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 棉 阳

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经济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正因为如此，改革开放时期经济史具有极其重要的学术地位。由于改革开放时期的经济史与现实分界不明显，一些经济史学者把改革开放时期经济史视为现实问题，而不列入学术研究范围，从而导致改革开放时期经济史的研究非常薄弱。

经济史学的功能可概括为“三求”：求真、求解与求用。求真，即探求历史之真貌；求解，即解释经济史上各种现象的发生和发展逻辑、分析经济运行机制与绩效；求用，即从经济史中提炼经验、抽象理论以殷鉴和指导现实(1)易棉阳、赵德馨：《经济史学的发展障碍及其解除路径：基于功能—素养—学科定位视角的分析》，《中国经济史研究》2017年第4期。。“三求”回答了经济史学的三个基本问题：历史的真实面貌是什么？历史上的经济为什么是这样？经济史对现实有什么用？深化改革开放时期经济史研究，就是要深化这三个问题的研究。

第一，真实地阐述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发展的全貌，向世人提供一个真实的“中国故事”。

“史学研究的唯一诉求是求真。”(2)王先明：《史学研究的主旨在于求真》，《光明日报》2017年7月19日。梁启超认为，历史问题有大有小，但无论问题大小，都须以求真为旨归，“善治学者不应以问题之大小而起差别观。问题有大小，研究一问题之精神无大小。学以求真而已，大固当真，小亦当真”(3)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岳麓书社，2010年，第77页。。吴承明指出，经济史是“过去的、我们还不认识或认识不清楚的经济实践”(4)吴承明：《经济学理论与经济史研究》，《经济研究》1995年第4期。。所以，真实地“将过去的经济实践清楚地描绘出来并展示给世人，乃是经济史研究的主要目标之一”(5)李伯重：《历史上的经济革命与经济史的研究方法》，《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

把改革开放以来波澜壮阔的经济实践真实地展示给世人，是深化改革开放时期经济史研究的一个主要目标。具体而言，可从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面展示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实践。宏观层面是指改革开放时期的国民经济史研究。目前，赵德馨主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第四、五卷是改革开放以后的内容，但研究下限是1991年；武力主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下卷研究改革开放时期的经济史，下限是2009年；郑有贵主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用四章篇幅叙述了1976年至2012年中国经济改革的实践历程。上述三种著作是研究改革开放时期国民经济史的代表性著作。赵德馨主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内容最全面，但研究下限距今已有27年。武力和郑有贵主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在时间上距今较近，但中共十八大以后中国经济建设取得的重大成就没有得到体现。到目前为止，学术界还没有一部完整反映改革开放全过程的国民经济史论著，这样就无法形成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过程的全面认识。中观层面是指区域经济史和部门经济史研究。中国幅员辽阔，不同地区的地理位置、自然禀赋、文化背景、经济与商业基础等差异很大，各地区形成了独有的个性特征，这就导致在中国改革开放过程中出现了“一制多式”的局面，即在社会基本制度不变的前提下，在不同地区涌现出各具特色的经济发展模式，如苏南模式、温州模式、深圳模式、浦东模式、青岛模式、晋江模式等等(6)于光远：《从温州模式谈到“一制多式”》，《大公报》1992年1月28日。。深刻认识改革开放时期经济史，需要深入研究各个区域的经济史。改革开放时期的区域经济史研究非常薄弱，只有极少数省份出版了论著，如吴智文、丘传英主编的《广东现代经济史》。改革开放时期的区域经济发展史，应成为研究重点。部门经济史研究成果相对丰硕。邓力群等主编的《当代中国》丛书，详细地记载了当代中国的农业、工业等部门经济的发展状况，但该丛书成书于1999年，未能反映新世纪以来中国部门经济发展状况。汪海波的《新中国工业经济史》(第三版)探究了1949年至2015年的中国工业经济史，是目前为数不多的涉及中共十八大以后工业经济发展状况的经济史论著。陈光焱和叶青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史》、杨希天的《中国金融史》第六卷，论述了改革开放时期的财政与金融发展状况。可见，展示改革开放以来农业、工业、财政、金融、外贸、交通运输等部门经济的全貌，是学界的一大任务。微观层面是指企业个案史、村庄经济史研究。改革开放时期，崛起了许多在国际国内负有盛誉的企业，如华为、海尔、联想、格力等。研究企业个案史和村庄经济史，不仅可以展现改革开放以来的一个一个鲜活案例，而且有利于从微观视角解剖中国经济崛起的奥秘。学界对改革开放时期企业史和村庄经济史的关注很不够，鲜见此类高水平论著。一些著名企业如海尔、格力等撰写了本企业的发展史，但由于不是出自学者之手，学理性不强，充其量不过是企业宣传资料。改革开放时期的微观经济史，涉及面广，选题非常多，研究空间广阔。这个层面的研究，至今尚未破题，是改革开放时期经济史研究最为薄弱的环节。

史学以史料为基础，没有史料或史料不足，就无法实现经济史学的求真。探求改革开放时期经济史的真貌，必须系统整理改革开放时期的经济史料。目前，已出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涵盖了1949年至1965年的史料，之后的经济档案因各种原因尚未整理出版。研究改革开放时期经济史，主要依靠各种统计年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出版的重要文献选编、各类报刊所刊载的资料，这些史料确是研究改革开放时期经济史的基础资料，但远远不够，迫切需要整理出版这一时期的经济档案资料，重视撰述史料、口述史料、实物史料的收集、整理与出版，为深化改革开放时期经济史研究提供坚实的史料基础。

第二，解释改革开放时期中国经济的发生与发展逻辑，分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运行机制与绩效，讲好讲透“中国故事”。

史学既是叙述的科学又是解释的科学。荷兰历史学家安克施密特认为，历史研究除了要真实地叙述历史事实之外，“更多的是要对在这段历史中揭示出来的事实的解释”，只有对历史作出解释，才能形成“历史作品的观点”(7)〔荷〕安克施密特著，田平、原理译：《叙述逻辑——历史学家语言的语义分析》，大象出版社、北京出版社，2012年，第1、26页。。这就是说，没有解释就没有观点。经济史学家尤其注重对经济史的解释性研究。诺思在《西方世界的兴起》一书的序言中指出，“这是一项解释性研究，一份扩展了的解释性梗概”，此书的“革命性在于我们发展了一种复杂的分析框架用来考察和解释西方世界的兴起”(8)〔美〕诺思、托马斯著，厉以平等译：《西方世界的兴起》，华夏出版社，1999年，“序言”页。。在《经济史上的结构与变革》一书中，诺思再次指出，他的研究就是要“解释经济在整个时期的结构与绩效”(9)〔美〕诺思著，厉以平译：《经济史上的结构和变革》，商务印书馆，1992年，第7页。。

学界对改革开放时期经济史的解释性研究非常薄弱。林毅夫、蔡昉、李周所著的《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把新中国成立初期所选择的优先发展重工业战略作为分析的逻辑起点，认为中国为了推行优先发展重工业战略，采取了国家定价、计划配置资源、控制微观经营主体自主权的制度，这种制度安排有利于国家集中资源支持工业化，却抑制了微观经营主体的生产积极性，扭曲了价格机制，使整个国民经济陷入低效率状态。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共产党调整了经济发展战略，放松了对企业和农民生产经营的管制，激发了微观经营主体的积极性，同时放松价格管制，让越来越多的产品价格由市场决定，激发了整个经济体系的活力。这样一来，中国经济在改革开放时期取得了连续高速增长的奇迹。这本著作堪称解释改革开放时期经济史的上乘之作，但遗憾的是，这样的书少之又少。海外一些学者对改革开放时期经济史的解释抱有浓厚兴趣，出版了一些高水平论著，较具代表性的有张五常的《中国的经济制度》、科斯和王宁的《变革中国》、白果和阿格列塔的《中国道路：超越资本主义与帝制传统》等。现有研究注重从长期视角解释改革开放时期的中国经济，不是就改革开放时期论改革开放时期，这个研究视角是切合实际的，应该坚守。

深化改革开放时期经济史的解释性研究，可从三个方面入手。一是从宏观层面继续深化对中国经济发展实践的解释。譬如，经济改革的最大成果是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与西方市场经济体制相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到底有何特色？它与计划经济体制到底是什么关系？它与中国传统经济又有什么关系？二是从中观和微观层面对中国经济进行解释性研究，如中国经济改革中政府与市场关系的解释、生态与经济发展关系的解释、国有企业的改革逻辑、乡镇企业兴起与衰落的原因、财政金融体制的改革逻辑、股票市场的演进逻辑、西方式农业合作经济为何在中国难以成功、新型集体经济兴起与发展的奥秘等等。三是深化对改革开放时期经济运行机制和绩效的研究。中国市场经济与西方市场经济的运行机制不同，所导致的绩效也不相同。譬如，西方市场经济，奉自由主义为圭臬，过分强调市场调节，忽视政府的调控作用。中国市场经济则不然，既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又发挥政府的宏观调控作用。正是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结合，创造了中国经济增长的奇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探索中运行了20多年，已经形成了一套比较成熟的机制，把这套机制上升为理论，是实践留给学界的作业。

历史的真相只有一个，但对历史的解释可以多样化。诺思说：“如果我们相信对历史可以做出唯一科学的解释，那么我们不过是在欺骗自己。”(10)〔美〕诺思著，厉以平译：《经济史上的结构和变革》，第2页。对改革开放时期经济史的解释性研究，提倡使用不同的理论、工具和视角。这样，既可深化对改革开放时期经济史的多维认识，也可从对比中去伪存真，利于讲好讲透“中国故事”，利于世界更好地了解中国。

第三，从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发展史中提炼经验、抽象理论，以启迪和指导实践。

资鉴现实是研究历史的一个主要目的。梁启超说：“历史所以要常常去研究，历史所以值得研究，就是因为要不断地予以新意义及新价值以供吾人活动的资鉴。”(11)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第131页。英国经济史协会第一任会长阿什利认为，经济史研究可以“直接观察过去或现在的社会现实，并从中归纳出一般结论，以此来提出解决当今问题的方法”(12)〔美〕杰拉德·M.库特著，乔吉燕译：《英国历史经济学：1870—1926》，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21页。。与现实紧密相连，是改革开放时期经济史的最大特征。正因为如此，总结改革开放时期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经验教训，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恰如董志凯所言：“我们的研究对象，正如一个生机勃勃的英俊少年，我们要做的是更贴切地描述他的过去，总结他成长道路上的经验教训，以预示他的未来，帮助他减少一些前途的坎坷，成长得更加茁壮。”(13)董志凯：《读赵德馨主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中共党史研究》1991年第5期。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的学者很注重经验教训的总结，如赵德馨主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第五卷最后一章即为“七年改革发展的成就与反思”，从五个方面对1985年至1991年中国经济改革的经验教训进行了反思。但也要清楚地看到，学界对改革开放40多年来经济改革经验教训的总结，非常不够。而经验教训的总结，对当下的全面深化改革具有重大意义。学界在经验总结上大有可为，如处理政府与市场关系的经验教训、金融体制改革的经验教训、城镇化与工业化互动关系的经验教训等都需要深入总结。从历史中总结经验教训，正是深化改革开放时期经济史研究的一个努力方向。

