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 涛

提 要：90年前，毛泽东起草的古田会议决议对党和军队建设产生了深远影响。重读古田会议决议，不仅需要学习决议的精神，而且需要学习毛泽东起草文件的科学方法，即：贯彻中央精神，彰显文件的权威性；尊重客观规律，提高文件的科学性；坚持问题导向，增强文件的针对性；明确解决办法，提升文件的操作性；注重贯彻落实，加强文件的执行性。这些方法，值得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运用，以更好发挥文件在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中的重要作用。

与西方民主政治中“法律治国”及传统专制国家中“个人独裁”相比，①施从美：《“文件政治”：当下中国乡村治理研究的新视角》，《江苏社会科学》，2008年第1期。在中国共产党的党内政治生活中，文件在政治决策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②李英：《“文件政治”与中层党政干部人才标准的偏离及矫正》，《领导科学》，2016年第15期。而决议作为文件的重要形式，适用于会议讨论通过的重大决策事项，是中国共产党自上而下实施全面领导的主要意志表达。90年前，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在福建古田召开。毛泽东为这次会议起草的决议案（以下简称“古田会议决议”），就思想建党、政治建军提出了一系列根本原则，对党的建设和军队建设产生了深远影响。可以说，古田会议决议是一个好决议、好文件，起草得非常成功，是党和人民军队建设史上的重要里程碑。那么，毛泽东是如何起草古田会议决议的呢？这个问题，学界关注得还比较少，有必要对其进行梳理和总结，以期为新形势下更好发挥文件的作用提供借鉴。

一、贯彻中央精神，彰显文件的权威性

党的文件是带有阶级性的管理工具，表现出高度的党性，必须接受和服从党的领导，在立场、观点和具体业务上与党中央保持一致。①周振华：《文件学概论》，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62-64页。这也是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的根本要求，并直接影响着文件的效力和权威。根据党的六大关于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下级党部一定要承认上级党部的决议，严守党纪，迅速且切实的执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和党的指导机关之决议”②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五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472页。。相应地，红四军第九次党代会通过的决议也必须遵循和贯彻上级党组织的决议。古田会议决议是根据中共中央1929年9月28日给红军第四军前委的指示信（以下简称“中央九月来信”）起草的，在很多方面是对中央九月来信精神的具体贯彻，从而使决议具有了权威性，为决议的执行奠定了根本前提。

（一）坚持中央九月来信关于红军基本任务的要求，进一步明确红军的根本性质和具体任务

中央九月来信明确了红军的三项基本任务，即：发动群众斗争，实行土地革命，建立苏维埃政权；实行游击战争，武装农民，并扩大本身组织；扩大游击区域及政治影响于全国。③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六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512-513、518、520页。根据这一要求，决议进一步指出，中国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不是单纯地打仗，除了打仗消灭敌人军事力量外，还要担负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以至建立共产党组织等重大任务。④参见《毛泽东文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79、81-82页。这实际上是对九月来信中关于红军三项基本任务的补充和细化。并且，决议还详细阐述了红军宣传工作的意义，指出其在内容和技术上的缺点，并专门提出了具体办法。要求在内容上，要发布一个具体政纲，切合群众斗争情绪，依据不同地区、时间制定不同的口号。在技术上，要加紧宣传队的整理训练，纠正官兵中轻视宣传工作及宣传队的观点；严格执行纪律，通过行动来扩大红军影响；政治部宣传科负责办好壁报，名字均叫做《时事简报》，每星期至少出一张，一概用大纸张写，不用油印；政治简报编印，应注意要快，内容要丰富，字要稍大、清楚。

（二）按照“军队中民主化只能在集中指导下存在”⑤ 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六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512-513、518、520页。的要求，进一步规定集中指导下民主生活的具体办法

