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坤 睿

与中共其他抗日根据地不同，华南的琼崖抗日根据地是唯一建立在岛屿上的根据地。抗战之初，华南地区所剩中共游击根据地不多，琼崖是其中规模最大的。1940年，中央曾对琼崖寄予厚望，希望此地能发挥华南革命战略支点的作用。出于对琼崖的特殊期待和便于指导的考虑，中共中央一度设法与琼崖特委直接建立了联系。但仅仅一年时间，琼崖特委就意外丢失了发报机，再度失去了与中央或省委的联系。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抗战胜利前夕。因此，琼崖抗战事实上是中共抗日武装在与上级相对隔绝的环境下自主斗争的一个重要范本。学界对中共琼崖抗战的研究关注不够，既有研究多是一般性地勾勒琼崖抗战的大致经过，对许多重要史事的来龙去脉及其原因缺少较为深入的考察和说明。

* 本文是北京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高精尖创新中心一般项目“中国共产党、国民党在抗日战争时期地位问题研究”(19GJJC003)的阶段性成果。

抗战期间琼崖根据地几度迁址的问题，就存在这种“知其然”但“不知其所以然”的情况。抗战期间，中共琼崖特委曾多次迁移驻地，根据地的选址也随之发生多次改变。其中较为重要的变化有三次：一是1939年至1940年间从琼东北的琼山、文昌交界地区(简称“琼文”)迁至琼西北的美合；二是1940年至1941年间从美合迁回琼文；三是1943年从琼文再度迁往琼西北的六芹山。这三次迁址并不纯粹都是在军事压力下临机性的被动选择，它同时也蕴含着中共琼崖特委在孤岛作战的环境下对根据地创建、存续与发展的重要探索。厘清三次迁址背后的逻辑，有助于理解在琼崖这样与外界联系相对困难的典型地区，地方党组织是如何努力贯彻中央指示，以达成中央期待的战略目标的。

一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琼崖党组织主要在海南东部的琼东、乐会、陵水等县活动，并在琼崖特委书记王文明的家乡乐会县创建了红军和海南岛第一块农村根据地[注]广东省老根据地建设委员会编：《关于海南革命根据地的斗争》，1958年，第8页。。但该根据地很快被国民党武装攻陷，王文明率所部红军又转至琼东、定安边界的母瑞山建设根据地[注]冯衍甫、谢才雄：《王文明传》，海南出版社，2010年，第179页。。1930年，王文明去世，冯白驹担任特委书记。两年后琼崖党组织失去了与大陆地区党组织的联系，再加上国民党陈汉光部来琼“剿共”，琼崖党组织及其红军和根据地陷入危机。到1933年春天，琼崖红军主力只剩20余人，在冯白驹带领下退到其家乡附近的海南东北琼山、文昌一带游击生存。[注]《中共琼崖特委冯白驹给中央的报告》(1934年12月20日)，海南行政区委员会党史办公室、海南行政区档案馆编：《琼崖土地革命战争史料选编》，1987年，第561页。直到1937年国共两党开始合作抗日后，这种情况才逐渐得以改变。

综上可见：第一，与很多苏区相似，这一时段中共在琼崖创建红军、根据地及游击区，主要依靠地方精英和他们在家乡固有的社会资源；第二，与其他不少苏区在山区腹地建设根据地不同，这一时期琼崖几个根据地、游击区都不在五指山腹地，而是在山脉边沿的沿海丘陵或平原地区。这是因为五指山区是黎族聚居区，在此开展革命工作比较困难。但丘陵或平原的地形条件不利于打破国民党的“围剿”，琼崖党组织为弥补地利的不足，强调对群众基础的利用，冯白驹还总结出“山不藏人，人藏人”的经验。因此，在地形不利的地方建设根据地，这是抗战初期琼崖党组织思考根据地问题的一个基本前提。

七七事变时，琼崖国共谈判还未完成。到1938年10月，琼崖红军才改编为名义上隶属于国民政府的独立队(此番号抗战期间几经更改，为行文方便，后文一律以“独立队”称之)。1939年2月，日军入侵琼崖。琼崖党组织由于土地革命后期主要在海南东北部的琼文一带活动，抗战初期亦主要立足此地。[注]《黎民关于琼崖部队情形的报告》(1940年4月10日)，中共广东省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等编：《琼崖抗日斗争史料选编》，1986年，第115页。琼崖国共关系起初一度较好。1939年6月国民党方面任命吴道南来琼担任行政督察专员后，双方摩擦不断，并接连出现减发停发独立队月饷、撤换进步县长、各县逮捕共产党员等严重情况[注]庄田：《琼岛烽烟》，广东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76—77页；张文彬：《广东报告》(1940年3月7日)、《李吉明关于琼崖抗战情况的报告》(1940年4月10日)，《琼崖抗日斗争史料选编》，第10—11、86—89页。。不仅如此，1939年底，国民党还要求独立队退出根据地。此时，岛上国共军队数量相差不大，国民党主力即保安团约1600人，共产党的独立队为1300人，甚至独立队的战斗力还稍强。[注]张文彬：《广东报告》(1940年3月7日)、《李吉明关于琼崖抗战情况的报告》(1940年4月10日)，《琼崖抗日斗争史料选编》，第8—9、87页。因此，中共琼崖特委领导人冯白驹针锋相对地表示反对，并做好了与对方撕破脸的部署，准备“给他们以坚决的打击”[注]《廖承志关于琼崖情况致中共中央和周恩来电》(1940年1月14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华南抗日游击队》，军事科学出版社，2008年，第285页。。

