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 艳 杰

近十余年来，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史研究取得了长足进步，这不仅体现在研究深度和广度的提升以及一系列周边国家研究机构的建立，而且体现在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利用周边国家的解密档案，使“另一侧”的历史面貌得以更加全面的呈现。但与此同时，中国周边国家的档案解密机制和开放程度的差异，导致中国与部分国家关系研究仍处于发展缓慢甚至停滞不前的状态，中国与印尼关系尤其如此。前些年，中国外交部解密了部分涉及印尼问题的档案，推动了中印尼关系研究的发展，但遗憾的是只有极少数学者接触到了这批史料。印尼档案方面，印尼政府虽然有较为规范的档案解密规定，但解密程度较低，且涉华档案过于分散，尚不具备系统利用的条件。双边档案的匮乏，无疑是制约中印尼关系尤其是外交关系史研究发展的主要因素，但也迫使学者在史料的收集和运用方面另辟蹊径。除口述资料外，20世纪五六十年代期间发行的印尼本土华文报刊，成为中印尼关系研究中至关重要的史料来源。印尼华文报刊除包含大量原始文献外，还具有与政府解密档案完全不同的史料特征和独特价值，故而并非政府解密档案之外的次要“替代品”。

一、印尼华文报刊的发展历史及其保存现状

印尼最早的华文报刊是1908年创刊的《泗滨日报》。到20年代，印尼本土各类华文报刊已多达二三十余种。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印尼华文报刊的规模和数量进一步增长，《生活报》《新潮月报》《觉醒周刊》等先后创办发行。印尼华文报刊之间的政治倾向存在明显差异，通常与印尼华人华侨(以下简称“印尼华人”)社会的政治分裂相对应，晚清时期即如此。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尽管多数印尼华人认同新中国，但台湾当局的政治影响力并未立即消除。在印尼华文报刊中，既有《生活报》《苏门答腊民报》《黎明报》等支持新中国的报纸，也有亲台湾的《天声日报》《自由报》《中华商报》等，其中《天声日报》是中国国民党雅加达支部的机关报。还有一些报刊最初保持中立，后逐步转变立场。华文报刊由此成为海峡两岸争取印尼华人民心的重要舆论战场。

印尼华文报刊之间的竞争局面在1958年出现转折点，其转折性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由于台湾当局支持印尼1958年的“外岛叛乱”，台湾与印尼关系恶化，华校华报皆受牵连。印尼当局禁止发行华文报刊，并于1958年4月17日颁发法令，规定“凡今后要继续复版之非拉丁文字、阿拉伯文字及印尼地方语言之报纸杂志，务须获得陆军参谋长的准许”[注]① 《请政府快急救惨遭迫害的印尼华侨》，《自由中国》1960年1月1日。。此后，亲大陆的报纸被允许复刊，但亲台湾的报刊则被完全停闭。其二，在国内政治体制方面，基于政党政治的民主议会制度被终结，苏加诺建立“有领导的民主”体制，华文报刊虽然被允许恢复发行，但报道内容被迫作出调整，转为以报道印尼本土事务为主，且宣传口径基本与印尼政府保持一致。至1965年前，印尼华文报刊断断续续维持了一段时间的运营，九三〇事件后被禁止。

1965年后，苏哈托奉行反华反共政策，印尼本土华文报刊多数被销毁，这使得保存下来的印尼华文报刊成为研究中印尼关系的珍稀文献。目前全球系统馆藏1949年后印尼华文报刊的机构主要有三家，分别是中国国家图书馆、厦门大学南洋研究院以及美国俄亥俄大学图书馆。从时段上来看，1949年至1960年期间的报刊保存得较为系统，其中《生活报》《生活周报》较为完整，且已经由中国国家图书馆数位化。其他报刊多残缺不全，部分月份甚至整年内容缺失。除原版报刊外，厦门大学南洋研究院还存有按照主题分类的剪报，大多源于包括印尼在内的东南亚各国华文报刊。从政治立场看，亲台湾的报刊更为稀缺，仅有极少数被学术机构保存，另有少部分内容以剪报形式，散存于台湾“外交部”的情报文件中。

