卓勇良

尚不高的经济发展水平却有相对并不低的宏观税负，比较值得商榷，降税减负应是长期政策取向

企业税负较重已是当前共识。这里的关键是控制和降低政府收入增长，然后才有可能降低企业和个人的税费负担。浙江民间经济之所以在改革开放初期迅猛发展，税费负担较低是一个重要因素，但愿重现这一美好时光。

我国宏观税负已达较高水平。广义宏观税负包括政府四方面收入：一是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二是国有资本预算收入，三是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入，四是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2018年，全国广义宏观税负37.1%，比2011年提高0.9个百分点，比2011年以来最低的2015年提高2.8个百分点。这里的争议在于，如何看待国有土地出让收入。

将国有土地出让收入包含在宏观税负中，应该是有合理性的。土地出让收入的较快增长，直接由个人和机构承担。浙江房价为什么涨得如此之快、如此之高，尤其是杭州，就是地价推上去的。

高地价严重影响服务业和制造业发展。小区小商业大都是替房东打工，影响了居民生活品质的提高。最近调研某工业园区，当地一家企业2003年购入第一块土地是每亩10.1万元，2007年购入第二块土地是每亩22.0万元，2011年购入第三块土地是每亩87.0万元，这一“地王”价格没几年就被打破。

我国宏观税负已高于美日。根据日本总务省提供的OECD国家2016年数据，中国2016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占GDP比重21.4%，高于日本的19.5%、美国的20.0%、韩国的20.1%，可列OECD国家第11位。全国2018年政府支出占GDP比重，高于日本的37.8%、美国的38.8%、以色列的39.8%，可列OECD国家第10位。

考虑到中国人均GDP仅为美国的近1/6，政府收支占GDP比重却高于美国，显然有相当不合理因素。尚不高的经济发展水平却有相对并不低的宏观税负，比较值得商榷，降税减负应是长期政策取向。

一是优化和减少政府支出。2017年财政部公布了全国财政支出至第三级课目的数据。仔细观察能发现一些问题，如一些部门的行政经费似乎偏高，特别是一些市场化运转为主的部门，既占了行业垄断优势，又能得到财政拨款。又如在一般公共服务支出的课目下，有17方面支出，其“其它拨款”支出占比的算术平均为14.6%，最高的占31.2%，比较费解。

财政拨款严格意义而言，不应拨付给竞争性机构。尤其是在这么大的一个国家，中央部委更不宜直接向地方竞争性机构拨款，即使是通过地方拨款给竞争性机构亦不可取。这既不符合公共财政要义，同时效率很低，且将导致和助长寻租的不良风气。

二是改革财政转移支付。沿海地区应对全国财政有较大贡献，这是沿海地区义不容辞的光荣职责。然而，较高比例的财政上缴，当经济增速放慢后，很有可能将影响沿海发展活力，从而不利于全国发展。

改革转移支付制度的前提是推进政府改革，严格控制行政和事业编制，严格控制政府事务。一些地方的少部分行政事务，大致可以说是自拉自唱，低效、无效或负效。而政府的一些行政事务，又成为增设机构、扩张编制的理由和依据。巨额财政转移支付可以用“老王用老李的钱，给老张花”来形容，是典型的低效率机制。且这对有关部门也是一道难题，分钱有时比收钱还难。当然，中国区域发展差距较大，转移支付必不可少，但显然应大力改革，加快优化。

三是优化政府行为。不再攀比财政收入，随着经济增速的全面放慢，财政收入快于GDP增长，实则是对企业和个人的较多收取，不利于区域发展。优化政府愿望和意志，任何建设都要量力而行，任何意志都有不可行问题。美好的东西多多益善，关键是应有财力支撑。

积极推进投资体制改革。建议将地方重大公共性和公益性建设项目，包括大型桥隧、各种轨道交通、大型文体设施等，下放地方审批，形成较强的自我约束和自我激励机制，就像当年浙江“四自公路”一样。同时，建立地方重大公共项目决策者等相关人员的终身负责制，以及地方财政破产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