经济学理论有两种构建途径：一是通过假设—演绎构建经济学理论，新古典经济学理论便是如此；二是从经济史中抽象出经济学理论，德国历史经济学就是从德国经济史中抽象出来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以欧洲特别是英国经济史为基础，正如恩格斯所说，马克思的“全部理论是他毕生研究英国的经济史和经济状况的结果”(1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37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以改革开放时期的经济实践为源头，它“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理论与中国改革开放实践相结合的成果”，“它的研究任务是揭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产生、发展和运动的规律，把中国的实践经验上升为系统化的学说”(15)张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2、6页。。从改革开放时期经济史中抽象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运用改革开放时期的经济实践检验政治经济学理论，是深化改革开放时期经济史研究的另一个努力方向。

经济史学的“三求”功能是一个“三位一体”的整体。求真是求解和求用的基础，求解和求用是求真的升华。经济史研究既不能驻足于求真层面而拒不前行，也不能脱离求真而随意求解与求用，对历史真相把握得越深刻，对历史的解释就越有说服力，历史对现实的启迪和指导作用也就发挥得越充分。从“三求”功能来看改革开放时期经济史研究，它有三大任务：一是向世人提供一部经济信史，二是对经济实践进行解释，三是从实践中总结经验、抽象理论以指导实践。以上三方面是深化改革开放时期经济史研究的路径，是新时代给学界提出的必答题。

(本文作者 湖南工业大学经济与贸易学院教授 株洲 412007)

把历史感带回国企改革的研究之中*

贾 文 娟

* 本文是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青年课题“产业转型下国企劳资矛盾协调机制研究”(2017ESH004)的阶段性成果。

中国国有企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与社会体制的物质根基，也是中国国民经济的中流砥柱。1978年以来中国国企改革的历史征程不仅反映出国家发展战略在过去几十年间的一系列重大调整，而且反映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模式在经济社会领域中的伟大实践。国企改革是一个涉及经济、政治、社会、文化诸多领域的总体性现象，对国有企业进行理论研究要求研究者摒弃先入为主的思维模式，反思脸谱化或本质主义取向的理论叙事，继而认识到国企本身及国企改革所具有的艰巨性与复杂性。

然而，国企改革研究的困难之处在于，研究者仅仅依靠阅读政策文件、档案文本很难完全弄清楚国家政策的推行过程、企业制度的变迁逻辑、行动者的互动方式以及职工的观念认知，遑论深挖国企的精神气质与改革的实践动力。这便需要研究者在掌握具体研究方法之外，还要努力培养一种独特的历史感和洞察力，即将当下、过去与未来以及微观、中观与宏观加以联系思考的能力。基于此，笔者认为需要从四个层面入手，将历史感带回国企研究之中：一是从微观层面的职工工作生活史切入，分析国企改革进程中行动者的文化观念和行为方式；二是从中观层面的制度史切入，探索相关组织制度的作用逻辑和动力机制；三是从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全局着眼，探究国企改革的政策实践；四是在了解全球政治经济发展的历史脉络上认识国企改革的时代意义。

一、在生活世界中探求国企改革的微观历史

研究历史是为了凝视曾发生过且正在发生着的变化，继而突破某种决定论的判断。从这个意义上看，不能否认中国国有企业所具有的独特性，也不能将这种独特性仅仅归因于所有制、产权结构和国家力量。自历史长河而来并向未来奔去的国有企业，代表了特定的经济气质、行为准则、实践方式与文化形态，研究者需要从人们日常的工作生活中去发现国企的复杂性，并追问社会主义体制与市场经济体制的交叠是怎样推动国有企业领域的重要变迁的。

国企职工的工作生活可以被视为一种有着独特精神气质的实践行动，并嵌入人们称之为“组织”的错综复杂的科层结构、机构关联、技术变革与人事关系。但若要深究这种影响的作用机制是什么，则不仅需要采取“厚层描述”的方法，将人们的观念与行为放入特定社会、文化环境和政治氛围中，而且需要发现那些对人们工作生活有着重要影响的关键性事件，并及时进行深入剖析。(16)李怀印等:《回首“主人翁”时代——改革前三十年国营企业内部的身份认同、制度约束与劳动效率》，《开放时代》2015年第3期。

以学界对国企改革前后主人翁精神的讨论为例。可以说，在毛泽东时代，这种精神体现为“以厂为家”，工人会通过“工厂是你的，也是我的”这种话语来表达自己对企业的朴素情感。到了市场改革时期，不少研究曾指出，面对着国企改革中出现的腐败问题，职工的主人翁精神表现为多种多样的护厂行为。这时，职工往往在诸如“国企不是我的，但也不是你的”等话语表达之下，怒斥各种盗取国有资产的行径。(17)参见佟新:《延续的社会主义文化传统——一起国有企业工人集体行动的个案分析》，《社会学研究》2006年第1期；Chen, Feng，“Subsistence Crisis, Managerial Corruption and Labour Protests in China,” The China Journal, No.7, 2000；Lee, Ching-Kwan, Against the Law: Labor Protests in China’s Rustbelt and Sunbelt.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7.时至当下，主人翁精神转变成在市场契约下的职工要求通过工资提升、福利再分配、员工持股等多种方式来共享国企的发展。可以说，主人翁精神的实质是职工对“个人—企业—国家”这一命运共同体的认知，但这种精神的具体内容和表现随着历史变迁而不断变化。从这个意义上看，在面对复杂的社会实在时，研究者需要就某个问题从具体的工作生活之中发掘出历史性的关联。

可见，第一个层面的历史感是出于对国企职工工作生活变迁之复杂性的深刻洞察。当然，对微观历史感的获得既需要进行大量档案查阅、口述史、深度访谈甚至重返田野、拜访故地，亦需要查阅学术文献，但仅限于此是远远不够的。韦伯将社会实在视为一种文化现象，并指出“这种文化生活处于普遍的、但仍然个别地形成的联系中”(18)〔德〕马克斯·韦伯著，韩水法、莫茜译：《社会科学方法论》，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第24页。。这意味着研究者在寻求因果解释时，需要将自身的生命体验与研究对象建立起价值关联，继而在时间与空间的拓展中深入研究对象的内在状态，以探究其行为背后的种种意涵(19)〔美〕麦克·布洛维著，沈原等译：《公共社会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第103—105页。。

二、从组织层面理解国企制度变迁的动力机制

如果将生活世界看作国企历史变迁的根基与土壤，那么溯源而上的研究还应思考国企内部各种组织制度的变迁。也就是说，哪些制度得到了延续、哪些制度发生了变化、哪些制度逐渐隐退等问题亦需要纳入分析之中。当然，人们总是能直观地感受到制度变化的影响，但研究者需要探讨的问题是制度变迁背后的动力机制与组织结果。

把握制度层面的历史感需要一个合适的着力点，单位制研究则能够成为这个着力点。单位制研究的旨趣主要是理解中国城市中的基层组织制度和社会秩序(20)李路路等：《市场转型与“单位”变迁——再论“单位”研究》，《社会》2009年第4期。。比如有国外学者就认为，单位制下的企业不仅是生产单位，而且是再分配单位，其中工人对国家、企业和直接领导存在三重依附关系，这就使单位内部形成了以“依附—庇护”关系和“有原则的任人唯亲”文化等构成的一系列非正式制度，继而形塑了中国城市基层社会的基本形态(21)〔美〕华尔德著，龚小夏译：《共产党社会的新传统主义》，牛津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137、183页。。之后，学界的关注点从单位制的运作逻辑转向了单位制的变迁，如指出改革开放后，单位原有的多样化功能越来越收缩为个人的职位和工作场所(22)李汉林：《变迁中的中国单位制度——回顾中的思考》，《社会》2008年第3期。；限制介入性大型国企发展出了以“内部化管理为主”的“新单位制”(23)刘平等：《变动的单位制与体制内的分化——以限制介入性大型国有企业为例》，《社会学研究》2008年第3期。；等等。

此外，学界对国企改革前后职代会作用的研究亦值得借鉴。如有研究者就指出，职代会研究的目的是探查“政行合一制”下的企业员工利益组织化的独特样式及其对于宏观和微观政治秩序的结构性作用，而不是将其视为与西方工会同等的劳工利益组织机构(24)张静：《利益组织化单位：企业职代会案例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第25页。。在此基础上，有研究者将历史制度主义视野纳入对职代会作用的分析，通过对G市A厂1949年至2010年组织的90次职代会的频次、时长、代表构成、内容等因素的分析，发现企业职代会的实践历程是由合法性逻辑与效率逻辑间的张力构成的，当企业合法性压力大时，职代会实践较为活跃，而在企业效率压力大时则较为仪式化(25)蔡禾、李晚莲：《国有企业职工代表大会制度实践研究——一个案例厂的六十年变迁》，《开放时代》2014年第5期。。这一研究表明，若欲洞察特定制度运作的真实逻辑，就不能仅靠查阅某个时期的政策文本，更需要借鉴历史制度主义的“问题意识”与研究方法：通过将研究对象置放于足够长的历史时期中观察制度实践的微妙变化，并从制度变化的关键时间节点上发现推动其变迁的动力机制。

三、从改革开放的国家征程看国企改革的经验实践

国企改革的诸多问题都直指中国共产主义文明的核心，国企改革的复杂性在很大程度上源于其与中国各领域改革之间存在着彼此纠缠、相互影响、交错推进的关系。对国有企业的深入研究，要求研究者将历史感继续拓展到民族国家发展的层面，从中国改革开放的辩证过程中理解国企改革的政策实践。

从政策变迁角度看，一般认为中国国企改革经历了四个阶段：1978年到1992年是放权让利阶段，国有企业的生产获得了相对自主性；1992年到1997年是公司制改革阶段，国企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法人实体和市场主体；1998年到2010年是股份制改造与产权制度改革阶段，国家行政权力对企业利益分配的介入受到进一步限制；2010年后是经济新常态下的深化国企改革阶段，国有企业法人财产权和经营自主权得到进一步落实。但这种“阶段论”背后更重要的问题是认识到国企改革与中国整体改革间的辩证关系。

倒逼机制是理解这种辩证关系的一个切入点，“倒逼式改革是中国改革的一大特点”(26)李友梅：《“倒逼”机制与改革开放的推进》，《探索与争鸣》2018年第9期。。将视野从国企车间移到民族国家，我们便可以洞悉在形势倒逼下国企改革所具有的无可回避的悲壮性。实际上，因关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整体稳定，国家对国企改革的推进是渐进且审慎的。譬如，在80年代，中国出于国情考虑并未效仿“全面改革”的东欧模式，而是在渐进式改革中将国企置放于受保护的内核：既通过“利改税”等政策来强健国企自身，又通过“价格双轨制”在体制外构筑起竞争性市场，通过自外而内的市场压力破除“软预算约束”的魔咒。但尽管如此，国企改革行至第三阶段仍进入了艰难时刻，尤其是1998年至2002年。亚洲金融危机后，中国银行市场化进程的加快将诸多国有企业逼入破产境地，大量国企工人面临失业危机，中国改革也遭遇阻力。然而，经历了这个“壮士断腕”的过程，中国最终确立起在深化改革之中不断探索和解决新老问题的实践路径。

