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 江 枫

1945年至1949年国共内战时期，中共依靠严密的组织、灵活的革命策略，领导上海工人掀起此起彼伏的经济斗争浪潮，与前线军事作战形成有力配合，成为反对国民党独裁统治不可或缺的第二条战线。1947年5月，国民党上海工运党团指导委员会(公开名称是上海工人福利委员会，以下简称工福会)主任委员陆京士承认：“从前年到去年这一年中的劳资纠纷(包括罢工停工在内)，总计为一千九百二十件，职工牵入漩涡的达一百十八万五千九百九十人”，“中共在上海的工人运动，实在做得很有成绩”(1)《两年来工人运动中的党派性斗争》，《立报》1947年5月1日。。

革命并非一蹴而就，中共领导下的工人运动亦曾遭遇波折。1934年中共中央被迫撤离上海后，上海工人内部的中共组织被破坏殆尽。1937年，上海共有数十万工人，但中共“连支部及小组的同志总共约50人左右”，“还是零星分散的，而未形成统一的组织”(2)马纯古：《关于党的状况与群众组织状况》(1940年)，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藏。按：本文引用的上海社科院历史所收藏的档案均未编号。。然而时隔十年，中共再次成为上海工人群体中最不可忽视的力量之一。1948年10月，上海工人内部已有中共党员1700多名(3)《最近工作情况报告》(1948年11月)，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藏。。众多中共党员成为团结群众、领导群众斗争的核心，在上海解放过程中发挥着引人瞩目的作用(4)上海市档案馆编：《上海解放》，档案出版社，1989年，第141—142页。。

关于中共缘何能够重新在上海工人内部立足，并获得迅速发展，学界已有诸多精深研究(5)参见沈以行等主编：《上海工人运动史》下卷，辽宁人民出版社，1996年；刘明逵、唐玉良主编：《中国工人运动史》第6卷，广东人民出版社，1998年；周斌：《国共政争与国民党上海护工队的兴亡》，《近代史研究》2014年第3期；〔美〕裴宜理著，刘平译：《上海罢工：中国工人政治研究》，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然而，中共在领导工人运动的过程中，既要时时考虑避免国民党政府的控制与镇压，又要顾及劳资双方不同的群体特性与利益诉求，其革命策略的具体实施过程尚有深入探究之余地。故而本文在充分利用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收藏的中共工运档案的基础上，试图从多个角度呈现中共领导上海工人运动的革命策略之复杂面相。

一、稳健与积极：革命策略的整体调整

20世纪30年代，中共在逐渐将革命重心转向农村的同时，并未忽略城市。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爆发后，为适应上海群众性抗日救亡运动蓬勃发展的形势，主持中共上海地下党工作的刘晓、冯雪峰等三人团决定成立工人工作委员会，重新恢复上海各业工人内部的党组织。此时，中共在上海工人中的力量甚为薄弱，但恰逢上海各界掀起大规模抗日救亡运动，上海地下党组织敏锐地认识到：“党的群众工作任务，应该独立自主的发动群众参加抗日运动，改善生活，组织群众准备发动游击战争，及埋伏党的力量到产业中去，其他一切文化的、救亡的、难民的，都视为临时过渡的组织形式”(6)刘宁一：《上海工人的特点》(1943年—1945年11月)，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藏。。通过采取稳健的革命策略，中共的影响得以初步展现，先后领导建立了纱厂工人救亡协会、国民战时服务团、沪南青年救亡团等工人群众团体，规模达3000余人。“在这些群众团体中过组织生活的，大体有四百多人左右。”(7)马纯古：《关于党的状况与群众组织状况》(1940年)，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藏。

1937年11月，淞沪会战结束，上海沦陷。11月19日，刚刚重建的中共江苏省委及时制定《关于上海陷落后上海党的任务决议》，明确党的方针是“进一步发动与组织群众日常的抗日斗争”，“从而发展和巩固群众组织与党的基层组织”；群众工作要深入到生产部门，“在工人中建立与巩固党的堡垒”，“要从抗战时期的公开活动方式转变为秘密活动，并尽量利用生产的和社会许可的形式，建立合法的甚至是‘灰色的组织’”(8)张祺：《上海工运纪事》，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上海分社，1991年，第69页。。与此同时，中共江苏省委决定撤销此前成立的工人工作委员会，建立新的工人运动委员会(以下简称工委)。中共随即在上海工人内部用新的群众组织形式和新的活动来发展党的组织力量(9)马纯古：《关于党的状况与群众组织状况》(1940年)，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藏。。其中，以兄弟会、姐妹会、帮会等传统社会组织形式建立的群众团体，“取得了群众的拥护，实际上发挥着没有工会名义的工会作用”(10)张祺：《上海工运纪事》，第78页。。以纺织业为例，通过成立姐妹会，纱厂女工不仅可以“工作上相互帮助”，而且能够相互保护，“以免男工、船上的督警及街上流氓的骚扰”，还可以在经济上互相支持。“姐妹会的现象看起来在城市中很普遍。”(11)〔美〕艾米莉·洪尼格著，韩慈译：《姐妹们与陌生人：上海棉纱厂女工，1919—1949》，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204—205页。中共在上海23个主要纱厂建立了基层组织，其中14个厂就是通过兄弟会或姐妹会的形式实现的。这成为中共吸收党员、发展组织的主要途径。例如1940年，同兴纱厂党员人数发展至21人，通过兄弟会、姐妹会的方式领导的群众达350人。(12)马纯古：《关于党的状况与群众组织状况》(1940年)，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藏。

纵观抗战时期，中共上海地下党工委根据客观形势适时调整工运策略，“基本上正确的执行了党中央之指示‘长期埋伏、积蓄力量’，并创造了许多新的斗争方式与方法，灵活的运用了策略，在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下，保护了工人群众的最低利益，建立了与扩大了各种群众组织，从各次大大小小有形无形的斗争中，都获得了一定程度的胜利，从而提高了群众觉悟与斗争信心，对配合抗日战争起了很大的作用”(13)杨光明等：《上海职工斗争情况简单介绍(从抗日时期到上海解放)(1937—1949)》(1950年5月4日)，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藏。。中共悉心播撒的革命种子，为国共内战时期上海工人运动的全面展开，奠定了坚实基础。

抗战胜利后，国共两党围绕中国命运的主导权展开激烈争夺。1945年8月，中共中央华中局决定依靠上海工人发起武装起义，一举夺得上海。后因政治形势与客观环境变化，上海起义临时中止。但是，华中局并未放弃争取上海工人运动的领导权，并于8月24日指示上海市委书记刘长胜：此后工作重点应为“争取我党在城市中的地位”，尤其侧重于领导工人群众普遍建立工会，掀起群众性的反汉奸运动与改善生活的经济斗争；运动的开展“应当以和平、民主、团结三大口号，来和社会各阶层、各党派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组织发展必须隐蔽秘密，不可公开暴露，但必须在广泛的群众运动基础上，秘密发展党员，建立党的组织(14)中共上海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主编：《解放战争时期的中共中央上海局》，学林出版社，1989年，第8页。。由于战后初期国民党政府在上海的统治基础尚未稳固，国共和谈背景下的政治环境也相对宽松，中共得以依靠抗战时期积聚的组织力量，以和平、民主、进步为口号，从改善工人生活入手，积极发动群众，把过去反日、汪斗争转移到反美、蒋斗争之目标上去。上海工人运动此起彼伏，国民党上海当局焦头烂额、疲于应付。(15)杨光明等：《上海职工斗争情况简单介绍(从抗日时期到上海解放)(1937—1949)》(1950年5月4日)，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藏。