琼崖的国共摩擦是全国范围内国共关系转向紧张的缩影。1939年下半年，新四军活动区域先后发生平江事件和竹沟事件。12月，根据国共关系发展状况，中共琼崖特委明确提出：海南“比全国有先分裂的可能性”，因此必须“准备和巩固我们的广大力量”，还要防止日军乘机发动进攻[注]《中共琼崖特委第八次扩大会议记录》(1939年12月)，《琼崖抗日斗争史料选编》，第72页；符荣鼎：《从建立平原抗日游击根据地到创建五指山中心根据地一段历史的回忆》，《琼岛星火》第10册，1983年，第31页。。当时独立队主力所处的琼文一带，“地区过小(在琼山与文昌之间，离敌很近多平原)，不宜大部队活动，而顽固者恰在自己后面”，很容易遭受日顽前后夹击[注]张文彬：《广东报告》(1940年3月7日)，《琼崖抗日斗争史料选编》，第9页。。因此，中共琼崖特委提出“转变军事行动的地区和积极创造游击根据地”的任务，决定要在岛上四个地点建立根据地：一是海南岛西北的澄迈、临高、儋县三县边界，二是东南的乐会、万宁二县边界，三是东北的琼山、文昌、琼东、定安四县边界，四是东南的昌化、感恩、崖县三县边界[注]《中共琼崖特委第八次扩大会议记录》(1939年12月)、《黎民关于琼崖部队情形的报告》(1940年4月10日)，《琼崖抗日斗争史料选编》，第73、115页。。这四个地点分别位于海南岛的四面，且都处于沿海丘陵地带，不同于此时琼山、文昌边界以平原地形为主，也不同于五指山脉腹地的白沙、乐东、保亭等县。而其中琼山、文昌、琼东、定安边界的发展基础较其他三地更好——此时独立队的主力就在琼山、文昌二县的平原地带，且琼东、定安边界是土地革命时期的老区，四县群众基础较好。中共琼崖特委打算先抽调一部分兵力到琼东，优先发展琼、文、东、定根据地。

就在这一年的12月，中共琼崖特委得到消息：独立队的一个大队占领了儋县那大镇。此地是琼崖西北重镇，位于儋县东南角，靠近纱帽岭山区。那大镇本由国共双方协同收复，但独立队最终独占那大，引发国民党的不满，国民党还声称独立队“把地方游击队缴械了”。特委认为，“这件事闹得很厉害，有可能在西路引起武装冲突”。[注]《李吉明关于琼崖抗战情况的报告》(1940年4月10日)，《琼崖抗日斗争史料选编》，第87页。另外，那大镇靠近儋县与临高县的边界，而共产党在临高势力较大，抗战初期临高全部三个区的区长均为共产党员。但1939年10月临高县长易人后，新县长推行反共措施，把三个区长全部撤换，导致当地共产党游击队偷袭临高县政府作为报复。[注]陈镇亚：《临高县抗战回忆》，海南抗战卅周年纪念会编：《海南抗战纪要》，文海出版社，1980年，第357、363—364页。不料游击队此次偷袭意外失手，暴露了自身“战斗力弱”的问题，反而面临着被国民党报复的危险[注]《中共琼崖特委第三次执委会会议记录》(1941年2月15日)，中央档案馆、广东省档案馆编：《广东革命历史文件汇集中共琼崖特委文件》(1937—1945年)分册， 1987年，第155页。。总之，那大镇的占领，对琼崖党组织在琼西北既是一个发展机遇，又可能引发在临高、儋县两地与国民党直接发生武装冲突的极大危机。

鉴于此，中共琼崖特委开始设想独立队主力由优先经营东南改为优先发展西北的可能性。他们认为，在那大镇附近纱帽岭建立根据地的优势相当多。纱帽岭地区有山地之险，进可向儋县平原地区发展，退则可固守山区。更重要的是，这一地区共产党的综合力量与敌顽相比有优势。当时琼崖独立队共有三个大队，其中第一、第二大队与司令部驻在琼文，第三大队即在儋县、临高交界地区活动。相反，国民党在儋县、临高的力量相对薄弱，而日本方面在儋县驻防的几乎都是伪军，此时伪军又已相继撤出了那大一带。于是，1940年1月，中共琼崖特委果断决定率主力前往纱帽岭建立新的抗日游击根据地。[注]张文彬：《广东报告》(1940年3月7日)，《琼崖抗日斗争史料选编》，第9页；冯白驹：《冯白驹回忆录》，东西文化事业公司，2000年，第53页；吴克之：《不倒的红旗》，中共海南省委党史研究室编：《常胜将军：怀念吴克之同志》，中共党史出版社，2003年，第42页。