二、华文报刊在中印尼关系研究中的史料价值

印尼华文报刊包含丰富的原始文献和二手文献，既可以作为政府解密档案的补充材料，又具有别于档案的史料特征。就当代中印尼关系史研究而言，报刊中具有原始文献性质的内容主要涉及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印尼的外交政策、路线和纲领。印尼对华政策有其特殊性，但毕竟是印尼整体对外战略的一部分，通常内阁上台伊始或者做重大战略调整时，包括外交政策在内的政府施政纲领，都会以全文或者摘要的方式见诸报端。此外，由于印尼遵循西方实行议会民主制度，政府的施政纲领需经国会批准，而内阁在国会的答辩内容也常被报纸刊登。例如，1951年6月8日，《新报》刊登了苏基曼(Sukiman)政府在国会答辩时所阐释的印尼外交政策[注]《政府昨宣读答辩书》，《新报》1951年6月8日。；1952年6月4日的《生活报》详细刊登了韦洛坡(Wilopo)内阁的答辩内容，其中也包括对外交政策的解释[注]《内阁昨对国会答辩文内容摘要》，《生活报》1952年6月4日。。在议会民主制时期，此类内容出现在报刊中的频率非常高。

第二，直接涉及印尼对华政策的内容。已经解密的印尼政府档案，鲜有系统的对华政策和高层讨论文件，但是印尼华文报刊则包含大量印尼高层和国会议员关于政府对华政策的解读与评论。其中，有的是官员代表政府进行的官方阐释，有的则是官员或者相关政治人物对现有政策的批判，但都为管窥印尼外交政策的决策过程提供了路径。如1950年8月5日的《生活报》刊登了印尼总理兼外交部部长哈达(Muhammad Hatta)向议会阐释关于派遣中苏两国大使的计划，同日刊登的还有印尼情报部官员对进口中国书报政策的解读[注]《昨日众院全体会议上哈达的答复各项询问》《情报部秘书长答询政府扶植印尼民族报业新中国书报进口未禁止》，《生活报》1950年8月5日。。由于50年代印尼舆论氛围较为自由，政治人物公开评论政府政策或者发表议论之词的情况非常普遍，而此类信息常会被华文报刊刊登在显著位置。如1951年5月，《新报》连续刊登印尼政要对联合国实施对华战略物资禁运的讨论以及政府的最终决议内容[注]《关于禁运物资问题印尼原则上不赞成》《以禁运易取经合署援助对印尼得不偿失》《内阁对禁运决议》，《新报》1951年5月17日、5月18日、5月25日。。这些内容并不是报社或作者的评论，而是印尼重要政治人士的观点或国会的讨论意见，清晰地反映出印尼领导层在处理对华战略物资禁运问题上存在的分歧和顾虑。这表明，印尼加入对华战略物资禁运经历了复杂的过程，并非简单追随美国的外交路线。

进一步讲，印尼华文报刊所呈现的印尼对华政策的复杂性，在梳理学界相关论著的基础上更能得到体现。例如关于印尼派遣驻华大使问题，以往学界的讨论多集中在基于国内政治力量平衡的分析上，虽逻辑严密但始终缺乏扎实论证，关键信息的语焉不详所导致的一个结果是，似乎印尼派遣驻华大使是1953年阿里(Ali Sastroamidjojo)政府上台后实施的外交政策[注]Rizal Sukma, Indonesia and China: The Politics of a Troubled Relationship, London: Rutledge, 1999, pp.17-26.。但是印尼华文报刊的内容却确切无疑地表明，印尼政府早在1952年就已经确定了驻华大使人选。1952年2月，印尼政府宣称，驻苏联和中国大使的人选已经确定，驻中国大使派出后，伊沙玛蒂(Isak Mahdi)代办将被调回国任职。[注]《印尼本年外交计划 开设驻中苏两使馆》，《生活报》1952年2月9日。1952年7月，印尼政府表示向中国派遣大使一事“原则上已获同意”[注]《印尼派大使驻北京原则通过遴选人材》，《黎明报》1952年7月3日。。1953年1月下旬，印尼政府向媒体宣布，决定派遣情报部部长莫诺努图(Arnold Mononutu)出任驻中国大使[注]《印尼驻北京大使经决定莫诺努杜》，《生活报》1953年2月22日。。换言之，阿里政府派遣大使是此前印尼政策转变的结果，而非新政府对外政策转变的体现。

