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 费 伟

提 要： 一部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史，实际上也是一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史。研究表明，要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价值要求，政府制度重塑作为“硬件”支持必不可少，具体表现为：以政治制度保障政治价值发展；以经济制度保障经济价值发展；以文化制度保障文化价值发展；以社会制度保障社会价值发展；以生态制度保障生态价值发展；以党建制度保障党建价值发展。改革开放以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体制建构的路径包括科学对待马克思主义是思想基础、准确把握中国的国情是首要前提、中国特色的理论创新是内在要求、坚持党的群众路线是根本保证、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是最终目的。

一部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史，实际上也是一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史。①石云霞、陈曙光：《改革开放30年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经验》，《学习与实践》，2008年第9期。改革开放以来，以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推进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过程中，充分展现了他们认识社会主义的独特视角和方法，开拓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境界。2017年10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是对改革开放40周年我国取得的成果的阶段性总结，更加全面地提出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内涵以及如何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识。党的十九大后，习近平同志多次强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赋予民族使命，进一步明确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宏伟目标，既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和创新，同样也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具体化，更加有利于团结全国各族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奋斗。认真学习、深刻把握认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独特视角和方法，对于我们继续解放思想，推动党的理论事业的繁荣和创新，努力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越走越宽广，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文献述评与研究思路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最早提出者是艾思奇，他在《哲学的现状和任务》中从哲学的视角明确提出：“现在需要来一个哲学研究的中国化、现实化运动，因为整个运动并没有做到中国化现实化，所以也不够充分的通俗化。”艾思奇还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两个原则：“第一是要能控制中国传统的哲学思想，熟悉其表现方式；第二要消化今天的抗战实践的经验与教训。”①《艾思奇全书》（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491页。作为专业概念术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由毛泽东在1938年10月召开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提出来的。毛泽东精辟地论述道：“马克思主义必须通过民族形式才能实现，没有抽象的马克思主义，只有具体的马克思主义。所谓具体的马克思主义就是通过民族形式的马克思主义，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应用到具体环境具体斗争中去，而不是抽象地应用它。”②参见王先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出的学理探源》，《马克思主义研究》，2010年第4期。自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学术命题提出以来，我国理论界开展了艰辛的探索和知识的拓展，形成了许多研究成果，对于这些研究成果，笔者概括为：一个核心概念、两条基本路径、三维理论视角与四种研究动向。

“一个核心概念”是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对于这一概念的内涵，国内学者尚未达成统一共识，大致有三种代表性的观点。一是“结合论”。持这种观点的研究者强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质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的现实国情相结合的产物，其主要依据的是“要使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革命实践、中国历史、中国文化深相结合起来”的论断。③参见许全兴：《全面准确地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涵》，《毛泽东邓小平同志理论研究》，2006年第4期。二是“实质论”。有一些研究者认为“结合论”没有揭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质，因此提出了所谓的“实质论”。如有学者从实质论角度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定义为马克思主义民族化、中国传统文化现代化和中国实践经验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化的有机统一。④参见袁辉初：《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质》，《马克思主义研究》，2006年第2期。三是“过程论”。持这种观点的研究者主张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现实过程中去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深刻内涵。例如，有学者指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不断“生成”和“发展”的过程，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和现代科学及哲学思想相融合的过程，是中国革命、建设与改革的实践在理论上不断升华的过程。⑤参见杨富斌：《从过程视角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05年第1期。

“两条研究路径”是指“综合研究”或“专题研究”。在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行综合研究的理论成果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成果包括：包心鉴著《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规律与当代走向》、梅荣政著《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史》、吕贵主编《新中国发展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其他著作还有中共中央党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研部主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李景瑜主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石仲泉主编《中国共产党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王令金著《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及其规律》等30余部。这些著作的出版有力地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专题研究主要是截取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的某个重要时期、重要人物或者重要社会思潮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影响，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这方面的著作主要有：张世飞著《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经验研究》、姚锡长著《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周边顺著《探索、出路与启示——毛泽东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黄志高著《三民主义论战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薛学共著《中国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等。