但出乎意外的是，主力部队在前往纱帽岭的途中，得知日军已大举反攻那大镇[注]吴克之：《不倒的红旗》，《常胜将军：怀念吴克之同志》，第43页。。这种情况自然阻碍了部队继续此前的计划。但特委发现，偶然停驻的澄迈南部的美合山区有若干优点：一是日军、国民党军队势力薄弱，“周围十多个墟镇均没有日伪据点，也没有国民党区、乡、镇公所和军队驻扎”；二是此地邻近独立队第三大队的活动地区，也有向儋县平原发展的希望；三是美合山区为丘陵地形，海拔虽低于纱帽岭，但亦有便于防守的地利[注]冯白驹：《冯白驹回忆录》，第54页；陈求光：《美合抗日根据地的创建及美合事变》，《华南抗日游击队》，第1444页。。换言之，美合山区同样具有纱帽岭进可攻退可守的优点，更重要的是此地为可以放手发展的空白区。

在这样的背景下，特委临时决定留在美合创建新的抗日根据地。从琼文到美合的决策，看似由一系列偶然事件促成，但其背后蕴含着中共琼崖特委在国共摩擦加剧的背景下，主动应对政治及战争的形势变化，一方面坚持发展根据地，一方面亦保持着机动灵活地调整行动方案的能动性。

二

独立队西迁前后，正是晋西事变发生、全国范围内国共关系高度紧张之际，国民党掀起了第一次反共高潮。在处理摩擦时，中共中央高度重视因地制宜的问题，除对中共力量“占主要领导”的地区，要求“坚持已得阵地，从各方面深入巩固工作，严正地打击顽固分子的摩擦”外，还强调“在不同地区由于力量对比的不同，内部主要矛盾的不同，应有不同的斗争方式”。[注]《国民党的防共方法与我们的对策》(1939年)，《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6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858页。正是从因地制宜这一方针出发，中央针对华中的淮北、淮南、江南三个区域制定了不同的斗争原则[注]《中共中央书记处关于新四军在华中及江南工作的指示》(1939年12月27日)，《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6册，第806页。，并且对华南提出“广东(各地)应谨慎地干，对琼崖应放手地干”的要求[注]《中共中央书记处对琼崖工作的指示》(1940年1月26日)，《琼崖抗日斗争史料选编》，第5页。。

中央要求琼崖“放手地干”，除了考虑到琼崖国共力量对比情况外，还与中央此时的全国战略部署有关。1940年1月19日，中央在讨论新四军应向南或向北发展时，提出了“假如全国‘剿共’，则我们可以向南”的可能性[注]《中共中央书记处关于新四军发展方针的指示》(1940年1月19日)，《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7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75页。。虽然新四军的“向南”指的还不是华南地区，但这种部署体现了中央在国民党统治区布局做眼、牵制顽军后方的思路。正是基于这一设想，中央对国共实力差距较小的琼崖抱以很大希望。1月26日，中央要求广东省委努力“把琼岛创造为争取九百万南洋华侨的中心根据地，创造为党在南方发展广大影响的根据地”，并要求把“香港的力量主要向琼崖输送”。[注]《中共中央书记处对琼崖工作的指示》(1940年1月26日)，《琼崖抗日斗争史料选编》，第5页。很显然，中央这时已开始考虑将琼崖发展为中共南方革命的战略支点了。刘少奇还把琼崖比作抗战初期党在华中地区的支点竹沟，明确指出：“在西南组织成一支我们强的部队，创立根据地，对全国有大益处。”[注]《胡服古大存对海南岛游击队的活动及建立根据地之意见致中央书记处电》(1940年6月28日)，《琼崖抗日斗争史料选编》，第16页。这里的“西南”指的就是海南岛。

为此，中央特意要求广东省委帮助琼崖建立一个电台“与中央联络”[注]《中共中央书记处对琼崖工作的指示》(1940年1月26日)，《琼崖抗日斗争史料选编》，第6页。。这一年的夏天，电台接通。琼崖不但可通过电台联系省委，还能越级直接联系中央[注]冯白驹：《琼崖抗战七年》，《华南抗日游击队》，第1391页。。广东省委出于对广东的布局考虑，同意中央的意见——此时东江根据地发生坪山事件，共产党游击队受国民党军队压迫，于3月撤离东江。广东共产党游击队较活跃者只有东江、琼崖两处，东江局势消沉之后，琼崖的地位更显突出。4月，广东省委召开扩大会议，同意说有可能在琼崖“比较早地取得主导的地位及决定的作用”，故“今后为了建立南方势力，发展根据地以及扩大党在南方和华侨中的影响，成为扩大团结几百万华侨的中心，培养干部的根据地，要把琼崖看作这样一个根据地确定方针，不问国民党的反对与阻碍，大胆放手去干，独立自主去干。”[注]《张文彬关于广东抗战形势、统战工作及军事工作等给中共中央的报告》(1940年4月23日)，《华南抗日游击队》，第362、372页。据省委会后向中央报告，中央的这一指示已传达到琼崖特委，并且已经开始执行。