针对红四军党内的极端民主现象，中央九月来信提出了集中指导下进行民主生活的任务，强调“党的一切权力集中于前委指导机关，这是正确的，绝不能动摇。不能机械地引用‘家长制’这个名词来削弱指导机关的权力，来作极端民主化的掩护”⑥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六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512-513、518、520页。。根据这一任务要求，决议进一步提出“解决完成任务的方法问题”⑦《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39页。，明确了在组织上厉行集中指导下民主生活的具体方法，包括：党的领导机关要有正确的指导路线；上级机关要掌握下级机关和群众生活情况，成为正确指导的客观基础；党的各级机关解决问题不要太随便，一成决议就须坚决执行；上级机关的决议，凡属重要一点的，必须迅速传达到下级机关和党员群众中去，办法是开活动分子会，或开支部以至纵队的党员大会，派人出席作报告；党的下级机关和党员群众对于上级机关的指示，要经过详尽讨论，以彻底了解指示意义，并决定执行办法。⑧参见《毛泽东文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79、81-82页。

决议还在其他方面，坚持中央九月来信的基本精神，并对贯彻来信精神提出了具体举措，这本身也体现了决议中强调的党的“政治领导”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之原则，贯彻了党的纪律要求和组织原则。正因如此，该决议具有很强的权威性，从而为决议的贯彻执行奠定了基本前提和良好基础。

二、尊重客观规律，提高文件的科学性

中国共产党是用科学理论武装起来的，必须尊重客观规律，按规律办事。党的文件也必须尊重科学规律，运用好规律，借规律之力，顺应时势，推动各项工作。

（一）坚持马克思主义政党原理，明确政治和军事的关系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认为，党是“无产者的阶级联合的最高形式”①《列宁全集》（第三十九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30页。，“党的任务则是对所有国家机关的工作进行总的领导”②《列宁专题文集·论无产阶级政党》，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36页。。针对红四军党内存在的单纯军事观点，决议坚持马克思主义政党原理的这一基本要求，强调军事只是完成政治任务的工具之一，要认识到军队中政治领导的作用，党对军事工作必须积极注意和讨论。为此，决议根据中央九月来信关于“党只能经过党团作用作政治的领导”的要求，进一步明确红军政治系统的职权，规定红军军事机关和政治机关在前委指导下平行地执行工作，两个系统各有独立路线；政治部负责群众工作、帮助建立和发展地方武装，凡政治训练及群众工作事项，军事系统应接受政治系统指挥；政治工作费用的决定与支出属于政治部，军事机关不得干涉。

（二）尊重教育学规律，提高教授技巧

明确要因材施教，注重方法。如上政治课分为普通、特别、干部三班。普通班，所有人员均须到课，目的在使一般普通兵得到初步政治常识；特别班从各大队士兵中考选稍识文字及略有政治常识者编成，目的在培养高一级政治常识人才，以备将来升当下级干部之用；干部班以大队长、大队副中队长、中队副、各级军佐及其他指定人员编成，目的在提高现任下级干部政治水平，使能领导群众，以备将来充当中级干部。在方法上，毛泽东充分运用曾经在湖南第一师范学校学习时积累的知识，提出运用教授法上政治课的十大技巧，包括启发式（废止注入式）、由近及远、由浅入深，说话要通俗化、明白、有趣味，以姿势助说话，后次复习前次概念，要提纲，干部班用讨论式等。

（三）运用心理学规律，增强思想政治工作吸引力

针对党员到会缺少兴趣而导致党内会议召开少、不能定期开的问题，决议从心理学角度分析了党员到会兴趣少的原因，即不明白会议意义、决议案决议了不执行、负责人事前没有很好准备、会议主席轻易停止党员发言、会场秩序死板等。对此，决议提出了有针对性的纠正办法：要把会议的重大意义（解决问题和教育同志）时常对同志们提醒，上级机关要勤快答复下级机关的问题，事先要准备议事日程，主席指导会议要采用很好的技术，引导群众讨论，会场秩序要积极活泼。关于个别谈话，规定要以有偏向、受了罚、伤兵、病兵、新兵、俘虏兵、工作不安和思想动摇的为重点，谈话前须调查谈话对象的心理及环境；谈话时须站在同志的地位，用诚恳的态度说话。