可见，第三个层面的历史感要求研究者认识到国企改革与其他诸领域改革存在的复杂关系，并在对诸种关系的理解中形成对诸如职工劳动、组织制度、国企传统等具体问题更加准确的判断。

四、从世界政治经济变迁理解国有企业的时代意义

国有企业作为全民所有制经济的重要载体，既嵌入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亦嵌入世界政治经济的风云变幻。国有企业的战略定位与时代意义随着世界形势而变动。与此相随，研究者还需要从世界大势的风云变幻中洞察中国国企的时代意义。在这一维度，有三条线索值得关注。

其一，研究改革开放前的国企生产实践，需要关注美苏冷战的影响。这意味着研究者要关注中苏关系的变动对中国国有企业的实际影响，如温铁军曾将苏联对中国投资状况的变化作为理解中国工业生产从“全盘苏化”转变为“人海战术”的重要因素(27)温铁军等：《八次危机：中国的真实经验(1949—2009)》，东方出版社，2013年，第44、55页。。研究者也要关注中国国企在应对诸如效率与均等之间的矛盾、技术变迁的动力等问题的具体方法上与苏东模式所存在的差异。

其二，研究国企改革的历史进程需要关注全球资本主义模式变迁的影响。从上世纪20年代至今，全球资本主义经历了管理资本主义、福利资本主义与金融资本主义三个阶段，其中管理资本主义注重劳动与剩余价值的产生，福利资本主义注重再分配的力量与企业社会责任，金融资本主义注重资本配置与股东价值(28)参见〔美〕何柔宛著，崔航宇等译：《清算：华尔街的日常生活》，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46—68页；杨典：《金融全球化与“股东导向型”公司治理制度的跨国传播》，《社会》2018年第2期。。依此来看，90年代后的国企改革恰好处于从福利资本主义向金融资本主义的转变进程中，这种变迁与社会主义转型的碰撞对国企改革造成的实际影响亦需要在研究中得到恰当而充分的反映。

其三，研究深化国企改革的新征程，需要对当下全球化进程的转变予以关注。在80年代开启的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浪潮下，中国国企主要是从产业链低端进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主导的跨国劳动过程，继而采取弹性积累的生产方式(29)贾文娟：《双重大转型下的国有工业企业生产模式变迁》，《开放时代》2015年第3期。。但随着国有企业的迅猛发展以及“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海外投资的增加，中国国企对世界政治经济体系的影响越来越大。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国企对其他地区的多元影响以及中美贸易摩擦对国企发展可能造成的影响，亦应该进入研究者的视野之内。

综上，探索国有企业时代意义的变迁需要将企业发展状况与更广阔的全球政治经济格局变迁结合起来加以思考。而这种思考显然要求研究者打破学科藩篱，广泛借鉴人文社会科学对相关议题的分析与见解，从古今中外的综合联系中寻求对国企及其历史诸问题的解答。

五、余论

“社会科学所处理的问题关乎人生，关乎历史，也关乎它们在社会结构中的相互交织。”(30)〔美〕C.赖特·米尔斯著，李康译：《社会学的想象力》，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199页。如果将国企改革研究放置于社会科学的脉络中，那么很显然，国企改革当然关乎个体的人生际遇、中国经济社会的变迁以及社会主义体制的历史发展。正是基于此，本文所述的“历史感”并不是在研究方法意义上对档案文书、政策文件的运用，而是在方法论意义上将个体生命历程与整体社会变迁、将曾经的渴望与未来的期待联系起来进行思考的意愿。把历史感带回国企改革研究之中，要求研究者在对特定问题进行分析时，既能看到个体微观生活史、企业组织制度史，又能看到国家政策发展史与全球政治经济变迁史，并在具体研究议题中将“自上而下”与“由小见大”的视野综合起来，在对不同层面的历史进行综合判断之中，对那些“同他们所处时代相适应的根本性问题”(31)〔美〕孔飞力著，陈兼、陈之宏译：《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北京三联书店，2013年，第23页。作出掷地有声的学术回应。

(本文作者 上海大学社会学院讲师 上海 200444)

华侨华人与中国改革开放起步研究*

范 宏 伟

* 本文是全国侨联项目(17BZQK101)的阶段性成果。

中国改革开放史有太多的视角和议题可供研究，不过华侨华人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缘起和共生逻辑关系，决定了这是一个独特而无法忽视的视角。中国在经历了40年的改革开放、创造了“中国奇迹”之后，前所未有地接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实现“凝聚了几代中国人的夙愿”。这一夙愿的产生发端于近代中国所陷入的苦难与民族危机，而华侨问题则是这场危机的结果之一。19世纪中期，中国在西方列强的威逼下被迫对外开放，其中允许华工出国也成为要求清政府对外开放的条件之一。自此，大量的中国人出国，遍及海外各地，开启了“中国侨民无落日”的时代。但是，清政府国力孱弱，“内则国家渐次沦于次殖民地之悲境；外则侨胞备尝苛例禁律之虐待，如坠深谷，无法自拔”(32)济川：《革命之母》，《国民外交月报》第1卷第9期，1943年9月。。因此，华侨问题本身既是中国被迫开放的结果，又是中华民族遭遇危机的表现之一。华侨华人由此成为审视中国与外界关系以及中华民族命运变迁的最佳视角。

作为近代中国衰败危亡的受害者和见证者，华侨的命运从一开始就与中华民族的复兴息息相关。近代以来，这一群体在中国民族民主革命与现代化建设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1978年启动的这场中国巨变中，华侨华人发挥了先行者、探索者等不可或缺的作用。华侨华人介绍和引进国外先进的思想、市场经济观念和管理经验，通过侨汇、投资、捐赠、引智等方式直接参与、推动改革开放，特别是在引资、引智方面发挥了主导作用。据统计，改革开放40年来，侨商投资占中国引进外资的60%以上，侨商投资企业占外商在华投资企业的70%，引进的高层次人才95%以上是华侨华人(33)严瑜：《侨这四十年，与国共奋进(侨界关注)》，《人民日报(海外版)》2018年12月14日。。海外侨胞、港澳同胞在40年间向国内社会公益事业的捐赠累计已超过1000亿元人民币，他们的捐赠热情和数额还在持续高涨，捐赠地域和领域不断扩大，捐赠方式和主体日益多元化，对国内突发灾害和重大事件的捐助尤为积极(34)张秀明：《改革开放以来华侨华人对中国慈善事业的贡献探析》，《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18年第4期。。

华侨华人在中国改革开放40年中贡献重大，但其作用和影响在这一进程的起步期(1978—1992)尤为独特和深远，值得深入研究。这一议题的重要意义是通过另外两个独特性体现出来的。其一，改革中途停滞、半途而废的案例在古今中外都不鲜见。因此，改革顺利起步并逐渐获得不可逆转的动力与势头，正是确保改革获得成功的重要前提。中国改革开放史的分期虽然尚无定论，但是1992年在整个历史进程中的分水岭意义毋庸置疑。在此之前的试验、起步期，改革创新者与旧体制、旧思想观念和旧势力一直在进行艰苦的角力、拉锯，最终在1992年实现了质变。邓小平南方谈话和中共十四大对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明确，标志着中国改革在经历了初期激烈的争论、徘徊之后，最终越过了市场化转轨在观念和结构上的临界点，由此进入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加快融入经济全球化的阶段。(35)萧冬连：《探路之役：1978—1992年的中国经济改革》，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前言”页。其二，在改革开放的起步阶段，华侨华人的作用和角色就像能让改革者摸着过河的石头。中国的改革开放从未有过先例和模板来供模仿和学习，所以充满了不确定性、风险性和开创性。对此，中国采取了“摸着石头过河”的渐进策略。从改革开放的总体进程和演进路径来看，中国采取了由点及面、逐步推进的政策。首先以四个经济特区为试验点和突破口，成功之后再由经济特区扩展到14个沿海开放城市，随后扩大到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闽南三角地带，最后到沿江、沿边和内陆地区，形成了分步骤、多层次、逐步开放的格局。在这个逐步试验、探索改革开放的进程中，没有第一步四个特区的试水成功，就很难有稍后坚定信心、继续扩大开放的决定，而这一关键性的起步正是与华侨华人密切相关。

1978年启动的改革开放也是因侨而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在中央酝酿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国内最大的两个侨乡——广东和福建两省在1979年4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期间提出，利用侨乡的优势，放权可以“先走一步”。三个月后，经过评估，中共中央、国务院认可二者“靠近港澳，华侨多，资源比较丰富，具有加快经济发展的许多有利条件”，决定“对两省对外经济活动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给地方以更多的主动权，使之发挥优越条件，抓紧当前有利的国际形势，先走一步，把经济尽快搞上去”，并同意在深圳、珠海、汕头和厦门试办出口特区。(36)《改革开放三十年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第53页。在此后四个特区的试办和闽粤两省的先行先试过程中，海外华商扮演了关键角色。从1979年到1991年，外商对华直接投资268.85亿美元，其中海外华商投资额约为179.32亿美元，占到2/3(37)林金枝：《1979—1992年海外华人在中国大陆投资的现状及其今后发展趋势》，《华侨华人历史研究》1993年第1期。。

改革开放初期，由于中国基础设施落后、投资环境不够透明和完善等原因，外资普遍对中国改革开放缺乏信心，海外华商就成为外来投资的先行者和生力军，为中国经济建设提供了急需的资金。更重要的是，海外华商这种先行者、探路者的角色和作用对于中国继续改革开放进程意义深远。对外，在外国资本裹足不前的状况下，如果没有他们的积极因应，中国改革开放的战略将会陷入一个应者寥寥、难以为继的困境。海外华商在中国的成功实践，为随后吸引更多的外资发挥了榜样与引领作用。对内，华商投资的成功印证了闽粤两省利用“特殊政策”发挥侨乡优势的可行性与可能性，坚定了中国改革者继续前行、扩大开放的信心和决心。1987年6月12日，邓小平在会见外宾时表示，深圳特区发展取得了很大成绩，“现在我可以放胆地说，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决定不仅是正确的，而且是成功的。所有的怀疑都可以消除了”(38)《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39页。。东南沿海侨乡改革开放成功的示范作用在很大程度上缩短了其他地区改革的摸索过程，降低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探索成本(39)龙登高：《粤闽侨乡先行改革的社会成本分析》，《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01年第3期。，帮助中国完成了市场经济样本的发育成形(40)商务部研究院编著：《中国吸收外资30年》，中国商务出版社，2008年，第135页。。

中国改革开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功，华侨华人的贡献与作用至关重要。但是，对于这一结果和现象，有关研究存在两大缺陷。

第一，学界的大部分相关研究是在民族国家框架下，以中国为视角来讨论和勾勒华侨华人对改革开放的贡献。这种以中国为中心观的叙事，简单化了华侨华人与中国的关系，忽视了华侨华人的历史主体性，实际上复制了中国近现代史领域中曾被批评用于研究中西关系的“冲击—反应”模式，即中国发出号召，华侨进行因应或者至少是某些华侨有所响应(41)Shelly Chan, Diaspora’s Homeland: Modern China in the Age of Global Migration,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18, p.4.。华侨华人与中国的关系是一个双向互动的过程，“号召—呼应”模式难以全面揭示华侨华人在改革开放进程中发挥作用的动力与机制，需要更多从华侨华人的视角来研究这一群体对于改革开放的认知—反应变迁。其中，华侨华人如何认识和把握改革开放的不确定性与机遇性这两大主题，是还原双方互动过程的主轴。