为了放手发展，琼崖需要突破国民党的限制。1940年5月，毛泽东指出：所谓发展，就是“不受国民党的限制，超越国民党所能允许的范围，不要别人委任，不靠上级发饷，独立自主地放手地扩大军队，坚决地建立根据地”[注]毛泽东：《放手发展抗日力量，抵抗反共顽固派的进攻》(1940年5月4日)，《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7册，第302页。。琼崖抗战之初，独立队除了大部在琼山、文昌，小部在儋州、临高边界活动外，其余沿海丘陵各县也“都可以穿进去行动”，仅是因为考虑到国民党的限制，相当一段时间未能扩大自己的行动地区。[注]《黎民关于琼崖部队情形的报告》(1940年4月10日)，《琼崖抗日斗争史料选编》，第115页。但是，随着琼崖国共摩擦的加剧，特委的态度发生了明显变化。1939年12月，特委抽调一部分军队从琼文到琼东发展时，就做了“不管当局无理的干涉”的准备。[注]《黎民关于琼崖部队情形的报告》(1940年4月10日)，《琼崖抗日斗争史料选编》，第115页。

不过，独立队主力从琼文西进途中并未受到国民党军队的攻击[注]吴克之：《不倒的红旗》，《常胜将军：怀念吴克之同志》，第42—43页。。这是因为国民党方面在一段时间内连独立队西迁一事都懵然不知。1940年4月，白崇禧汇报琼崖国共摩擦事件时，还引用了“琼崖自卫队独立总队长冯白驹驻琼山县”的旧消息，而且这段时间里国共摩擦所涉地域也均不在美合[注]《白崇禧电蒋中正》(1940年4月2日)，台北“国史馆”藏，档案号002-090300-00217-018。。美合根据地向外扩展之初，主要作战对象只有一些“山区的惯匪”[注]陈求光：《美合抗日根据地的创建及美合事变》，《华南抗日游击队》，第1145页。。只是到了这一年的夏天，美合根据地向东、南两面推进后，才开始与国民党统治区接壤，又出现了发生摩擦冲突的可能。8月，国民党已注意到共产党在此地的活动，因此保安第七团团长李春农派了一队人马侦察根据地外围的地形。[注]陈求光：《美合抗日根据地的创建及美合事变》，《华南抗日游击队》，第1446页。10月，保七团与独立队展开交涉，李春农要求独立队退回琼文根据地，以西北—东南向的海口—加积公路为界，路东由独立队活动，路西由保安队管辖[注]庄田：《琼岛烽烟》，第79—80页。。如果服从李春农的命令，就意味着独立队只能龟缩于海南岛东北一角。这无论对于警惕“敌顽夹击”的中共琼崖特委，还是对于期待建立南方革命战略支点的中共中央，都是不可接受的。此时独立队在全岛范围内已发展到3000余人，其中美合周边就有2000余人。而据中共琼崖特委得到的情报，国民党保安团、游击队在全岛只有不到5700人。在特委看来，独立队有实力对抗李春农的摩擦。[注]《中共琼崖特委就琼崖我友敌情况复中共中央电》(1940年11月24日)，《琼崖抗日斗争史料选编》，第127—128页。

可是，美合根据地也存在受“敌顽夹击”的可能性。根据地创建之初虽离日占区较远，但经过扩展，1940年八九月间西北界已与日占区接壤，独立队与日军进行过多次遭遇战。[注]陈求光：《美合抗日根据地的创建及美合事变》，《华南抗日游击队》，第1444—1445页。11月10日，冯白驹向中央报告说，“近一月来敌人又向内地伸展，占领许多新地区”，且敌人正在向山区“积极修筑内地新公路线，准备有把握(时)消灭我们”[注]《冯白驹关于国民党琼崖当局准备向我全面进攻致中共中央电》(1940年11月10日)，《琼崖抗日斗争史料选编》，第126页。。这里报告的虽然是全琼的情况，但无疑包括冯白驹所在的美合山区。冯白驹在10月曾向中央表示有把握对付可能的事变[注]《冯白驹关于琼崖近况致中共中央电》(1940年10月5日)，《琼崖抗日斗争史料选编》，第124页。。但当中央于11月7日提醒说存在顽固分子“勾结敌伪共同进攻你们的极大可能”时，冯白驹从10月的判断退了一步，加上了一个前提，“我们估计如果顽军不与敌协同进攻的话，我们有相当把握击败他的”[注]《中共琼崖特委就琼崖我友敌情况复中共中央电》(1940年11月24日)，《琼崖抗日斗争史料选编》，第127页。。换言之，如果“敌顽夹击”成为现实危险，中共琼崖特委也无法预估能否取得胜利。

