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钰龙

乡村振兴战略为新时代乡村发展指明了方向。浙江的乡村建设一直走在全国前列，尤其是乡村经济和农民收入领跑全国。2018年，浙江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27302元，为全国平均水平（14617元）的1.9倍，连续34年居省（区）第一位；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倍差为2.04，连续10年保持缩小态势，为全国城乡收入比最小的省（区）。同时，乡村经济结构不断优化，乡村旅游、农村电商等新业态增长迅猛；乡村人居环境不断改善，美丽乡村建设领跑全国，获得联合国“地球卫士奖”。

整体来看，浙江乡村“产业兴旺、生态宜居、生活富裕”三件大事已经差不多成为既定事实，至少经过多年的努力已经步入正轨，并朝着更高水平的方向不断迈进。然而，“乡风文明、治理有效”才是浙江乡村建设的真正短板，也是需要持续努力的方向：建设富裕美丽文明和谐的特质乡村。

乡风文明，核心是现代文明的推广和普及。近年来，随着物质层面整体脱离温饱，精神空白和虚无越来越成为突出的巨大问题。攀比、铺张、炫耀而起龌龊争执，乡村远甚城市。

产生这种风气之根源是现代思维和理念、现代生活方式难以进入乡村。虽然农村富起来了、美起来了，但一些封建迷信也同时复苏抬头。归根结底是因为忽略了农民的精神文化教育，农民精神生活匮乏。而作为精神文化教育基础的乡村学校教育在近十年来迅速败落。十来年前，笔者上的乡村小学、初中，考入县市级一中还是极有希望且常见的事，然而现在，五六百个人考入一中的寥寥无几。稍微有条件的家庭都把孩子送去县里、市里甚至省城念小学、初中。

近年，乡村小学搞大学区制，撤并大量学校，统一去镇中心小学上学。很多村庄离镇区相当远，镇里的教育水平也不见得比原来乡村的学校好。其实，这极大地增加了农村的教育成本，却没怎么提高农村教育质量。这两个问题是一体的，该怎么破解已成当务之急。在浙江，再过多地谈什么乡村经济、乡村资源开发，未必真是群众最关心的问题，而基础教育均等化、乡村移风易俗，才是真正的持久战，也是百姓最关心最着急的事。

治理有效，最重要的是完善乡村自治。现在，到处都在讲“乡贤”，是值得注意的。据笔者观察，所谓乡贤，都是办企业、有文化或有公职的人，真正的共同点是“强”，他们是乡村走出来的强者。乡村自治的核心是构建平等话语权，而乡村强者、能人的出现，本身就在打破这种平等性。如果把乡贤的名头又都给了强者和能人，那就是加剧话语权的不平等，这是危险的。乡贤应成为遏制由能人强者带来的对话语权平等破坏的角色，因此也许恰恰需要让更多的普通村民进入乡贤队伍。

乡村治理的重心仍然应该是自治。而目前看来，自治权似乎岌岌可危，宅基地审批、集体经济分配和使用、乡村产业，方方面面都要由乡镇政府决定，那自治到底“自”在什么地方呢？理论来说，村委会主任只需要对村民负责，根本不是乡镇长的下级，但由于土地财政两项大权都在乡镇里，主任往往也变成对上负责的角色。笔者认为，应该以确保乡村自治为主线、以发挥乡村民主为宗旨，将村委会真正建设成为一个党领导下的乡村自治组织形式，从而有力推进社会主义民主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