其一，关于改革开放的起步，国内存在认识上的偏差和不足。从宏观上来说，华侨华人与中国改革开放的互动并非始于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拉开了对内改革、对外开放的序幕，但这并不意味着此前中国是与外界完全隔绝、铁板一块的。实际上，从70年代初开始，中国已经着手恢复与外界的互动与联系，特别是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之后。例如，1971年中央出台相关规定，依照“从宽批准”的原则恢复了对归侨和侨眷出国的审批。随后，东南侨乡大量民众出国。到1976年，福建批准出国11067人，积压待办的申请有7万多份。1972年，中国与外界关系的变化、中国国内的变化迅速引起了海外华侨华人的关注。是年初开始，越来越多的世界各地华侨华人、港澳同胞要求来华参观、旅行和探亲。为此，1972年中央批准恢复华侨旅行社总社(一些地方政府随后也根据需要成立了华侨旅行社)加以因应，成立华侨问讯处，处理华侨、归侨和侨眷的来信来访、查找亲人等事宜。从1972年开始，越来越多的华侨华人来到中国参观和探亲。例如，1971年到1977年，前往福建漳州地区的国外华侨华人就达3897人。1978年4月，李先念还专门批示相关部门要加快建设重点旅馆，特别是北京和广州，“因为进出的客人特别多，接待任务很大”(42)《建国以来李先念文稿》第4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98页。。这一时期中国通过华侨的管道与外界恢复了联系，华侨华人也返乡探寻中国的变化。尽管这些变化的力度还较为有限，但它们是1978年发生骤变的重要前奏和铺垫。

其二，1978年中国启动的改革开放产生了强烈的反响，但对于这场巨变的真实性与可持续性，国内外都仍有相当大疑虑。例如，1987年，习仲勋考察广东这一改革开放的前沿省份之后，在给中央的报告中提出有几点值得注意，其中第一条就是“不少人仍然担心党的基本政策发生变化”(43)《习仲勋文集》(下)，中共党史出版社，2013年，第1160页。。这一时期华侨华人对改革开放也多采取谨慎和观望的态度，所以初期对华投资多以“三来一补”和其他小额投资为主，具有试探性质和追求短期回报的特点。因此，改革开放初期，面对国内的这些不确定性，从华侨华人的认知角度可以更好地反观和检视改革开放政策的有效性。例如，相关归侨侨眷政策落实后，其积极影响是如何扩散、传导到他们在国外的亲属、同乡的，恢复、重拾海外华侨华人对中国的信心与支持的症结点是什么，前者最关心和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哪些改革和侨务政策、统战措施对华侨华人的冲击力最大、效果最好，哪些问题和因素又导致这一阶段华侨华人质疑改革开放的真实性，邓小平南方谈话与当年华商投资即开始暴增的关系，等等。

其三，对于华侨华人与中国的关系，邓小平曾将前者视为中国发展可以借重的“独特机遇”(44)《邓小平论侨务工作》，国务院侨务办公室，1998年，第47页。。实际上，机遇是相互的。以往的研究主要关注华侨华人对中国改革开放的贡献以及改革开放对中国自身的影响，而忽略了这一变革同样为华侨华人提供了独特的机遇，对世界造成了广泛的影响。爱国爱乡是华侨华人在中国投资的原因之一，但其本质上都还是投资者，从长期来看经济收益才是决定和影响其投资行为的根本原因。华侨华人也是改革开放的受益者，二者在此过程中实现了双赢与互利，因而才能在改革开放40年中相伴前行。这些都需要从华侨华人企业史的角度进行专题和个案研究，还原和分析华商在改革开放中的成长、发展历程，以及他们在中国的成功投资和发展是如何反哺其所在国即将中国改革开放的红利分享给其他国家的。改革开放后，一些国家对本国的华侨华人来华投资持怀疑和猜忌态度，怀疑资本外流，认为他们对当地国家缺乏认同和忠诚。华侨华人企业利用中国发展机遇获得成长、回流返利，不仅可以因应这种猜忌，而且也是在演绎当下中国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共赢共享方案的范例。

第二，对于华侨华人与改革开放的讨论和研究，多拘泥于单纯的成功史、贡献史的叙事模式。这种导向的研究又多以数据和事迹来定性描述和呈现结果，忽略或跳过了政策过程的讨论，简化了历史的完整性、全面性，导致改革开放进程中一些基本的环节和逻辑出现断裂与缺失。这种对过去的选择性解读,就不可能使我们对现在的了解更加确实(45)〔英〕S.肯德里克等编，王辛慧等译：《解释过去，了解现在——历史社会学》，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6页。。“事实上，如果人们没有首先充分认识造成各种社会现象的特殊因素以及各种现象最终形成的总体环境，人们就无法合理研究其静态或动态的情况。”(46)〔法〕奥古斯特·孔德著，黄建华译：《论实证精神》，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68页。在新中国成立后的一段时间内，由于受到“左”的思想影响，“政治运动一个接着一个，广大归侨、侨眷因为有所谓‘海外关系’或其他‘问题’，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往往受到冲击，不少人甚至成为斗争对象”，“文化大革命”“更是给广大归侨、侨眷带来了空前的灾难，使许多人蒙受冤屈，不少人被迫出走，重新去过海外游子的生活。这许多亲痛仇快的现象，严重伤害了广大华侨的感情，严重败坏了我们党和国家的声誉”(47)《习仲勋论统一战线》，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291页。。

1978年后，中国试图借助海外华侨华人的力量，首先在两大侨乡省进行改革开放，那么就面临一个无法回避的前提，即如何重塑自己在海外的正面形象，修复以往对这一群体造成的伤害，赢得国内归侨、侨眷和国外华侨华人的信任和支持。这是讨论和观察改革开放之后华侨华人与中国关系的逻辑起点之一。以往研究基本是叙述1978年之后中共采取了何种政策与措施在侨务领域进行拨乱反正，恢复和保障归侨侨眷的各种权益和利益，进而赢得国内外侨界的支持与欢迎。历史学的使命正是要研究我们所观察不到的那些事件(48)〔英〕柯林武德著，何兆武等译：《历史的观念》，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249页。，但这种由此及彼的两点式跳跃研究，略过了政策制定者、执行者与政策对象的复杂互动过程，难以总结其中的经验与教训，同时遮蔽了改革开放的艰辛曲折过程。

中国在侨务领域的拨乱反正、落实争取华侨华人政策本身就是一个困难重重、不断克服阻力的过程。1981年，十一届六中全会作出的历史决议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指导思想上完成了拨乱反正的历史任务。而在现实中，这一进程远未结束，解放思想、消除“左”的影响绝非易事。至今，中国仍有人怀念“文化大革命”，足见破除“左”的影响与束缚的难度。习仲勋在1984年曾批评说，不少人在侨务工作中“首先想到的往往还是什么‘海外关系’、‘历史不清’、‘背景复杂’等所谓的问题，因而心存疑虑，缩手缩脚”(49)《习仲勋论统一战线》，第292页。。同年，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杨静仁对当时统战政策落实不得力的原因总结为“一方面是有‘左’的影响，顶着不办；另一方面是有些实际困难”(50)《新时期统一战线文献选编》，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5年，第437页。。

困难虽然重重，但是这些举措是中国成功发挥侨乡优势、争取“三胞”(港澳同胞、台湾同胞和海外侨胞)支持改革开放的前提。初期的改革开放是面向西方的开放，旨在融入经济全球化。如何对待来自海外的华侨华人与其在国内的亲属即如何处置与外界的关系，决定着改革开放的进程与最终能否成功。所以，正如杨静仁所说：“引进先引人，引人先引心”，“政策不落实，‘三胞’不愿来”(51)《新时期统一战线文献选编》，第436页。。为此，中国自上而下，在侨务、统战、政协、政党等诸多层面不断破除“左”的重重阻力，落实对侨统战、争取的政策，推进改革开放。例如，侨房问题复杂，矛盾多，解决难度大。对此，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和部门先后出台了大量的政策、文件、通知来破解这一困局。侨房是维系海外华侨华人与中国的重要纽带，是祖脉所系、根之所在，因此侨房问题是侨务政策的重中之重，是重获海外侨心的良策。一位美国华人企业家在侨房问题解决之后，深受感动，引资24.6亿日元回乡投资办厂。(52)陈志明等主编：《跨国网络与华南侨乡》，香港中文大学亚太研究所，2006年，第195—196页。这些丰富的政策实践、案例为我们提供了理想的研究样本，亟须展开实证、个案研究，反思、总结改革开放成功的经验与教训。这也是史学工作者的职责，“历史学者最有能力做的是，使人们建立起与过去的各种联系，借此而解析现在的疑难，启发未来的潜能”(53)〔美〕乔伊斯·阿普尔比等著，刘北成、薛绚译：《历史的真相》，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第9—10页。。

(本文作者 厦门大学东南亚研究中心/南洋研究院教授 厦门 361005)

关于地方党史三卷写作中面临的几个突出问题——基于对浙江三卷试点及相关写作实践的分析

王 祖 强

当代历史和人类社会发展到哪一步，历史研究就应该跟进到哪一步。改革开放波澜壮阔、气势恢宏，是中国共产党的一次伟大觉醒，孕育了中共从理论到实践的新的伟大创造。改革开放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发展史上的一次伟大革命，推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飞跃。对于广大党史工作者来说，置身这个伟大的改革开放时代，推进改革开放史研究责无旁贷、正当其时。采用党史基本著作的形式，承继反映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反映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来组织编写反映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三卷，是推进改革开放史研究的一个重要抓手。

在上级党史部门的指导下，经过长达20余年的资料积累与准备，2014年12月，中共浙江省委在浙江省第九次党史工作会议上正式要求，突出开创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时间段历史研究，启动并有序推进全省地方党史三卷的编写工作。2015年8月，全省第一次地方党史(第三卷)编写工作会议决定，正式启动省本级三卷编写工作，并对全省的地方党史三卷编写工作作出部署，特别确定杭州市临安区、余姚市、苍南县和桐乡市作为首批试点单位，先行先试地方党史三卷的编写工作。几年来，经过各地特别是试点单位的艰苦努力，浙江的地方党史三卷编写工作取得了重要的阶段性成果。截至2018年底，全省有编写任务的92家单位，有60家已启动三卷编写工作。在这60家中，又有20家左右已开始初稿写作，其中四家省级试点单位已经全部完成初稿写作。

在推进三卷试点及相关写作实践的过程中，我们明显感到三卷编写工作在取得一些实质性进展的同时，也面临着一些突出问题和困惑。这些困难与问题的存在，非常显著地制约和影响着三卷编写工作的进度与质量。困难既存在于工作层面，也突出地存在于写作的实践层面。仅从浙江三卷试点及相关写作实践来分析，存在的困难与问题就有很多，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突出反映在以下五个方面：一是适当断限难，二是准确定位难，三是史料选取难，四是纵向推进难，五是提炼特色难。

