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李松睿

2016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帕慕克在土耳其出版了自己最新的长篇小说《红发女人》。此后，这部作品就开始了它在全球的旅行。2018年，《红发女人》被翻译为中文，得以与汉语世界的读者见面。虽然这部小说在问世后成为全球图书出版市场上的热点，但它在评论界却没有获得热情的回应。很多书评都表示，从《红发女人》中确实能够看出帕慕克的才华，但这部小说不过是一本次要的作品，因为它对水井开凿技术的冗长介绍让读者昏昏欲睡，也没有在所谓俄狄浦斯情结上开掘出太多新意,而且象征符号过于密集，充满了太多的隐喻。这样的解读当然没有什么错，但这类评论的视野多少显得有些狭窄，完全沉浸在小说的内部。毕竟，自2015年著名的保守派领袖艾尔多安当选土耳其总统，使得原本在将世俗化视为基本国策的土耳其只能保持低调的宗教复兴运动，一下子走上了前台，整个社会氛围趋于保守化。而一向以西方自由主义价值观抨击土耳其社会的帕慕克，更是在2015年大选后感受到极大的震动，公开宣称：“我曾说，我们只谈文学（不谈政治），但这是不可能的。”在这一背景下，我们很难想象《红发女人》与这些年波诡云谲的土耳其政治动荡会毫无关系。而所有那些脱离历史语境的解读，都有曲解这部作品的嫌疑。

从表面上看，小说《红发女人》并没有直接对土耳其目前的国际国内形势发言，而只是分别从男性和女性的视角，讲述了他们在生命历程中的一段交集以及随之而来的命运转变。这部作品在形式上分为三部。在第一部中，少年杰姆的父亲阿肯因为信奉马克思主义，在1980年土耳其军事政变后被逮捕入狱，家庭陷入困境。为了筹措高考补习费，杰姆利用假期外出打工，跟随挖井工匠马哈茂德师傅到小镇恩格然打井。正是在这里，杰姆遇到了红发女人居尔吉汗并与之发生关系。不过很快，由于不慎把运送废料的木桶摔到井下，惊慌失措的杰姆担心失手砸死了马哈茂德师傅，竟然不顾师傅的死活，逃回了家乡。而第二部则讲述杰姆此后的生活。离开恩格然之后，杰姆考上大学，当上了一名建筑工程师，并最终成为一家房地产开发公司的老板。在这部分的结尾，一直为没有子嗣感到遗憾的杰姆忽然得知由于当年与红发女人居尔吉汗的一夜情，自己竟然有一个名叫恩维尔的儿子。而马哈茂德师傅当年也没有死，他被人从井中救出后留下了终身残疾，但几天之后，他就成功地找到水源，成为恩格然的英雄。遗憾的是，父子相见并没有迎来大团圆的结局，而是演变为宿命中的仇杀。当恩维尔领着杰姆再次来到后者当初挖的那口井时，两个人因彼此之间的戒备和敌意而扭打在一起。最终，在水井中死去的不是马哈茂德，而是杰姆。前两部的第一人称叙述者都是杰姆，第三部则转变为以居尔吉汗女士为视点人物，从女性的角度重新讲述这个故事。原来，居尔吉汗与杰姆的一夜情并非偶然间的冲动，她与杰姆的父亲既是左翼同志，也是一对亲密的恋人，只是因为革命组织的压力，两个人才最终分手。居尔吉汗生下杰姆的孩子后，一直隐瞒真相。直到三十年后，考虑到恩维尔的生活始终不见起色，她才找到功成名就却没有子嗣的杰姆，促成这次父子相见。而整部作品就终结在悲剧发生之后，居尔吉汗不断探视监狱中的恩维尔，督促后者努力成为作家的时刻。

从小说情节来看，《红发女人》中的人物被放置在紧张、难堪的伦理关系中，并最终以一场几乎每部帕慕克的小说都会出现的谋杀结束。不过，这部小说的魅力其实与这类极具刺激性的题材没有多大关系，而是作家在《红发女人》中设置了文本与现实、东方与西方、传统与现代等一系列错综复杂的对应关系，使得阅读这部作品就如同置身于波斯风格的镜厅，无数细碎的镜子从各种角度相互映照，构成一座令读者目迷五色、迷离恍惚的符号学迷宫，不断激起我们寻找文本细节背后所蕴含的深层意义的好奇心。