12月15日，国民党军队3000余人向根据地进犯，次日美合失守[注]琼崖武装斗争史办公室编：《琼崖纵队史》，广东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126—127页。。国民党并未与日军协同进攻，根据地却迅速失陷，这与特委的估计大相径庭，冯白驹也表示“料不到有今天”[注]《庄田同志的发言》(1958年1月28日)，《中共海南区委员会扩大会议大会发言汇编》第2册，中共海南区委员会整风办公室，1958年，第2页。。冯后来反思时，总结了对地形的过度依赖与根据地奸细破坏这两个教训——由于“孤立地强调地形对我绝对有利，可以固守”，却没有察觉敌人已经“收买了根据地中的地富分子为奸细”，事先了解我方作战部署，并由奸细带路进入根据地[注]冯白驹：《冯白驹回忆录》，第58—59页。。这既是对美合之战的反思，又涉及对根据地建设过程中地形、群众基础两者关系的思考，即如果群众基础不稳固，山地之险也不足恃。1941年2月，中共琼崖特委常委李明也承认美合根据地群众基础不好，导致“子弹缺乏”“粮食困难”等问题都难以解决[注]《中共琼崖特委第三次执委会会议记录》(1941年2月15日)，《广东革命历史文件汇集中共琼崖特委文件》(1937—1945年)分册，第154页。。1942年，特委常委庄田在特委第九次扩大会议上也突出谈到美合“当地地主与敌人配合，使我处于不利的地位”的教训[注]《庄田在中共琼崖特委第九次扩大会议上的军事报告》(1942年9月10日)，《琼崖抗日斗争史料选编》，第209页。。独立队撤离美合根据地的据点之后，曾一度尝试留在美合山区开展游击战争。但他们很快发现：由于村庄“为敌人控制”，造成“筹粮极端困难，几乎陷于断粮困境”，继续留在美合山区坚守完全不切实际。[注]冯白驹：《冯白驹回忆录》，第59页。

除群众基础薄弱外，根据地从敌顽空虚到敌顽交乘的变化，也是影响独立队撤离美合的另一重要因素。中共琼崖特委后来也谈道：“我、顽打几天后敌军就至，我们估计到先退出。”[注]《李明在中共琼崖特委第三次执委会议上的政治报告》(1941年2月15日)，《琼崖抗日斗争史料选编》，第135页。因为随着根据地迅速扩展，其东、南两面与国民党统治区接壤，西、北两面与日占区接壤。如果在美合与国民党的战斗损耗过大，独立队即使获胜，也会被日伪军趁虚而入。反过来，国民党军获胜，同样也会被日伪军趁其立足未稳而攻击。果不其然，就在中共武装撤离几天后，日军就集结了六七百人向美合进犯。[注]《余汉谋电蒋中正据琼崖保安第七团李团长称二十五日敌兵追剿冯逆白驹敌向幸属岭南乡美蛤一带进犯等战况》(1941年1月11日)，台北“国史馆”藏，档案号002-090200-00067-260。总体而言，正如特委后来所总结的，“面临日顽夹攻、两面作战的这一新情况，回顾美合地区的地理位置、群众基础等等方面，还缺乏建设永久性根据地的条件”[注]罗文洪：《美合根据地留守纪实》，《琼岛星火》第14册，1985年，第152页。。

撤离美合之后，在琼西北建立根据地的计划暂时受挫。1940年11月，中央曾要求琼崖特委注意经营黎族聚居的五指山脉，因为中部山地“将是我们长期抗战的最后的可靠根据地，其他沿海地方都有敌伪盘踞的可能”。中央明确指出：“只有有了夷民、山地作为我军的巩固后方，我们才能支持长期抗战。”[注]《中共中央书记处对琼崖工作的指示》(1940年11月7日)，《华南抗日游击队》，第392页。但是，由于五指山地区当时是国民党统治区的中心区域，国共关系并未完全破裂，中共琼崖特委还只能“于敌后进行游击战争”，无法径入国民党统治区发展[注]《冯白驹关于美合事变后准备有计划地在敌后进行游击战争致中共中央电》(1940年12月22日)，《琼崖抗日斗争史料选编》，第129页。。再加上中共琼崖特委当时的经验是：“在沦陷区建立政权较易，在国民党地区建立政权较难”，过去在琼文与美合的教训也都说明，“今后建立抗日政权要到敌后去”[注]《中共琼崖特委第三次执委会会议记录》(1941年2月15日)，《广东革命历史文件汇集中共琼崖特委文件》(1937—1945年)分册，第168页。。因此，无论从有理还是有利的角度来看，马上从美合转入五指山都不可行。可行的转移方向只有两个：一是向西南，二是返东北。而侧重何处，又涉及对地势、敌人实力、群众基础等因素的评估。在特委领导人中，主张去西南者的理由是“琼西地势险要，敌人力量薄弱”，主张去东北者则考虑“群众支持的决定性的作用”。[注]庄田：《琼岛烽烟》，第85—86页。此时冯白驹、庄田等领导人因为有过美合的教训，都认为群众基础更为重要，而“地势险要”与创建之初“敌人力量薄弱”都未必足恃[注]庄田：《琼岛烽烟》，第86页。。加之琼东北日占区面积较大，在作战区划上过去也属于独立队，中共琼崖特委最后决定主力返回东北。