第三，关于印尼对华人政策的史料。华人问题一直是影响中印尼关系的重要议题，其中的印尼本土排华浪潮、华人华侨的国籍问题都直接影响着中国与印尼关系的发展。印尼独立初期，华人人口约为200万，虽然占印尼总人口的比例不高，属于少数族裔，但是华人对印尼商业尤其是零售业的影响巨大。由于印尼华文报刊是印尼华人社会的主要信息传播媒介，事无巨细地都会在华文报纸上刊登，这使得印尼华文报刊成为考察印尼华人政策的重要史料来源。

需要指出的是，报刊中关于印尼华人的史料比较庞杂，涉及华人政策、华文教育以及华人的宗教活动、经济活动和社团活动等诸多内容。此外，厦门大学馆藏的剪报中也有涉及印尼华人的主题，如“印尼华侨人口”“印尼侨教”“印尼排华措施”“印尼华侨社团活动”等。事实上，印尼华文报刊的每日内容，几乎都有涉及华人的报道，信息量之大可见一斑。除了常规的正文内容，报纸中的广告部分也是管窥印尼华人社会的重要资料，红白喜事的通告、商业宣传的表述以及对新中国重大成就的贺信内容等，都体现了华人社会的关注点及其认知的变迁。

第四，中印尼之间的互动，包括官方往来和民间交往。由于多数华文报刊支持新中国，因此中国与印尼之间的双边活动如高层访问、代表团来访等都是华文报刊的报道重点。冷战时期，周恩来、宋庆龄和刘少奇都曾访问印尼，除官方文件留下的记录，印尼华文报刊在中国领导人访问前后也留下了大量宝贵资料。与档案不同，华文报刊中关于领导人访问的信息，虽无高层会谈记录，但覆盖了当地社会的反应、领导人的公开讲话、领事馆的欢迎活动等内容。例如，1955年周恩来参加万隆会议以及对印尼的访问，主要华文报刊都进行了跟踪报道，内容既包括印尼政府的欢迎仪式、周恩来对印尼侨胞的讲话、周恩来访问印尼国会期间的互动、周恩来对印尼全国发表的广播内容全稿、印尼华人的反应等，还包括周恩来在印尼期间签署的两国关于双重国籍问题的条约全文、中国侨务委员会主任何香凝关于双重国籍条约的谈话全文、中印尼总理联合声明等原始文献。

第五，中国驻印尼使领馆的外交活动。在中国对外关系史研究中，中国驻外使领馆的外交活动鲜被提及。究其原因，一是缺乏相关文献，另一个重要因素是驻外使领馆更多地被视为外交政策的实施者而非决策者。领事级别的外交活动，虽然需要贯彻中共高层制定的路线，但领事官员的个人性格、对中央政策的理解、执行力等因素也会影响中国对印尼政策的实施。因此，无论从外交政策的运用效果还是从决策与执行层面的差异角度，中国驻外使领馆的活动都是必须研究的对象，但政府解密档案中多是使领馆提交给外交部的形势分析报告，缺少使领馆在印尼当地的活动状况。而在印尼华文报刊中，涉及使领馆活动的内容包括使领馆官员与印尼官员的来往、与侨领的互动以及代表中国政府向侨民提供外交保护等丰富内容。其中，亲大陆的印尼华文报刊有大量中国驻印尼大使与印尼官员的会谈信息、中国领事官员声援侨民的讲话等。例如1959年印尼出现排华浪潮后，多数印尼华文报刊报道了中国使领馆采取的外交措施。从相关内容看，领事官员在此过程中的言论和行动都偏于“强硬”。

