨收留更好的去处了。即便如此，主仆关系的实质在交易行为发生的瞬间就已确定无疑，这在她们对雅各布的称呼中可见一斑。她们都叫他“老爷”，显然雅各布在她们心中有一种救世主般的地位，“老爷”的喜怒哀乐是群体情感的基础，他的死亡对于所有人而言都是个致命的打击。乐园中的救世主突然离世，维系瓦尔克农场所有人情感的纽带也随之消失了。

雅各布在世时亲手创建的小而紧密的乐园把有着不同身份背景、人生经历的人群暂时联结在一起，在这里他们享受了短暂的欢欣和相对的平等。然而，这个空间注定不是恒久的。雅各布死后，之前相对平等的人际关系便瓦解了。正如莉娜所想，“老爷在世时，还容易掩盖这个实情，即他们不是一家人，甚至不是一个志同道合的团体。他们是孤儿，一个不差地全都是”（64）。瓦尔克农场中的小群体经历了频繁的身份更迭，从一开始的孤儿，到乐园里的家人，后又重新变为孤儿。那么，究竟是什么给孤儿们创造了一个家，又是什么毁掉了这个家，迫使他们回归孤儿的身份？这也许正是乐园叙事的核心。

四、慈悲的缺席与乐园的瓦解

瓦尔克农场封闭的空间、复杂的人物背景以及不平等的人物关系，本质上都为乐园的瓦解深深地埋下了种子。事实上，导致乐园瓦解的是小说人物截然不同的过去，是分崩离析的将来，更是慈悲缺席的当下。

18 世纪英国著名诗人塞缪尔·约翰逊（Samuel Johnson）认为，“没有一个人的心灵是置于当下的，我们的心灵大多用于对过往的追忆和对未来的期许”（Johnson 1968：22）。 艾伦·理查森（Alan Richardson）认为，在当代认知神经科学视域下，约翰逊的观点仍具有一定的科学性（Richardson 2015：226），旨在说明对过去的回忆和对未来的展望是人脑的默认模式。笔者认为，这种默认模式对瓦尔克农场中人们频繁回忆各自过往经历的状态具有较强的解释力。雅各布、丽贝卡、莉娜等小说人物有着全然不同的过往经历，那些艰难时光的记忆时常影响着他们当下的生活和对未来的期待。于雅各布而言，在欧洲流浪的童年记忆已然深深植根于思想深处，直接影响了他对欧洲、欧洲人以及整个欧洲文明的判断。他替北美印第安人抱不平，认为他们才是北美真正的主人；他对村镇或城堡的新老名称，一概不感兴趣；他对一些天主教徒的放荡与虚浮感到愤怒。丽贝卡记忆中的父亲对待子女冷若冰霜，对待宗教事务热情似火，为了自身利益可以把女儿“出售”给素未谋面的、生活在野蛮人之中的非教徒。在来到瓦尔克农场之前，整整六周漂洋过海的痛苦经历已使丽贝卡对未来和婚姻不抱任何美好的幻想。 丽贝卡认为，“她可以指望的只能是做佣仆、娼妓和妻子”（85）。丽贝卡对过去的反复回忆巩固了其从小被灌输的观念，即“女人是属于男人并为男人而存在的”（94），强化了雅各布在农场中的绝对权威地位。而弗罗伦斯深受遭亲生母亲“抛弃”并被卖为奴隶的记忆的困扰，那些场景梦魇般地伴随着她，怨恨在心中慢慢扎根，这一切使得她成为了黑人铁匠所鄙夷的脑瓜空空、举止粗野的“爱情的奴隶”（156）。至于莉娜，那段关于堆满了死人的村庄的记忆一直萦绕在她的脑中，她为本族的一切感到自豪——在河里洗澡、在树上采摘樱桃、用手抓玉米糊吃，等等。她认为，那些“崇拜一个麻木迟钝、毫无想象力的神”的欧洲人，无休止地圈地，“破坏土壤，玷污圣地”（59），终将招来厄运。