1946年2月，为加强上海地下党工作，中共中央派刘晓前往上海，主持地下党工作，刘长胜协助之。考虑到上海敌强我弱的现实，刘晓提出：今后工作必须以“积蓄力量，扩大群众组织，造成深厚强固之社会基础”为主要目标；党组织的巩固与发展，必须通过争取广大群众参加工会组织的学校、合作社等形式来实现；要努力缓和阶级矛盾，“特别对中小资本家要照顾到”；必须“了解国民党每一派别之背景活动姿态、方式、力量及其内部之矛盾，必须打进它内部去”；“必须仔细研究和朱学范一派之合作及争取问题”(16)《解放战争时期的中共中央上海局》，第23页。。

由于采取了适合上海客观环境的革命策略，中共组织得以快速发展，先后掌握了市政、机器业、纱厂、毛纺业、卷烟业、店员等重要行业工会的领导权(17)杨光明等：《上海职工斗争情况简单介绍(从抗日时期到上海解放)(1937—1949)》(1950年5月4日)，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藏。。如在上海电力供应市场中地位非常重要的美商上海电力公司(以下简称上电)，中共依靠中老年工人，组织力量占据明显优势。具体而言，中共在该公司斐伦路厂的党员虽仅有六人，但大部分工人群众均可团结在党员周围；总办事处的工人领导权则完全由中共掌握，全部群众均在党的领导之下；至于发电厂，由于部分党员能力不足，尚且不能与国民党争夺领导权(18)《上海电力公司地下斗争情况》(1948年)，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藏。。

时至1946年6月，国民党公然撕毁政协协议，重兵进攻中原解放区。中共上海工作委员会根据中共中央关于积极准备、尽可能推迟全国性内战爆发的指示，掀起规模宏大的“六二三”反内战游行。毫无疑问，“六二三”游行是中共爱国民主统一战线的巨大成功，但与此同时，游行也暴露了中共在上海工人内部的组织力量，使得国民党认识到自身在工人内部力量薄弱，无从掌控工人运动领导权，(19)上海工人运动史料委员会编：《上海工人运动历史资料·新裕二厂工人斗争历史资料》，内部印行，1956年，第35页。故而开始采取极端措施控制劳工，中共赖以迅速发展的宽松环境不复存在。

当年7月开始，上海工运形势急转直下。国民党依靠工福会、护工队等组织，严密监视与打击中共的工运活动。有鉴于此，中共上海地下党工委决定基层工会“分头苦干”，避免刺激国民党采取更残酷的镇压手段(20)张祺：《上海工运纪事》，第310页。；同时指出，各产业工会“已获良好成果的部门”“应当适可而止”，“对于还未获得结果的部门，职工们也应首先用和平谈判的办法和资方进行谈判，不得已时可请当局合理仲裁”，因为“轻易发动怠工，可能使自己遭受不应有的损失”(21)章逞：《论目前工潮中的不幸事件》，《生活知识》1946年第18期。；此外，结合上海经济每况愈下的现实，提出今后工作要与广大群众生活相结合，侧重于反对关厂、提倡国货、挽救工业危机等内容，通过发展福利事业来加强与群众的联系，不公开号召进行政治斗争(22)《解放战争时期的中共中央上海局》，第33页。。

但是，伴随着1947年国统区社会经济危机的爆发，群众运动此起彼伏，尤其是席卷全国的五二〇运动，配合参政会的和平运动，给国民党政府造成前所未有的挑战。就连蒋介石也深感局势危险，在日记中写道：“时局因军事挫折而发生大动摇，人心恐怖畏匪，社会皇皇，尤其是参政会所表现者，更为恶劣，只求和谈，而不究利害，更不知有是非之心。本党党员之大部分皆抱如此情态，可痛之至。情势如此，共匪在我后方各大都市发动其各阶层宣传之威胁攻势，一面扰乱秩序，由大学而中学而工厂，运动全国罢课、罢工、罢市，企图前后方响应，推翻政府，夺取政权。”(23)《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47年5月24日)，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档案馆藏。

为促使时局朝着更有利的方向转变，当年5月22日，中共中央特别就国统区群众斗争方针问题发出指示，要求上海局“灵活地运用斗争策略，有时直进，有时迂回，有时集中，有时分散，公开与秘密，合法与非法，既区别又结合，使一切群众斗争都为着开辟蒋管区的第二战场，把人民的爱国和平民主运动大大地向前推进”(24)《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6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第454页。。根据中共中央指示精神，上海局指出，工人运动与学生运动既要分开展开，亦要相互配合，以经济为主，但又要联系政治，组织车轮战式的群众运动(25)《解放战争时期的中共中央上海局》，第66页。，以期形成规模宏大的第二条战线。中共领导上海工运的革命策略由此渐趋积极。

9月19日，中共地下印刷机构富通印刷所遭到国民党情报机构破坏，上电工会理事吴可文等六人因前往富通校对印刷品被捕，中共地下组织面临遭受大规模破坏的危险。鉴于形势严峻，中共中央上海局强调：“对这种猖狂进攻，要结合各界特点，开展反迫害斗争”。时任上海局副书记的刘长胜要求上海市工人运动委员会(以下简称上海工委)通过各进步工会发动群众进行反击，同时指出：“这次斗争的性质是阻击战，目的是阻止国民党对全市工运的大规模镇压。”(26)《解放战争时期的中共中央上海局》，第73页。上海工委迅即决定“正式组织电力公司罢工，并发动了法英电罢工作响应，而其他各部门罢工也进行动员，以斗争姿态增加声势，来争取作迅速胜利结束”(27)《上海法电工人运动史》，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第425页。。9月23日，上电2000余名工人前往社会局请愿，要求释放被捕工会理事。9月27日，上海法商电车电灯公司(以下简称法电)爆发持续七日的大罢工。但是，国民党上海当局态度强硬，上电、法电的中共组织因此遭受重大打击，“一部分干部遭到逮捕，一部分干部撤退，群众的情绪遭到了挫折，党的力量是削弱了”(28)上海工人运动史料委员会编：《上海工人运动历史资料·上海电力公司工人运动历史资料》，内部印行，1954年，第65页。。

富通事件后，工人运动一时陷入沉寂。上海工委急欲改变此种状况，“考虑要放手发动群众，使工人运动跟上去”(29)《张祺谈话记录》(1980年4月)，转引自郑庆声：《1948年上海申新九厂大罢工真相》，《世纪》2004年第1期。，计划从1947年上海纺织业工人的年奖纠纷入手，由申新纺织公司九厂(以下简称申新九厂)率先罢工，其他纱厂群起响应。1948年1月31日，申新九厂开始罢工；2月2日，遭国民党政府镇压，三名女工死亡，数百名工人被捕。

申九惨案发生后，“上海市委工委个别委员未经请示，指定由四区机器业工会出面在虹镇召开有上电、法电、三区百货业等单位工会党团负责人参加的会议，商讨以各种形式发动大罢工，对国民党进行反击”(30)《解放战争时期的中共中央上海局》，第87页。。然而，罐头业工会因事先疏忽，三名工人代表遭国民党政府逮捕，被迫提前单独发动罢工。与此同时，棉纺织业工会、法电工会、四区机器业工会或因动员困难，或因组织不利，罢工未获成功。最终，中共领导的联合罢工反击计划遭遇挫折，部分工会干部被捕。(31)杨光明等：《上海职工斗争情况简单介绍(从抗日时期到上海解放)(1937—1949)》(1950年5月4日)，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藏。