“三维理论视角”是指政治学、哲学、经济学三个理论视角切入。国内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比较集中的理论视角是哲学视角，代表性的研究成果有：王桂泉主编《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问题研究》、张奎良著《马克思哲学中国化的基石与灵魂》、秦亚君著《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路径研究》。政治学的研究视角大多从政府治理的角度来研究，当然这里是指广义政治学的概念，代表性成果有：许全兴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政治层面和学术层面区分》、李君如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政治经济学的最新成果》、李建勇的《试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政治层面被重新使用的原因》。经济学的研究视角虽然研究成果远不如前面两种研究视角的成果多，但是这一研究视角却显露出一些新的动向，例如：裴小革著《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研究》、张晓雯著《马克思主义“三农”理论中国化及其实践研究》。此外，还有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①参见张宝贵：《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早期历程》，《中国社会科学》，2008年第2期。、人学②参见陈秉公：《“结构与选择”机制下的人的生命本体——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的新探索》，《中国社会科学》，2014年第3期。、工业化理论③参见武力、高伯文：《试论马克思主义工业化理论的实践与发展》，《马克思主义研究》，2003年第4期。的中国化研究，这些都拓宽和扩大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视野和范围，初步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架构体系。

“四种研究动向”。一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必要性、可能性问题。“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富于深刻历史和现实内涵、体现着中国共产党人自主创新精神的概念已为政界和理论界所普遍接受。研究者从历史的和逻辑相结合的角度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必要性和可能性作出了合理的说明。④参见陶德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个前提性问题》，《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5年第2期。这可以视为是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研究的基础性工作。二是中共主要领导人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主要包括：毛泽东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邓小平同志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江泽民同志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胡锦涛同志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习近平同志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三是如何正确对待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的研究。理论界普遍认为，创新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活的灵魂，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就是一个不断创新的过程。进行理论创新，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坚持勇于追求真理和探索真理的革命精神。⑤参见龚界文：《党的十五大以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研究综述》，《探索》，2004年第3期。四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基本经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经验，是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程得出的宝贵财富。中国共产党人在深刻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对其进行了详细论述。理论界也对该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普遍认为最基本的一条经验就是必须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⑥参见荣又伟：《党的领导人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述评》，《理论学习》，2008年第10期。

以上这些研究成果，从文献资料、理论假设与研究方法等方面为进一步研究提供了坚实的保证。本文试图从以下几方面推进对我国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一是以制度论作为工具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行分析，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制度与价值双向互动的分析框架；二是通过制度重塑来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价值重铸；三是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价值理念，能够给予制度支持的莫过于全面建构政府体制。因此需要着重分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体制建构的路径。

二、制度与价值的双向互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解读

在制度与价值的双向互动关系中，价值是引领性的，它规定着具体的实践行动走向，具有意识形态的色彩；制度是现实性的，它体现了价值目标的实现程度，具有现实主义色彩。制度与价值的双向互动，既表现为制度对于价值内涵的实践与修正，也表现为价值对于制度的提升与凝练，二者统一于公共事务治理的具体过程。价值与制度的双向互动对于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也是一个全新的理论视角。

从历史上看，自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提出以来，就时常面临着两大问题的困扰：一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存在的意义问题或曰终极关怀，在现实中就表现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价值追求问题；二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如何指导具体的实践性问题，在现实中就体现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制度建设问题。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大多数的情况下，价值与制度之间所起到的是共生促进的作用，即价值规范着制度的运行，而制度的建设强化了价值观的理念。只有当制度衰败到再也无法按旧有的模式进行复制的时候，价值危机才会在社会中显现出来。①参见杜志华：《价值—制度互动：中国现代化进程分析的新视角》，《新视野》，1997年第1期。

从理论上看，任何一项社会制度都蕴含着独有的价值理念，而任何一种价值理念也肯定会反映到相应的制度设计上。制度与价值的这种双向互动关系好比硬币的两面，不同的是制度体现的是表面的规则，而价值则折射出内部的精神。②参见刘祖云：《“服务型政府”价值实现的制度安排》，《江海学刊》，2004年第3期。由此，我们不仅需要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凝聚成国家的基本治国方略，使其成为指导政府工作开展的“软件”；而且还需要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所体现出来的价值内涵总结为现实的国家制度安排，使其成为政府治理工作的“硬件”。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现需要“价值软件”与“制度硬件”的双重支持。