这部作品中最重要的对应关系，出现在东方与西方、文本与文本之间。《红发女人》里有两个反复出现的前文本，一个是古希腊悲剧家索福克勒斯的《俄狄浦斯王》，另一个则是10世纪波斯诗人菲尔多西《列王记》中鲁斯塔姆与苏赫拉布的故事。如同《我的名字叫红》所描绘的散点透视的细密画和焦点透视的写实主义油画分别代表了东西方的价值观与文化传统，《红发女人》中的这两个文本也发挥着同样的功能。例如，因循守旧的挖井工匠马哈茂德师傅热衷于为学徒讲述《一千零一夜》《列王记》中的东方传说，并为父亲鲁斯塔姆错杀儿子苏赫拉布的惨剧悲恸不已。然而由于东西方文化的差异，他却完全无法接受俄狄浦斯王杀父娶母的行为，甚至为此迁怒于重述这个希腊悲剧的杰姆。

值得注意的是，通读《红发女人》，我们会发现俄狄浦斯杀父娶母、鲁斯塔姆与苏赫拉布父子相杀的故事恰好与杰姆的命运若合符节。帕慕克似乎有意用这样的对应关系使小说带有某种哲理的意味。杰姆在父亲阿肯被捕后跟随马哈茂德师傅学习挖井技术，马哈茂德师傅对杰姆无微不至的照顾使得后者将前者当作替代性的父亲。然而，杰姆先是在懵懂中与生父的情人居尔吉汗发生关系，随后又失手将废料桶砸在马哈茂德师傅身上，他甚至没来得及查看挖井匠人是否还活着，就无情地逃离了恩格然。这一“弑父”行为让杰姆心怀愧疚，再加上始终没有子嗣，使得他在心中将俄狄浦斯杀父娶母的故事暗暗当作了自己的宿命。三十年后，在得知马哈茂德师傅没有死后，杰姆不得不承认，正是因为对《俄狄浦斯王》的迷恋，他才会坚持认为马哈茂德师傅肯定死了，而从未想过另一种可能。然而，就在杰姆庆幸自己从俄狄浦斯的宿命里挣脱出来时，他却再次来到那口水井边，死在了儿子恩维尔的手下。命运似乎跟杰姆开了一个残酷的玩笑，原来他并不是古希腊悲剧中的俄狄浦斯，而是后者的父亲拉伊俄斯。此外，恩维尔与杰姆相见时先是化名为赛尔哈特以隐瞒身份，也对应着鲁斯塔姆与苏赫拉布在战场上兵戎相见的场景。所有这一切，使得读者在掩卷之后，不禁为宿命在冥冥之中的威胁而感慨良多。

不过，《红发女人》固然向我们暗示恩维尔杀死杰姆的故事暗合《俄狄浦斯王》和《列王记》，但帕慕克同时还向读者提供了另外一种解释：杰姆和恩维尔分别代表了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两种截然相反的价值标准和行为方式。在小说中，杰姆出生在信奉马克思主义的“左”派家庭，接受过完整的西式教育，生活方式已经完全西化；而恩维尔则一直跟随马哈茂德师傅学习《古兰经》，沉浸在古老的东方传说所营造的氛围之中。因此，当父子二人宿命般地相遇时，恩维尔严厉地批判杰姆当年把马哈茂德师傅抛弃在井下，并指责“欧派的土耳其富人不相信真主”，因为他们总是希望表现得与众不同，独具个性。在恩维尔看来，一个真正的信徒从来不会希望自己与众不同，而是努力表现得与其他人一样，毕竟“宗教是谦逊者的天堂和抚慰”。面对恩维尔咄咄逼人的批判，杰姆哑口无言，只能反问恩维尔：“你和现代人有什么过不去？”因此，杰姆最终被儿子杀死，似乎暗示了帕慕克在土耳其社会全面保守化的语境下，对西式文明未来前途的悲观看法。