随着战争局势的好转以及国统区政治环境的恶化，中共中央不再强调大力发展第二条战线，而是承认对于实现革命胜利而言，工人运动有其局限性。1948年8月，周恩来指出：“在国民党统治的城市，单独进行工人、市民的武装起义，肯定地说，一般地是不可能的。故城市的工人、学生及一切人民斗争的发展，在国民党反动武装力量尚能控制的地方，是有其一定限度的。超过这个限度，就是说要提出或接近于提出打倒蒋介石、推翻国民党反动政权的口号，都是不许可的，都有使少数先锋队脱离广大群众、遭受严重摧残与招致一时失败的危险。”他要求“一切蒋管区的城市，尤其是上海，应实行有秩序的疏散”。(32)《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311页。根据这一指示，中共上海地下党决定不再采取冒险措施，“以便保存力量到最后”(33)《最近工作情况报告》(1948年11月)，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藏。。上海工人运动的革命策略逐步转向保存实力、迎接胜利。

1949年1月，中共中央上海局指出：“大规模的群众运动，甚至包括局部的武装斗争，只有在解放过程中或解放后才有可能。解放前基本上是酝酿与准备这样的斗争，要防止过早使用力量。”上海工运当前的主要任务是“发动广大群众，进行反遣散、反迁移、反裁员、保厂、保校、保业、保命等具体斗争”。(34)《解放战争时期的中共中央上海局》，第408—419页。随后，上海工人掀起轰轰烈烈的护厂运动，等待上海解放。

综上所述，中共在领导战后上海工人运动的过程中，革命策略受到上海政治社会环境变化、中共对战争局势的判断及其对国统区群众运动作用的认知等多重因素制约，呈现出在积极与稳健之间不断调适的状态。尽管上海工人运动亦曾面临一些困难与挫折，但整体而言，中共在工人中的组织力量日趋巩固与发展。更重要的是，中共能够根据工人、资本家的利益诉求与群体属性，以及国民党政府的政策弊端与内部矛盾，制定出恰当的具体革命策略，使上海工人运动呈现蓬勃发展之势。

二、组织起来：领导工人的革命策略

抗战胜利后，面对长期的政治压迫与现实生活困境，上海工人的阶级意识日趋觉醒。例如五金业工人颜滨在日记中写道：“劳工们猛醒了，他们已不愿在资方的压力下做个应声虫，任其剥削，任其压榨。”“劳工们为什么有这样的力量呢，没有别的，只是‘团结’二字，工人有工会，职业有职业团体，他们皆已知道个人的力量是菲薄的，唯有团体的力量，足能反抗一切。”(35)颜滨著，采金整理：《1942—1945：我的上海沦陷生活》，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401页。不过，上海工人内部因地域、技术、性别而形成的差异，仍旧是发动工运时不容忽视的现实挑战。对此，中共以建立民主工会为号召，充分利用各种社会组织网络，在逐步掌握各主要产业工会领导权的同时，使得工人群体日趋组织化。

(一)借助各种社会组织

如前所述，抗战时期，中共之所以能够重新在工人群体中发展壮大，传统社会组织发挥了重要作用。兄弟会、姐妹会、关帝会等看似是传统的、落后的民间组织，实则是上海工人面对旧中国混乱的社会秩序，为了维持生活、保护自身利益，在社会生活和经济斗争中逐步形成的互助组织。它们的出现有其合理性与必然性。(36)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海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编：《旧上海的帮会》，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4页。随着战后国共斗争日趋激烈，1946年4月，中共中央就上海工人运动特别指示道：今后与国民党的斗争“还可考虑利用过去对日本统治者斗争之经验(如利用交朋友及落后之旧形式组织)”(37)刘明逵、唐玉良主编：《中国近代工人阶级和工人运动》第13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2年，第366页。。根据这一指示，中共上海地下党不仅继续通过帮会、兄弟会、姐妹会等传统社会组织形式来获取工会领导权，培养工运领袖，而且积极创办工人福利团体、劳工夜校等新型社会组织，以便团结工人，发展基层组织。

其一，中共充分利用兄弟会、姐妹会等传统社会组织形式来发展工会。工会与兄弟会、姐妹会相互叠加，不仅使其内部的团结不断加强，而且将工会组织拓展到更多工厂；不仅有利于扩大中共在工人中的影响，而且可以维护工会权威，抵制各类流氓组织侵袭(38)上海工人运动史料委员会编：《上海工人运动历史资料·上海市四区机器业产业工会暨上海市机器重工业产业工会筹备会历史资料》，内部印行，1956年，第111—112页。。例如，1946年4月四区机器业工会成立后，中共把“所有各单位的领袖，用弟兄会的名义进一步建立了关系，部分坏蛋也被邀参加，同时也聘请他们在工会内任事务工作”。对于在四区机器业等工会基础上成立的机器、造船业联合会(以下简称机联会)，中共更是将其全部负责人，不论是中共党员、普通群众还是国民党的干部，都用传统方法组织了一个兄弟会。(39)《解放战争时期上海五金工人斗争情况》(1948年)，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藏。又如，在同时成立的法电工会内，中共将兄弟会与工会“嫁接”，在工会外围秘密组织结拜兄弟会，“第一次六十余人，积极群众占百分之八十，全部是车务部开车卖票；第二次八十余人，包括二等走狗三、四人，三等走狗二十余人，积极群众五十余人”(40)《法电工作报告》(1948年)，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藏。。

与此同时，兄弟会、姐妹会亦成为中共发展党员、拓展组织的重要途径。例如上海新裕纱厂二厂中共地下党支部建立后，积极进行建党工作。“他们采用了拜姐妹和兄弟会的方式来发展党员。兄弟会是唐星组织起来的(兄弟会中的分子大部是流氓分子和坏蛋，团结了这批人，可使他们不但不和工会捣蛋，并且还能利用他们保护工会)。拜姐妹主要是由秦月英和袁萍二人负责，这种拜姐妹是团结工人的很好的方式，党员同志也可和用这种关系跑到各人家中去闲谈，深入了解工人的情况，进一步对他们进行教育和考察，在条件成熟的时候就发展为党员。”到上海解放前夕，新裕二厂的中共党员已达25人。(41)《上海工人运动历史资料·新裕二厂工人斗争历史资料》，第37页。

其二，中共努力通过创办工人福利团体来团结、组织工人。例如，中共在掌握法电工会领导权之后，为促使法电工人团结合作，“组织群众一同来办福利事业和康乐工作”，先后创办了死亡互助金、急救贷金、司机互助会、合作社等，工会的向心力与凝聚力得到极大增强(42)《法电工作报告》(1948年)，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藏。。又如，三区百货业职业工会在1947年被国民党接收，为避免再次遭到残酷镇压，中共采取了相对缓和、隐蔽的革命策略，即发起成立各类福利组织。这不仅满足了工人的切身需求，更对动员工人起到关键作用。该职业工会中的永安公司工会就通过建立福利团体成功实现了对工人群众的领导。永安公司的各类工人福利团体主要包括：(1)娱乐类：足球队20人，篮球队20人，军乐队25人，乒乓球队20人；(2)文化类：补习学校60人，代写书信组10人，图书组20人，出版组20人；(3)福利类：洗衣互助组12人，资金互助组30人，职工合作社58人(43)《百货职员群众工作的几个问题》(1948年)，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藏。。再如，中共在英美烟草公司举办托儿所，不仅解决了部分女工的实际困难，“而且由于托儿所的工作人员自主任至保育人员都是通过党的关系介绍来的，几乎全都是共产党员，他们刻苦努力，和孩子们的家长保持了密切的关系，经常做家庭访问工作，因而团结了相当数量的一批群众”(44)《英美烟的工会组织与活动》，上海社会科学院中国企业史资料中心藏，档案号〔128〕27A-E。。