从结构上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可以分为两个层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价值追求、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制度体系建构和制度执行能力。首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价值追求是核心层面，它决定了国家治理的方向和目标，与中国社会的主流信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有着密切的关联。作为核心的价值预设，它影响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制度建构和治理能力实施，为它们提供价值支撑。其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制度体系建构是中间层面，它关涉国家的制度建构，具体表现为一个国家的制度体系，受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价值规定，同时在更为具体的层面上规定了国家治理能力的实施和提升。最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制度执行能力是最外层，它负责国家治理制度体系和价值规定的实施。

从目标上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价值与制度的双向互动最终指向每个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它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终旨意，是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一个关键环节。每个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环节，当前我国全面推进以人为本的理念就是要求以每个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为重要途径和突破口来提升国家治理的现代化水平，从而全面深化改革。

三、通过制度重塑来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价值重铸

对于“制度”的定义，制度学派对其进行了深刻解读。凡勃仑将制度理解为是集体的共同规；③参见[美]凡勃仑：《有闲阶级论》，蔡受百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第65页。康芒斯也将制度定义为是调节个体行动的规则集合；①参见[美]康芒斯：《制度经济学》，赵睿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第18-20页。诺思对制度含义进行了拓展，将制度表述为是约束人们行为的道德规范，具体包括了作为正式制度的宪法、法律、法规，和作为非正式制度的习俗、传统、习惯等。②参见[美]诺思：《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杭行译，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版，第3页。要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价值要求，政府制度重塑作为“硬件”支持是必不可少的。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制度重塑是指：通过一系列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党建制度安排和以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等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思想言论创新，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制度完整性、确定性与规范性进行重新界定，使其合乎法制化的要求，从而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制度真正能成为行政主体的行为原则与行动指南。

（一）以政治制度保障政治价值发展

世界上没有完全相同的政治模式，一个国家实行什么样的政治制度，走什么样的政治发展道路，必须与这个国家的国情和性质相适应。③中共中央宣传部：《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北京：学习出版社，2016年版，第43页。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实行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政体，实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实行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这样一套制度安排，是在我国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上长期发展、渐进改进、内生性演化的结果。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支撑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根本政治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我国政治格局稳定的重要制度保证，它根植于我国土壤，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一个鲜明特色。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正确道路的重要内容和制度保障，在维护国家统一、领土完整，在加强民族平等团结、促进民族地区发展、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等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基层群众自治制度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基础，为实现最广泛的人民民主确立了正确方向。

（二）以经济制度保障经济价值发展

经济制度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经济领域的体现，是党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现民族复兴的重要指导思想。新中国成立后计划经济遭遇严重挫折，邓小平从经济领域开辟市场经济改革的总体设计，它的理论创新贡献主要在于对传统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发展模式、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道路进行了重新解释和创新。④参见刘华初：《邓小平理论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贡献、创新机制与启示》，《海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8期。之后，江泽民同志强调指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结合在一起的。在所有制结构上，以公有制包括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经济为主体，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外资经济为补充，多种经济成分长期共同发展。在分配制度上，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其他分配方式为补充，兼顾效率与公平，逐步实现共同富裕。⑤参见韩振峰：《江泽民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贡献》，《中共山西省直机关党校学报》，2008年第1期。胡锦涛同志围绕建立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价值目标，提出了科学发展观的政策方针，体现了坚持与发展的统一、继承与创新的统一，展现了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强大生命力，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又一理论研究成果。习近平同志系统阐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阶段的经济大走向，他的系列重要讲话表明，我国经济发展进入了“新常态”，我们必须从这个实际出发，要把适应新常态、把握新常态、引领新常态作为发展全局和全过程的大逻辑，要以经济制度的完善来保障经济价值发展。

（三）以文化制度保障文化价值发展

文化制度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关于文化的性质、地位和作用的根本观点以及在此基础上的文化建设思想。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就提出了把文化建设和经济建设、政治建设作为现代化建设的三位一体的总体目标。随后，他又明确指出：“我们要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发展高尚的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①《邓小平文选》（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08页。江泽民同志首次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治作为一个整体，称为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并且，他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中也明确提出了“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充分体现了文化价值发展的制度内涵。胡锦涛同志关于文化制度思想突出强调树立和贯彻科学的文化发展观，以人为本的文化发展价值观念是新时期文化建设的根本价值遵循。习近平同志在继承前人文化建设思想的基础上，结合时代特点和我国的发展实际，深刻阐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文化领域中的价值要义。他指出：“要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弘扬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增强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让一切文化创造源泉充分涌流。”②中共中央宣传部：《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北京：学习出版社，2016年版，第64页。唯有如此，才能激发全民族的文化创造活力，推动国家文化事业全面繁荣。