三、坚持问题导向，增强文件的针对性

“主要的困难不是答案，而是问题”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03页。，“问题就是时代的口号，是它表现自己精神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②习近平：《之江新语》，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235页。。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角度看，文件属于社会意识，是由社会存在决定的，须反映客观现实。一份好的文件，必须最大限度、客观、真实地反映实践中的问题。这要求在文件起草过程中做到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坚持问题导向，搞好调查研究，着力查找各类问题，并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分析，搞清楚问题是什么，有哪些表现，如何引起的。如此，方能形成一份符合实际、接地气、有针对性的文件。

（一）全面分析问题的表现

毛泽东在正式起草古田会议决议前，就进行了调查研究，作了充分的准备，并以一名马克思主义者的勇气，直面红四军党内在思想、组织、宣传等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这从决议的布局结构上也可以看出。决议八个部分分别针对党内的错误思想、组织、教育、宣传工作、士兵政治训练、肉刑、伤病兵、红军军事系统与政治系统关系等方面的问题。比如，决议第一部分“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分别依次列举了单纯军事观点、极端民主化、非组织观点、绝对平均主义、主观主义、个人主义、流寇思想、盲动主义残余等问题，并从大局出发，强调其危害性，指出这对于执行党的正确路线，妨碍极大；若不彻底纠正，则无法担负起伟大革命斗争给予的任务。③参见《毛泽东文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78页。第二部分“关于党的组织松懈问题”，指出红四军党内组织现状存在四个方面的问题：党员加入太随便，许多不够党员资格的也拉进来，党的质量弄得很差；各级党部完全忘却了教育同志的任务，关于训练性质的会议如活动分子大会、党员大会等开得非常少；纪律松懈；上下级关系不密切；等等。

（二）揭示问题产生的原因

决议透过现象看本质，揭示问题背后的历史、社会、经济根源。既运用阶级分析方法，强调红四军党内不正确思想的来源是由于党的组织基础最大部分是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据1929年5月统计，全军1324名党员中，工人311，农民626，小商人100，学生192，其他95，工人与非工人的比例是23%和77%）；又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分析肉刑的历史根源，指出肉刑是封建时代的产物，是由于红四军产生于封建剥削制度尚未肃清的中国，主要成分又多是从封建军阀军队中转变过来；还从经济基础分析，指出绝对平均主义是手工业和小农经济的产物。另外，还具体分析了党员到会缺少兴趣的具体原因，包括：不明白会议具有解决问题、教育同志的意义；决议案决议了不执行，或对上级请求事项很久得不到答复，因此缺少讨论的兴趣；负责人事前没有很好的准备，不准备议事日程，对问题的内容及环境不明了，问题应怎样解决也没准备；主席轻易停止党员发言，影响党员积极性；会场秩序死板。这些原因的分析，非常具体，考虑到了会议召开的实际情况和与会者的心理感受，从而为制定具体解决办法奠定了好的基础。

（三）明确解决问题的对策

坚持问题导向，关键是要提出解决问题的对策。在全面分析问题表现、揭示问题产生原因的基础上，决议提出了有针对性的对策。比如，针对有些同志批评不注意大的方面，决议强调批评要注意政治，主要任务是指出政治和组织上的错误，说话要有证据，防止主观武断和把批评庸俗化；针对纪律执行不力导致的纪律松懈现象，决议强调要“严格地执行纪律，废止对纪律的敷衍现象”①参见《毛泽东文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90、112-113页。；针对红四军存在的伤病兵痛苦现象，决议明确军政机关对卫生问题要多注意，充分讨论卫生问题；卫生机关应使之健全，办事人要找有能力的，尽可能设法解决医生少和药少的问题，督促医生看病详细一点；官长特别是和士兵接近的连上官长，应当随时看视伤病兵，给他们送茶水、晚上盖被窝；优待行军时沿途落伍的伤病兵，禁止怒骂或讥笑；发给伤病兵零用钱，要酌量伤病轻重，重伤重病的要比轻伤轻病的多给一点；调养费一项，对于特别重伤重病的，应该不分官兵夫酌量发给；等等。②参见《毛泽东文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90、112-113页。