一、面对纷繁复杂的历史进程，适当断限比较难

历史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凡事都有一个发生和发展的过程，书写历史就必然要求写出历史发展的动态感、阶段性。这个动态感、阶段性的体现，就是要对历史的发展适当断限、分段。而面对纷繁复杂的历史进程，在写作党史三卷的过程中，实际存在着适当断限难的问题，主要难在下限时间的确定与编章节点的处理等方面。

造成下限时间难以确定的主要原因在于实际存在着多种选择的考量。目前，地方党史在确定三卷下限时起码可以有以下五种选择：一是下限至2000年12月，以“九五”计划的完成和人民生活实现总体小康为标志；二是下限至2002年11月，以中共十六大召开为标志；三是下限至2012年11月，以中共十八大召开为标志；四是以地方重要会议或事件为标志来作为下限时间；五是以上级党史部门的相关要求为前提来设定下限时间。这些不同的选择，显然带来了断限上的困惑与困难。

造成编章节点难以处理的主要原因在于历史过程的复杂性。我们现在对改革开放时期大的阶段划分，也就是编的节点时间选取，大约也有以下五种判断标准：一是以改革发展的阶段性事件为标志来划分，二是以全国党代会的召开为标志来划分，三是以地方党代会的召开为标志来划分，四是以党的指导思想的与时俱进为标志来划分，五是以地方性历史任务的完成为标志来划分。选择多了，又要考虑大体平衡，困惑与困难就接踵而至。而与编的节点选取相比，章的节点选取就更加复杂。在党史基本著作中，章的设置具有承上启下的地位，十分重要。章的内容需要涉及党的领导的方方面面，设置时既需要考虑“时经事纬”的总体要求，又需要考虑章与编、章与章、章与节之间的历史逻辑和语言逻辑，难度一下子就加大了。一部党史基本著作，如果说章这个层次体现不出“时经事纬”的编写原则，就不能算是一部严格意义上的历史著述成果。如何在章这个层面体现一个地方改革开放发生、发展的历史过程，体现一种历史递进的逻辑关系，这是编写者最需要动脑筋的内容之一，所以大家在写作时普遍感觉这是比较难处理的一个问题。

面对适当断限难的问题，需要党史工作者集思广益，厘清历史脉络，分析来龙去脉，把握前因后果，照顾四面八方，这样才有可能更加直面问题，逐步克服困难。这个问题的思考与解决，可以更好地提升改革开放时期地方党史基本著作的动态感与整体性。

二、面对党史基本著作的现实要求，准确定位比较难

党史基本著作是党史研究的主要成果形式，是实现资政育人根本任务的主要载体，具有综合性、系统性、权威性等特点。编写好党史基本著作，是各级党委党史部门的主要职责。党的历史是一幅画卷，撰写党史基本著作的任务就是要呈现好这幅画卷，展现出它的磅礴气势和绚丽多彩。这就需要既呈现它的整体，又呈现它的局部和细节。也就是说，既要写好宏观又要写好中观、微观，既要合理布局又要精雕细刻，把这幅画卷完整地、生动地呈现出来。在这中间，不同层级的党史基本著作承担着不同的内容与要求。而面对党史基本著作的这些现实要求，在写作党史三卷的过程中，实际存在着准确定位难的问题，主要难在主体的确定、决策的聚焦以及背景过渡的把握等方面。

造成主体不易确定的主要原因在于写作过程中对主体的定位存在着一定程度的随意性。在目前的一些书稿中，经常可以看到一个县级单位写着写着就变成中央直管的单位了，写完中央的决策部署就直接写县级层面的贯彻落实。这样写作显然是不合适的，写作主体的定位就容易定得过高。当然，主体定得太低也不行。党史基本著作的写作素材有不少是从各个党史专题中选取的，而专题大部分是由党史部门负责组织撰写的，有的地方写作时就把主体的定位定在了部门层面，以部门的视角来写地方党史三卷，没有从地方党委的视角来看问题，这样也不行。所以，地方党史工作者要始终明白一个定位，即我们是代表地方党委在写党史基本著作，是在给一级党组织写历史。定位还有一个难点是粗细把握存在一定程度的随意性。在写作过程当中，如果资料比较丰富，内容就写得比较细致；如果掌握得不大清楚或者对这方面业务工作了解不多，内容就写得比较粗略。但党史三卷不是工作报告，不是新闻报道，而是基本著作，是重大史书，这个定位一定要掐准。正因为是史书，就一定须考虑写作需要有个前因后果，有个历史延续的问题，不要把话说绝，要留有后手。所以，这对统稿的人要求是很高的，要对这个时期的内容具有相当精准的把握。

造成决策难以聚焦的主要原因在于掌握决策过程比较难。目前，很多地方党史工作者不一定能够完全掌握核心资料，有时候对决策内容的把握就不够准确，一般决策就难以充分显现。所以我们经常会发现写着写着，地方党委这个主体就不见了，有些内容写得比较突然、生硬。党史基本著作的主语就是地方党委，主语很多时候实际上是隐含在行文里面的，但如果地方党委找不到了，所撰写的书也就不能称为党史基本著作。哪怕写政府或者相关部门的工作，我们也要让读者能够看得出来，实际上背后是党委在决策、在组织、在推动。所以党史工作者需要聚焦决策，因为决策写清楚了，党委的内容自然就会有所展开，主体也就能够得以体现。

造成背景过渡难以把握的主要原因在于对历史背景的理解还不到位。背景把握不清，但又不能不写，写多写少的确难以把握。很多党史工作者在写作历史背景时带有相当大的随意性，尤其有的基本著作采用一些交叉式写法，即交代完历史背景，然后叙述地方内容，讲完之后再加个背景，导致同一个目里有好几个地方出现背景，进而出现很多没有必要的转换和过渡，先后层次就必然显得非常凌乱。所以，背景要梳理清楚，大背景、中背景、小背景都要有所交代。但我们应该清楚，地方党委的工作不是背景，而是决策。上级的决策部署和当地当时的情况才是背景，大、中、小背景是什么，要把握准，把它们的层次体现清晰。这中间如何运用好过渡的手段，正是体现写作者的研究能力和学术素养的地方。背景难写还有一个情况，就是上级组织的决策背景有时是滞后于地方改革实践的，此时就必须适当地运用过渡处理的方法，把背景交代清楚。

面对准确定位难的问题，需要党史工作者突出体现主体，充分展示主线，反映本质主流，准确把握定位，聚焦党委决策，厘清背景情况，合理运用过渡，这样才有可能更加直面问题，逐步克服困难。对于这个问题的思考和解决，可以帮助党史工作者更好地把握改革开放时期地方党史基本著作的区域性与主体性。

三、面对浩瀚无边的历史留存，史料选取比较难

党史基本著作的生命在于真实。把史实搞准确，是党史研究最基础的工作，也是对党史基本著作最起码的要求。史实准确，主要包括所记载的历史事件的时间、地点、人物及其他构成要素要准确，对历史事实、历史人物的记叙要准确，等等。这些要求都需要写作者能够耐心收集史料，精心选取史料。而面对浩瀚无边的历史留存，在写作地方党史三卷的过程中，实际存在着史料选取难的问题，主要难在史料的获取、史料的取舍、史料的辨识以及数据的准确利用等方面。

造成史料不易获取的主要原因在于查档不易以及信息不对称。现在经常听到大家反映，查档面临的困难较大，很多文件资料不易查到。在档案部门查档时，一般要求能够先报出文件名称。这个流程很不符合写作工作的实际，研究者原本通过查阅，才能获取更多资料信息，有些资料在查阅之前并不知道直接的名称，这样也就无法涉及更多内容，更不用说获取更多资料了。还有一个麻烦的问题就是涉密。出于保密要求，有些文件资料是研究者无法查阅的。即使可以查阅，对于使用也有严格要求。所有这些情况都对史料的选取造成了较多局限。至于信息不对称的问题，也就更加普遍了。史料信息的完整，对研究者往往会提出很高要求。但由于很多研究者并非历史过程的亲历者，对一些历史事件的来龙去脉知之不多，一些研究者的史学素养不够深厚，这些问题都会局限查阅者的史料视野，不知道在其他地方也会存在某些资料；有些资料即使看到了，也实在难以发现史料的应有价值。所以，地方党史工作者需要提高对史料的敏感性。当然，收集史料也有一个相对的时间要求，不能没完没了，也不可能全部收集完了再开始编写。只能收集到差不多的程度，然后边写边收集，觉得不够再去找，统稿的时候还要坚持收集。

造成史料难以取舍的主要原因在于对史料的把握与判断。有些史料很多，同类素材重复很多，地方党史工作者往往不清楚哪个版本更加权威，难免眼花缭乱，不知如何把握。有些史料体量很大，如党代会报告就很重要，但是一个党代会报告就有好几万字，还有其他相关的参考资料，史料的价值也不一定把握准确。有些史料看上去很珍贵，但不知该放在何处，不知如何处置。由此可见，材料有个取舍的问题，首先要大量收集，但之后还有一个“丢”的过程。很多党史工作者会觉得找来的都是“宝贝”，不肯放弃，导致有时候写的内容越写越多，重要内容与非重要内容就无法看清楚，从而掩盖了党史的主流和主线。所以在史料取舍的问题上，越靠近当下就越突出，有的史料该舍弃时还是要坚决舍弃。“舍”“得”之间，总是要先“舍”才能有所“得”。

造成史料不易辨识的主要原因在于史料的复杂性。有些史料看上去似是而非，有些史料与史实并不相符。到底哪些相符，哪些不相符，考验着党史工作者的研究能力。况且档案也可能会有不正确的情况，留存的资料与历史事实会有一些出入。所以党史工作者要对史料加以辨识，否则就会形成误导，造成以讹传讹的严重后果。党史姓“党”，党史基本著作上的史实必须是真实的、准确的，但是有的真实的、准确的史实不一定会全部写进去，这显然会增加对于史料的把握难度。

造成数据难以准确利用的主要原因在于对数据的形成规律缺乏正确认识。现在许多数据出自多个部门，不同时间的数据还不一定统一，此一时彼一时，数据是不一样的。我们现在一般使用统计部门的数据，但统计部门在数据形成后还可能会有一个纠正的过程，而从事地方党史工作的研究者一般不会知道这个全过程，去比较哪个数据更准确、更权威确实存在一定难度。但有一点要特别注意，就是在写作过程中使用可以相加减的数据，一定要经得起核对，保证不出错。所以，党史工作者在使用数据时，要用权威数据，要尽量避免误差。

面对史料选取难的问题，需要党史工作者尽量收集，努力补充完善，用足用好用准，取舍有数有度，大事能够不漏，要事一定突出，这样才有可能更加直面问题，逐步克服困难。这个问题的思考与解决，可以更好地丰富改革开放时期地方党史基本著作的原创性和可读性。

四、面对历史著作的基本要求，纵向推进比较难

历史的发展总是以时间为序的。党史基本著作写作的总体要求也必然需要体现时间上的顺序和逻辑上的递进，这就要求写作时应该采取纵向推进的方法。事实上，历史的发展比研究者想象的更为丰富、复杂，特别是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的历史画卷充分舒展，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和党的建设事业交错发展。在这种情况下，地方党史三卷的写作又实际存在着纵向推进难的问题，主要难在逻辑上有序推进与过程上递次推进等方面。