（四）以社会制度保障社会价值发展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领导中国人民走上改革开放的历史新征程，对社会主义社会治理提出了一系列重要论断。他强调，民主和法制都应该加强，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通过制度来保障民主；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各方面需要综合平衡，不能单打一，必须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稳定压倒一切是治理中国的大道理。③参见《邓小平文选》（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46-208页。这些思想奠定了中国共产党社会价值发展的基础。江泽民同志根据国内外形势的发展变化，强调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并行；社会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这两个历史过程应相互结合、相互促进地向前发展；法治和德治并重；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人民群众的利益作为处理改革发展稳定关系的重要结合点；既要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又要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④《江泽民文选》（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06页。这些重要论述发展了中国共产党的社会价值思想。胡锦涛同志则强调，要大力推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加强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坚持和完善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确保人民依法直接行使民主权利；加快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建设，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使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建立健全社会公平保障体系。⑤魏礼群：《加快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求是》，2007年第22期。这些重要论述把我们党关于社会价值理论进一步推向前进。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要紧紧围绕更好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深化社会体制改革。这明确告诉我们，在新的历史时期，我们需要用制度来保障基本民生、实现社会公平，让广大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

（五）以生态制度保障生态价值发展

邓小平虽没有专门提出“生态制度”概念，但在他的著述、谈话和实践中蕴含着深刻的生态文明思想。他认为经济发展与人、自然的关系是受到社会形态制约，人们应从中国政治体制、经济体制出发观照和研判其关系，并从社会关系中去认识其关系，依靠社会进步的力量促进自然生态的健康发展。①参见《邓小平文选》（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93页。江泽民同志在领导全党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始终重视人口、资源、环境工作，重视人与自然的和谐与协调，坚持走可持续发展道路。在他的讲话和报告中，大量使用“生态环境”“生态保护”“生态工程”“生态建设”“生态安全”“生态意识”“生态农业”“生态环境良性循环”“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等概念，包含了丰富而深刻的生态文明思想。胡锦涛同志将生态文明建设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并列，形成了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五大建设，显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的变化，彰显了生态价值发展的重要意义。党的十八大以来，生态文明建设被纳入“五位一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为加快建立系统完整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中共中央、国务院相继出台《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2015年）、《关于省以下环保机构监测监察执法垂直管理制度改革试点工作的指导意见》（2016年）、《关于划定并严守生态保护红线的若干意见》（2017年）等重要文件，反映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生态文明制度建设的新思考与新认识，充分体现了以生态制度保障生态价值发展的理念。

（六）以党建制度保障党建价值发展

改革开放初期，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的推进，对我党长期执政提出了新的严峻挑战。邓小平在深刻反思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和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经验教训的基础上，首先认识到执政党建设的重要性。在南方谈话中，他强调：“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对这个问题要清醒。”②《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80页。因此，江泽民同志在改革和建设的实践中，考虑最多的一个问题就是：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条件下，建设一个什么样的执政党、怎样建设执政党。党的十七届一中全会召开之后，以胡锦涛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面对国内外的复杂形势，对如何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进行了艰辛探索，提出了许多独创性的思想，丰富与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党建理论。2005年胡锦涛同志第一次提出了“党的先进性建设”这个重要概念，并且强调：“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始终是我们党生存、发展、壮大的根本性建设。”在此基础上，习近平同志指出：“历史使命越光荣，奋斗目标越宏伟，执政环境越复杂，我们就越要增强忧患意识，越要从严治党，做到‘为之于未有，治之于未乱’，使我们党永远立于不败之地。”③《习近平：历史使命越光荣奋斗目标越宏伟，越要增强忧患意识越要从严治党》，《人民日报》2014年10月9日。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内法规制度建设形成了以《党章》《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制定条例》为依据，以《中共中央八项规定》《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条例》《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与《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为骨干的党内法规体系，实践以党建制度保障党建价值发展的目标。