三

从琼文到美合来回折返的中共琼崖特委，对过去受顽军、日军两面威胁记忆尤深。再回琼文后，特委即注意向日占区发展，尽量避免两线作战。1941年2月，已安全回到琼文的特委发现，“我们在沦陷区建立根据地，顽不易进来”，在琼文日占区的军事压力反而比美合要小。特委还对地形与群众基础作了判断，认为：“建立民主政权靠群众的抗日热情与党的基础。单靠大山是靠不住的。”由于顽军不易进入沦陷区，所以政权发展方向须“主要放在沦陷区”；又由于东部的群众基础较好，尤其要重视“东路沦陷区”。[注]《李明在中共琼崖特委第三次执委会议上的政治报告》(1941年2月15日)，《琼崖抗日斗争史料选编》，第136页；《中共琼崖特委第三次执委会会议记录》(1941年2月15日)，《广东革命历史文件汇集中共琼崖特委文件》(1937—1945年)分册，第168页。因此，特委决定发展方向是“首先行动自琼东、定安、乐万方面去”[注]《冯白驹在中共琼崖特委第三次执委会议上的军事报告》(1941年2月15日)，《琼崖抗日斗争史料选编》，第144页。。其中琼东、定安位于东北，乐会、万宁则位于东南。此时，开辟根据地的重点从西北移回了东部。此际根据地建设最具标志性的成就，是1941年11月在琼文成立的琼崖东北区抗日民主政府，这是全琼民主政权的最高行政机关。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独立队在东北日占区平稳发展的局面受到了挑战。由于海南对日本攻取南洋的战略价值日增，日军对海南国共游击队压迫益严。而中共琼崖特委的电报机在1941年6月与顽军的一次战斗中丢失，与中央、省委的联系再次中断，直到抗战胜利前夕才重新恢复联系。[注]《琼崖纵队史》，第135页。当琼文再度出现危机之时，中共琼崖特委不得不独立进行决断。

为了牵制日军，独立队1942年初决定恢复向琼西北发展，在澄迈、临高、儋县地区组建第四支队，三县交界处的根据地逐渐扩大[注]《琼崖纵队史》，第143页。。同样是1942年初，独立队第三支队也到达琼东南万宁、乐会交界的六连岭，与当地游击队共同建设游击根据地[注]林国斋：《六连岭根据地的革命斗争》，《琼岛星火》第21期，1996年，第268页。。至此，在中共琼崖特委1939年冬所设想的琼岛四面发展方向中，西北、东南两处的根据地逐渐形成。而独立队第一、第二支队都在琼文。四个支队的部署形成了以琼文游击根据地为重点，西北、东南两处为辅翼的格局。

1942年6月，日军调集6000多兵力，针对国共两党的沿海游击区发起“扩大各队占据的地盘，强化封锁”的“Y六作战”[注]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编，天津市政协编译委员会译：《日本海军在中国作战》，中华书局，1991年，第331页；邢诒孔等：《冯白驹将军传》，中共党史出版社，1998年，第271页。。中共琼崖特委发现，由于“敌人是以空前的军事、政治集中大的力量摧残我们这个地区”，因此“应即向外线开展游击战争”[注]《中共琼崖特委常委会议记录》(1941年12月至1942年6月)，《广东革命历史文件汇集中共琼崖特委文件》(1937—1945年)分册，第212页。。在与日军周旋过程中，琼文的根据地不但继续保持，且通过外线作战还在琼山、澄迈两县交界的儒万山建立了新的根据地。

由于“Y六作战”对琼文的打击成效不大，日方遂于11月发动“Y七作战”，调集5000余名日军、近万名伪军攻击琼文地区约5200人的独立队。[注]邢诒孔等：《冯白驹将军传》，第274页；海南警備府司令部『昭和17年10月1日～昭和17年10月31日 海南警備府戦時日誌(1)』、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C08030524100、1888頁。在重点进攻之下，到12月中旬，琼文的独立队已减员近半，只剩2800人[注]海南警備府司令部『昭和17年12月1日～昭和17年12月31日 海南警備府戦時日誌(1)』、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C08030526700、752頁。。考虑到原地坚持将更加不利，1943年春，中共琼崖特委决定把琼文地区的第一、第二支队主力分别向东、西两翼挺出外线作战。冯白驹带领第一支队向西到达儒万山根据地后，又进一步西进，在澄迈南部的六芹山建立了新的根据地。庄田则带领第二支队向东，在琼东、定安边界的内洞山建立了新的立足点。[注]庄田：《琼岛烽烟》，第171页。六芹山临近澄迈、儋县、临高边界的已有根据地，内洞山则与1939年冬中共琼崖特委提出在琼山、文昌、琼东、定安交界建立根据地的方向相符。换言之，中共琼崖特委1939年冬提出的在四个方向建设根据地的计划，此时除琼西南尚未建立外，其他三个方向的根据地均已建成。至于在六芹山与内洞山之间应以何者为重点，特委内部再次发生了讨论。多数同志主张把内洞山建设为琼崖的中心根据地，冯白驹、庄田虽然反对，却居于少数。[注]冯白驹：《琼崖抗战七年》，《华南抗日游击队》，第1395页；庄田：《琼岛烽烟》，第172页。事实上，优先发展琼、文、东、定交界处的内洞山根据地正是1939年冬特委的共识。直到1942年9月，冯白驹部署打通沿海地区几个根据地或游击区时，琼、文、东、定一带依旧是部署的重点。[注]《冯白驹在中共琼崖特委第九次扩大会议上的政治报告》(1942年9月7日)，《琼崖抗日斗争史料选编》，第200—201页。可是，为什么到了1943年，冯白驹的想法却发生了变化呢？