四、明确解决办法，提升文件的操作性

文件，不同于象牙塔下的学问，最终要用来指导实践、推动工作。好的文件，既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又要推动解决问题，把抽象的意识形态和日常的政治行为联系起来。③参见施从美、陈小琴：《“文件政治”研究的方法初探》，《云南行政学院学报》，2008年第4期。古田会议决议，既贯彻了中央精神、坚持了问题导向，又根据实际情况提出了一系列具体、务实、管用的办法，使文件具有很强的操作性。

（一）把思想教育摆在首位

思想是行动的先导，而“没有思想上的统一，组织上的统一是没有意义的”④《列宁全集》（第五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247页。。决议把政治教育纳入日常政治训练的基本内容，教育党员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作政治形势分析和阶级势力估量，以代替主观主义的分析和估量，注意社会经济调查和研究，由此决定斗争策略和工作方法。同时，对具体的教育内容和方法作出规定，明确党内教育的十大材料，如政治分析、上级指导机关通告的讨论、组织常识、社会经济调查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社会经济科学研究等。决议中，毛泽东还对政治训练的方法提出了十分具体而详细的要求，包括上政治课、早晚点名说话、集合讲话、个别谈话、游艺、改良待遇、做新兵及俘虏兵的特别教育等。实际上，这不仅是决议本身的要求，任何问题的解决都离不开思想认识、政治觉悟的提高，这是增强行动自觉的前提和基础。

（二）以制度建设为保障

毛泽东不仅首先强调教育，而且十分注重制度建设，明确提出要从“制度上”纠正各种错误思想和行为。一是主体上加强制度机构。比如，针对宣传队不健全的问题，规定以支队为单位，每单位组织一个中队，每中队宣传员分为若干分队，宣传队受政治委员或政治部宣传科指挥。二是内容上完善制度规范。比如，针对党员加入太随便的问题，明确新分子入党的五个条件，即政治观念没有错误的（包括阶级觉悟），忠实、有牺牲精神，能积极工作，没有发洋财的观念，不吃鸦片、不赌博。三是程序上确保制度执行。规定废止肉刑的法律程序，即：修改红军惩罚条例，这实际是制定制度，为废止肉刑提供制度保障；由最高军政机关会衔发布废止肉刑通令，颁布新的红军惩罚条例，这是颁布制度，确立制度权威；通令发布后，由军政机关召集官长会议，详细说明废止肉刑理由，使全体官长拥护这个通令的重大改革，这是宣传制度，增强对制度的认知和认同；由士兵会召集士兵代表会议，除拥护这个改革后要自觉遵守纪律外，并要森严群众的纪律制裁，这是执行制度，发挥震慑作用。四是成效上注重常态化。要求支委会及支委以上各级党部，应该有计划地每月规定支部大会及小组会讨论材料，并规定会期，严密督促开会；早晚点名说话、集合讲话，支队每星期一次、纵队每半月一次；官长应随时看望伤病兵，送茶水，晚上替他们盖被窝，强调这“要定为一种制度”①参见《毛泽东文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12、92页。。

（三）坚持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

“原则性和灵活性的统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②《毛泽东文集》（第七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32页。，在不违反原则的前提下，“必须使自己的策略具有最大的灵活性”③《列宁全集》（第三十九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81页。。决议在坚持原则的前提下，也不失灵活性，提出一些群众喜闻乐见的办法。如关于士兵政治训练的办法，明确要以大队为单位，充实士兵会娱乐部，组织士兵捉迷藏、足球、音乐、武术、花鼓调、旧剧等；改善物质生活，利用一切可能时机休息整理，废止辱骂、优待伤病兵等。在对敌宣传上，强调优待敌方俘虏兵、医治敌方伤兵是极有效方法，规定对敌方俘虏不搜检，以极大热情欢迎，给其和老兵一样的物质上平等待遇，对不愿留的在宣传后发路费。可见，在毛泽东看来，思想政治工作的方法是灵活多样的，要寓教于乐、改良物质待遇。另外，关于党小组的设置，决议提出过渡办法，即在党员数量过少的部队，事实上不能每班建立一个小组，则暂以排为单位建设小组，并把组员有计划地分配到各班。