造成逻辑上有序推进比较困难的主要原因在于阶段性特征的准确把握。地方党史三卷的这一编到那一编、这一章到那一章总是有一定的逻辑规定性，既需要具有一定的时代特征，又需要充分反映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和党的建设等各方面的主体内容，这些内容的集成需要体现一定的逻辑关系，使得这一编就是这一编、这一章就是这一章，而不会造成形式与内容上的错位。

造成过程递次推进难的主要原因在于过程不够清晰，甚至有时候都没有过程，过程总被隐藏起来，有时候“一目多头”，写得很丰富，但根本没有过程，只写结论。史书就应该体现过程尤其是决策的落实过程，但现在许多内容过程没有体现，特别是涉及有历史波折的过程，更是反映不出来，看起来好像都是一马平川，决策一出来结果就出来了。在我们现在编写的一些书稿中，很多是决策完了就结束了，没有写到落实的内容。有些写到了试点工作，只讲了到哪个地方开展试点，但是没有具体开展的工作，只有一个概念。有些没有写到部署，一堆工作的成绩就先写出来了。有些该是决策的内容而没有写出决策的落实过程，如党委在党代会上作出了什么决策，当地要怎么落实，但下面写的内容与此无关。有些是实践在做，但是理论上还没解决，造成有些左右摇摆。比如说治理整顿，在笔者现在看到的书稿中，大部分都看不出治理整顿的必要性和逻辑性，大部分都从中共十三届三中全会决策开始，直接写具体整顿。但实际上并不是这样的，三中全会后，治理整顿在1988年的时候并没有得到切实推开。四中全会首先解决新的领导集体问题，真正在中央全会层面上解决治理整顿问题是在中共十三届五中全会。但是现在有些研究者不知道这个背景，写治理整顿的程式就是三中全会后面把自己地方的相关内容全部跟着写了上去。可见，党史地方三卷要反映从决策到落地的全过程，要作到有机结合，而不能写得很生硬。

面对纵向推进难的问题，需要地方党史工作者专心研究“关联”，与时俱进“过程”，权威入手资料，推陈出新观点，跟进有序展开，这样才有可能更加直面问题，逐步克服困难。这个问题的思考与解决，可以更好地展示改革开放时期地方党史基本著作的阶段性与层次性。

五、面对地方丰富多彩的改革实践，提炼特色比较难

地方党史重在“地方”，突出地方性就要求能够清晰地提炼地方特色，包括固有的地方性元素以及地方在改革开放实践中所形成的特点、亮点、热点或难点。这些地方特色展示了各地改革开放的个性，彰显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历史的丰富性与多样性。而面对如此丰富多彩的地方改革实践，在写作地方党史三卷的过程中，很多地方党史工作者面临着提炼特色难的问题，主要难在特色的挖掘、特色的概括以及特色的运用等方面。

造成特色不易挖掘的主要原因在于对特色研究不深，故而无法写深、写细、写实，只能是泛泛而谈、一笔带过。党史基本著作的地方特色往往体现在一个地方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所形成的“最早”“最好”“人无我有”“人有我优”等相关内容，往往会比较充分地展现这个地方原本就具备的一些区域性或地方性的特点与优势，这些内容的形成一般会有一个历史过程，发现、挖掘这个历史内容与过程则成为展示这个特色的关键。但在写作的具体实践中，地方党史的特色内容往往存在着深入不下去的问题，一些地方性的探索不能有效展开，一些地方性的试点没有能够充分展现，一些地方性的特点没有能够进行有理有据的分析，这就给地方特色的挖掘造成比较大的困难。

造成地方特色不好概括的主要原因在于对特色的认识不清。地方特色实际上存在着层次上的不同，有的是决策层面的特色，有的是试点工作中的特色，有的是区域位置带来的特色，有的是时间节点带来的特色，在概括提炼时必须要有所区分、突出重点。决策层面的地方特色应该从决策的制定与出台入手，讲清楚具有特色的决策所特有的决策背景、决策主体、决策形式、决策内容、决策实施等情况。试点层面的地方特色应该从试点的工作过程入手，讲清楚具有特色的试点所特有的试点背景、试点内容、试点过程、试点经验、试点推广等情况。对于区域位置和时间节点所带来的特色内容也同样需要进行适当的分析、梳理和概括。但目前的写作实践，往往在这方面认识不够到位，对于关键内容往往不能展开，对于特色表述往往无法精准，因而在实际写作中就写得不够出彩。

造成特色运用不当的主要原因在于对特色把握不准。地方特色有的是显性的，一眼就能看得出来，在历史发生的时候就已经带有了地方的元素，这些特色内容一般不容易遗漏。而地方特色有的则可能是隐性的，不作仔细的研究与分析，就看不出是当地的地方特色，这就有可能被写作者遗漏。即使写到的地方特色，在运用上也存在着不同方法，有的地方特色需要突出到标题中来反映，有的可以作为正文内容，有的可以作为案例进行举例说明，而有的则可以在注释中进行补充展开。

面对提炼特色难的问题，需要地方党史工作者放眼大局全局，立足当地实际，紧跟时代步伐，立准立好重点，反复比较研究，深挖细究素材，这样才有可能更加直面问题，逐步克服困难。这个问题的思考与解决，可以更好地反映改革开放时期地方党史基本著作的独特性和多样性。

“问题是时代的声音”。我们不断提出问题就是为了更好地探求问题，我们深入分析问题就是为了更好地解决问题。写作实践中这些问题的存在，清楚地表明推进改革开放史研究尤其是组织编写地方党史三卷还有许多艰苦的工作要做。这些问题的克服，需要承担此项任务的地方各级党史工作者的长期坚守与不懈努力。为此，我们将继续按照党中央和相关部门及省委的要求，勇敢地面对这些客观存在的困难和问题，一如既往地深入研究，一如既往地试点探路，一如既往地交流合作，把握历史逻辑，明了大政方针，充实历史资料，加强专题研究，努力开创改革开放史研究特别是地方党史三卷编写工作的新局面。

(本文作者 中共浙江省委党史和文献研究室副研究员 杭州 310007)

情感史视野下的改革开放史研究*

王 凛 然

* 本文受南开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63192708)资助。

“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5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46页。作为一门人文科学，历史学研究的基础就是人和人的活动，而人是由理性和情感所构成的复杂生命体(55)情感研究中的“情感”从一开始就被定义为一个总括词，它包括所知的多种“情绪”现象以及身体过程和心理过程，“可以包括身体反应、主观感觉、认知信念等，他们共同作用于情感状态与情感反应”。参见〔加〕郝拓德、〔美〕安德鲁·罗斯著，柳思思译：《情感转向：情感的类型及其国际关系影响》，《外交评论》2011年第4期。。情绪和情感是“人对事物的态度的体验，是人的需要是否得到满足的反映”(56)《中国大百科全书》第18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9年，第196页。，“是维持或改变社会现实的能量”(57)〔美〕乔纳森·特纳著，孙俊才、文军译：《人类情感——社会学的理论》，东方出版社，2009年，第159页。，“没有情感，人们不能把握选择的效价或效用”(58)〔美〕乔纳森·特纳、简·斯戴兹著，孙俊才、文军译：《情感社会学》，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8页。。神经科学研究业已证明，情感和理性之间并非绝然对立，而是彼此间常有互动。“道”由“情”始，只要是人(群)留下的历史痕迹，大多经历过人类理性和情感的共同斧凿。马克思在研究革命斗争的参与问题时，就暗含着对革命者情感的讨论。列宁更是直接指出：“没有‘人的感情’，就从来没有也不可能有人对于真理的追求。”(59)《列宁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117页。不过，阅读史学史却发现，虽然年鉴学派创始人之一的吕西安·费弗尔于1941年就提出了“情感史”概念，但对于情感的历史研究一波三折。长期以来，由于理性处于笼罩性地位，情感被认为是历史研究中剩余的、不甚重要的因素。这直接导致了历史学家所拼接的历史图像并不十分完整，而完整性又恰是历史科学念兹在兹的追求。自20世纪60年代始，美国史学界方才重新开始将“情感”纳入研究视域。此后，一批情感史著述陆续发表，一些情感史研究机构先后设立。在情感史运用较为成熟的欧洲史领域，历史学家已然发现，如果缺失情感因素的分析，法国大革命的历史就很难被完整理解(60)参见Jan Plamper, The History of Emotions: An Introduc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5, pp.49-59；〔美〕谭旋著，孙一萍译：《情感史视野下的法国大革命》，《世界历史》2016年第4期；孙一萍：《情感表达：情感史的主要研究面向》，《史学月刊》2018年第4期；等等。。2015年，第22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在中国济南市举行，“情感的历史研究”被列为大会四大主题之一(61)《第22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议程简介》，《文史哲》2015年第3期。。经过数十年沉淀，今日的国际史学界已出现了“情感转向”，情感史研究终于迎来了“快速的发展态势”(62)Susan J.Matt and Peter N.Stearns, ed., Doing Emotions History,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2014, p.3.。

借助情感史的视野，研究者可以了解历史中的情感如何影响了历史中的决策、如何触发了历史中的行为，而这些决策、行为及其影响下的社会嬗替又导致了怎样的情感演化，“情感史阐述了自我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以及人类感知、动机和行为的来源”(63)Frank Biess et al., “History of Emotions,” German His-tory, 28.1(2010):67-80.。概而言之，情感史研究不仅将情感作为一种态度体验和需求反映，而且将其历史化，实现了史学研究视野的扩大。一般认为，横向上的研究视野扩大和纵向上的研究时限延展都表征着史学研究的新突破。现在看来，改革开放史研究的兴起无疑已成为中国历史学的重要学术增长点。但目力所及，学术界还鲜有从情感视角切入的改革开放史研究成果。事实上，无论是改革开放中的重大历史事件、党和政府的工作方式方法还是人民群众的日常生产生活，都可能含有不应忽视的情感因子。研究者有必要思考情感如何参与了40年的改革开放历史进程？情感经历了怎样的历史演进？情感与外部环境之间构建了怎样的联结？这些问题均待改革开放时期情感史研究加以缕析。笔者认为，改革开放时期情感史就是研究1978年以来中华人民共和国时空范域内情感参与、情感工作、情感演化以及情感与社会之互动关系的历史。毫无疑问，情感史研究可以加强改革开放史研究的整体性并使其具有更高的学术价值和资政价值。