劳工夜校对于中共革命而言，更是意义非凡。鉴于教育家俞庆棠主办的民众学校和基督教女青年会创办的女工夜校在战后上海工人群体中影响较大，中共上海地下党指定唐孝纯、胡耐秋打入俞庆棠负责的社会教育处，并获得了民众学校的人事权。随后，中共“把需派进去的党员用胡、唐的名义介绍到全市民校的中心”。对于女工夜校，中共“充分利用女青年会的名义，对敌人进行巧妙的斗争和利用宗教形式进行党的工作”，“利用圣诞节、复活节等宗教日常活动来进行实际上是政治内容的宣传，因此在这些活动中，许多工人的阶级觉悟得到提高，而却未受到宗教影响”；此外，还通过“光友团契”等合法的宗教性团体来进一步组织群众。在中共的不断努力下，“很多空白工厂通过工人夜校建立了党的组织，更多的工厂通过工人夜校加强了党的力量”，“上海工会干部中有相当大一部分骨干，如汤桂芬、何彩东等沪东、沪西很多的工人干部，当初都是工人夜校的学生，并在夜校被吸收入党的”。(45)《解放前上海的工人夜校工作》，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号D1-1-1884。

在领导上海工人运动的实际过程中，中共利用各种社会组织的革命策略无疑是正确的。然而，任何一项革命策略都不可能完美无缺，中共以和平、民主、团结为口号的城市革命理念就往往与工人内部的传统社会意识有所隔阂。若欲拓展组织、推动革命，中共就必须将其活动形式与工人的社会意识对接，否则就可能水土不服。如机器业工人“多数有流氓意识，他们要吃得开，做事爽直、情愿，对他们要有真心，同时也好赌、好吃、好嫖、好打架，做事不喜扭扭捏捏，是一刮二响，他们是服帖的，而且也很讲义气，也很忠心耿耿，不会有弯曲，服妥一人是一人”。中共上海地下党工委认为，在发展组织时，党员“只要有威信，叫他做事时很有勇气，和可运用封建式弟兄会，在这产业中很吃香的，假使用文质彬彬的，他们是不会服帖的，不会欢迎的”。(46)《解放战争时期上海五金工人斗争情况》(1948年)，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藏。

此外，近代上海工人在组织帮会、结拜兄弟或姐妹时，往往以地域为畛域，彼此多有芥蒂。中共领导的部分产业工会与兄弟会联系紧密，甚至合二为一，自然亦受到地域观念影响。例如，法电工会与兄弟会互相叠加，实为一体，中共党员朱俊欣作为工会理事长，在兄弟会结拜仪式上的致词就有着明显的地域倾向。他说：“今天参加弟兄会，大都是苏北人，本人也是苏北人，苏北人数在上海占三分之一，一般上海人看不起苏北人，像敌伪时做汉奸、公司走狗等，多数说是苏北人做的，听得这种话是很气的，我们应当争一口气”，“我们应为大家服务，都是好兄弟，如任何人违反群众利益，出卖弟兄，就不是弟兄！”(47)《法电工作报告》(1948年)，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藏。

尤其需要注意的是，在中共借助各种社会组织发展自身力量的同时，各类传统社会组织的固有特性亦被带入党内，党的理念、组织严密性和党员质素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影响。例如，随着中共力量在机器业工人中不断发展，“敌人一贯的用流氓来打压、捣蛋”，仅靠兄弟会难以防范，所以中共上海地下党工委决定吸纳个别有“帮会气”的成员，以便保护工会。通过考察，沪东区工人殷志民被确立为发展对象。他有魄力、有义气，也有一些群众基础。于是，中共地下党掌控的沪东区机器业工会“有计划的培养他，发展入党内来，捧他当选了区工会的常务监事”。然而，殷志民对中共的政治理念、组织纪律完全不认可，虽然“在敌人当前的时候，他还很好的跟大家合作，来抵抗敌人”，但他争权夺利、排斥异己，沪东区机器业工会在多次劝说与教育无效后，迅即调整斗争策略，不再重用此人。(48)《解放战争时期上海五金工人斗争情况》(1948年)，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藏。

(二)掌握工会领导权

作为工人的群体性社会组织，工会在工人运动过程中往往发挥着核心作用。抗战胜利之初，国民党政府的掠夺性接收使得上海社会秩序出现混乱，中共趁势引导工人展开经济斗争，鼓励其“提出要求发解散费、维持生活费、偿金、白米等，和敌人作清算斗争”，工人阶级意识逐步觉醒。同时，中共地下党员“当工厂一停工，就在厂门口或工房里到处号召职工组织工会。大部分的工厂，当场摆起台子，登记编组，选出工人自己的代表。在非敌产的民营及外商工厂方面，组织庆祝胜利筹备委员会(以后转成工会组织)”。(49)祁华：《论上海的工会组织》(1947年5月2日)，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号D2-0-817-36。因此，工会迅速在上海各行业广泛建立起来。

中共在组织工人展开经济斗争的过程中，积极争取工会领导权。以上电为例，中共地下党员利用国民党接收官员未到、日方管理人员放手的有利时机，迅速出面发动肃奸运动，“一面用口号召，一面用拳头对付，教训了拍日本人马屁的走狗，并打了走狗工头胡友生、稽金山及舞弊克扣斤两的煤球制造承包人陆德生”。反抗情绪受到极大鼓舞的工人们，纷纷向日方管理人员要求发放解散费伪币200万元，但日方态度强硬，劳资纠纷迅趋恶化。为避免罢工引发上海全市停电，进而使得经济社会秩序陷入混乱，国民党上海党部迅即介入劳资争议，强迫资方向工人发放每人120万元伪币的解散费。此次罢工后，上电所属的发电厂、斐伦路厂、总办事处三地工人，开始分别筹备庆祝胜利委员会(以下简称祝胜会)。国民党也认识到控制祝胜会的重要性，“圈定了几个小老K(K代指国民党——引者注，下同)、工头、职员为祝胜会的筹备委员”。中共则组织工人攻击国民党“包办”祝胜会委员人选的做法，“提出以民主方式公开的选举，通过群众改组扩大祝胜会”。最终，通过选举，中共获得了祝胜会的领导权。1945年9月17日，美方接收上电(该公司战前系美资企业)。中共将祝胜会改为工会筹备会，“领导群众向资方要求调整工资、改善福利、发给慰藉金，以及承认工会的组织、同职同薪等，在斗争中，三方面筹备会的行动逐渐取得了联络一致化”，中共对上电工会领导权的掌控得以不断巩固。(50)《上海电力公司地下斗争情况》(1948年)，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藏。

为进一步掌握各行业工会的领导权，1946年4月，中共中央要求上海工委“对今天之工会政策须认识并照顾到以下几点：(1)应认识工会是一个群众组织(不管它好与坏)，非有工会不可，主要坏的把他改好”；“(2)必须照顾到经济民主化一点，且要使它真正做到”；“(3)通过工会具体研究增产办法等等”。中共中央还指出：“工会中绝对不能有宗派主义的作风(如分男的女的、新的老的、基本会员普通会员、在业工会失业工会、江北帮本地帮等等)。”总之，“今天要使党得到巩固和发展，必须争取广大群众来参加工会工作”。(51)刘明逵、唐玉良主编：《中国近代工人阶级和工人运动》第13册，第366页。于是，中共上海地下党工委根据工人群体的现实需要，公开提出工会应具备如下属性：(1)民主。不仅工会领导人“由职工民主选举产生”，而且工会开展工作时“尊重工人意见。有经常的会议制度”。(2)团结。工会内部“有着统一的团结。不分车间和部分，在业和失业，工人和职员”。(3)福利。工会“举办职工福利事业，处处关心群众利益和要求。只要合理而能办得到的，都能尽力去做”。(4)公开。“工会经济账目是公开的。工会按时向会员报告收支状况，会员有资格检点。”(5)协调。工会“建立了劳资协调的关系，实现了‘工友生活保障、老板有利可图’的原则”。(52)祁华：《论目前的工会》，《生活知识》1946年第21期。