第六，关于新中国的国家形象问题。作为中国大陆与台湾在海外华人中争取政治认同的舆论阵地，印尼华文报刊刊载了大量对中国大陆和台湾事务的报道以及华侨归国感言等，这使得华文报刊成为研究印尼华人之“中国形象”的珍稀史料。在印尼华文报刊中，“中国形象”的建构是通过多种类型的文章完成的，包括对中国内政外交活动的报道、对中国国内建设成就的褒扬、华侨归国感言以及附有政治立场的文学作品等。反之，亲台湾的报刊则有大量诋毁新中国形象的言论，包括中国国内经济发展的困难、民众的怨言和不满等。

三、利用印尼华文报刊应注意的问题

印尼华文报刊虽然有其独特的史料价值，但其在组稿过程中深受当地政府政策、政治环境和报刊自身传统的影响，其内容未必全是客观情况的反映。这是华文报刊的缺陷所在，要求历史研究者必须具备较强的史料辨别和分析能力，既要避免由于报刊材料的“陷阱”而因噎废食，又要保证报刊资料的价值得到充分发挥。

使用印尼华文报刊，首当其冲的是处理报刊政治立场与内容客观性之间的关系。印尼华文报刊的政治倾向决定了其作为史料的“危险性”，这种“危险性”至少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报刊中评论性文章的不公正性。尽管所有报刊文章都有立场和倾向，但是印尼华文报刊中的文章常常会“走极端”，如一些报刊会刊登大量关于新中国的耸动性和歪曲性新闻，而另一些报刊则只报道新中国的发展成就，对出现的问题则一般选择避而不谈。二是对报道对象的筛选带有明显的主观性。如报刊内容虽然是客观的领导人讲话或者事件基本情况，但可能规避了与自己政治立场相左的内容，这会给历史研究者造成一定的困惑甚至挑战。有鉴于此，研究者应避免因为报刊密集的连续报道，或者不同人物立场一致的评论，而轻易认定相关评论代表当时印尼社会的“主流”观点。

除此之外，根据笔者的研究经验，在规避材料陷阱方面，使用印尼华文报刊还需要注意以下几点。

第一，注意报刊发行所处的历史时期。在议会民主制时期，政治人士可以较为自由地对政府的内政外交进行评论，这一时期报刊的内容丰富，史料价值高。60年代的华文报刊由于受到政府过多干预，在政治上基本持中立立场，除《生活周报》外，华文报刊多以印尼媒体的身份发声，且政治人物对印尼内政外交的负面评论或者质疑基本被排除在报道范围之外，当然这也意味着报刊史料价值的下降。

第二，注重报刊之间的对照研究。亲大陆和亲台湾的报刊在50年代基本同时发行，尽管政治立场相左，但通常都会对同一重大问题和事件进行报道。就中印尼关系史研究而言，除涉及“中国形象”和华人的认知研究外，印尼华文报刊之间的对比既有利于确认原始文献内容的准确性，还有助于辨别报道性文章中的客观成分。

第三，报刊文章的原始出处、对报道篇幅的解读等也需要研究者格外留意。印尼华文报社的规模和资源通常较为有限，在外派记者匮乏的情况下，涉及境外动态的报道多源自其他国家的新闻媒体，并非原创。这些报道的选择虽然具有主观性，但其内容与报社之间并无直接关系，并非印尼当地舆论的反映，研究者在讨论印尼华人认知问题或者围绕某个问题的态度时，尤其要注意这一点。

第四，重视报刊与档案之间的互补研究。解密档案所包含的会谈记录、决策文件虽然重要，但具有碎片化的特点，缺乏对事件的完整叙事交代。但是报刊文章的受众是普通民众，必须首先对事件本身的基本信息和发展情况作出介绍，尽管其内容真实性需要鉴别，但仍很大程度地弥补了档案在叙事上的缺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