五、注重贯彻落实，加强文件的执行性

古田会议决议之所以是个好文件，不仅在于其本身写得好，更在于其注重贯彻落实，具有很强的执行性。正如毛泽东在决议中指出的，“决议不要轻易，一成决议，就要坚决执行”④参见《毛泽东文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12、92页。。而文件起草本身，做到了贯彻中央精神、坚持问题导向、明确解决办法、尊重科学规律，使决议体现了科学性、可行性和操作性的统一，为决议执行奠定了很好的基础。

（一）决议文本为文件执行奠定基础

在内容上，决议文本为文件的执行奠定了好的基础。一是透过现象看本质，教育党员认清错误思想背后的历史、社会、经济根源及其严重后果，为决议执行奠定良好思想基础。比如，决议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使党员能够以发展、变化的观点认清各种问题继续下去的政治后果，强调不提高党内政治水平，不肃清党内各种偏向，便决然不能健全并扩大红军，更不能负担重大的斗争任务。二是重申“少数服从多数”的纪律，并强调要严格执行纪律，废止对纪律的敷衍现象。这一规定，使决议本身“带了电”，进一步为决议执行提供了纪律保障。三是明确制度建设的任务。比如关于军事和政治的关系，不仅决议本身作出规定，还要求编制红军法规，规定红军的任务、军事工作系统和政治工作系统的关系、红军与群众的关系等，这实际上要求进一步为决议的执行提供制度保障。

（二）迅速学习传达决议

文件的贯彻落实，必须首先使文件执行者知晓内容，认同文件精神，明确具体方针政策，从而为文件的落地奠定好的基础。古田会议结束后，红四军所辖四个纵队，一边行军打仗，一边学习古田会议决议，自上而下地开展学习贯彻。各纵队把决议作为教材和讲义分发下去，对士兵进行时势报告、红军纪律、群众工作等方面的政治教育。①王毅：《红四军执行古田会议决议的实践与经验》，《理论视野》，2017年第10期。按照决议要求，红四军还根据士兵知识水平不同，把政治训练班分为普通班、特别班和干部班，分层次、分群体地进行教育。对决议的学习，还包括召开各类会议，如活动分子会、士兵大会、班级小型讨论会，又通过谈话、文艺表演等灵活多样的形式开展学习。实际上，这本身也贯彻了古田会议决议关于“上级机关的决议，凡属重要一点的，必须迅速地传达到下级机关和党员群众中去”②《毛泽东文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82页。的要求。

（三）出台具体配套文件

由于篇幅所限，决议只是对有关事项提出一些原则性要求，还需要有关具体制度进行细化，以深入贯彻落实决议。比如，为严格执行纪律，1930年3月21日，毛泽东、朱德颁布《整顿军风纪的训令》，强调为争取群众，军纪风纪自应严为遵守，务望各官兵一体遵照三条纪律六大注意，使红军精神及主旨深入于一般群众，则实革命之利，亦官兵之所乐为。凡违反军风纪者，无论大小，必于查究。③参见《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一卷），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141页。为宣传群众、加强政治训练，1931年3月14日，总政治部主任毛泽东颁发《普遍举办〈时事简报〉的通令》，强调《时事简报》是苏维埃区域中提高群众斗争情绪、打破群众保守观念的重要武器，要普遍地把《时事简报》举办起来。④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八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290页。正是有了这些具体的配套文件，进一步细化了决议的有关要求，完善了制度规范，使决议得到深入贯彻落实，并融入党和军队建设之中。

综上，正是按照以上方法，古田会议决议的权威性、针对性、操作性、科学性和执行性都很强。古田会议后，红四军党内各种错误思想逐步得到纠正，肉刑、枪毙逃兵等不良倾向被有效制止，军队纪律性大大增强，使红四军呈现出一片新气象，实现了从旧式军队向党绝对领导下人民军队的彻底转变。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文件在中国共产党治党治国治军中仍然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必须学习和借鉴毛泽东起草古田会议决议的方法，在起草文件过程中，坚决贯彻中央精神，坚持问题导向，明确解决办法，尊重客观规律，注重贯彻落实，更好发挥文件在国家治理中的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