尽管国共内战时期中共上海地下党曾经遭到国民党的破坏与镇压，但截止到1948年10月，中共仍在上海公用事业、棉纺业、机器及造船业、卷烟业的各厂工会中有较大影响力。如在公用事业各企业内部，中共牢牢掌握法电、英商上海电车公司(以下简称英电)、英商上海煤气公司的工会领导权，即便上电工会此前被国民党政府严重破坏，损失惨重，但其中下层基础仍较稳固。美商上海电话公司、英商上海自来水公司工会因国民党工运干部梁永章抵制，中共难以掌控。邮务工会方面，中共依靠与其合作的朱学范的影响力，占据了优势地位。此时，各企业内部的中共党员数量达到267人，其中上海市邮政局89人，上海电话公司5人，上海自来水公司2人，上海煤气公司5人，上海市公共交通公司筹备委员会13人，上电41人，英电23人，法电45人。(53)《最近工作情况报告》(1948年11月)，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藏。

在中共主导下，机器和造船业、丝织业逐步形成涵盖整个产业的工会联合组织。其中，因中共在丝织、毛纺、内衣三行业内党员达100余人，在丝织业工人内部有较大号召力，所以1947年5月，上海二、三、四区丝织业工人在要求解冻生活费指数的运动中，“为强调统一行动，步伐一致，在确定底薪斗争后，认识到团结的必要，遂在不断的斗争中形成了统一性的上层组织——联区会议”。中共对联区会议的领导“可以绝对占优势”。联区会议每月五日轮流在二、三、四区丝织业工会召开，“如轮到三区时，由三区事前通知召集，亦由三区主要人担任主席”。会议的中心议题是“交换每月工作会报，共商对策”。各区工会对会议决议必须“信守执行”，“不可敷衍了事”。丝织业工人对联区会议极为信任，以至其“在发生重大事件时，成为最高指挥机构”，如“在争取全市工人一致中，四区工人等往往以联区会议的决定为最后决定的”。“本区工会不照群众意见办事时，群众与群众干部往往要求召开联区会议，征求别区上层领袖商谈问题。”此外，联区会议还主办《丝织工讯》，作为舆论阵地。(54)《丝织业工作一般报告》(1948年3月)，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藏。

至于这一策略的缺点，主要是在客观社会环境与传统社会结构影响下，中共领导的各业工会某种程度上也难以独善其身。一方面，工人内部尚未完成团结统一，革命斗争客观上也使得新的分裂不断出现。“有的工会把会员分为基本和普通两种，所谓基本，实际上是工会中的积极分子，而且谁是积极在工作中会起变化的，普通也能积极，所以划分不很适当。”(55)祁华：《论目前的工会》，《生活知识》1946年第21期。另一方面，在中共掌控的工会中，部分干部呈现官僚化倾向，工人对此有所不满。例如1946年“六二三”游行后，法电工会为避免因激烈斗争而遭受打击，采取“拉资方，打击K”的策略，“主张仍缓和应付，但却忽视了群众的要求，未去考虑在必要时要进行适当的斗争，也没有考虑用其他方式(如举办一些福利事业等)以解决群众生活中某些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这样就引起了群众思想的混乱”。部分工会干部利用职权，接受资方优待，“拿小票子”，帮助亲友介绍工作。部分工会领袖日趋脱离工人群众。“有一个时期，除积极分子外，到工会来的人越来越少”，“甚至有些群众在工会黑板上写字，对工会不满意，怀疑与资方有勾结”。(56)《法电工作报告》(1948年)，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藏。极个别中共地下党员“当选为总工会理事及常务委员后，骄傲自大，不肯做事，群众骂他独裁时，他就说现在的环境不独裁不能做事。他天天赌博，弄得昏天暗地”。对此，中共上海工委特别提醒道：“要防止政治上的右倾和生活上的腐化。”(57)张祺：《上海工运纪事》，第320—321页。

三、斗争与合作：对待资本家的革命策略

作为无产阶级的对立面，资本家无疑是工人运动主要的斗争对象。然而，国共内战的特殊时空背景又使得中共为争取新民主主义革命早日胜利，而强调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民主力量，建立包括民族资产阶级在内的广泛的统一战线，并将中国革命定性为无产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同国民党代表的地主阶级、大资产阶级的斗争。正因如此，工人运动被重新定义为国统区各阶层人民反抗国民党独裁统治的第二条战线。面对此种看似矛盾的状况，中共根据上海各类企业经济属性与政治立场的差异，在处理劳资关系时，制定了不同的革命策略，呈现出斗争与合作的多重面相。

首先，对民族资本家采取既斗争又合作的策略。抗战胜利后，民族资本虽然经历了短暂复兴，但在市场萎缩、通货膨胀、政府干预的情况下终究日趋低落。“民族资本家对国民党与民争利的政策是非常反对的，但也不愿改善工人待遇，因为这是和他们的利益直接冲突的，并且为了与官僚资本及外货竞争起见，甚至于更厉害地剥削工人。”中共上海地下党工委认为：“由于目前民族工业危机的日益加深，更由于国民党用特务组织来控制工人和监视资方，使劳资双方同受威胁，所以只要我们善于争取资方，就可以孤立国民党。”(58)张祺：《上海工运纪事》，第306、307页。因此，中共采取了斗争与合作并用的策略，“在行动中，以群众力量坚决的促使资方觉悟到劳资间的许多问题，非双方自己开诚相见来解决不可。如果要借反动政府、反动势力来对付工人，工人必以坚决反抗，以牙还牙，以眼还眼，搬了石头压自己的脚，我们是强调劳资协调的，目的在争取资方从实际教训中抛弃对反动派的幻想”(59)《丝织业工作一般报告》(1948年3月)，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藏。。

例如，丝织业作为民族资本集中、中共地下党在工人内部占据主导地位的行业，中共处理劳资关系的过程生动展现了其对民族资本家的革命策略。中共依据丝织业资本家的政治态度，将其分为开明、保守、顽固三类；同时按照企业规模，将其分为大型、中型、小型三种。一是对其中“最顽固、在同业中最起作用的资本家和它的厂”坚决展开斗争。中共认为，此类资方“一般的实力最强，执同业中牛耳，社会关系与政治关系都兜得转，假使不给他本身利益上某些打击，使其知难而退，是有很大阻碍的”，所以要“加予打击，给予教训，灭它的威风，毫不客气的斗，以做到‘杀鸡给猢狲看’，孤立他们”。1947年5月，丝织业爆发工人薪资折扣纠纷，中共认为九昌丝厂资方刘庆一控制着丝织业同业公会的权力，“对付工人素向苛刻，它在同业中坚持工资要一律打六六折，操纵公会出通知各厂照六六折结账，不得超过此数，一面在本厂先压迫工人照此办法实行”，所以将其作为主要斗争目标。当九昌工人200余人开始抗议时，中共“抓住机会，动员全市工人主持援助九昌工友的行动”，“逼得刘庆一非对工人让步不可，而且使它从此不敢对工人再神气活现，否则，给他颜色看时，第一个倒霉的就是他自己”。