重点应经营内洞山还是六芹山，涉及以何者为发展方向——内洞山在琼东北，以此为支点可以图琼东南；六芹山在琼西北，以此为支点可以图琼西南。特委所争论的实际上是究竟要把发展方向放在东南还是西南的问题。冯白驹回忆了他考虑的三个因素：一是地方资源。东南为老区，过去受国民党摧残，人力物力枯竭；西南则为新区，人力物力较丰富。二是敌人实力。东南国民党、日军实力较强，西南则较薄弱。三是活动空间。东南空间狭小，西南则地区广阔。[注]冯白驹：《琼崖抗战七年》，《华南抗日游击队》，第1395页。这三个因素里，只有第二个因素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出现的新情况——由于海南成为日军侵略南洋的后方，日军对中国游击队的压力陡增，琼文的群众基础无法再帮助特委抵御新的攻势。如果琼文的基础不足恃，东部地区的群众基础自然也不足恃。冯白驹谈老区人力物力枯竭，实际上是在回应为何老区无法构成选址的理由。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中共琼崖特委否定了冯白驹与庄田的意见，决定移向内洞山，并将内洞山的部队编为第五支队。然而，第五支队很快遭到日军的围攻，最后只剩100多人。[注]庄田：《琼岛烽烟》，第172页。因此，中共琼崖特委只好放弃经营内洞山的想法，把党政军机关正式迁往六芹山，并以此为基础派遣部队向西南的昌感、白沙交界地区推进[注]邢诒孔等：《冯白驹将军传》，第281页。。

琼崖的发展方向从东部重新转向西部，除了考虑避开日军锋芒以保全武装之外，还与一个全局性的规划相关，即避开国民党锋芒以进入五指山脉。前文已述，1940年11月，中央从把整个琼崖建立成南方革命支点的视角出发，建议琼崖特委重视在五指山脉建立“最后的可靠根据地”。[注]《中共中央书记处对琼崖工作的指示》(1940年11月7日)，《华南抗日游击队》，第392页。五指山位于海南岛中部，地理上从任何方向均可进入，但由于抗战开始后国民党军队就已移入五指山，共产党若再去建立五指山根据地，就必须与国民党军队作战以打开道路。美合事变后，独立队返回远离山区的琼文，暂时缺乏进入五指山的条件。主力再次撤出琼文后向东抑或向西发展，也涉及选择何种进山道路的问题。东部沿海地带较狭长，且琼崖东部经济发达，是日军和国民党游击队的争夺焦点。冯白驹认为，一旦到了东南，“如果向山区发展，会碰到国民党驻在吊罗山的主力发生冲突”。[注]冯白驹：《琼崖抗战七年》，《华南抗日游击队》，第1395页。独立队干部符荣鼎也回忆说：由于东南陵水、保亭一带“敌、顽据点较多”，且少数民族的地方武装较强，从此地进入山区较难。[注]符荣鼎：《从建立平原抗日游击根据地到创建五指山中心根据地一段历史的回忆》，《琼岛星火》第10册，第36页。但在日、顽军力相对薄弱的西部，这些问题并不突出。

当中共琼崖特委转入西北的六芹山后，1943年8月，五指山区发生了黎族首领王国兴武装反抗国民党政府的白沙起义。起义区域位于五指山脉北部，为特委与王国兴建立联系提供了地理上的可能。起义行将被镇压时，王国兴派员找到冯白驹请求支援。不过，特委考虑到“一时不能派出大量武装部队去”，只派出一些干部和武工队协同王国兴进山进行宣传组织工作。1945年1月，琼崖党政军领导机关决定迁往五指山脉西北侧的白沙县文头山。但直到抗战胜利，国民党从五指山区赶往沿海平原受降，导致山区空虚，共产党的军队才真正获得在五指山腹地发展的机会。[注]符荣鼎：《从建立平原抗日游击根据地到创建五指山中心根据地一段历史的回忆》，《琼岛星火》第10册，第33页。

终抗战之期，在五指山脉建立中心根据地的任务虽然没有完成，但独立队主力从琼文再次撤出之后，按照寻敌薄弱之处发展的逻辑取得了成果，不但保全与扩大了队伍，而且为进入五指山奠定了基础。

四

从1939年琼崖抗战开始到1945年全国抗战胜利，中共琼崖特委及其主力部队的所在地几经迁移。从土地革命后期开始，共产党游击队主要在海南岛东北部的琼山、文昌两县交界地区活动。1939年底到1940年初，游击队考虑地形与敌我实力对比等因素，从琼文平原西迁美合山区。美合事变发生后，中共琼崖特委返回了地形不够有利但群众基础良好的琼文。随着太平洋战争的爆发，日军对琼文压力增加，中共琼崖特委又从敌我实力对比等因素出发，决定西迁六芹山，并试图进入中部五指山脉建立根据地。在抗战时期的每一个阶段，特委均能根据时局变化机动调整根据地选址，其间虽也会发生误判或遭遇挫折，但琼崖共产党武装存续与壮大之路也正是这样探索出来的。

