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 尧育飞

批评精神

李长之与批评结缘一生，从1932年的《请教八股的唯物辩证法》到1957年的《为专业的批评家呼吁》，他一生都未曾缺席批评的事业。他的师友也是关乎批评的居多：以师长辈论，则有周作人、鲁迅、闻一多、朱自清、杨丙辰、冯友兰、宗白华、郭绍虞等；以朋友相称的，则是老舍、梁实秋、沈从文、臧克家、李广田、李健吾、曹禺、常任侠、林庚、方东美、牟宗三、唐君毅等。他因为参与郑振铎主编的《文学季刊》而结识了众多作家朋友，又因为主编《益世报》文学副刊、《北平晨报》文学副刊而结识了众多作家和评论家，再加上他执着的书评实践，使得当时文坛的大部分作家都成为他的朋友和批评对象。就批评的实践而言，李长之拥有极为丰富的资源；就批评的理论构建而言，他办《益世报》时结识的郭绍虞，在中央大学任教时的同事罗根泽，以及当时积聚中央大学的画坛人物徐悲鸿、陈之佛、吕斯百等人，都不同程度地支持着他的批评理论建设。就李长之本人的个性而言，是浪漫而喜欢“评头品足”的。一切的一切，都助益着他的批评事业。而因着杨丙辰先生的影响，他毅然放弃了作为诗人和作家的机遇，决意为批评事业献身。也因此，李长之本人宁自喜欢以批评家自居，他说：“如果有人称我为批评家，我听了最舒服，比称我什么都好。”在1942年结集出版的《批评精神》中，李长之系统阐释了他的“批评构想”，书中热烈地呼吁批评精神，推崇“感情的型”的批评。因为这批评精神，使他能自觉提出那样伟大的文化命题；又因为那感情的激越，使他的批评文章激情四射，魅力非常。我们甚而可以这样说，离了这“批评精神”和“感情的型”，李长之对文化绝不能有那样如炬的目光，也不能在1943年之后产生如此丰富的批评实践来为他的文艺复兴添砖加瓦。

当然，要进入李长之的批评世界，首先得触及他的批评观。他所谓的批评并不局限在文艺批评。他曾声辩道：“有的朋友觉得我搞得杂，铺的摊子太大，甚而不知道我搞什么名堂。但我不这样想，我觉得我是在搞批评，批评涉及的面本来广。我现在搞古典文学，但我认为这仅是应用批评的一个方面，我主观上却还是在搞批评。”（《为专业的批评家呼吁》）他要求批评的范围乃是一切的文化，因此他希望批评家具备“正确的世界观、社会的理想、艺术的理想和人生的理想”。他以为文艺批评家具备三种学识：基本知识（语言学和文艺史学）、专门知识（文艺美学）、辅助知识（生物学、心理学、历史学、政治经济也即所谓“社会科学”）。（《论文艺批评家所需要之学识》）因为他所要求批评家的是如此深广，所以他看重的批评家就绝不限于文学，而重在他们的批评精神和批评方法。以此，孔子、孟子、荀子、王充、朱熹等人在他心中有着极高的地位。在他眼中，孟子自然是儒家最富批评精神的人。那种“王何必曰利”的反功利立场，那种“充实之谓美”的见解，那种“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的先验的纯粹标准，那种“知人论世”“以意逆志”的方法，在李长之而言，都是欣赏着、学习着的。然而他最钟爱的乃是孟子作为大批评家所具备的伟大性格——那就是批评精神！