二是与开明的丝织业资方积极展开合作。中共对其“说明走政府路线对双方均不利，双方自行协议则二蒙其利，同时利用资方内部矛盾，争取了开明的，突破几点，即分化那些保守的资方跟顽固分子跑。对待大型和小型厂，承认实情，容许在待遇上略有参差”。如1947年6月生活费指数折扣纠纷期间，万昌、远东、美亚丝厂业务较好，担心生产受损。中共及时与之谈判，“先行个别解决，表示诚意合作的态度，这样起到了瓦解顽固者的作用”，进而号召“共济渡过难关”。

三是对走中间路线的资本家，采取打击与合作并举的方针。丝织业的一位地下党员后来总结道：“有一种资本家表面上装作开明，对工人很和善，不结怨找怪，尽是诉苦，只要群众力量弱时，就跳过来刻薄工人，骨子里调皮，我们只是看透这一点也不计较，只要你态度诚恳，我们仍以和善相见，只要解决问题。但警惕性提高，不上当，如表面上做白面孔，暗中与反动政府勾结，想暗箭伤人，我们仍要进行斗争，不放松而且揭穿他的西洋镜。我们的口号是‘恩将恩报，仇将仇报’。”

与此同时，当丝织业民族资本家面临经营困难时，中共适时放弃斗争策略，主张实现劳资两利。特别是在资方因国民党政府经济管控而利益受损时，丝织业工会试图与其展开合作，一致抵抗国民党政府的经济控制。负责工运工作的中共上海地下党领导人指出：“在政治上、经济上，反动派与资方有矛盾时，我们站在工人立场上，非但表示关心同情，并为本业前途，唇亡齿寒，要表明态度，帮资方的忙。”如1947年，丝织业同业公会因反对政府垄断人造丝的配额制度，先后前往上海市社会局、南京行政院请愿时，中共曾提议劳资共同行动。同时，鉴于战后丝织业受客观经济形势影响而日趋衰败，中共在领导工人争取经济利益时亦多有考量。“为了争取民族资产阶级在一定时期、一定程度的反蒋统一战线的革命性”，丝织业工会“在领导革命群众斗争中，对一般性的问题作了必要的让步”。例如，《工厂法》规定每星期放假一天，丝织业工会领导工人“半月放假一天，照丝织业的老规矩，逢一、十六两天休息”；《工厂法》规定每天工作时间不超过十小时，战后上海大部分企业已经实现，但丝织业工人每天工作超过11个小时。(60)《丝织业工作一般报告》(1948年3月)，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藏。当然，中共在与民族资本家合作时有自己的原则，即“在经济上吃亏一点，可以考虑让步；在政治上，只有坚持立场”(61)《解放战争时期上海五金工人斗争情况》(1948年)，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藏。。

其次，对外资企业采取斗争加利用的策略。英美等帝国主义在华企业对于工人运动“有很巧妙的手腕，很了解中国社会人情习惯各方面的情形，善于利用国民党与工人间的矛盾”。“如英电资方对工人说：我是愿意加工资的，只要市政府同意就可以；而对国民党当局说：我公司加薪会引起六大公用事业都要加，公用事业工潮又将牵动全市大波动。他们就这样玩弄手腕，同时暗地里给国民党一些经济上的小惠，以求达到他们的目的。”(62)张祺：《上海工运纪事》，第306页。中共则针锋相对，一方面利用国民党政府对社会秩序不稳的担忧和对企业经营活动控制的加强，迫使资方让步。例如1945年9月，中共领导上电工人组织工会筹备会。资方对工会“非常仇恨”，只是因为尚未与国民党合作压制工人运动，所以“在表面上不得不承认工会为合法组织，但实际处心积虑阴谋破坏工会”。1946年1月，该厂劳资矛盾因假期工资问题而激化。1月31日起，中共地下党组织了持续数日的全厂大罢工。在2月3日上海社会局举行的劳资谈判中，国民党政府因为担忧上电罢工影响上海电力供应，迫使资方让步，工人提出的大部分要求均获通过，资方还被迫让出部分经营自主权，答应召开由劳资双方参加的工厂会议，商讨决定涉及劳资关系的各类事宜。(63)《上海电力公司地下斗争情况》(1948年)，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藏；章逞：《论目前工潮中的不幸事件》，《生活知识》1946年第18期。

另一方面，鉴于外资不满国民党政府对企业的控制不断加强，中共联合资方打击国民党在企业中的势力。例如1948年1月，上海英美烟草公司答应工会在元旦前后向工人发放一个月工资作为年奖，但部分国民党工会理事为争夺工人支持，以年奖数额过低为由表示反对，意欲掀起罢工。于是资方要求吴淞警备司令部与洋泾警察局代表参加调解会议，强迫工会同意。中共则趁势接受资方要求，以此孤立、打击国民党工会势力。(64)《抗战胜利后沪厂工人运动》(三)，上海社会科学院中国企业史资料中心藏，档案号〔162〕34J6。有时候，资方为了避免受到国民党政府控制，甚至对中共地下党发起的反政府工潮采取默认态度。例如1946年3月7日，英电部分工人停驶。当国民党上海当局要求资方开除罢工工人时，资方表示，工人罢工是因为“有三工人因案被淞沪警备司令部拘办，查此事涉及本市之法令与治安，非公司范围内事”，言下之意不打算按照国民党政府的要求来处理此事。(65)《上海市政府关于处理资方呈请协助调解、镇压工人斗争事件与社会局、警察局等的来往文书》(一)，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号Q1-6-154。

再次，对官僚资本主义企业采取经济斗争的策略。国民党政府通过接收大量日伪企业等形式，建立起规模庞大的官僚资本，但是企业内部弊端丛生。“领班职员中多为亲友保荐或是上级机关硬介绍进来的，特别多的是‘饭桶’，因此在发生工潮时往往束手无策，空喊着：‘你们罢下去好了，反正是国家的，国家决不怕被你们罢穷的。’有时，这些职员为了本身的利益，也往往利用工人的力量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如今春(指1946年春——引者注)中纺公司职员在工资未调整前，时常这样说：‘我们职员工资没有你们大，我们也要罢工。’所以曾一度酝酿总请假的行动。”(66)张祺：《上海工运纪事》，第306页。根据上述情况，中共在官僚资本主义企业内部不时掀起经济斗争性质的罢工，要求提高工人薪资待遇。此举不仅满足了工人的经济利益诉求，使得中共主导的工会极具向心力，而且加速了官僚资本的经济破产。例如中国纺织公司(以下简称中纺)在上海的所属各厂，因中共积极领导工人争取改善待遇，工人收入一度达到较高水平，甚至连国民党中常委张道藩也心生不满。他抱怨道：“关于国营事业待遇纵不能做到平等待遇，也不要有人吃的太饱，有的饿饭。平一点，怨气也少一点。”(67)《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速记录》(1947年8月13日)，中国国民党党史馆藏，档案号00.1/241。

客观而言，想要将斗争与合作并用的革命策略执行得恰到好处，实际上并非易事。在国共内战时期的上海工运中，比较常见的是斗争多而合作少的情况。“对民族资本家一般未能做到‘劳资合作’应有的协调”，“资方与劳方的关系很坏”(68)张祺：《上海工运纪事》，第305页。。帝国主义在华企业亦有类似情况，劳资双方时常处于对立状态。以中共掌控的英美烟草公司工会为例，该厂工会虽然与资方建立起工厂会议制度，劳方也认为会议使得劳资双方“意见一致，免除一种隔阂与分歧”，但在与资方商谈的过程中，劳方态度往往较为僵化，甚至直白地讲：“老实告诉你们，本厂工人经过八年抗战，理智清醒了，请你们还是放弃陈旧的思想，与工会合作才是你们的出路。”当资方在会议中拒绝由厂方代扣会费时，劳方表示：“厂方今后发生任何困难，不要再来找我们。”1947年1月，上海英美烟草公司工会致函英美烟草总公司，认为“资方代表的行为可说仅是一个话筒，对于劳工的请求，按照总部的说明来响应”，要求资方更换代表，否则“我们拒绝参加这个无意义的工厂会议”。工厂会议制度最终变得形同虚设。(69)《抗战胜利后沪厂工人运动》(二)，上海社会科学院中国企业史资料中心藏，档案号〔161〕34J4-5。