改革开放时期情感史需要研究情感参与的历史，“研究情感的作用是一个历史学问题”(64)〔美〕谭旋著，孙一萍译：《情感史视野下的法国大革命》，《世界历史》2016年第4期。。例如，70年代末80年代初公众层面的情感在改革开放各项政策过程中就发挥了一定的参与作用。时任广东省委书记习仲勋回忆这段历史时说：“当时广东省委的同志分头到各地去调查研究，深感三中全会精神传达贯彻后，农村形势一片大好，广大干部、群众心情舒畅，‘稳定，高兴，充满希望’——这就是当时形势的概括。”(65)《习仲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第480页。相关的心理学理论也认为：“对于任何时代的大多数人来说，获得、保持、恢复快乐是他们做所有事情的内在动机。”(66)〔美〕戴维·迈尔斯著，黄希庭等译：《心理学》，人民邮电出版社，2013年，第476页。在这一时期的史料中，出现频度极高的多是“心情舒畅”“满意”“高兴”“充满希望”等由“快乐”派生出来的情感性表达(67)斯宾诺莎认为，情感分为“快乐、痛苦、欲望, 和一切由这三种情感组合而成的情感”，“以及从这三种情感派生出来的情感”。参见〔荷〕斯宾诺莎著，李健编译：《伦理学》，陕西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53页。。又如，时任四川省南充县委书记康咸熙回忆当年在乡村推行改革时说：“过去对双包顾虑重重，现在迎刃而解。中央文件指出‘包产、包干都是责任制形式，允许搞’，真是大快人心，农民高兴。两个长期不变，农民特别满意。”(68)《改革纪事》，中国文史出版社，2011年，第102页。情感传导动机，动机传导行为，行为影响历史，“换言之，情感、特别是公众层面情感的激发和波动，影响了历史的进程”(69)王晴佳：《为什么情感史研究是当代史学的一个新方向？》，《史学月刊》2018年第4期。。邓小平曾指出：“农村搞家庭联产承包，这个发明权是农民的。农村改革中的好多东西，都是基层创造出来，我们把它拿来加工提高作为全国的指导。”(70)《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82页。这些公众性情感既由中央和地方的政策所激发，也转化为人们的动机和行为，从而巩固或加速了改革政策的创发、批准与执行。精英群体的情感在这一历史过程中也具有重要作用，如深圳、珠海、汕头等经济特区的创建就离不开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聂荣臻、习仲勋、杨尚昆、谷牧等杰出政治家们“杀出一条血路来”“拼老命我们也要干”等昂扬情感的推促(71)李岚清：《突围——国门初开的岁月》，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第88页；《习仲勋传》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456页；《谷牧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313—331页；等等。。实际上，不只是农村改革和创立特区，在包括对外开放中的“三来一补”、经济调节中的集贸市场、1998年的抗洪抢险斗争、2008年的汶川特大地震抗震救灾、北京奥运会等改革开放时期重大历史事件中都有着广泛的公众与领袖之间的群体性情感共振。当然，情感史研究不能满足于对过往情感的确认性和描述性研究。研究者不仅需要考察人们在具体历史事件中所经历的各种情感，而且要具体分析这些情感在上述历史事件中所占有的分量、扮演的角色、产生的原因以及不同地区、不同群体对不同情感的体认程度、影响。

改革开放时期情感史需要研究情感工作的历史。哈佛大学教授裴宜理在相关研究中指出:“中国的案例确实可以读解为这样一个文本，它阐明了情感能量如何可能(或不可能)有助于实现革命宏图。”(72)〔美〕裴宜理著，李寇南等译：《重访中国革命：以情感的模式》，《中国学术》总第8辑，商务印书馆，2001年，第99页。这一论断提出了之前在中共党史研究中可能被长期忽略的一个重要问题，即情感或带有情感的工作方式在促进群众的情感认同上起到了怎样的作用以及如何加强了中共的工作效能。笔者的相关研究发现，在1949年天津接管过程中，中共就曾通过情感工作强化了市民群体对新政权的认同(73)参见王凛然：《革命与认同：1949年中共对天津的接管》，《党史研究与教学》2014年第2期。。改革开放后，针对部分党员中出现的群众感情淡薄问题，中共更加强调党员“带着感情做群众工作”“增进与人民群众的感情”的重要性。2004年，《人民日报》发文指出“这个情”是“对人民群众的无限深情，领导干部尤其应当对人民群众充满感情”，并要求各级党员领导干部警惕“感情缺乏症”(74)《警惕“感情缺乏症”》，《人民日报》2004年7月26日。。2013年，习近平在甘肃考察时强调“要褒奖和重用对群众感情真挚、深得群众拥护的干部”(75)《对群众要有真挚感情》，《中国组织人事报》2013年6月7日。。历史研究是关注变化的研究，更是对经验的总结。研究改革开放时期情感工作史，就要分析这一时间段情感工作的形式、动力、内容、效能的衍化以及这些衍化背后的结构性因素。这种考察既需要大样本分析，也要有针对性的正、反两方面的个案呈现。

改革开放时期情感史需要研究情感自身的历史。情感不仅参与了历史，而且“情感自身有其历史”(76)Susan J.Matt and Peter N.Stearns, ed., Doing Emotions History,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2014, p.2.。根据马克思主义原理，“由于人是社会生活的产物，是历史的产物，所以人的情感问题应从历史的观点提出：人的情感在反映社会存在的同时在人类社会生活变革过程中是如何发生变化的”(77)〔俄〕П·М·雅科布松著，王玉琴等译：《情感心理学》，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14页。。概而言之，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情感，情感受到社会结构的支配。改革开放是一场宏大的社会变迁。情感史理论认为：“随着社会的变迁，情感自身也会发生演化。”(78)Nicole Eustace et al., “AHR Conversation: The Historical Study of Emotions,”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117.5 (2012): 1487-1531.例如，由于城市化的推进，改革开放时期出现了大规模的城乡人口流动，产生了农民工群体。从偏同质化、“熟人社会”的乡村进入强流动性、偏异质化的城市社会，农民工的情感表达和情感体验也会表征出相应变化(79)如2004年浙江省的一份调查显示，在20岁至 40岁年龄段的外来打工者中，“感到寂寞孤独”的占90%，“难以适应环境”的占65%，“担心受欺负”的占48%，“为感情困扰”的占35%。参见《调查显示90%外来农民工“感到寂寞孤独” 农民工心理健康问题已成为一个不容忽视的社会问题》，《新华每日电讯》2004年2月21日。。再如，由于市场经济转型、贫富差距扩大等原因，以“红眼病”为代指的妒忌性情绪在社会上有所弥散。从1983年1月20日《先富起来的人又有新苦恼：政策有保证，只怕“红眼病”》至2014年10月9日《群体“红眼病”，使不得》，《人民日报》在30余年间共刊发了200余篇与此类情感有关的报道。无论是“寂寞”还是“妒嫉”，情感史研究者需要深究这些情感是在哪些时间段由哪些群体所生发，之后又发生了何种从形式到强度的流变，且这些流变的情感如何溢出或固守于本群体边界，并对社会稳定、结构调整与群众的情感认同造成了何种程度的反馈，政府对此又是如何感知与因应的，等等。

新的研究视野意味着新的研究对象，新的研究对象也往往标示着史料样态和研究方法的新向度。坦率地说，相较于传统史学领域，情感史在史料层面面对着更具挑战性的可操作性问题，呼唤更为多元且开放的研究方法。“我们应该清楚，我们只能处理表达出来的情感——通过口头或书面语言表达，通过音乐或视觉材料表达”(80)Frank Biess et al., “History of Emotions,” German History, 28.1(2010):67-80.。当然，研究者仍然应该重视档案、报刊等传统史料。改革开放时期报刊出版发行的几何级增长大大便利了从传统史料中搜集和整理情感史的信息。日记、信件、回忆录、口述史等更易流露出情感因子的史料应是重点搜集对象。视听史料(如照片、影像、录音等)因其所披露的关于情感的信息更具直观性、外显性和立体感，理应获得重视。研究者还要高度关注心理学、社会学、神经科学等学科的已有调查研究成果。改革开放后，中国各级心理学研究和实务机构做了大量的情感调查，积攒了较为丰富、较长时段、包含不同人群多维情感的描述性统计数据资料(如PAD、SCL-90等情绪量表)。由中国社科院和部分地方社科院分年度连续发布的系列出版物《社会心态蓝皮书》也涉及相当部分的情感材料。近年来，民国时期社会调查资料的大量发现、整理和汇编，为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打下了很好的史料基础。同理，上述情感调查资料亦可在一定程度上作为改革开放时期情感史史料的重要资取对象。史学史显示，历史研究的进步有时是通过史料倒逼史学方法的方式实现的。在如此多样态的史料面前，单一运用传统治史方法研究改革开放时期情感史可能会力有不逮。更重要的是，在某种程度上，正是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进步才使情感史研究成为一种可能(81)Stephanie Olsen and Rob Boddice，“Styling Emotions History,” Journal of Social History, 51.3 (2018): 476-487.。因此，情感史研究者应善于学习和借助神经科学、情感心理学、情感社会学、情感人类学等多学科方法。例如，研究者可以使用计算机和相关报刊数据库，运用社会学方法，对情感信息进行编码和分类，从中观察出一个历史时段内社会主流情感的变动及其在历史进程中的参与度；可以运用作为心理学元分析技术的“横断历史分析法”，揭示感情变量随历史演进的变化趋势及其与社会变迁的关系(82)辛自强、池丽萍：《横断历史研究：以元分析考察社会变迁中的心理方法》，《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08年第2期。。当然，在情感史研究的跨学科方法问题上，研究者须“使方法体化于史料之内，史料融解于方法之中”(83)翦伯赞：《史料与史学》，北京出版社，2005年，第86页。，锚定于历史学“求真”“求实”的研究目标和宏观的历史背景、逻辑，站稳历史学学科本位，防止研究的“碎片化”。

综上所述，情感史研究是对理性视角的重要补充和丰富。改革开放时期情感史研究应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对已有的多元化与多流派的情感史理论与方法作出批判性借鉴，在沉潜于中国情感史史料的过程中，努力建构符合中国历史实践的情感史理论方法。马克思指出：“人作为对象性的、感性的存在物，是一个受动的存在物; 因为它感到自己是受动的，所以是一个有激情的存在物。激情、热情是人强烈追求自己的对象的本质力量。”(8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11页。改革开放是中共领导亿万人民所开创、充满热情和激情的一次伟大革命，通过情感史视野，研究者不仅能够看到改革开放以来GDP的增长、社会结构的优化、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等，而且能够描绘出这一大时代中个体的喜怒哀乐，揭示不同群体情感的流变以及这些流变与历史演进的交互性。情感史可为改革开放史研究提供新维度、新史料、新方法，为更为完整、立体且深入地梳理改革开放历史提供支持。作为史学前沿领域，改革开放时期情感史研究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理应获得党史学界的重视与实践。

(本文作者 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暨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副教授 天津 300350)

身体史：改革开放史研究的新视角*

唐棣宣 吴光会

* 本文是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党内政治生活的发展历程及其经验研究”(17BDJ052)的阶段性成果。

在人类漫长的历史长河中，身体从来就没有缺场过，历史痕迹始终镌刻在人的身体之上。因此，身体从某种意义上讲是历史的身体。从20世纪七八十年代开始，世界史学界革新传统思维方式，将对身体的认识提高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历史研究出现“身体转向”的学术趋势。在此影响下，大陆史学界特别是中国近代史学界亦开始高度重视身体史研究，试图以“身体”为视角分析政治变革和社会变迁，涌现出了部分影响较大的研究专著，如葛红兵和宋耕的《身体政治》、杨念群的《再造“病人”：中西医冲突下的空间政治(1832—1985)》和曾越的《社会·身体·性别：近代中国女性图像身体的解放与禁锢》等。这些著作以身体器官、疾病身体和女性身体为研究主题，深入探讨了身体与权力、身体与社会的互动关系，推动了中国身体史研究的蹒跚前行。在台湾地区，为身体史研究摇旗呐喊且影响比较大的学者，当属东海大学的黄金麟。他于2001年、2005年和2009年先后出版身体史研究三部曲：《历史、身体、国家：近代中国的身体形成(1895—1937)》《政体与身体：苏维埃的革命与身体(1928—1937)》《战争、身体、现代性：近代台湾的军事治理与身体(1895—2005)》。这些身体史论著以现代性为考察中心，会通社会学、政治学、军事学和历史学，深入讨论了中国近现代史上国家与身体、政权与身体、军事与身体的复杂关系，对身体政治史和身体社会史研究作出了实践探索和范式构建。