“什么是批评精神呢？就是正义感；就是对是非不能模糊、不能放过的判断力和追根究底性；就是对美好的事物，有一种深入的了解要求并欲其普遍于人人的宣扬热诚；反之，对于邪恶，却又不能容忍，必须用万钧之力击毁之；他的表现，是坦白，是直爽，是刚健，是笃实，是勇猛，是简明，是丰富的生命力；他自己是有进无退地战斗着，也领导人有进无退地战斗着。”（《批评家的孟轲》）李长之是这样的钦慕于孟子，并从中总结出伟大批评家的共同的“批评精神”。也因此，他自己也一面要做战士，要“知言”，要和人辩；一面也要做积极的建设事业，那就是对美好的事物有深切的了解，能平等地欣赏，全力地拥护，热忱地宣扬，有谁破坏就全力打击之！他简直浑身散发出原始儒家那种昂扬激切的理想光芒，高扬道德理想的批判大旗，“不直则道不见，我且直之”。因此，他所谓的批评又在反奴性。他说：“批评是反奴性的。凡是屈服于权威，屈服于时代，屈服于欲望，屈服于舆论，屈服于传说，屈服于多数，屈服于偏见、成见（不论是得自他人，或自己创造），这都是奴性，这都是反批评的。千篇一律的文章，应景的文章，其中绝不能有批评精神。批评是从理性来的，理性高于一切。所以，真正的批评家，大都无所顾忌，无所屈服，理性之是者是之，理性之非者非之。”（《产生批评文学的条件》）从中我们不难发现他生平志向的源头，他说“余生平自矢者有二语，一曰与愚妄战，一曰为理性争自由”（《悼季鸾先生》），“与愚妄战”，是为正道直行，“虽千万人吾往矣”；“为理性争自由”，乃是要为科学而理性的批评事业开拓自由的天空。

他之高扬理性，使他对构建文艺科学极度热衷。他希望能将科学的方法引入文学的研究，尽管他知道二者之间存在距离，但他不能放弃“文学成为科学”的抱负。他固执地认为：“文学科学之成为科学，在其科学精神，而不在其仅仅利用科学精神。”（《文学研究中之科学精神》）他受玛尔霍兹《文艺史学与文艺科学》影响太深，总觉得文学研究可以成为独立的科学。在他自己的批评实践里，则有《〈史记〉书中的形式律则》等文章致力于寻找文艺的普遍规律。时至今日，许多研究者开始警惕李长之将文学研究科学化的构想。然而不预存对科学的偏见，不预存厌弃普遍规律的虚无观念，我们是不能完全否认他这种顽强的求索的。况且，李长之所谓的科学并不是冷冰冰的条框和公式。他喜欢浓烈的情绪，爱好极端的思想，他内心深处的这种感情高喊出来便是“感情的批评主义”——以态度论，它要求批评者能摒弃个性，而吟咏于作品的世界中；以批评论，它要求批评者以“感情的型”（“假乎艺术的形式而超乎艺术的形式”，“是抽去了对象，又可融入任何的对象的。它已是不受时代的限制的了，如果文学的表现到了这种境界时，便有了永久性”）为标准；以理解论，它要求批评者能提出正面的主张，识得作品的真面目。（《我对于文艺批评的要求和主张》）

他的批评精神是这样的激越和不妥协，因此他批评的对象，也就不能不具有绵绵的生命力了。正如他评价鲁迅一样：“诗人的鲁迅，是有他永久的价值的；战士的鲁迅，是有他时代的价值的。”他做战士，但更希望当诗人！我们试看他的《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看他的《陶渊明传论》，看他的《李义山论纲》，是不难发现他对永久价值的追寻的。他乃是在以批评为事业去实现续接文化传统的使命。他的文笔虽然犀利，分析虽然透彻，然而绝非没有温暖。在《迎中国的文艺复兴》中，他就对大学教育、对青年有热烈的鼓舞。他的笔锋原是有力而温暖的。周作人曾这样写道：“李君的学力与性格去做文学批评的工作总是很适当能胜任的……我读李君的文章留下最深的一点是他对于儿童的关切。”（《论救救孩子——题〈长之文学论文集〉后》）的确，李长之以批评为武器去建设新文化，确实要“破”，然而他对于建设的“立”更看重，故而他看重儿童与教育。我们读他关于儿童和教育的批评，读他关于大学改革的评论，不能不感到他对教育的殷殷期望，对幼辈的拳拳呵护。为了商务版《小学生文库》的不合时宜，他不惜与王云五论战，对此，老舍不禁赞道：“与王老板战，如常山赵子龙，浑身是胆。”他内心深处涌动不息的生命感情原是温暖、真挚而源源不断的。因为这，他的批评绝没有人身的攻击和无聊的谩骂，在他看来，“一切不学无术的人们，是在点缀着、支持着中国贫乏寂寞枯窘的文坛了，假设他们从事于创作，是因为中国还没有真正的批评者的缘故，其肤浅、空虚、诞妄是稍稍可以掩饰的，一旦而冒充理论家,弱点遂完全暴露无遗了。狗咬狗似的论战，是在充斥着了，然而谁也咬不着谁，原因是在对手都是没有生命、没有灵魂的臭架子，而攻人的人又都是缺少能够窥出对手的要害来的盲目者。他们所以咬，是因为所见的太小，一如蝇子不能放过桌上的尘埃；而他们之所以咬不着，却是还没有咬的才干。彼此都没有战斗力，都没有论据，糊里糊涂地一幕一幕在演，结果每每是空洞得一无所得。”（《论目前中国批评界之浅妄》）他神往的乃是勃兰兑斯。他说：“我深感大批评家之地位和作用太重要了！勃兰兑斯太令人神往！他不惟有科学的训练，有天生的深入的识力，还有关怀人类社会的深情！批评家是创作的产婆，这话对，然而还不够，批评家乃是人类的火把。”——温暖而照亮人心！