四、革命与反革命：与国民党政府作斗争的革命策略

国民党政府为维持统治区域社会秩序稳定，不仅严厉镇压各类工人运动，而且依靠工福会等组织控制劳工，极力破坏中共领导的各类工运组织。中共则针锋相对，强调“以革命的两手来对付敌人的反革命两手”，通过“合法”与“非法”的形式，渗透进国民党体制之内，利用国民党内部派系纠葛，在组织经济斗争的同时，推动城市革命迈向胜利。

(一)利用合法斗争形式

面对国民党上海当局的严密控制和残酷镇压，中共强调抓紧革命时机，以合法的面貌渗透进国民党的一切组织(70)《解放战争时期的中共中央上海局》，第37页。。有亲历者回忆道：“凡有群众的地方我们就去活动，利用当时一切‘合法’的可能去进行‘非法’的活动。”“我们利用了反动团体做争取工人群众的工作。我们派人打入了国民党、‘工福会’和‘护工队’，参加国民党社会部办的社会工作人员训练班。我们的地下党员在这些反动团体里做工人群众的工作，夺取群众，使之站到我们这一边来。”(71)毛齐华：《略谈解放战争时期上海工人运动的一些情况》，《上海工运史研究资料》1982年第2期。按：《上海工运史研究资料》是上海市总工会办公室工运史研究组编辑的内部刊物。大量中共党员以合法的面貌进入国民党工运体制内，游弋于“合法”与“非法”之间，使得中共在工人内部的影响力与日俱增。

例如，法电机务部工人朱俊欣于1940年成为中共党员，抗战胜利时通过领导“九二六”罢工，被推举为法电工会理事长。为掩护身份、发展组织，朱俊欣不仅参加帮会，成为“协义社”的重要成员，1946年时还经上海市社会局局长吴开先介绍，被吸纳为国民党党员。(72)《朱俊欣谈抗日胜利后敌人的情况》(1955年上半年)，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藏。同年6月，国民党上海当局成立工福会，在各工厂组织“护工队”，意图打击中共地下组织。负责法电工运的工福会干部邵子英要求朱俊欣迅即成立护工队，并派其参加社会部组织的干部训练班。朱俊欣“慷慨允诺”，但要求将护工队的任务严格控制在“保卫工会、工厂”，以“不到外边去打架”为原则。法电护工队成立后，中共地下党成功掌握了相当一部分领导权。(73)《法电工作报告》(1948年)，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藏。

又如，在四区机器业工会基础上成立的机联会，同样通过国民党的合法身份使得中共领导的工人运动不断发展。四区机器业工会为抵制工福会干部吴英染指工会领导权，“依附了当时的劳工处处长赵班斧”。“区工会表面上类似赵班斧派系之工具了，同时我们也可以说，正因为和赵的二面工作做得有了基础，利用赵作了我们的工具，以至于我们后来会务之推进，下层工作之掩护，是起很大决定因素的。”随后，四区机器业工会向社会局提议建立机器业工人联合会，社会局“认为也可以的，所以在这次斗争上，争取合法公开了，我们马上开会筹备，定名机器造船联合会，地址设在四区机器业工会内，计有一、二、三、四、五、六区及江南，分机器、造船，拥有会员一万六千余人”。(74)《解放战争时期上海五金工人斗争情况》(1948年)，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藏。机联会成立时，社会局专员王振猷、总工会理事长水祥云、工福会代表江声均等国民党上海当局的重要工运干部均曾出席。(75)《机器造船工会全市统一组织》，《立报》1947年11月13日。中共渗透程度之深，在外人看来已经到了真假难辨的程度。

中共通过合法形式渗透进国民党体制内部，使其组织活动能够在国民党政府高压下顺利开展。例如1948年申九惨案发生后，中共决定发起申九后援会，号召工人捐款。机联会向赵班斧提出，“群众对工人压迫，表示不满，人心惶惶，各厂有异动，将事情在K面前夸张，使K有恐惧，他表示收款可以考虑”。赵班斧乃向社会局建议，“捐款可以，但不能总工会办理，影响太大，最好用没有色彩的，以个人名义代收，当时由机联与棉纺大家提名，棉纺方面提来提去提不出名单来，反推我们代为办理”。随后，由中共领导的申九后援会便以合法面貌出现，不仅召开各业后援会代表大会，更组织纺织等业六万余名工人佩戴黑纱。(76)《解放战争时期上海五金工人斗争情况》(1948年)，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藏。同时，中共可以利用合法身份获取必要情报，避免组织遭受打击与破坏。有亲历者回忆道：“加入这种组织以后，便可以事先知道反动政府何时镇压哪个工厂，准备逮捕谁，而让镇压目标的工厂和个人做好相应的准备，让将被逮捕者撤到解放区去。”(77)《1945—1949年上海工人的斗争——访问沈以行、忻全根、袁安澜》，《上海工运史料》1988年第5期。按：《上海工运史料》是上海工人运动史料委员会办公室编辑的内部刊物。

(二)利用国民党派系矛盾

1946年，国民党上海当局重建上海市总工会，并成立上海工运党团指导委员会，统一“指导”工人运动。但是，国民党内各派势力均欲染指其间。其中，陆京士控制工福会，试图构建起涵盖全上海各行业的工运组织；三青团上海支团、中统背景的劳工协进社亦跃跃欲试，试图插手工运；甚至陆京士系内部亦各自划分地盘，争权夺利。中共则以各种面貌、各种姿态出现，充分利用国民党派系矛盾，组织力量不断发展。正如朱俊欣在总结法电中共组织不断壮大的原因时所言：“由于敌人各种组织很多，这就便于我们利用他们的矛盾，掩护我们自己。起先我们只走陆京士的路，后来又走顾竹轩等的路。在敌人面前表示在好几个地方都有路道”，“这样使敌人摸不清我们底细，掩护了自己的活动”(78)《朱俊欣谈抗日胜利后敌人的情况》(1955年上半年)，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藏。。

首先，中共在发展工运组织时，以工福会、三青团、劳工协进社等各种国民党工运干部的身份出现，利用国民党内部派系纠葛，实现对工会领导权的掌控。例如在中纺十厂和十二厂，陆京士支持的范才骙派与中统背景的劳工协进社彼此明争暗斗，“二派严重对立，有尖锐斗争也有上层妥协”。在中纺十厂，中共地下党员以劳工协进社的面貌出现，掌握该厂工会理事名额的四成，另外六成由范才骙派控制。在中纺十二厂，中共则以范才骙派的面貌活动，成功获得六成工会理事名额，对立面则是劳工协进社。某种意义上说，“工会席次的分配是经过我们与K的上层谈判妥协而告成的”。(79)《最近工作情况报告》(1948年11月)，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藏。正是在利用国民党内部矛盾的过程中，中共组织不断发展。又如，上海申新纺织六厂在1947年部分中共党员被捕后，“群众情绪低落下去，工会一些爪牙在控制，当时申六是敌人的堡垒”。可是申新六厂地位又极为重要，其斗争“是能牵动整个沪东的”。为重新夺取该厂工会领导权，中共选择以姚卓与范才骙的矛盾为突破点。相关亲历者回忆说：姚、范二人“虽同属工福会，彼此间却有矛盾，我们就抓住这点，我们人数虽然只有一百多人，但不愿并给范才骙，而请姚卓领导我们，我们主要做群众工作，扩大印染部的影响”。此后，中共地下党员以姚卓为掩护，在工人内部重新获得较大影响。(80)《访叶伟民记录》(1955年4月5日)，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藏。