四、改革开放以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体制建构的路径

通常而言，体制是指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在机构设置、领导隶属关系和管理权限划分等方面的体系、机制、方法和形式的总称，可以说，它是制度的具体化。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价值理念，能够给予制度支持的莫过于全面建构政府体制。那么，如何全面建构公共行政体制？这是我们需要着力探索的重大问题。

（一）科学对待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基础

正确坚持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的前提和基础。这就是说，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中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作指导，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必须符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马克思主义不是一成不变的教义而是不断发展的理论，只有以发展眼光、变化的思维看待马克思主义，才能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断深化和拓展。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邓小平同志多次指出：马克思主义理论从来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它要求人们根据它的基本原则和基本方法，不断结合变化着的实际，探索解决新问题的答案，从而也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①参见陈金龙、杨娜：《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飞跃》，《南方日报》2004年7月27日。江泽民同志也反复强调：如果不顾历史条件和现实情况的变化，拘泥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特定历史条件下针对具体情况作出的某些个别论断和具体行动纲领，我们就会因为思想脱离实际而不能顺利前进，甚至发生失误。②参见江泽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共党史研究》，2001年第4期。我们党正是不懈地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的科学态度，保证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断向前发展。

（二）准确把握中国的国情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首要前提

认识中国国情，最重要的是认识对中国革命、建设、改革有重大影响的一切有利的和不利的现实因素。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要将马克思主义置于中国的历史条件下，就是要及时准确反映中国国情的变化。随着时代发展和改革开放日益深入，中国社会从生产力到生产关系，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正发生着日益深刻的变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正展现出旺盛的生命力，与此同时在发展中也出现了一系列新情况、新问题和新矛盾。这些都要求我们及时发现、深入分析、有效解决，以推进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的健康发展。运用马克思主义，应当坚持理论联系实际，而不能要求实际去适应理论。能不能从实际出发，能不能从对实际情况的具体分析中得出正确结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能否向前发展的关键所在。因此，正确认识和把握了中国的基本国情，既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逻辑起点，也是马克思主义不断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契合点。

（三）中国特色的理论创新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在要求

理论创新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在要求和题中之义。目前我们需要加深理解的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必须服务于、落脚于实践创新，离开了对实践过程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的研究，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就无从谈起。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既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被运用于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用来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的过程，又是中国共产党人将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经验上升为理论，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过程。在这个双向、相互作用的过程中，只有根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作出合乎中国实际、中国需要的理论创新，并赋予马克思主义以中国的民族形式、民族特性、民族气派，才真正称得上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种形式与内容相统一的创新，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要义和标志。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不是为创新而创新，而完全是为了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成果要通过实践创新去贯彻落实，并在贯彻落实的实践中进一步使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得到检验、丰富和发展。

（四）坚持党的群众路线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根本保证

坚持党的群众路线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根本保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终必须落脚在中国的人民群众这个实践的主体上。广大人民群众是实践的主体，推动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要始终贯彻党的群众路线，坚持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又到群众中坚持下去。只有重视和满足人民群众的利益需求，才能把科学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贯彻到群众实践中去，才能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结合好，才能提高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化水平。因此，一方面，必须使依据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现实社会需要而建立起来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践理念，以及为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践理念实在化、对象化而创造的实践手段和实践的方式方法，能够真正地全面地代表和反映广大群众的利益、愿望和要求，具有一种深刻性、彻底性。只有这样，才能获得群众的认同与支持。另一方面，要让群众深入理解和切实掌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践理念及其促进它实现的实践手段和方法，只有这样，才能使中国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践理念变成一种“理想的力量”①曾祥云：《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现路径》，《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3期。。

（五）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终目的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终目的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解决不同历史时期中国面临的中心课题。离开中心课题，就背离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目的。在大力推进改革开放、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新时期，我们在把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社会实际相结合这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本质内涵时，要特别注意两方面问题：一是当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某些具体论断与中国具体实际不相符合时，决不能生搬硬套，而必须立足于中国社会实际。二是要根据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时俱进的本质特征，密切结合新的中国发展实际和时代特征，努力创造具有时代特色并适合时代需要的新理论。②金怡顺：《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路径的思考》，《马克思主义研究》，2012年第7期。当前理论创新应瞄准诸如怎样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群众生产和生活中的重大问题、党的建设中的突出问题以及国际局势深刻变化等国内国际重大热点问题。通过研究，进一步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以及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推进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深入发展，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丰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