而如果我们进一步考察主人公杰姆与作者本人之间的对应关系，那么这样的联想就显得更加有趣。了解帕慕克生平的人都会发现，《红发女人》的主人公与作家简直就像是平行世界中的两个人物。帕慕克早年热衷于学习绘画和写作，渴望成为一名艺术家。然而，由于家境没落以及土耳其糟糕的社会环境，使得从事艺术就等于要接受终身穷困潦倒的命运。迫于无奈，帕慕克参加高考时选择在伊斯坦布尔科技大学攻读建筑学专业。如果不是由于他极度厌恶设计那些千篇一律的公寓大楼，转学至伊斯坦布尔大学新闻系，那么他极有可能像杰姆那样，成为一名建筑设计师，并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土耳其迅速的城市扩张和房地产热潮中，开办房地产公司，跻身富有的上流社会。此外，杰姆出身于“左”派家庭，生活作风极度世俗化，对宗教传统毫不关心，也与标榜自己是“左翼自由主义者”的帕慕克非常相似。似乎作家就是按照自己生命轨迹的另一种可能性，来想象和书写杰姆命运的。考虑到帕慕克因不断用西方自由主义价值观抨击土耳其社会，使得他在国内官司缠身，并且很多土耳其人都将这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视为“叛徒”，因此杰姆最终被儿子杀死，似乎隐喻了作家本人在土耳其社会的境遇。

由此可以看出，虽然小说《红发女人》表面上呈现为一个伦理故事，但由于作家将其放置在由东方与西方、传统与现代、世俗与宗教、经典文本与当下书写、小说与现实等对应关系中，一系列二元项彼此冲突、交错、勾连，在其中碰撞出多重涵义，使得整个故事犹如一片隐喻的森林，其中充满了因意义膨胀而带来的紧张感。显然，这种紧张感并不仅仅来源于杰姆的人生悲剧，而与土耳其近些年的国际国内局势直接相关。自2015年艾尔多安上台以来，这个横跨欧亚大陆的国家突然之间在国际舞台上获得了极高的曝光度。在国内，艾尔多安政府一改土耳其长期奉行的世俗化政策，鼓励宗教的发展，造成该国内部出现分化，世俗派与保守派纷争不断。在国际上，作为北约成员国，土耳其长期站在俄罗斯的对立面上，并不惜于2015年年底在叙利亚击落俄罗斯战机，险些走到了战争的边缘。紧接着，土耳其政府在2016年夏天又指责美国暗地支持反对派发动军事政变，企图推翻其统治。于是，土耳其与俄罗斯的关系迅速升温，在多个领域展开合作。此外，长期致力于加入欧盟的土耳其，也因为国内极为强劲的保守化浪潮，开始与欧盟保持距离，并频频干涉中东事务，一改此前的“脱亚”路线。毫无疑问，国际环境、地理位置、历史传统以及民族纠纷等一系列异常复杂的问题，深深地困扰着这个国家，使它始终要面对东方与西方、传统与现代、世俗与宗教的龃龉和撕扯，不断调整自己的政策，从而陷入无尽的纠纷与困惑。

而摆在我们面前的这本《红发女人》，无疑是帕慕克对当下土耳其社会所面临的这一系列问题的回应与思考。主人公杰姆那悲剧性的结局，似乎是作家为自己所代表的土耳其世俗化路线谱写的一曲挽歌。当然，作为局外人，我们无从判断长期生活在美国，总是以西方价值观批判土耳其社会因循保守的帕慕克，是否因其精英主义视角而忽略了土耳其底层民众的感情与选择。但帕慕克将错综复杂的外部现实纳入小说文本的努力，确实使这部情节并不复杂的小说意义饱满、耐人寻味。他通过文学创作回应现实问题的努力，更是让我们敬佩作家作为一名知识分子的勇气。在这个意义上，帕慕克确实践行了自己的艺术理念——小说在本质上是关乎政治的。

①Cf. Michael Schaub, ‘The Red-Haired Woman’ is a Minor Work From a Major Author,https：//www.npr.org/2017/08/24/543933326/the-red-haired-woman-is-a-minor-workfrom-a-major-author.

②Cf. William Giraldi, ‘The Red-Haired Woman’：the Worst Translation Orhan Pamuk Has Ever Suffered.

③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entertainment/books/the-red-haired-womanthe-worst-translation-orhan-pamuk-has-eversuffered/2017/08/21/34b87452-8385-11e7-b359-15a3617c767b_story.html？utm_term=.4b41b7376778《诺奖得主帕慕克发新作〈红发女人〉，并表示不再只谈政治》，罗昕编译，澎湃新闻，http：//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428449。

④⑤⑥帕慕克：《红发女人》，尹婷婷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262页，第262页，第259页。

⑦钟娜：《帕慕克：小说本是政治（专访）》，澎湃新闻，http：//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4476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