其次，当中共意欲组织罢工、破坏国民党政府的统治秩序时，中共地下党员即以国民党不同派系的面貌出现，充分利用各个派系之间的矛盾，将其作为发动工潮的突破点。中共上海工委把这个策略形象地描绘为：“利用矛盾来为我点火，然后我们火上加油，形成燎原之势；利用矛盾来掀风作浪，然后我们推波助澜，淹没敌人。”(81)《一年来的工作总结和今后的任务》(1948年10月)，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藏。例如1946年1月23日开始，上电爆发长达九日八夜的大罢工，虽然最终因陆京士制造“索夫团事件”而结束，但罢工之所以能够实现，是因为朱学范派作为国民党在上海工运界的重要势力，也积极主张实施罢工。“工会负责人同总办事处、电厂学派(指朱学范派——引者注)代表交换意见，征求他们对斗争的态度，学派认为非斗不可”(82)《上海电力公司地下斗争情况》(1948年)，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藏。。

再次，当各类工潮爆发后，中共利用国民党的派系纠葛，打破其高压与封锁，促使工潮的解决向着有利于自身的方向转化，促进工人运动以更大规模继续发展。例如1947年，机联会为争取上海招商局修造船厂工人的支持，积极介入该厂第二分厂劳资争议。在调解过程中，为压迫资方妥协，机联会向社会局呈文，利用了劳工处处长沈鼎与局长顾问赵班斧、第三科科长樊振邦的矛盾。沈鼎将这份呈文转给樊振邦，后者却不接受。机联会方面催促赵班斧给出回复，赵遂命沈“迅速解决”。“沈两面夹击无法，电话立刻通知厂方，约至明日来局解决”，樊振邦却特意嘱咐机联会不要让步，“要看看处长妙头”。(83)《解放战争时期上海五金工人斗争情况》(1948年)，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藏。

在中共不断向国民党内部渗透，并利用其派系纠葛持续推动革命的同时，中共地下组织也不可避免地受到国民党各类弊端影响。一方面，中共允许党员在向国民党渗透的过程中，“在不违反群众的利益下”，为他们做一些事情。这使得部分工会的活动脱离实际，甚至出现与群众利益相冲突的情况。例如在中纺十厂、十二厂，中共分别以劳工协进社、工福会的干部面目出现，虽然获得了工会领导权，但是“工作的出发点是从自己周围少数群众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广大群众的利益出发”，“那里的毛病就在眼光向上，而不是向下，以利用合法与矛盾作为自己的基本立场，而不是作为策略，把对方的反动头子和爪牙，甚至很多盲从者一体看待、一起打击，而不是采取分别争取、有轻重的打击的政策，以争取其大多数作为自己的根本政策”。此类现象在类似工会中“特别严重”。(84)《最近工作情况报告》(1948年11月)，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藏。另一方面，部分党员对国民党派系矛盾的利用往往过犹不及，忽视了利用矛盾与革命斗争的辩证关系，导致脱离工人群众的问题不时呈现。如机联会通过依附赵班斧、利用国民党派系矛盾而发展壮大，但“对下层做得不够，有了这样的上层掩护，没有大量宣传教育，做到更巩固更坚强下层组织”，“把广大有组织的群众停滞在中途，不向前推进”(85)《解放战争时期上海五金工人斗争情况》(1948年)，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藏。。最终，机联会中的中共干部因申九后援会的过激行动遭国民党逮捕，组织也被迫解散。这次失败某种意义上正是过度利用国民党派系矛盾的结果。

五、余 论

裴宜理认为，不同的上海工人有不同的政治，“技术性、半技术性和非技术性工人在地缘祖籍、性别构成以及教育、文化和适应城市生活的程度都存在差异，这种差异不仅反映在他们的思想上，也反映在他们的抗议中”(86)〔美〕裴宜理著，刘平译：《上海罢工：中国工人政治研究》，第328页。。然而上海工人在经历长期的高压统治与生活困境压迫之后，阶级意识日趋觉醒。随着中共提出建立民主、团结、公开的工会组织，并利用传统社会组织网络掌握工会领导权，上海工人日趋走向联合、统一。

例如，中共经过长期努力，在机器及造船业工人内部逐渐形成广泛的影响力。1948年8月，中共党员数量达到162人，其中“三区机器和民校62人，四区机器65人，四区、五区船厂(英联、马勒)18人，江南船厂17人”。“最大的江南造船所福利会、三区工会、四区的六个大厂工会、五厂造船业的二个工会都在我们手里”。事实上，早在1947年11月12日，上海各区机器业、造船业工会在争取底薪调整的斗争过程中，就开始尝试成立全市范围内的产业工会——机联会，地址设在四区机器业工会，会员包含上海各机器、造船业工人1.6万余名，并形成实体性的工会组织，“群众对工会负责人意见可向机联会负责人直接提出，或秘密通讯至机联会办公处，控诉事实”。机联会采取民主方式选举代表，如若工人“半数以上不满代表，可以临时罢免，有机联会代表重新监视选举，得为有效”。(87)《解放战争时期上海五金工人斗争情况》(1948年)，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藏。

机器及造船业工人在机联会的组织领导下，开始为群体利益集体反抗、一致行动。如1946年12月，永固制钉厂无故开除工人，社会局、劳资评断委员会及市政府虽一再批准该厂工人复工，但厂长马嘉镛却置之不理。针对这种情况，1947年9月7日，四区机器业工会全体代表大会议决：自9月6日起，如马嘉镛六天内不接受调解，则区工会全体会员在12日下午2时起实行同情怠工一小时；如再不见效，全市机器业将采取一致行动。工人们表示：“我们看到他们如此痛苦的情形，我感到我们自己和他们同病相怜。”在群众压力之下，永固资方被迫让步。(88)上海工人运动史料委员会编：《上海工人运动历史资料·上海市四区(沪东)机器业产业工会暨上海市机器重工业产业工会筹备会历史资料》，内部印行，1956年，第116页。由此而言，正是在中共领导下，机器及造船业工人实现了从阶级“自在”到阶级“自为”的历史转变。必须注意的是，越是中共组织力量蓬勃发展的行业，工人的自我阶级意识就愈发强烈，走向联合统一的进程也就更加迅速。丝织业、机器及造船业无不如此。换言之，中共领导上海工人走向革命胜利的过程，亦是上海工人从阶级“自在”向阶级“自为”转变的历史过程。

然而我们亦须看到，中共组织领导的工人运动，在近代中国社会经济客观条件的限制与影响下，又或多或少地面对着某种现实困境。其一，中共在利用兄弟会等传统组织形式扩充力量、开展城市革命的同时，其党员质素、组织严密性及政治理念均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部分党员对中共的政治主张缺乏认识；工会脱离群众，甚至出现官僚化倾向；工会干部开始面临腐化的危险，更受到地域观念困扰。其二，中共对资本家斗争与合作并举的革命策略，在现实执行中难以恰到好处，统一战线往往难以完全实现初衷。其三，中共党员以“合法”与“非法”的形式渗透进国民党内部之后，为发展组织，部分干部的阶级斗争理念让位于实用主义，与群众关系趋于疏离。新中国成立后，中共充分意识到官僚主义、干群关系不洽的严重性(89)参见《中共上海市公用事业委员会所属法商电灯自来水公司民主改革运动报告提纲》，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号A59-2-19。，并采取各种措施加以纠正，以便保持党的先进性及其与工人阶级的密切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