在理想的乐园里，人们拥有共同的奋斗目标和对未来的想象。然而，雅各布对未来美好生活的憧憬并非是瓦尔克农场所有人的共同目标。雅各布应邀来到朱伯里奥庄园时，觉得“蜜色石头砌就的住宅确实更像一座法庭……怡人的烟叶气味，仿若壁炉和伺酒美妇一样，香脂般裹住了”整个庄园（15）。归来后，他心心念念要在瓦尔克农场修建一栋拥有多间屋子且有篱墙围着的巨宅。这是他想象中的乐园，也是他不懈努力想要建构的对象。在丽贝卡的眼中，雅各布所建的宅子是“一栋既不适合农场主，甚至也不适合商人，而是与一名乡绅相匹配的宅子”（97）。尽管如此，丽贝卡还是欢欣雀跃，因为她认为丈夫终于可以留在农场暂时不出门了。弗罗伦斯认为，“老爷”的宅子“又大又让人敬畏”（177）。莉娜则是心怀憎恨，“尽量避免去看哪怕一眼那栋新宅子”（71）。白人帮工威拉德和斯卡利一度以为，住在瓦尔克农场中的人们在与世隔绝中“雕刻”出一种让人艳羡的友情，似乎就像是一家人。但是随着时光的推移，他们两个人也慢慢地看清楚了这个群体存在的问题，即“想象中的那个家是虚假的。不论每个人所爱、所求或逃避的是什么，他们的未来是分离的，是谁也说不准的”（171）。综上可知，雅各布的生活理想并未获得农场所有人的认同，反而备受诟病，并且逐渐走向破灭。

殖民者的文化身份意识在第一批欧洲移民离开“五月花号”船踏上北美大陆的那一刻起，就已初见端倪。在这片远离“腐朽”欧洲的荒芜大陆上，他们充满浪漫主义情怀，决意要使清教主义激进的理想开枝散叶。此举带来了一些极端后果，比如人与人之间缺少足够的宽容和谅解，即慈悲缺席。白人与黑人（奴隶主德奥尔特加与奴隶们）、白人与白人（雅各布与德奥尔特加）、黑人与黑人（弗罗伦斯与母亲、黑人铁匠与弗罗伦斯），以及宗教与宗教之间都隔着一道难以逾越的隐形篱墙，人与人、种族与种族、宗教与宗教彼此隔离孤立，因此乐园最终成为难以企及的梦想。意味深长的是，莫里森在描摹了慈悲缺席的诸种情境之后，于小说结尾处为读者带来了一缕希望的微光，采用弗罗伦斯母亲的视角还原了“卖女为奴”事件的真相，即母亲将女儿卖给雅各布是为了让女儿逃离白人奴隶主的魔掌，免遭肉体的蹂躏。淳朴的母爱透露出的是亲子之间的怜悯情怀，慈悲并未绝迹。

值得一提的是，莫里森关注慈悲并非创新之举，慈悲是17 世纪的北美大陆，甚至是贯穿整个人类历史的关键词。早在古罗马时期，哲学家吕齐乌斯·安涅·塞涅卡（Lucius Annaeus Seneca）就在其哲学著作《论仁慈》（On Mercy）中强调了慈悲之于君王执政的重要性（塞涅卡 2005： 5）。然而，莫里森小说中的慈悲的内涵更具时代和地域特色。在小说《慈悲》中，莫里森对17 世纪的北美大陆展开了生动的文学想象，并跳脱出美国历史的叙事传统，即围绕邪恶的奴隶主和悲惨的奴隶展开叙事，强调在不同种族、肤色及宗教信仰的人群中建立和谐乐园时，慈悲不可或缺。

五、结语

小说《慈悲》是继《乐园》之后，莫里森对乐园主题的再次尝试。与以往作品相比，《慈悲》的时间和空间跨度更大：时间上回到了美国成立之前的17 世纪，空间上则因人物的复杂背景而不断得以延展。莫里森试图在小说中建构一个理想的社会，然而，其通过把现实社会结构挪移到虚构叙事之中而建构起来的乐园终因慈悲缺席而瓦解。现实中怀揣慈悲的人们，或许只能期待在新的时代共建一个人人共享的无关种族、肤色及宗教信仰的乐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