抗战时期中共琼崖特委决定根据地选址时考虑的因素，主要包括敌情、地理、民情三项。一是敌情。寻找敌人统治薄弱之处发展根据地，本身就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工农武装割据的重要经验。在抗战中，特委重视寻找日伪、顽军相对空白之处，尽可能避免日顽夹击。在整个抗战时期，琼崖根据地的发展重点呈现从敌顽较强的东部向较薄弱的西部转移的趋势。二是地理。与华北地区成功坚持了平原根据地不同，受太平洋战争影响，日军重视海南岛在南洋战场的地位，琼崖东北平原的游击根据地因日军的压力而未能坚持，西北、东北、东南沿海丘陵地带的根据地一般却能逐渐扩展，琼崖抗日根据地呈现从平原到山区、从沿海到腹地发展的趋势。不过，与太行、太岳等山脉根据地不同，中共琼崖特委虽试图进入五指山腹地，但终抗战之期只能涉足边沿地区。三是民情。军事与政治结合、动员群众进行全面战争是中共抗战的特点之一，这一特点又继承自土地革命战争的经验。过去琼崖苏区与其他根据地类似，离不开地方精英的社会资源。王文明、冯白驹等特委领导人籍贯多在海南岛东部，革命老区也多在东部沿海地区。抗战时期，随着根据地从东部向西部、从平原向山区发展，琼崖党组织需要在新的地区建立群众基础。美合根据地无法坚持，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此地是临时选定的，琼崖党组织缺乏当地的社会网络。加上东部沿海主要为闽语区，琼西北则流行客家话等非闽语系统的方言。虽然都是汉族聚居区，但东部的革命精英在西北经营时，实际上扮演着外来干部的角色。琼西北的革命也存在外来干部与本地干部、主力军与地方游击队等群体的磨合问题。随着根据地在地理上的成功扩展，琼崖革命的群众基础也随之扩展到全琼沿海的汉族聚居区域。

以上敌情、地理、民情三项因素，是琼崖及其他地区进行根据地选址时都必须重点考虑的。这三项因素影响了琼崖根据地变迁的三个趋势——发展重点从东移向西，地形从沿海平原移向腹地山区，群众基础从老区扩展到全琼。但无论如何扩展，琼崖根据地的范围均限于海南岛内，既没有成为“争取九百万南洋华侨的中心根据地”，也没有在军事上创造“在南方发展广大影响”的条件。这与中央把琼崖看作华南革命战略支点的期待不能不说有相当距离，这是海南岛在抗日战争和国共冲突中十分特殊的战略地位和国、共、日三者力量对比所决定的。

为了理解琼崖根据地发展状况与中央期待之间出现反差的缘由，需要从琼崖的地缘特点入手。中央曾指出：“海南可以搞红一点也不要紧，因为海南是处在孤岛，搞红一点不会影响全国。”[注]冯白驹：《琼崖抗战七年》，《华南抗日游击队》，第1392页。与其他抗日根据地比较，孤岛作战是琼崖革命最大的地缘特点。与华北、华中等地不同，琼崖根据地的创建没有八路军、新四军参与，也很少与其他根据地或中央交流干部。中央虽派过庄田等干部支援，但数量不多，级别不高。且在日军控制制海权的情况下，军队没有撤出本岛的可能，回旋余地完全无法与大陆的条件相比。因此，琼崖革命格外依赖地方群众支持，也格外需要在与上级失去联系时独立解决困难的能力。

孤岛作战的地缘特点还决定了琼崖国共关系不同于其他根据地的特点。与大陆的正面战场不同，琼崖国民党军队一般不打阵地战，而是以五指山脉为依托与日军开展游击战与运动战。因此，早在抗战之初，海南岛地势最险要、面积最大、最有根据地发展前景的五指山脉已由国民党军队重点布防，没有像五台山、大青山、茅山等地那样留下共产党经营的空间。而日军因兵力有限，主要经营沿海地区的城市、港口、公路。海南岛的沦陷区多在沿海，而以中心山脉为后方。在这种环形格局之下，共产党军队既要避开沦陷区的强大日敌，又要避免因争夺大后方而与国民党决裂，同时还要想方设法从日伪、顽军及民间获得武器弹药，其发展局限之大，可想而知。

正是这种国、共、日三方错综复杂的地缘关系，在相当程度上制约了琼崖根据地地点的选择和发展的条件，也导致琼崖抗日根据地的建立几经波折，较稳固的丘陵根据地形成较晚，而被中央认为最重要的五指山根据地直到抗战结束仍未能建立。虽然中央对琼崖根据地高度重视，期望其对于华南能发挥如竹沟对于华中一样的作用，但由于孤岛的地缘特点，琼崖未能真正成为地区性战略支点，其军事影响力也没有向华南其他地区逐渐扩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