面对身体史研究这股强劲学术潮流，党史学界却表现得较为沉静，仅有少数研究者对这一课题给予关注，如满永《革命历史与身体政治——迈向实践的中共历史研究》、崔一楠等《人之再造：土改运动中的身体政治——基于川西北地区的考察》和杨豪《身体的革命与革命的身体——以华北解放区翻身运动为中心的考察》等。这些文章将身体置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中，揭示革命与身体之关系的多重面相，对中共身体史研究进行了大胆的实践示范，为促进党史研究的“身体转向”注入了活力。当然，不管是回应学术研究的时代潮流还是深化党史研究的现实诉求，都需要以身体史的视角来透视改革开放，讨论身体在改革开放中的流变及其社会意义，揭示改革开放与人之身体的复杂关系，从而推动改革开放史研究向纵深发展。

任何一项崭新研究领域的开辟，首先需要对它的本体论有深刻的认识和把握。因此，厘清何谓身体史是开展相关研究的前提条件。由于身体史属于国际研究前沿，涉及多学科领域，学术界对身体史的定义众说纷纭，尚未形成一致的认识和表述，如有学者从广义层面定义身体史，认为凡是人的“身体”的变化、生成皆属其研究范畴(85)周洪宇、李艳莉：《教育身体史：教育史学新生长点》，《教育研究》2017年第1期。；有学者从狭义角度指出：“身体史，确切地讲应该称之为身体文化史，主旨是以‘身体’为视角来考察社会、文化与政治的变迁，以及‘身体’本身的演变对当时人与当下的意义。”(86)刘宗灵：《身体史与近代中国研究——兼评黄金麟的身体史论著》，《史学月刊》2009年第3期。笔者更倾向于从狭义的角度界定身体史的基本涵义，因为身体史研究从本质上讲属于“新文化史”研究的重要分支之一，研究议题以文化理路为分析框架，从底层和微观角度探讨身体的生成、演变及其对于社会的意义。有鉴于此，改革开放时期的身体史研究，就是研究改革开放条件下普通民众的“身体”的生成、演变及其与政治、文化和社会的互动关系。需要特别强调的是，身体史研究的“身体”是具体的、历史的人的身体。对此，马克思有过精辟论述。他在批判18世纪自然主义和黑格尔“绝对精神”的基础上指出，在人类历史上，人虽首先以自然物为存在前提，但他是一种能动的自然存在物，即“有意识的生命活动把人同动物的生命活动直接区别开来”(8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56页。。他还进一步解释指出，人创造环境，环境也创造人，人们在交往中结成的“社会关系实际上决定着一个人能够发展到什么程度”(8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第295页。。也就是说，人的有意识、有目的的活动始终是以一定的社会结构和生产交往为前提条件。法国历史学家布洛赫也曾有过类似的认识，“历史学的对象本质上是人。更准确地说，复数的人。单数容易导致抽象化的理解，复数是表达相对性的语法形态，它更适合于关于多样性的科学”，所有历史“都是从人类集体需要中产生的行为，它们只有在特定的社会结构中才有可能产生”(89)〔法〕马克·布洛赫著，黄艳红译：《历史学家的技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46、45—46页。。换言之，身体史研究之“身体”是一种有意识的、群体的人的身体，也是一种文化的、被建构的人的身体。正因如此，改革开放时期的身体史研究应以现实社会中的“人”的身体为本位，即以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经理人员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办事人员阶层、个体工商户阶层、商业服务业员工阶层、产业工人阶层、农业劳动者阶层、城乡无业失业半失业者阶层的身体为本位，研究他们的身体如何受到历史、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多重因素的影响。强烈的“问题意识”是身体史研究的显著特征。因此，改革开放时期身体史研究应特别关注农民、知识分子、大学生和妇女等阶层的身体以及时代先锋、劳动模范和道德榜样等群体的身体，研究他们的身体是如何被政治意识形态、社会文化、历史传统等建构起来的，探究他们的身体与时代、国家、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

身体史研究作为一项复杂工程，涉猎内容纵横交错、包罗万象。有学者根据身体形态把身体史研究划分为世界身体、社会身体、政治身体、消费身体和医学身体等五大研究领域(90)〔美〕约翰·奥尼尔著，张旭春译：《身体形态——现代社会的五种身体》，春风文艺出版社，1999年，“编者的话”第1页。。有学者从系统论角度把身体史研究划分为身体器官史、器官功能史、生命关怀史、身体视角史及综合身体史等五个层次(91)侯杰、姜海龙：《身体史研究刍议》，《文史哲》2005年第2期。。还有学者提出，身体史研究可以借鉴身体社会学与身体政治学等理论架构，开展身体社会史和身体政治史等研究(92)刘宗灵：《身体史与近代中国研究——兼评黄金麟的身体史论著》，《史学月刊》2009年第3期。。当然，任何一项研究都不可能也不应当简单照抄照搬他人的研究模式，而是应立足于具体研究对象，展开有针对性的研究。改革开放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的一场新的伟大革命，包括对内改革、对外开放两个层次：改革是全面的改革，即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以及其他领域的改革；开放是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即同世界各国、各地区进行广泛合作和深度交流，坚持把“引进来”同“走出去”相结合。改革和开放相辅相成、相互促进，推动了中国社会结构的深刻变革，实现了思想观念的极大解放。基于此，改革开放时期身体史研究大体可以划分为身体器官史研究、身体政治史研究和身体社会史研究三个层次。

第一，关于身体器官史研究。经过漫长的人类发展，人的身体器官已不是单纯生物意义上的器官，而是具有社会和文化涵义的“器官”。从某种程度上说，研究改革开放时期的身体器官史就是研究身体器官的社会和文化内涵。在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中，人们的身体器官发生的最引人注目的变化是他们的发型和性行为等。通过对底层民众的发型和性行为等方面的研究，就可以了解他们的思想观念变化。具体来说，研究20世纪80年代出现的发型如女性烫“波浪卷”、男性烫“爆炸头”，就既能深入把握改革开放初期底层民众的价值观念和审美情趣的变化，也能够洞察他们的自我意识觉醒以及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调整。

第二，关于身体政治史研究。身体政治史聚焦政治与身体的关系，将身体置于历史变迁中加以考察，探究政治调控与塑造身体的技艺。改革开放时期的身体政治史研究应着重考察社会结构变迁中的身体政治化进程，力图从身体史反观改革开放产生的社会影响。其中，国家政治对农民、知识分子、私营企业主以及特殊“政治人”等群体的塑造，是改革开放时期身体政治史研究的重点。比如，通过对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基层村民自治等方面的研究，可以分析农民对中共政策的认识和情感，透视国家是如何调控和塑造农民的身体的。通过对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等问题的研究，可以解码知识分子与国家政治之间的微妙关系，探讨政治关系是如何改造和构建他们的身体的。通过对私营企业主成长史的研究，可以分析私营企业主由经济身体转向政治身体的转变逻辑，透视政治身体生成和演进背后的影响因素。时代先锋、劳动模范和道德榜样的身体也是改革开放时期身体政治史研究的重要课题。总之，研究者可以将这些群体的身体置于改革实践之中，观照“人之再造”的时代诉求，探寻历史、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对自然身体的建构意义。

第三，关于身体社会史研究。身体社会史研究以日常生活中人的存在和身体境遇为终极关怀，探寻社会变迁与身体的复杂关系。改革开放促进了中国社会阶层结构的深刻变革，其中尤为引人注目的是产生了一个庞大的农民工群体。以身体社会史的视野和方法剖析农民工的身体，能为深化改革开放史研究提供广阔的创新空间，特别应关注农民工的“肉体身体”与“社会身体”之间的矛盾与冲突，理解现代性规训下的“两栖人”的身体境遇，探寻实现人的自由和解放的道路。改革开放极大地摧毁了封建传统对中国女性的束缚，女性社会地位得到空前提升。因此，改革开放时期身体史研究理应把女性身体纳入视野。改革开放女性身体史研究应围绕“性”、“情感”和“审美”等主题开展，分析她们的“肉体身体”“情感身体”“审美身体”等与现代性的多重纠葛，从历时性角度审视女性身体生产中的主体建构问题。比如，研究改革开放条件下的美容、减肥等时尚，就能深刻了解女性身体被建构成一大消费文化主体的情形，进而把握审美现代性对于女性身体的调控和塑造。

身体史研究属于国际前沿学科。推动改革开放时期身体史研究首先应从世界范围内的身体史研究成果中汲取营养，切实把握身体史研究的基本范式。身体史研究主要分为身体哲学、身体史和身体社会学三大研究领域。基于此，研究者要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对这些领域的研究成果进行批判和吸收，努力把握其“问题意识”，借鉴其理论技艺，进而为推进改革开放时期身体史研究提供坚实的学理支撑。“身体的主题总是处于历史、医学、人类学、艺术、哲学、宗教、政治、种族、性别和经济的交汇处”(93)杜丽红：《西方身体史研究述评》，《史学理论研究》2009年第3期。，这表明身体史研究属于跨学科的综合研究，涉猎的学科包括生理学、心理学、哲学、人类学、历史学、社会学和政治学等。研究者理应重视这些学科理论知识的学习，在广泛借鉴和运用其理论和方法的基础上，不断推动改革开放时期身体史研究向纵深发展。此外，在5000年人类历史发展长河中，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创造了辉煌灿烂的古代文明，形成了丰富、多元的人本身体思想。在近代中国百年历史中，以孙中山、毛泽东等为代表的革命领袖，立足世界潮流和中国实际，在推动民族振兴、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的征途上也提出了大量的革命身体思想。因此，研究者还应重视对传统身体思想、革命身体思想等资源的深入挖掘，做到古为今用，不断增强改革开放时期身体史研究的本土化学术表现力。史料是史学研究的物质基础，也是形成史论、史观的重要载体。因此，推动改革开放时期身体史研究要高度重视史料的搜集和整理工作。研究者应按照史学研究的规范，重视档案文书、资料汇编、文选文稿、年谱传记、报纸杂志、文史资料、地方志、田野口述等史料的搜集。然而，“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94)陈寅恪：《陈寅恪集·金明馆丛稿二编》，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第266页。。因此，研究者还应重视改革开放条件下人物和事件留下的器具、服饰等实物史料以及影像、小说、散文、歌曲、雕塑、画报、书法等文艺资料的搜集。比如，《人民画报》《民族画报》《上海画报》《四川画报》等就能为改革开放身体政治史研究提供形象生动、原汁原味的史料来源。总之，研究者只有不断解放思想，以海纳百川的胸襟对身体史研究成果加以汲取、改造和创新，善于挖掘新史料，注重旧史料的新解读，才能有助于改革开放史研究的推陈出新。