李长之的“中国的文艺复兴”思想究竟如何？他一生的遭遇和学术建树究竟怎样支持着他的伟大抱负？他的文艺复兴思想究竟有哪些贡献，又存在哪些纰漏？他的批评精神是万世不易的么？他的批评理论和批评实践真的能够“接着”中国的文化传统么？对于中国文学经典的阐释还有其他较优的路径么？……

行文至此，收笔自不在话下。就以李长之先生在1942年悼念张季鸾先生的话做结吧！“余生平自矢者有二语，一曰与愚妄战，一曰为理性争自由。先生往矣，先生之人格，将时时予吾以信心和勇气。汉时李将军死，天下识与不识，皆为痛苦。吾不幸，未能于先生生前接杯酒之欢，今姑置于不识之列，为先生哭！”（《悼季鸾先生》）

2010年清明节改定于铁狮子坟

2019年校订于九乡河

附记：文章原题《迎中国的文艺复兴——纪念李长之先生诞辰一百周年》，写于2010年。彼时我正做关于《儒林外史》的毕业论文，但放着论文不写，偏要写一篇纪念李先生的文章。原因呢？说来可笑，乃是因为在未名湖畔看到纪念林庚先生百年诞辰的会议公告，而铁狮子坟那所学校则毫无动静，于是忍不住要为李先生鸣不平。自2007年读《李长之文集》始，日复一日的情感至此似积聚到顶点，两天内即宣泄成文。文章写完，虚脱一场。嗣后匆匆贴到网上，即乘车南下谋生。承蒙斛建军编辑厚爱，使这篇文章获得铅字印刷的机会。九年之后重校旧作，却如李先生一样有不悔少作的感慨。除题目及个别字句外，文章一仍其旧。

自2003年《鲁迅批判》重印后，李先生作为“隐藏的大家”重新获得学界和业界较多的关注。2006年《李长之文集》出版后，学界对李长之的研究更逐步升温。而《鲁迅批判》《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道教徒的诗人李白及其痛苦》《陶渊明传论》等一大批李先生的著作不断再版，也充分显示其著作的生命力。这其中，李先生的家人于天池及李书两位先生在文献整理和引介方面奉献巨大，令人感佩。而十几年来的李长之研究，大致呈现如下特点：就李先生的中国文化研究谈得多，对其西洋文化的研究谈得少；就其文学研究谈得多，就其文学以外如哲学、绘画等方面的研究谈得少；就其现代文学的研究谈得多，就其古代文学的研究谈得少；就其学术成果谈得多，就其创作和译作谈得少；就其新中国成立前的经历谈得多，就其新中国成立后的生活谈得不够。全面批评李长之的学术与人生，仍有许多工作值得开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